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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美好

 

《美好的七年》
作者:[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译者:方铁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3

与典型的“美好”相去甚远,是一种饱含同情心和幽默感、既不躲避又不去美化的独特视角下的“美好”。

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以迅捷、轻逸、充满智性及幽默感的短篇小说见长。他的短篇常常只有数千字,却具有惊人的能量和爆发力。在《约瑟夫》(收录于三年前出版的《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凯雷特描述了一场发生在以色列咖啡馆里的人体炸弹恐怖袭击。“恐怖袭击中,人无关紧要;归根到底,恐怖袭击只跟角度和距离有关。”凯雷特写道。

埃特加·凯雷特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美好的七年》——他自己称之为回忆录——同样始于一场恐怖袭击。在产科病房外等待妻子分娩的他,恰好碰见遇袭的伤员被纷纷运进急症室。“我妻子的宫缩也减缓了。”他写道,“可能甚至连孩子都觉得整个儿生产的过程相形之下没那么要紧吧。”

《美好的七年》贯穿着生死:这七年,始于儿子列维出生,终于罹患舌癌的父亲之死。得知病情后,豁达的父亲选择进行复杂的手术摘除舌头及喉咙。“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而那时,凯雷特留起了小胡子,因为“小胡子不仅仅是转移话题的好道具,还是出色的气氛调节剂”。在《美好的七年》里,父子关系是双重的,凯雷特既是儿子又是父亲,而那些最感人的段落总是出自对于父子关系的思考中——关于儿子长大后要不要参军,关于父亲的保护者角色,关于孩子“不曾有过怨恨,也不忧惧将来”的活在当下的天性等等。

《美好的七年》由三十多篇粗略按时序排列的剪影式短文组成,几乎每一篇都令人又哭又笑。笑中带泪是阅读凯雷特的标准表情。只需翻过几页,读者便可明白书名中“美好”一词的复杂含义:它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最表层的美好——无论是私人生活(父亲之死)还是社会环境(战火不断),都与典型的“美好”相去甚远——而是一种饱含同情心和幽默感、既不躲避又不去美化的独特视角下的“美好”。在《眼光长远》一文中凯雷特的父亲给他讲的那些睡前故事里——二战期间,父亲受命赴意大利南部购买武器,住在当地黑手党拥有的妓院里,然而那些“满是麻烦和阴暗的小巷”在父亲里故事里却“充满了魔力和怜悯”——凯雷特找到了其中蕴含的道理,“关于濒临绝望的人类需要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美好的意义”。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结尾处这样写道,“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识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埃特加·凯雷特在《美好的七年》中所运用的便是这第二种办法:他并不去美化、粉饰现实,而是将之置于更明亮的光线条件中,从而为那张疤痕累累的面孔上的每一个疣子、每一条皱纹创造出喜爱和同情之心的天使。

而这需要才华。埃特加·凯雷特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拥有这些人们很少同时具备的特质:他懂得在最不可能的场合下运用幽默感(“如果整个城市两个月内会毁灭,我们干吗还要修这修那?”),却又极具同理心,极少尖刻嘲讽;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愤怒的小鸟’实际上是一款和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精神同构的游戏”)和犀利的批判性(将自称为猫的不守规则的儿子与那些欺骗、偷窃、撒谎的政客作类比),同时又能够将之转译为精准的语言;而作为二战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凯雷特对于自身的犹太人身份既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哥德堡文学节上,将犹太赎罪日安利成“苹果手机般的存在”),又对虔敬派犹太教之洗脑保持警惕(我姐姐死了,现在她住在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里)。

这些才华和特质浓缩在全书的最后一篇《熏牛肉三明治》里。在特拉维夫郊外的高速公路上,空袭警报响起。为了安抚七岁的儿子列维的紧张感,凯雷特发明了一种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让儿子躺在妈妈身上,自己再躺在儿子身上,用最快的速度做成一个“熏牛肉三明治”。“答应我,要是再有警报,你和妈妈再跟我一起玩熏牛肉三明治的游戏。”儿子最后说道。而美好的生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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