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我的安东尼亚》中，薇拉·凯瑟以具有丰富生态内涵的美国西部边疆为背景，塑造了安东尼亚这一大地女神的形象。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可以使我们摈弃习惯性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领悟大自然所蕴含的人文意义，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正在于其丰富性和多样性。 

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将人类与自然界机械地割裂开，殊不知这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作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生态批评给予我们的启迪就在于它洞悉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诸多接合点。此外就像格洛特费尔蒂所指出的，“在研究文学作品的描述时，生态批评不应将自然界本身作为惟一关注的中心。不少相关主题都值得探讨，包括边疆、动物、城市、特定的地域、河流、山川、荒漠、印第安人、技术、垃圾以及人体。”[1] 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一书几乎涉及了生态批评呼吁关注的所有这些主题，尤其是“边疆”、“动物”和“特定的地域”等人类与自然界的接合点。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此书进行解读，不仅对于认识薇拉·凯瑟的生态观很有必要，而且，由于小说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内涵，采用这种批评视角能帮助我们对这部作品有新的认识。

薇拉·凯瑟（1873—1947）

法国历史学家彼埃尔·维拉（Pierre Vilar）认为，“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最好是着眼于边疆”[2]，其原因就在于边疆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尚未被主流社会开发利用，仍然保持着天然的风貌。凯瑟正是以边疆为背景，创作了《我的安东尼亚》，记述了美国人民当年肩负“奔赴荒野这一使命”拓居西部的历程。[3] 北美内陆的边疆处于“荒芜的草原和可耕的田地”这两个不同的生态地域之间，形成一条显著的界线。[4] 小说在这里展现了一个富于生态意义的神话。在主要由移民构成的人口里，在个人的幻想逐渐被融入一个文化整体的过程中，这样的神话成为一种“表达人们心中不断涌现的田园冲动的方式”。[5]

1 

凯瑟的一生和她那一代移民的命运息息相关。1854年美国国会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位于美国心脏地带的草原开始对拓荒者开放。这股移民热潮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童年时代的凯瑟随家人一起移居这一带的时候。[6] 大卫·奥尔指出，童年在野外的生活对生态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在生态学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在儿时都与某个地域有密切关系。这种童年时代的纽带“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使人在生态学方面富于想像力。没有这样的经历，人们很难成为自然界忠实而有力的捍卫者”[7] 凯瑟便是如此。她在日后写道：“人与大地、农场上的各种动物和植物的这些联系要在童年时代形成，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形成。”[8]

凯瑟当年在内布拉斯加草原上与来自东欧的移民朝夕相处。《我的安东尼亚》里的人物是她以记忆中的邻里乡亲为原型塑造的。在这部作品中，凯瑟真实地刻画了来自东欧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创建家园的艰苦历程。他们远涉重洋，来到这片新的国土。由于东部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开发较早，早期移民已捷足先登，他们只好选择当时还是一片荒漠的中西部地区落脚。但就是这片西部边疆成为了小说的背景，也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富于生态内涵的画面。小说中的安东尼亚是来自波希米亚的移民，另一个人物吉姆·伯丹是她童年时代的亲密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吉姆是个年仅十岁的孤儿，他乘火车到内布拉斯加的黑鹰镇投奔祖父祖母。在火车站他看见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和她的一家人有些畏缩地挤在一起，讲着一种他听不懂的奇怪语言。第二天早上，吉姆放眼望去，草原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儿童像原始人一样，居住在一个“天真纯洁、没有理性的动物式境界中，在那里没有生命的事物也被看作是活的东西”。[9] 在吉姆的眼中便是如此，整个田野成了一群奔跑的动物：“我感受最深的是，景物在移动，清新柔和的晨风在移动，连大地本身也在移动，那蓬乱的牧草仿佛是一张松松铺开的兽皮，下面有一群野牛在奔驰，奔驰……”[10]

以这样一个天真的想像为开端，《我的安东尼亚》一书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包括藏在地下的金花鼠，吉姆在祖母菜园中见到的那条黄色和褐色花纹的菜花蛇，在厚实土地底下舒适的窝里住在一起的土拨鼠和地枭，以及住在獾洞里的那只脸上生有黑白条纹、常常从洞穴里望着伯丹太太干活的獾。[11] 通过这些动物形象，凯瑟生动地勾勒出拓荒者在大草原上的生活。[12] 这些动物形象代表着“一种尚未发展成熟、有待于赋予其形态的原始状态，一种有待于驾驭的生命力”。[13] 其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它们“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设计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蓝图，也不需要设计”。[14] 相反，在人类社会里，一切东西却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制造出来，这些物品“就其实质而言是以人类为中心的”。[15] 在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的文化里，动物作为另类被排除在外。

但吉姆和他的祖母却不是这样看待动物的，他们与獾洞里的獾、地底下的土拨鼠和地枭和谐相处，从来不想去支配它们。而处于各自生态龛中的这些天然实体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是独立存在的，与人类制造的物品不同”。[16] 边疆人不但不去侵扰动物，而且从它们身上受到启发，依靠厚实耐用的草原泥土为自己建造住所。据乔安娜·斯特拉顿记述，拓荒者们通过观察地鼠如何在土里掘洞，学会了构筑窑洞。他们选择一些山坡或者沟壑，往斜坡里横向挖掘，建造出像洞穴一样的居室。[17] 吉姆第一次去拜访雪默尔达家的时候，见到他们的窑洞就开在溪流冲出的沟壑边的崖壁上，见到安东尼亚和母亲从窑洞的一扇门里走出来。[18]

2 

边疆人居住的窑洞里面虽然像洞穴一样狭窄昏暗，窑洞外面的天地却阳光明媚。继《我的安东尼亚》第一部分的动物形象之后，小说第二部分出现了许多与阳光有关的形象。凯瑟写道，安东尼亚的一双眼睛总是那么“大而热情，亮闪闪的，就像阳光照射在树林里两汪棕色的池塘上”。[19] 这是“世上最信赖别人、最敏感的眼睛，满腔的挚爱和轻信仿佛都坦率地从这双眼睛里面朝外张望着”。[20] 接着，凯瑟又以太阳为背景，对铁犁作了激动人心的描绘：

太阳正好在它后面下沉。水平的落日余辉越过一段距离把它放大了，凸现在太阳上，而且恰好在圆盘之内；犁把、犁尖和犁头——在那熔铁似的红色背景上乌黑乌黑的。就在那里，放大了许多倍，成了绘在太阳上的一幅图画。[21]

在这里，和太阳成为一体的铁犁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整个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它“代表着定居的农耕文明”。[22] 凯瑟以这种象征手法赋予她的题材一种“包容一切的普遍性和史诗感，甚至一种神圣的意义”。[23] 如果说动物形象体现了蛰伏的生命力，这里，阳光和铁犁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阳光把铁犁从一件平淡无奇的工具变成一种辉煌的象征。

此前吉姆和姑娘们一起在草原上吃野餐时，她们提到附近乡村的一个农民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把剑。牧师凯利老爹认出了剑刃上的铭文是西班牙铸剑者的姓名以及西班牙城市科尔多瓦的缩写字母。[24] 像安东尼亚这样的边疆开拓者是用铁犁建设自己的家园，而科隆多之流来美洲寻找“七座黄金城”的西班牙殖民者是用刀剑征服这片土地，奴役这里的人民。不过，“与那些放债人和铁路经营者一样，殖民者也注定要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他们所留下的只是农民耕地时在犁沟里发现的几柄生锈的刀剑而已”。[25] 就这样，太阳和铁犁作为建设的象征出现在新大陆的地平线上，而刀剑作为征服的象征和它的主人一道被埋葬在黑暗的地下。

在征服者心中作祟的仍是人类中心论。瓦尔·普拉姆伍德指出，“人类中心论把土地贬为一个被动的、中性的表层，供人类镌刻种种设计。资本主义版本的人类中心论把土地的能动作用和宝贵价值贬低为仅仅是有助于这些设计或者可以使这些设计付诸实施，也就是能够赚取利润而已”。[26] 殖民者给土地取名的方式就暴露了这种征服的实质。他们上岸伊始就根据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欧洲地图给新大陆的土地取名。哥伦布的命名“首先是对新大陆及其居民行使权力、将其并人一个帝国的行为。其次，这是殖民者独角戏式的命名法，而不是像本土人民那样，以对土地的特点做出反应的对话方式为之取名。哥伦布的命名没有记录这片土地的任何特点或者与这片土地之间的任何接触，而只是记录了对它的征服”。[27] 因此，名字和取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我们给地方取名的方式“反映出我们对土地是不是具有灵性，我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肤浅的还是深切的”。[28]

自古以来，地名本是“像岩石和树木一样，从土地本身的轮廓和颜色当中衍生出来的”。随着某个人群在一处地域定居，那里就分布着纪念该地发生过的种种事件的地名。[29]《我的安东尼亚》中的黑鹰镇这个地名出自索克语，[30] 黑鹰（1767—1838）是索克部落的酋长，为抵抗白人侵占印第安人领土，他于1832年率领部落发动了黑鹰战争，战败后被俘。

作为《我的安东尼亚》一书更广阔的背景，内布拉斯加这个地名也出自印第安人的语言。内布拉斯加原是土著人给普拉特河取的名字，在奥马哈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平缓的河”。[31] 小说里的这些地名都是从新大陆的生态环境和人文背景当中产生的，与殖民者将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旧大陆地名强加给这片土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3 

继《我的安东尼亚》前两部分的动物和居屋、阳光和大地之后，在小说第三部分，安东尼亚成长为“广阔世界里这个田园中的大地女神”。[32] 小说一开始，她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刚从大洋彼岸移居到北美的土地上，一副瘦弱可怜的样子。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安东尼亚身上日益显现出“在边疆成长起来的一个新民族的创立者”的特点来。[33] 1916年，在创作《我的安东尼亚》期间，凯瑟和伊丽莎白·萨詹特的一番谈话透露了她将女主人公置于阳光当中的艺术宗旨。当时凯瑟拿起一个陶尔明纳磁罐，把它放在一张古式圆桌的中央，意味深长地对萨詹特说：“我要让我的女主人公和这个磁罐一样，就像放在桌子中央的一件珍贵的器皿，让人们可以从各个侧面对它认真端详。”凯瑟说着转动一下书桌上的一盏台灯，明亮的灯光便倾泻到磁罐上。她解释道：“我要让女主人公凸显出来——就像这样——像这样——因为她就是整个故事。”[34]

和这种明亮的形象相对照，边疆地区无论在自然条件还是社会现象上都不免有着黑暗的一面，都不能排除“美国承袭的暴力遗产”。[35] 旧世界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场在新世界展开的拓荒历程。当年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保罗和彼得兄弟俩在参加完友人婚礼以后回家的路上，被一群饿狼穷追不舍。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把新郎和新娘双双扔下了飞驰的雪橇。虽然后来这兄弟二人一道移居美洲，在内布拉斯加草原上安家落户，但是旧日的邪恶行径却继续缠住他们，使他们得不到片刻安宁。[36] 书中另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是放债人维克·卡特，他“一肚子教训小伙子们的道德箴言”，却对移民们“大加盘剥”。[37] 彼得初来内布拉斯加，先后从他那里借了350美元。因为彼得对这笔交易也说不出很明细的账目，结果“这笔债就长得比他种的庄稼还快”。[38] 这些男性人物的阴暗形象与女主人公的明亮色彩形成对照，透露了凯瑟对两性的看法。凯瑟认为男性是与机器、缺乏人性的行为以及整个不具人格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而女性有着创造生命的博大力量。

随着安东尼亚的成熟，“她和她脚下的土地都已经具有创造力和生育力，准备着生儿育女和生产庄稼”。[39] 女主人公与具有女性特征的草原汇合在一起，“女人和土地终于都结下累累硕果，这是因为安东尼亚把自然的生机和文明的历程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她自己的生活里还是在土地的生命中都是这样”。[40] 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中的生态内涵在于它不仅“把土地作为女人”，而且表明“土地即是女人”。[41] 由此，草原和女主人公共同构成一个“庄严的主题”，使这部小说具有格外强烈的感染力。[42] 通过对土地的人格化，小说赋予草原“一种动感，一种性的特征以及一种意境”。[43] 由于妇女和土地之间有着这种内在的联系，生态女权主义者更强调“女人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所占据的桥梁般的位置”。[44] 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剑征服土地的做法迥然不同。基于这种性别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45]

凯瑟笔下的男叙述者吉姆却几乎经过一生的历程才领悟到土地所具有的这种内涵。在小说将近结尾的时候，吉姆已届中年，在东海岸的大都市居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律师，为那条曾经“驯服了西部”的铁路工作。他“按照现代人追求进步的观念，达到了这种观念所应许的目标”，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目标却“难以维持下去”。[46] 他越来越怀恋草原，最终又回到那里，去寻求“永恒的真理，那与女性对人生经验的反应紧密相关的真谛”。[47] 吉姆终于认识到草原所具有的性别特征，认识到“满足人的欲望、使人感到愉悦是女性的本能，主宰着广阔草原的正是女性的这种本能，它包含了母亲、主妇和处女在男人的心目中所代表的一切特点”。[48] 安妮特·科洛德尼称之为“广袤的美国景色中固有的女性内涵”。[49] 正是土地把吉姆和安东尼亚结合在了一起。吉姆一开始给这部小说取的题目是“安东尼亚”，但是他蹙眉沉思一番，在前面又加上两个字，把它写“我的安东尼亚”，这才感到满意。小说的题目表明，《.我的安东尼亚》所描述的“既不是吉姆也不是安东尼亚本身，而是这两个人怎样从心理上和宗旨上汇合到一起来的”。[50]

在小说将近结尾时，凯瑟选择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时刻让吉姆将处于全盛时期的安东尼亚展现给读者——这是一个欢宴的场面，仿佛是在庆祝她的土地和身体都获得了大丰收：

吃晚饭的时候坐了好大一桌子人；灯光下两排动个不停的脑袋，那么多眼睛兴奋地盯着安东尼亚，她坐在桌子的首位，把菜盛在盘子里，开始分给大家。孩子们的座位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排列的：一个小的挨着一个大的，大的那个注意小的那个吃饭的习惯，并注意他是否拿到了吃的东西。[51]

凯瑟以一种艺术家的洞察力，从边疆生活的无数景象里选择出安东尼亚坐在晚餐桌边的时刻。这个场面像达·芬奇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安东尼亚此时的形象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笔下的基督，这不仅在于她也在餐桌的首席就座，她的十一个孩子也像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一样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而且在于餐桌上的食物和餐桌周围的孩子们本身都是她所代表的生育力的产物。[52] 她盛在盘子里、分给大家的丰盛食物和坐在她周围、衷心爱戴她的孩子们“正是她的生命力和她的成功的缩影”，是她身体力行创造出来的生命、美和文明。[53] 安东尼亚用自己的能力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念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54] 她不仅拥有了丰盛的食物，还养育了膝下的子女，他们继她之后，已经成为生产者。吉姆在前往安东尼亚家的路上，见到她的两个儿子安布罗希和安东手里“提着牛奶桶，正要到草原上去给奶牛挤奶”。[55]

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将《我的安东尼亚》里描绘的边疆称之为“孕育神话的母亲土壤”。[56] 在这片土壤上繁衍的万物相得益彰，体现了凯瑟的生态观。从藏在地下的金花鼠、吉姆祖母家菜园里那条黄色和褐色花纹的菜花蛇以及那只脸上有黑白条纹，常常从洞穴里望着祖母干活的獾，到以一轮红日为背景的铁犁和女主人公本身，一个从动物、阳光到大地女神的生动历程绵延不绝，最终安东尼亚在众多子女的簇拥下达到了她拓边事业的顶点，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民族的奠基人，一位名副其实的“麦田里的圣母和美国西部神话的象征”[57]，这也使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万物得宜的理想境界。

4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后，凯瑟笔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早已难寻，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异化。但是，无知的人们却指望采用技术、政治或者经济之类的手段，以为无需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等问题。这种想法反映了自启蒙运动以来长期主导西方文化的一种分裂的思维方式。它将“环境”和“自然界”等词语表示的内涵看作人类之外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将人类包含在内的整体。玛丽娜·绍弗勒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作“生态分裂症”（ecological schizophrania）。[58]

在克服这种分裂症方面，被称作“绿色批评”的生态批评首先跨越了“浅绿”和“深绿”之间的界线。前者（小写的green）指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后者（大写的Green）指纵深生态主义（deep ecology）。[59] 纵深生态主义摈弃了启蒙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界分隔开、将自然界客体化的思想意识，主张从政治结构上对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治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表面症候上面。[60] 西方传统的本体观念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使人产生一种自我与整个生态环境互相关联的感觉。针对这一弊病，迈克尔·贝内特提出了纵深生态批评的四项原则：“1．发展一种地域感，2．重新给英雄人物下定义，使之不再是土地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环境的体验者，3．培养谦卑的美德，4．体会山脉、河流、鱼虾、熊罴如何完成它们发挥各自潜力的过程。”[61]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凯瑟小说中无论是地域感还是安东尼亚这个英雄人物，都与这几项原则相符。纵深生态批评致力于克服哲学上长期将自我与环境隔离开的偏见，“使得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同时并存，个体性和整体性二者兼有，使得人性与‘自然性’融为一体”[62]，达到挪威哲学家奥尔内·奈斯倡导的“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即一种不脱离广阔自然群落的自我境界[63]，在这个视角下，凯瑟塑造的安东尼亚就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生态批评的另一个突破是超越了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的局限，开辟了生态女权主义领域，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掠夺与夫权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征服加以类比。在男性中心论的主导之下，妇女只能是依从男人的客体，没有任何创造性地形成自我的余地，与之相应自然界也没有任何被想像成一种存在本身、形成一种主体的余地。[64] 西方夫权式资本主义对自然界和妇女的偏见就在于这种制度认为妇女和自然界都是被动的，她们本身是不具备生产力的。这种制度对生产和开发所下的定义极其狭隘，仿佛自然界只有经过“开发”和商品化以后才具有生产力。[65] 但妇女和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清楚显现。上文从这一角度对《我的安东尼亚》进行的解读就是一个适例。

格洛特费尔蒂曾将生态批评定义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66] 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广阔的荒野、被开垦的土地还是高楼林立的城市都是环境，都属于生态批评应该关注的范畴。[67] 因此随着我们对文学文本或其他艺术形式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日益深入，这一学科领域也在相应扩大。在为1999年现代语文学会论坛撰写的《文学与环境》一文中，斯科特·麦克唐纳德提出，生态批评研究的范畴不仅应当包括对那些明显涉及人类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文本进行研究，而且应当包括对任何文学作品的解读，以便识别其中有关环境的含义。迈克尔·布兰奇也主张对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批评”的视角进行解读，他认为“在任何一个非文学学科内发展起来的语言、概念和分析等框架，都可以放在生态批评的范畴中进行解读”。[68] 而罗伯特·科恩则指出，如果生态批评仅仅针对有害于环境的事物，或者仅仅以文本是否符合生态学认可的行为标准为依据来对其进行评价，那么这种生态批评就流于简单化了。其实，所有的文本在文字上或者想像上都是基于某个地域的，它们的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中铭刻了自己与这个地域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文本至少都具有潜在的生态内涵，因此都可以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或者根据生态学的理论进行解读。[69]

生态批评的出现是生态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生态批评这一学科的确立，它正在向更广阔、更纵深的领域发展，可望进一步冲破藩篱，拓展视野，将生态批评的原则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各种文本上面，从这个新的批评视角进一步探讨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善待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本文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1]Cheryll Glotfelty, “Introduction,” in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lerary Ecology, Athens: University of Ceorgia Press, 1996, p. xxiii． 

[2][4]Thomas D．Hall, “Frontier, Ethnogenesis, and World-Systems: Rethinking the Theories,”in Thomas D．Hall ed.,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C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2000, p.237, pp.250-251． 

[3][25]Helen F．Levy, Fiction of the Home Place: Jewett, Cather, Glasgow, Porter, Welty and Naylor,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p.10, p.91． 

[5][41][48][49]Annette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26, p.150, p.150, p.150． 

[6][17]Joanna L．Stratton, Pioneer Women: Voices from the Kansas Fronti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1, p.33, pp.52-53． 

[7]转引自F．Marina Schauffler, Turn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56． 

[8]Willa Cather, “Neighbor Rosicky,” in Five Stories, New York: Vintage, 1956, p.88． 

[9]Alan Bleakley, The Animalizing Imaginntion: Totemism, Textuality and Ecocritic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132-133． 

[10][11][18][19][20][21][24][36][37][38][51][55]Willa Cather, My Antoni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49, p.11, pp.17、29, p.22, p.23, p.236, p.245, pp.243-244, pp.58-59, p.209, p.51, p.347, p.344． 

[12][13][32][39][40 Randall III, John H, “The World of Nature,” 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1, p.77, p.77, p.77, p.77, p.78． 

[14][15][16]Eric Katz, “The Big Lie: Human Restoration of Nature,” in Riley E．Dunlap and William Michelson eds.,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estport, CT: Creenwood Press, 2002, pp.86-87, pp.86-87, p.89． 

[22]Mary Kemper Sternshein,“The Land of Nebraska and Antonia Shimerda,” 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 1991, p.118． 

[23][33]Linda S．Pickle, “Foreign Born Immigrants on the Creat Plains Frontier in Fiction and Nanfiction,” in Eric Heyne ed., Desert, Garden, Margin, Range: Literatur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n,1992, p.89, p.82． 

[26][27][28][29]Val Plumwood,“Belonging, Naming, and Decolonization,” in Jean Hillier and Emma Rooksby eds.,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p.365, p.366. pp.365-366, p.366． 

[30]索克人（Sauk又称Sac）系北美印第安人，原来居住在密执安州、威斯康星州一带，现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及衣阿华州的保留地。 

[31]奥马哈人（Omaha）是居于内布拉斯加东北部的印第安人。他们称普拉特河为“尼布萨斯加”（Nibthaska），“尼”的意思是“水”，“布萨斯加”的意思是“平缓”，因为这条河流宽阔而水浅。 

[34]Elizabeth Sergeant, Willa Cather: A Memoir, Lincoln:Bi-s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3, p.139． 

[35]Reginald Dyck, “Frontier Violence in the Garden of America,”in Eric Heyne ed., Desert, Carden, Margin, Range: Literarur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1992, p.55． 

[42][43]Shelley Saposnik-Noire, “The Silent Protagonist: The Unifying Presence of Landscape in Willa Cather’s My Antonia,”in Midwest Quarterl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31,2（1990）,p.171,p.171． 

[44]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P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p.22． 

[45]Albert J．Bergesen and Tim Bartley, “World-System and Ecosystem,”in Thomas D．Hall ed.,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2000,p.317． 

[46][47]SusanJ．Rosowski, “Willa Cather’s Subverted Endings and Gendered Time,”in Susan J．Rosowski ed., Carher Studies, Vol．1,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p.75,p.75． 

[50]Susan J．Rosowski,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76． 

[52]简·斯表利在《千亩农田》里把农民定义为一个“哺育世界”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生产更多的食物”（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2,p.134）。就烹饪这个传统上届于妇女的责任而言，妇女同样是“哺育世界”的人，她们所烹制的食物也是创造生命的博大力量的一个标志。 

[53]Edward J．Piacentino, “Impressionistic Character Portraiture in My Antonia,”in Harold Bl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My Antonia,1991,p.109． 

[54]Patrick W．Shaw, Willa Cather and the Art of Conflict:Re-Visioning Her Creative Imagination, Troy,NY: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 1992,p.54． 

[56]转引自Philip Wheelwright,“Myth,”in Alex Preminger et al．eds.,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40． 

[57]James Woodress, Willa Cather:A Literary Lif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 p.293． 

[58][62][63] F．Marina Schauffler, Turning to Earth: Storie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p.2,p.28,p.44． 

[59]Lisa Lebduska,“How Green Was My Advertising: American Ecoconsumerism,” in 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pp.143-144． 

[60][65]Donelle N．Dreese, Ecocriticism: Creating Self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and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p.5,p.65． 

[61][67]Michael Bennett, “From Wide Open Spaces to Metropolitan Places: The Urban Challenge to Ecocriticism,”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297. p.311． 

[64]Gretchen Legler, “Toward a Postmodern Pastoral: The Erotic Landscape in the Work of Gretel Ehrlich,”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p.23-24． 

[66][68]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 “Introductions,” in The ISLE Reader: Ecocrticism, 1993-2003, p.xix, p.xix. 

[69Robert Kern, “Ecocriticism: What Is It Good for?” in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pp.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