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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尤利西斯》而战

作者:[美]凯文·伯明翰  来源:文学报
 

文学史不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个战场。作为在都柏林一家《尤利西斯》主题酒吧上岗一天就被解雇的文化研究者,作者用自己的想象力重现了乔伊斯和他的世界,其细致入微的探索研究,也让这部作品衍变成一本直面压迫、振奋人心的勇气日记。

 

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这段路程的起点是该书作者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去想象将会翻看这尚未动笔之书的读者。作者希望满足读者的期待并吸引他们。这本书将有一种论调、一个视角和一个贯穿始终的风格。它将是可被理解的。如果书中设定有人物角色,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无论是令人同情的还是引人反感的,作者都会将这些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让他们融入角色并保持其语言习惯。他们所说的话应当被放在引号中,人物思想和故事情节应当清晰可辨。当作者开始写作时,他可能会更加凸显故事元素,清晰可见的边界使旅途的路线更加明确。

出版商与作者签订合同。出版商会进行市场调查并权衡成本和风险以及潜在的利润和需求。出版商之前出版过书,深谙其道。这本书有匹配的编辑进行删改修饰、给出建议,有时会被编辑退回。这本书也很可能会在各类市场上进行宣传。在正式出版的几个月前,出版商会印刷、装订出第一批书,这些书会通过邮局或私人运营商安全传送,并公开展示在书店中。

这本书无论是粗制滥造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无论是一次性阅读的还是持久耐看的,其销量最终都会缩小。印刷商将停止印刷,余留图书会以很低的折扣被甩卖,并沉寂于二手书店中。这本书不会改变书的撰写方式,也不会改变你审视自己与周遭世界的方式。它将经受汹涌而来的文化潮流的冲刷并随流而去。它最终可能被遗忘。

如果这本书没有被忘却——如果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人们审视世界的方法——评论者和批评家将对其大量引用;广播员也将在电波中提到它的名字;学生可以从图书馆借到它;教授们会把这本书布置为作业并作为讲座题目,而无须担心被降职或解雇。如果你购买了这本书,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带着它旅行。没有人会因为印刷它而被逮捕,没有人会因为传播它而被监控,没有人会因为售卖它而进监狱。无论你生活在哪里,政府都可能会保护其版权,严防盗版,从未因此书而发出拘留传票,从未没收过这本书,也从未焚烧过这本书。

当你翻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是事实。

 

探讨乔伊斯这部史诗作品的杰出之处的书已是汗牛充栋,以致我们忽视了《尤利西斯》本身的遭遇。学者们深入地探索这本小说纵横交错的隐喻之网、博物馆般的风格以及那直透人心的洞察力。然而,这些学术研究掩盖了《尤利西斯》遭受诽谤的原因:任何事情在《尤利西斯》中都可以被言说。这本书被视为英语文学——或许是全部语言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但因被指控淫秽而遭到大多数英语国家官方或非官方的禁止超过10年之久。乔伊斯的小说具有强大的革新力量,这也是原因之一。《尤利西斯》不仅改变了在它之后一个世纪的文学走向,也改变了法律对文学的定义。

本书是一本书的传记。它描绘了《尤利西斯》从1906年灵感诞生到一战期间和之后该书写作成形那段令人惊叹的发展历程:最初,《尤利西斯》是乔伊斯为一部短篇小说想出的点子,他将荷马史诗中英雄人物的名字与他在都柏林某个酩酊大醉的夜晚遇见的一个人相关联,从而有了这个故事;在后来的创作中,乔伊斯辗转于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和巴黎三地的十多所公寓,在笔记本、活页纸、零碎纸片上写下了那732页的《尤利西斯》。乔伊斯撰写《尤利西斯》的经历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尤利西斯》最初连载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它在邮递途中遭到监控,甚至其最有力的支持者、现代主义无可厚非的领头羊埃兹拉·庞德也曾对它进行审查。

大多数人对《尤利西斯》的最初印象就是它的违法性。当它还是手稿时,其中一部分就在巴黎被烧毁;而在纽约,它在成书之前就被控告为淫秽作品。当包括伍尔夫在内的所有人都拒绝出版《尤利西斯》时,在巴黎经营一家小书店的美国侨民西尔维娅·比奇被乔伊斯的惨痛经历所触动,投资出版了《尤利西斯》。当《尤利西斯》最终于1922年出版发行时,数十名评论家对乔伊斯这本令人期待已久的小说表达了或褒或贬的明确态度。大西洋两岸的政府没收并焚烧了1000多本 《尤利西斯》(具体数字永远不明),因为乔伊斯这本蓝色装帧的大部头小说几乎一上市就被英美两国政府所禁止,其他国家也紧跟其后。在 10年间,《尤利西斯》成了“地下流传”的轰动之作。它是一份文学走私物,阅读它的仅有机会是从盗版商那里买一本盗版书,或在海关眼皮底下将它走私入境。大部分《尤利西斯》来自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一位作家回忆说,在那里,“《尤利西斯》像炸药包似的被堆积在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酒窖里”。

在《尤利西斯》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已经不再处于边缘,而成为核心。骚动已不再是混乱的种子,而是美学的组成部分。这一独特美学来源于更广阔意义上的秩序,它似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现代主义所要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经验论,这种已持续一个世纪的经验论过度信任永久的技术进步、权力和商业的不断膨胀,以及齐整的、净化的且可永远接受公共检查的事物秩序。

 

在那个年代,所有直言不讳的作家都没有将战线划在艺术的边缘,而是将其置于作品的核心。当乔伊斯那不合时宜的率真使他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人愿意出版或印刷他的第一本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埃兹拉·庞德在《自我主义者》中激昂地说:“如果我们在创作戏剧小说、诗歌或者其他可以想象到的文学形式时,无法像科学家一样获得自由和特权,获得最低限度的追求真理的机会,那么我们会抵达世界何处?万事又有何用?”

即便现代派作家躲避那厌恶争议和文学实验的庞大读者群,他们还是运用了大众文化资源和营销策略。乔伊斯说,与其写一本让上万个读者喜爱的小说,不如写一本让人阅读上百万次的小说。现代派作家只能取悦狂热的、特立独行的少数读者。读者散布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区,要让这样一个专注的团体凝聚起来,方法之一是通过一本狂野的杂志让相隔甚远的读者和作家不断沟通交流。但是现代主义杂志的读者群太小,大多数书店和报刊亭无法供给,像乔伊斯这样的艺术家需要通过一个四通八达、国家会给予补助的流通体系才能将订阅者连接在一起。邮政部可以使这些先锋文本低价、公开地流通于散居各地的读者之间,而也正是邮政部,在监督、抢夺、烧毁这些文本。

早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几年,乔伊斯作品中令人咋舌的内容就引起了争议。我们如今将《尤利西斯》看成一本巨著,但最初它是以连载形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它连载在纽约一份名为《小评论》的现代派杂志上,这份杂志是难得一见的华尔街资本与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亚文人的联合产物。《小评论》是玛格丽特·安德森的劳动结晶。这位放浪不羁的芝加哥人与伴侣简·希普搬进了格林尼治村,创办了这样一份致力于艺术、狂喜、反抗的杂志。然而,她们对于冲突和公众活动的热爱激怒了她们的主要赞助人,即庞德的朋友约翰·奎因。奎因是个牌气暴躁的华尔街律师,一个坚定的单身主义者,或许是20世纪前10年乃至前20年美国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家。尽管对杂志的“女编辑们”充满疑虑,他还是资助了《小评论》并为其提供超量的法律咨询。奎因最初认为安德森和希普是“任性妄为的女人”,后来认为她们是更为糟糕的典型的华盛顿广场分子(“愚蠢的江湖骗子和呆傻的假冒伪劣者”)。就在金钱和任性妄为这种尴尬的合作关系中,《小评论》硬是在1918年春天至1920年年底连载了《尤利西斯》。

(《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美]凯文·伯明翰/著,辛彩娜 冯洋/译,甲骨文工作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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