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对伊索克拉底笔下雅典“帝国”的思考，始于九年前牛津大学古典系举办的一次研究生古代文学论坛。当时的论坛主题为 “Repetition in Ancient Literature”。看到这一主题并决定投稿参加时，我并没有从宏大的政治或文学问题入手，而是想借机探讨当时正在关注的一个细微的语言现象：伊索克拉底演说文本中ἀρχή一词常反复出现，而该词具有“起点”“权力”等多重含义。这种本身具有多重含义的词在同一文本中不断出现时，它是否始终指向同一层意义？还是说，正是在重复之中，词语的多义性被激活，不同语义层次在听众的认知中彼此交织？看到论坛的征稿启事时，我忽然意识到，“重复”并非单纯的修辞策略或语言现象，而是一种意义生成机制。正是在重复之中，文学含混性与语义张力得以展开。因此，当时的论文选择了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演说辞》作为案例分析文本，探讨ἀρχή在该篇演说中的具体运用。我尝试从语文学角度出发，将这一现象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语言生动性的讨论联系起来，思考多义词如何在演说语境中与听众形成互动。比如，多义词的转义如何与比喻、对比、结构性重复等修辞技巧连用？这些语言策略如何调动听众的视觉想象与认知？这种认知活动，又如何影响他们对雅典过去的理解？当时我所关注的仍是语言的修辞效用，是词语如何在文本中生效的问题。

将ἀρχή的重复进一步与“帝国”问题联系起来，则得益于 2023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的一次以“历史与文学文本中的古代帝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撰写会议发言稿期间，我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书写与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词语的语义转换是否同时承载着政治观念与历史记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认识到语言从来不只是形式问题，语言现象也并非孤立存在，它往往与更大的历史问题相互嵌套。事实上，“帝国”问题及其书写方式一直是古希腊罗马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帝国”（empire）这一概念往往与近代帝国主义扩张相联系，因此该词是否适用于古代社会，一直存在争议。将这一概念移植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语境中，同样问题重重：希波战争后雅典建立的海上同盟及其对盟邦的统治，究竟应被理解为“霸权”“领导权”，还是已经构成某种“帝国”？这种界定不仅是术语之争，也涉及对古代政治结构的整体理解。

过去对该问题的讨论多以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等公元前五世纪的作家为中心，铭文、钱币等实物材料亦是极为重要的材料，以此重建雅典“帝国”的政治运作与意识形态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的形式：修昔底德通过编年体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权力的变化；阿里斯托芬在喜剧舞台上以讽刺方式回应政治现实；铭文材料则记录贡赋、条约与决议，呈现制度层面的政治实践。这些不同体裁之间的张力，本身构成了“帝国”书写的多重维度。公元前五世纪的作家同样生活在“帝国”记忆之中，但与亲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修昔底德和活跃在战争后期和战后戏剧舞台上的阿里斯托芬不同，伊索克拉底更多属于历史余波中的一代人。对于他这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后期出生、成长的一代，雅典战败后的衰落、苏格拉底之死、“智者运动”与演说术的兴盛，构成了他们思想形成的背景。城邦间的冲突仍在持续，希腊政治秩序不断重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雅典“帝国”不再只是现实政治的经验，也成为一种需要重新解释的历史遗产。那么，作为一位以教授修辞为业的知识精英与教育者，伊索克拉底如何通过书写过去回应城邦记忆？他所构建的泛希腊政治理想，与雅典的过去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张力？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候，我又一次回到语言层面。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伊索克拉底，其语言经验与我们今日通过文本或实物材料重建古希腊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对他而言，日常交流、公共演说、石刻铭文、图像等多种媒介均构成其直接感知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他在使用ἀρχή一词时，其用法并非现代学科划分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或文学与哲学术语，而是一种在各种日常与公共语境中自然流通、具有多层指涉的表达。然而，这种多义性在具体语境中是否真的“显而易见”？作者是否能够主动调动其多重语义，使之在不同段落或不同文本中产生特定指向与效用？对研究古典希腊的学者而言，这自然而然导向ἀρχή在政治层面与另一表示政治权力的用语——ἡγεμονία的关系，以及铭文用语中如何指涉雅典的权力行为。因此，在2023年的会议论文中，我增加了对ἀρχή与ἡγεμονία两词关系的讨论，并从政治史与铭文用语出发，考察公元前五世纪指涉雅典权力行为时的多种术语。同时，我意识到语义多重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互文网络之中。伊索克拉底使用的ἀρχὴ τῶν κακῶν（“不幸的开端”）这一文学常式，事实上反复出现在不同体裁与语境中，这就形成了一种跨文本的语义互动。因此，在会议论文撰写过程中，我进一步试图通过分析这一文学常式在历史书写、演说辞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使用，构建一个互文网络，由此理解伊索克拉底如何在既有传统之中重塑对“帝国”的理解。

语义与互文层面的分析和思考又进一步引向对伊索克拉底“帝国观”的重新审视。传统研究往往认为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演说辞》中试图为雅典霸权辩护，通过赞美雅典的过去，确定雅典在其倡导的波斯远征中的领导地位。伊索克拉底确实在《泛希腊演说辞》中借助葬礼演说的主题与形式，赞美雅典的历史功绩，但是这种赞美是否意味着他完全认同雅典的“帝国”过去和当下的城邦状态？他是否可能在赞美之中隐含批评？事实上，伊索克拉底在《论和平》中曾对雅典政治提出严厉批判，主张回归祖先政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亦注意到展示演说并非只能赞美，也可以进行批评。那么，《泛希腊演说辞》中是否存在某种修辞上的双重声音？批评是否可以以隐晦方式嵌入赞美之中？如果可以，他要如何实现这种双重表达？为此，在会议论文结尾部分，我增加了对伊索克拉底修辞技巧与叙事策略的分析，考查他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呈现、对政治行为因果关系的解释以及对词语语义层次的调动，实现对雅典“帝国”过去的隐晦批评。这一部分最终构成现在文章的第五部分。

回顾整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到其形成并非源自一个预设的宏大命题，而是在一连串细小问题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最初是一个词语的重复，其后是语义与修辞，再后来是政治概念与历史记忆。投稿后来自编辑与匿名评审的意见，则进一步促使我从读者角度反思论文写作中表达清晰与论证严谨的重要性。编辑与评审的疑问和建议也使我意识到从语义的多重性出发，实际上进入了古希腊文学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之间的张力问题。语言并非中性工具，它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修辞并非单纯技巧，它塑造政治想象。通过分析一个词语的语义层次，可以窥见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对“帝国”这一政治概念和对过去的记忆的重塑。

正如ἀρχή可以意味着多重“起点”，文章的写作亦需要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可能源自一次对话、一场会议、一则征稿启事、一位同行的质疑、一次细读文本时的顿悟、对学术史的持续反思，抑或是生活中某个瞬间的顿悟。问题的起点散落在各处，研究的终点始终在远方。文章有始有终，而思考与好奇心并无终点。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中的

历史叙事与雅典帝国

【内容提要】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作家的笔下，雅典的扩张及其权力行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而如何应对“帝国”遗产则是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邦及其知识阶层面临的核心议题。在《泛希腊集会辞》中，伊索克拉底利用ἀρχή一词的多重语义所承载的政治叙事与认知功能，借用展示演说与咨议演说的形式和主题，将雅典从遥远的神话时代到当下的历史重构成连续而层累的叙事结构，完成了文本层面雅典、斯巴达与波斯权力关系的对比与反转，不仅回应了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前四世纪初雅典公共舞台和智识领域关于“雅典帝国”的讨论，还展示了修辞参与城邦历史记忆和社会意识形态重塑的可能性。

【本文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请移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https://www.ncpssd.cn/）免费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