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7-9日，本刊在南昌举办了题为“全球史与全球南方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即便头一次来江西，作为近现代中外文学 - 文化关系史研究学者，也大多在近现代中国地图和长江航运图上无数次“图游”过江西。但这些历史地图只是全球史地图裁下的一部分，因为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九江成为通商口岸，海洋航线与长江内河航线相连，江西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九江是美国美以美会的总部所在地，而不远的庐山，从1895年开始，曾以传教士身份活跃于长江中下游的英国商人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后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英国卜内门公司中国分公司总经理，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充当南方与北方的谈判斡旋者）在那里开了外国人在中国私人租地的先河。他租下牯牛岭，前后建了四五百栋消夏别墅，并私人设立教堂、教会学校、邮局和巡捕房，由一些印度人充当巡抚，每年夏初，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军官、工程师、冒险家和领事馆官员聚集在牯牛岭消夏，大约两三千人，其中包括少女时代的赛珍珠，直到初秋才兴尽而归。

与江西一水相连、一山之隔的湖南在1898年主动开放，由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主其事的大清海关在岳州（今岳阳）设立城陵矶海关（《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父亲、出生于英国海峡殖民地槟榔屿的詹姆斯·安德森曾供职于该海关），同年，应大清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之邀，由纽约地铁工程师威廉·柏生士率领的美国勘测队开始了从汉口到广州的粤汉线的勘测，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和美国合兴公司分别承担该铁路线北段和南段的铺设（后来，清政府试图以外国贷款来实现铁路国有化，点燃了四川和湖南的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又引发了武昌起义）。

由于当时整个长江中下游缺煤，无论长江上航行的中外炮舰、商船，还是汉口等地的工厂都需要煤作为动力，于是，又从粤汉线的株洲向东修了一条通向江西萍乡的支线，后来，年轻的毛泽东曾沿这条支线，穿越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前往萍乡安源煤矿发动工人运动（毛泽东湖南一师的校友、共产党员郭亮几乎同时在岳州发动粤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继而，罗霄山脉的井冈山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中心。水路和铁路，使中国每个“地方”都成为全球史的一个部分，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因此具有了“全球史意义”。因此，我们哪怕研究“地方”，也必须将“地方”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进行研究。

十九世纪长江边的通商口岸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谈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写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这些话时，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还没有开通，而正是这两条运河的开通，使海洋航线不必再绕道南纬34度的好望角和南纬56度的德雷克海峡，而迁移到了北纬30度一线，即今天所谓“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大致分界线。不过，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对受西方压迫和剥削的东方深怀同情，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中看出跨国阶级的形成，却低估了“东方”的反叛及其对现代性的贡献。

然而，如果轻易地把“南方文学”的崛起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的瓦解，那么，我们就可能被表面的“文化多样性”所欺骗。正如本期刊发的论文《甘博亚〈冒牌者〉中的中国书写与南南东方主义》所说，包括拉美爆炸文学在内的南方文学虽然采取了一种“非欧洲中心的文学范式”，但其实暗中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期待视野”，经历着一种“自我东方化的美学实践”。这种吉卜林式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区隔，容易造成对“全球南方”的一种僵化的地理认知。该文指出，“全球南方”实际“超越了地理和地缘因素，‘指代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负面影响的空间和群体’ ”，也就是说，地理的北方也存在“南方”，南方也存在“北方”。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欧洲内部不断向海外延伸，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从一国走向了全球。

换言之，即便你在地理上位于“全球北方”，你依然可以在情感结构上做一个“全球南方人”，正如你可能身处“全球南方”，也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全球北方人”。地理、肤色和出身并不是意识的决定因素。1835年出任英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在他提交给英国议会的《印度教育备忘录》中提出一项“东方教育计划”，要求用英语来作为印度殖民地的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用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在内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作为养分，以便“尽我们所能，培养一个在我们与千百万被我们统治的土著之间充当翻译的阶层，一个拥有印度肤色和印度血缘但在审美趣味、意见、道德和智识方面英国化的阶层”。通过麦考利式的“东方教育计划”培养出来的“麦考利的孩子们”，按照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的就近观察，“聚在一起的时候以讲英语自豪”，还在生活和写作的一切细节上模仿英国人，“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

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造成了东方的一种条块分割，欧洲的东方殖民地与其宗主国的关系，比与其“近邻”（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关系更为密切，处处以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意见、道德和智识”来评价自身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对于中国这个被多个殖民帝国条块分割的半殖民地国家，殖民帝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立即就延伸为中国的分裂和冲突，因此，中国的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一定同时是对全部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因此具有了全球史意义。“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提出，打破了殖民帝国对东方的条块分割，代表着东方对全球政治地理的一次重绘。

“全球南方”延续了“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基本定义。不过，“南方文学”同样首先牵涉到“为谁写作”的问题。如果“南方文学”以前总把北方当成一面可见或不可见的“镜子”，那么，或许拉丁美洲最近的“南南东方主义”是一种摆脱西方镜像的文学尝试，即强调“南方”之间的真实交往（此时，拉丁美洲与中国互为“对岸”），而不是按照“西方人的东方旅行记”来塑造“东方”。按《甘博亚〈冒牌者〉中的中国书写与南南东方主义》一文的说法，“南南东方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边缘对另一个边缘的言说’，它‘彰显了亚洲 -拉丁美洲相互结盟的愿望’，既是‘探索南南交流的路径，也是对西方霸权的有力挑战’ ”。继拉丁美洲爆炸文学之后的“麦孔多一代”作家的这种文学尝试，对那些依然醉心于“西方 /中国”或“文明 /野蛮”的认知模式和叙事模式的中国作家也是一个启示。你不心寄“另一个东方”，又如何指望“另一个东方”心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