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老师问是否愿意替小文再写一些话，大略涉及选题缘由，乃至文章主旨与思路推展的理据等“字里”的话，以及补叙未予呈现的关联材料及写作感想等“行外”的话，笔者虽然满口应承，但真正拖沓到必须提笔来交作业的时候，心中其实是忐忑不安的。而笔者的不安也有自己的根据。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开篇有这么一段话：

大约两年前初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因为钱先生对“虚名”与“发掘”（坟墓）一词的侧重与妙用，笔者联想到了因准备小文材料正在细看的，由蒲隆先生译全的鲍斯威尔《约翰生传》，里头恰好也谈及“虚名”与“发掘”的一桩逸事。约翰生早年名作《伦敦》（1738）发表时，文坛执牛耳者蒲柏因对该作非凡的才具与（反沃波尔）政治“德性”的赏识而四处打听，得知作者“名叫约翰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时，蒲柏说道：“He will soon be déterré.”（“他很快就会被发掘出来。”）蒲柏后又写了短札给友人，不吝笔墨地点名表扬约翰生。笔者此前看约翰生成名之后的《漫游者》与《闲谈者》，发现他对虚荣心尤为警惕，屡屡指为“文人毛病”之首，因此特地关注青年约翰生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是否也有虚荣表现——果然，得知友人雷诺兹爵士存有蒲柏短札，约翰生渴望一睹为快：“受到像蒲柏这样一位要人如此挂念垂询，谁不会感到自豪呢？”笔者于是在钱先生“重印本序”前引文字旁写下“可参看蒲柏‘发掘’约翰生一事（《约翰生传》92、106页），引为文人虚荣一例”一语，既是留作读书笔记，也有一点见贤思齐、引以为戒的意思。然而，写旁注的当时如何想象得到，两年后小文真的被《外国文学评论》录用，而编辑老师再来问是否多说几句时，笔者欲借“蒲柏短札”自我警示的初衷片刻间也就被虚荣心蒙蔽了。

十八世纪英国伦敦咖啡屋一隅

其实，除开选题缘由与文章主旨，即史华慈指出的“基本命题”外，笔者自认为小文真的很难条陈行文思路与逻辑推演。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小文从构思到定稿过程漫长，期间接触的时情人事与材料观点不断演化，或多或少、不论自觉与否，都参与到这篇盘踞许久的文章的结构与字里行间去了，非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恐怕也是现下的追认。走笔至此，关于重现创作过程，笔者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记叙了一个“神圣时刻”，他有幸观摩雕塑大师罗丹创作，文中刻画了罗丹全神贯注以致忘却有人旁观的场景，并得出一个貌似情志笃定的结论：“一切艺术创作的永恒秘密：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周围整个世界。” 笔者同意论文写作与艺术创造不乏类似，但对茨威格此处描述总是隐隐地怀疑。另外的原因，诚如何畅老师在她的“字里行外”《孜孜求轨辙》（见《外国文学评论》微信公众号10月26日发布的文章）一文中所言，“审稿意见、我与编辑老师之间的文字交流与讨论都是前述诗歌的外文本。简而言之，副文本和外文本的彼此交织和互相指涉不仅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而且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过程，甚至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路径”，小文最终的思路及逻辑如此演进，宽泛且抽象地说，也是“社会合力”所致。所以，至于它如此设置及推展是否合理的问题，最佳的论说者似乎也应当是读者与批评界。

所幸编辑老师包容且体谅地给了笔者畅所欲言的权利。笔者因之打算就选题缘由、文章主旨两点略作陈说，同时补缀几处未呈示于小文中的材料，其实两者多有内在关联，故采取合并论述的方式；最后也再讲两句关于小文写作的总体感想。

小文的起因说来也简单。2021年，笔者有幸参与了一项十八世纪“亚欧文明互鉴”课题，承蒙主持人不弃，被分配了颇具难度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与东方”此一选题。困难之一在于笔者年资尚浅，学力与眼界亟待提升，再加上本业并非约翰生研究，因而算是仅凭一腔热血迎战的“零基础”人士。困难之二在于，约翰生研究可谓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界“隐蔽的显学”。他不仅很早就进入了洋务派“老新党”（譬如严复）与新文化“新青年”（譬如胡适）诸君的视界中，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风行文坛的“文学革命”论战中充当过“佐证材料”，进而为鲁迅、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引用。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翰生研究更跃出译介评述的范围，成为更为严谨的学术研究。钱先生早年的“副博士”论文曾就约翰生与中国的关联做过精深论说（据蔡田明先生考证，《管锥编》笔涉约翰生共计12条，《谈艺录》则计有6条）；范存忠先生1944年在伦敦“中国学会”宣读的讲座论文更径直以《约翰生博士与中国文化》为题；即便是风雨如晦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约翰生研究仍旧引得了李赋宁与杨周翰等先生迭出的高论。因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界的约翰生研究蔚为大观，一些学界先前较为忽视的篇章此时也得以翻译——启发笔者小文的《王子出游记》正是在1987年由水天同先生译出。千禧之后，不少中生代学者沉潜学脉、发微抉隐，立足先辈学者深耕的“点”并将之愈发扩展成“面”。

《王子出游记》插图书影

以上关于国内约翰生研究大致情状的描摹，正是笔者接受任务时所面临的境况。尤其范先生雄文在前，着实令人犯难，袭用梁启超的话便是：“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许是机缘巧合，约翰生的东方故事《王子出游记》中“拉塞拉斯之问”的两个段落，契合了笔者对萨义德《东方学》一书试图批判的东方主义“基本命题”——“东西文明互竞格局中，西方定然强于东方”——的思考，因而为小文僵局提供了可另辟的蹊径（尤其发现约翰生多年后重读该书时特地指示这两个段落，笔者越发相信里头或有文章可做）。文本中，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的哲人导师伊木拉克关于欧洲人有如下论断：“‘主宰世界，无远弗届’，‘掌握一切实力和一切知识’，其强盛较之其余人类‘好像是另一种人’”，对此，王子则发出了疑问：

不难推论，“拉塞拉斯之问”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试图回答的“亚力的问题”不无类似：“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实际上，所谓“西人强于‘其余人种’”的西人优胜论，早在荷马史诗与希罗多德《历史》中已有表述，后经亚里士多德阐发，最终在黑格尔处达致高潮；而亨廷顿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明冲突论”，或不妨视为它的一种“拙劣改装版”。自然，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文化霸权不容置辩，小文引征的“简·爱翻看《拉塞拉斯》”桥段与休谟《论国民性》臭名昭著的脚注等材料即为例证；即便是约翰生本人也不乏意味暧昧的帝国主义言论。但是，“凡西人论说东方即为‘东方主义’”的文化偏执却大可以拿来讨论。而一些学者挪用东方主义时，恰恰忽略了萨义德“东方三部曲”显豁且具体的历史情境：萨义德作为巴勒斯坦国会议员（1977）不乏将《东方学》（1978）作为“政治论文”来创作的动机，他面临的是历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民的文化自决与自我表述的问题——这体现在《东方学》开篇“金字引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一点上（笔者于此特别感谢目光如炬的外审专家，他们关于萨义德与马克思关联的提点，不仅拔升了小文陈说萨义德时的力度与材料厚度，也促成了小文之于二者“幽灵”隐喻的关联）。此外，部分学者似乎也忽略了，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之后对东方主义突兀的二元论模式打了不少“理论补丁”；亦鲜有论者提及萨义德对约翰生文化定位的前后调整。不少僵化遣用东方主义的学者，仅根据《东方学》一书，按图索骥地“寻找”西方文学中关于东方的刻板形象，“愤怒之余又享受了捉贼于现场的满足感”（详见陆建德先生《世界·文本·批评家》一文）。不无类似地，笔者在某些西方约翰生研究中，也发现了僵化遣用东方主义，将约翰生视为标准的西方中心论者与帝国扩张文化帮凶的论述。而实际上，如小文所示，学界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就《东方学》在文学文本、政治思想史文本甚至是“东方学”文本中的“反例叙事”提出过高屋建瓴之论，敬告学界不必以牺牲研究对象复杂性的代价去追求征用东方主义的简便性。

版画《约翰·卫斯理向北美印第安人布道》

有鉴于此，笔者后续对《约翰生文集》、约翰生批评史及国内外约翰生研究资料的阅读爬梳工作也愈发集束于此一主旨：约翰生固然受制于七年战争后扶摇直上的英帝国扩张风潮，无法全然超绝自外，但他基于自有的政治德性与文化立场，实际上也不乏批判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合法理的诸多论说。或许，只有更加全面地检视约翰生关于不同文明彼此接触（自然必需包括1746年卡洛登战役之后虽有缓和但远未终结的“英-苏”、“英-爱”以及英法问题）的各类论述，抛弃局促的身份标签，并抱以“同情、理解但警觉的目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约翰生对东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与把握，在何种程度上如范存忠先生所言是“带着偏狭个性、褒贬兼具的危险结合”，又在何种意义上因谈话胜利之需是“对真相杰出的歪曲”。因而，笔者通过《王子出游记》中的“拉塞拉斯之问”“飞行器匠人桥段”“疯狂的天文学家桥段”，《伊瑞涅》中的“东方专制反例”“空置的后宫”“文体混用”以及《约翰生文集》《约翰生传》《苏格兰西部诸岛游记》等材料中散布各处的，诸如“英国野蛮人”“伦敦商户与北美土著之争”（值得指出，法国殖民者拉翁唐男爵早在1703年已然同北美土著“阿达里奥”展开过类似的论辩，详见格雷伯、温格罗《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一书）等事例的申说论证，得出了“带着同情的含混”这一临时论断。事例材料与观点如何具体铺陈可详见小文，此处不再赘述。

回到虚荣心的问题。清人戴震曾有“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一语，令梁启超引赞不已，后者尤其指出祛除“人蔽”之后突破“己蔽”的艰难并推崇隐含其后的学术人格和道德力量。小文在前人学者筚路蓝缕所开启的山路上力破“人蔽”，却也在好几处掉进了“己蔽”之中，这不仅表现所谓创新性的过度申说上，也表现在论证材料的选择性援引上，甚至表现在对他人论点或许不够客观的批驳上。之所以造成这些“己蔽”，一方面大概由于笔者学力不逮，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明知故犯，因而暴露了为了发表的虚荣心。

戴震像

所幸，前述钱、约两位“不屈不挠的”博学之士都时或允许虚荣心得以满足，后学小辈惭愧之余也略微坦然一些。此外，编辑部各位老师及外审专家从学理、材料到表述层层把关，漫长却精微的修校工作确实也是笔者甫收修改通知时肿胀的虚荣心的解毒剂，也正是受益于各位师长的指正，小文得以免除很多讹误。其实，笔者内心清楚，小文不少观点与论述仍未明晰，譬如“东西方”的界定（约翰生《王子出游记》《伊瑞涅》笔下的“东方”，反倒像是我们的“西域”），再譬如，关于“普遍主义”的内生矛盾以及“无害的偏见”作为文明互鉴起点等论述，都给人以囫囵吞枣的感觉。因而，对笔者而言，当下的“字里行外”，应该也更像是附加的“终审”以及补救的机会——可以请教更多的读者方家，以免小文尚未脱出“己蔽”的陷阱，又留下“蔽人”的贻害。为此，笔者一定虚心聆教并感谢各位前辈师长与读者诸君。

新媒体编辑：何欣怡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