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当代作家博尔赫斯在若干篇作品里或者提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或者将中国作为叙事背景，引发了国内学术界浓厚的解读兴趣。较常见的思路是将其中中国题材的写作动机归因于作家的经历和喜好，考证他读过的中文典籍译本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认为“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来源于阅读”，其“智慧、玄奥、形而上学与文学统一”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典籍的影响。质疑者则怀疑以中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这一表象能否证明作者热爱中国文化，进而认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关于中国的叙述“似褒实贬”。对于其文本呈现的“中国”形象，学者们普遍指出它远离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是想象的、非指涉性的虚构物，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异托邦”。就这些作品的意义而言，一些研究认为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作为文化异托邦是开放包容的，作家以反本质主义的方式独创了关于“自我”以及“文化身份”的新探索；有学者呼吁借助作家“世界主义”的写作态度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寻找“去民族主义”的批评视角。相反的观点则指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中国”本质上是对文化他者的“盲知 / 盲视”，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作家关于中国的小说是其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的一部分，属于西方中心主义“启蒙范式”的叙事，是从“欧化”知识精英充满优越感的视角对他者进行客体化的阐释与想象。

本文重提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这个话题，不是简单认同或反对某个具体立场，而是试图就现有研究尚未涉及的层面作进一步探讨。首先，博尔赫斯的写作与其身处的“知识场域”密切关联。在布迪厄的论述中，知识场域是作家群体、出版机构、市场和批评界等共同组成的文化生产机制，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我”实际上是由众多社会关系构成的“我们”。在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博尔赫斯中国书写的“场域”首先体现在历史纵轴上，亦即西语文学传统中的中国形象。在此前的西语美洲文学中，“中国”作为“东方想象”的一部分仅零星出现，主要见于美洲现代主义诗人们的作品。例如，达里奥用诗歌咏颂了纯粹美学层面上的“中国”，在短篇小说中则将中国叙述为“黄色的国家”，是丝绸、漆器等“中国风物件”的产地。在这些作者笔下，中国不是具体的现实存在，而是一系列意义复杂的符号。博尔赫斯作品中那些丝绸封面的书籍、漆手杖、精致的花园等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

博尔赫斯中国书写所在的另一个重要知识场域，是阿根廷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环境。从1931年起，由寡头阶层出资赞助，以《南方》杂志等媒体为平台，博尔赫斯等一批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阿根廷的精英文化圈。这一文化圈表面上独立自治，主张纯文学创作，实际上却与经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持续互动。杂志的创办者和赞助人、号称阿根廷最富有农场主的奥坎波把政要之子比奥伊介绍给博尔赫斯，两人成为好友并共同创作出许多作品；比奥伊后来成为奥坎波的妹夫，其妻也从事写作。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巨富、政要及其家人、朋友的圈层领导着《南方》杂志，也主导着阿根廷文化界的一部分。博尔赫斯的作家生涯展现了知识场域中各种关系的汇集交错，其本人亦逐渐身兼“作家博尔赫斯”“商品博尔赫斯”“公众人物博尔赫斯”等多个角色，实现了布迪厄意义上的各类资本的转换。作家的短篇小说和寓言故事也在叙事中将他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依附关系合法化，其个人与阿根廷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有待深入分析。

其次，以往的阐释忽视了一些文本结构上的重要细节。在叙事层面，博尔赫斯常常采用虚构“前文本”的手法将自己的小说伪装成“译文”或“改写”：《海盗郑寡妇》号称“参考了”英国历史作家格斯的《海盗史》，《小径分岔的花园》“引用和翻译”了英国军事史作家哈特的著作，《长城和书》是“我”读完翟理思著作后的遐想，《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杜撰的中国百科全书动物分类法则假托引用了德国汉学家库恩的言论。这一手法也频繁用于作家关于其他“边缘”地区如非洲和印度的书写。例如，短篇小说《布罗迪报告》是“我”对在非洲“莫尔克人”当中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布罗迪所撰记录的“忠实翻译”；《门槛边的人》是“我”对驻阿根廷的英国外交官杜威关于阿姆利则惨案的叙述的“重述”，所以也是“翻译”；《特隆、乌克巴尔、第三星球》则是“我”用西班牙语对英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赫伯特·亚什遗物中的一本英文百科全书所做的“概述”。当代翻译研究将包括翻译实践在内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为“跨语际实践”。博尔赫斯所虚构的从英语、德语到西班牙语的“跨语际实践”可以说是其写作的重要主题。他不仅在作品中虚构“译文”，在现实生活中也从事过文学翻译，并且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翻译的政治性”。早在1920年代，在为其父老博尔赫斯从英文转译成西班牙语的《鲁拜集》撰写的序言中，他便评论道：“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的忠实度总是受到质疑，但毫无疑问，该译本让大写的时间跃动其中，给东方艺术注入了激情；这艺术的特点曾被黑格尔准确定义过，那就是停滞。”半个世纪后，在与作家萨瓦托的对话中，他再次强调“波斯人并不认为海亚姆是杰出诗人，是《鲁拜集》的英文译本令其传世”。《鲁拜集》英译本是维多利亚时代“东方学”的经典文本，是大英帝国在对外扩张中鼓吹“异国情调”的文学表现，也是翻译与殖民主义共谋的典型范例。博尔赫斯的评论本能地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观与翻译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关系。当他把“翻译”作为叙事框架，将小说伪装成译文，并且把这个“虚拟的跨语际实践”对象确定为中国时，其创作实际上是一场复杂的权力运作。

鉴于上述理由，本文的意图探讨两个问题。首先，是什么促使这位成长于双语文化环境中的阿根廷作家从1930年代起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写作视野？显然，“知识渊博”或者“热爱中国”均不足以构成充分解释。就渊博而言，博尔赫斯既不懂中文，更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学习，与他在作品中提及的库恩、翟理思等学者相去甚远；而论及热爱，则很难找到博尔赫斯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让他和同时代的拉美左翼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对现代中国的访问与记录形成了“南方与南方”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制霸拉美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型，探索了“另一种现代性”。博尔赫斯笔下的女海盗、中国间谍或者模糊的长城宫殿恐怕很难列入这一书写谱系。那么他的中国书写究竟因何而起，又指向何处？

本文试图厘清的第二个问题是，博尔赫斯那些伪装成译文的小说和真假难辨的“引用”隐藏着怎样的权力话语？语言和翻译的政治性以及翻译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探讨，如刘禾指出“穿越不同语言的边界，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翻译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无关的中立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她将不平等全球权力结构下的跨语际实践称为“翻译的战场”。博尔赫斯对《鲁拜集》英译本的吹捧乃至对殖民历史本身洋洋自得的回顾，均提醒我们应该探究其“虚拟的跨语际实践”的真正意图。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是阿根廷国内政治文化冲突的产物。这些离奇的异国故事服务于作者主张的“魔法叙事”和“奇幻文学”，其“去现实化和去民族化”的美学主张对抗的是本土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而这场贯穿1930至1960年代的文学论战，实际上是阿根廷亲英寡头阶层与民族主义者之间政治斗争的映射。在对文化主导权的争夺中，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借助虚构的“翻译”将以英国为主的殖民帝国主义话语植入美洲西语文化中，在英语象征的现代欧洲文化、美洲西语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始于1930年代，短篇小说《海盗郑寡妇》是其中第一个文本，先发表于报纸的文学副刊，后于1935年和作者在该副刊上发表的其他短篇一起，被冠以《世界丑闻史》的标题结集出版。这是博尔赫斯的第一部小说集，此前他先是旅居欧洲的先锋诗人，后又成为192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的追随者，彼时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阿根廷人的语言》等文集名称颇能昭示作家以地域主义文学（Regionalismo）鼓吹此种民族主义的努力。

1930年前后，博尔赫斯突然停止了诗歌创作，同时疏离了他曾极力提倡的地域主义文学。他的友人兼研究者莫内加尔曾感叹作家从此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并彻底否定了之前那个“自我”。这种转变背后的动机是访谈者们喜欢询问、博尔赫斯却保持缄默的话题。有人指出他放弃诗歌是因为爱情遭受挫败并丧失了灵感；有人认为他转向虚构性叙事写作是为了突破创作瓶颈，同时也叠加着对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的失望。然而，在那些亲历了国内动荡的阿根廷学者的回顾中，博尔赫斯的“变形”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关头走向“两极分化”的具体个案。1930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政府、终结了激进主义政治削弱大地主寡头势力、寻求经济独立、巩固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阿根廷重新陷入农业出口寡头与英、美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不仅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断，思想文化界也经历了震荡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最终依附于外国势力和寡头集团，成为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纯文学’、吹捧欧洲文化的‘精英’；另外一些人则走向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并在1930至1940年代被污名为‘法西斯主义者’。”由于政治局势和知识界的激烈变化，评论家马达莫罗称1930年为阿根廷历史和博尔赫斯个人的“转折之年”。

博尔赫斯曾经积极追随激进主义思想，在散文集《探讨集》（1925）中称赞激进主义运动领袖伊里戈延是阿根廷人的灵魂；甚至在1928年亲自组织成立“伊里戈延青年知识分子委员会”，支持其第二次竞选总统。军事政变后，博尔赫斯似乎经历了一段观望时期。他与持激进主义思想的作家们保持着联系，后者成立了旨在继承发展这一政治遗产的组织“青年阿根廷激进力量”，目标是驱逐英国在阿根廷的“文化殖民和经济殖民”，推翻其代理集团的统治。博尔赫斯没有加入早年同道创立的这个组织，但在1934年主动为其创始人之一、后来的著名民族主义思想家豪雷切的诗集《自由关起义：激进主义革命的高乔式叙述》撰写序言，诗集中收录了豪雷切1933年参加反对亲英寡头政府的武装起义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下的同名纪念诗。

但与此同时，博尔赫斯与《南方》杂志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份创办于1931年的文学刊物把宣传欧洲文化、进口和翻译出版欧洲文学作品作为振兴阿根廷文学的唯一途径。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南方》的创办与军事政变几乎同步，而杂志兴衰也与政局转换息息相关，寡头集团正是借助《南方》和相关机构拉拢知识分子。博尔赫斯在杂志创刊时就担任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如此持续数十年，后来令他名声大噪的许多小说最早也都发表于此。《南方》杂志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从地域主义转向“奇幻的”（fantástico）和“纯美学的”（puramente estético）方向。在这一氛围下，博尔赫斯在1932年的《讨论集》中提出了“魔法叙事”论。在散文《叙事艺术与魔法》中，他指出传统小说建立在因果逻辑上，目的是让小说叙事“与现实世界的事物没有区别，但是这一动机并不可行”；他倡议使用古老的“魔法”统领叙事，魔法不是因果逻辑的对立面，而是其极致的体现，精心构思的故事应该“指向另一个世界”而无关现实：“小说的真谛是使用魔法叙事，就让因果逻辑变成心理学的模拟练习吧。”在另一篇散文中他又指出，小小说展示的现实是一个“信任问题”，因此文学与现实无关而只是形式；而形式也可以非常单一，例如有人认为钦定版《圣经》的词汇就可以满足创作，而博尔赫斯本人则从诸多小说中总结出三种特定的叙事模式。

博尔赫斯在《讨论集》里延续了他早年的极端主义先锋诗歌理论，他也坦承“那个消逝的极端主义诗人的灵魂一直占据着我”。此时他同样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心理学中为“艺术形式至上”寻找依据，强调现实是虚无的，而人的认知更难以准确地捕捉和认识现实，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语言精确再现现实，“文学中的模糊性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逼真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也倾向于模糊的认知”。博尔赫斯明确反对现实主义文学，指出“以为语言的组合能与世界本身相似，是非常冒险的想法”，因此“艺术需要鲜明的非现实性”。他总结道：“世界只是我们做的一个梦，我们把它梦想成坚实的、神秘的、可见的，切实坚定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但允许它的结构上存在细小又永恒的非理性间隙，以便知道世界是假的。”

博尔赫斯试图将文学从阿根廷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例如他指出高乔文学与牧民的生活无关，纯粹是都市精英文人的想象；刻意渲染本土风格是大部分这类作品的缺点，而长诗《马丁·菲耶罗》的高明之处恰在于它回避了阿根廷特色的表达方式。《讨论集》1955年再版时增加了《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一文，这是博尔赫斯1950年代反庇隆主义系列演讲之一的文字版本，其中他更加激烈地主张文学“去民族化”，宣称民族文学的另一部代表作、高乔题材的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大量使用了巴黎文学圈的诗歌隐喻和英美文学的历险小说元素，它们才是构成“阿根廷性”的关键。

1935年出版的小说集《世界丑闻史》某种程度上是在实践《讨论集》提出的文学观。标题中“世界的”（universal）一词与“民族的”（nacional）针锋相对，意在消解当时文化界对民族价值的捍卫。除了《玫瑰角的汉子》以阿根廷的“刀客”为主人公，小说集的其他故事均发生在时空遥远的中国、日本、波斯或者美国。《海盗郑寡妇》这个关于女海盗接受嘉庆帝招安的传说与日本武士复仇、波斯的骗子谎称先知、被解放的黑奴教唆他人冒充贵族等同样离奇的故事编排在一起，都以“转述”或“译文”的形式出现。博尔赫斯在序言里还强调这些文本具有“巴洛克”的繁复形式，但在思想上空无一物，因为“宇宙的本质就是空”。

进入1940年代，博尔赫斯和《南方》杂志以更深入的方式借助文化参与政治。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激进地反对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也成为最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常在诗歌和小说中自我标榜为对抗“暴君”的勇士；在后来的访谈中他也将这段个人经历叙述成“捍卫民主自由”“遭受打击迫害”的传奇。博尔赫斯没有说明的是，他的激烈反对是亲欧文化圈对抗庇隆主义倡导的民族文化的缩影，小说集《小径分叉的花园》的出版、它所践行的“奇幻文学”美学主张以及围绕“国家文学奖”的争议是这两股力量冲突角力的代表性事件。

1941年，奥坎波的南方出版社将博尔赫斯先前发表在《南方》杂志上的一些小说结集出版，短篇《小径分叉的花园》就收录在这部同名小说集中。它的叙事延续了虚拟的“翻译”，但以“侦探小说”为框架融合了“奇幻文学”，两者都是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在1940年代极力鼓吹的文类。两人不仅合写侦探小说集，共同编纂《奇幻文学选集》，比奥伊还写了小说《莫雷的发明》作为“侦探奇幻文学”的文本实践，该小说讲述“我”为了“追求自由”主动逃避到某个孤岛上的故事，常被解读为“自治的艺术界”的隐喻。

此外，两人还互相将对方尊为“新文体”的创造者：在为《莫雷的发明》撰写的序言里，博尔赫斯称赞比奥伊创造了一种写作方式，即“讲述一系列神秘的事件，最后用合理的、奇幻的但不是超自然的方式进行解释”，这一评论被认为是奇幻小说的诞生宣言；比奥伊则赞美博尔赫斯发表在《南方》上的小说融合了散文与虚构叙事，是写给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这表明他们的文论也竭力推进文学的精英化。小说集《小径分叉的花园》引发的评奖争议则昭示了两种力量对于文化主导权的激烈争夺。1941年，博尔赫斯以这本小说集参加阿根廷文化委员会举办的“国家文学奖”的评比，但最终未获奖。重要的文学杂志《我们》对这一结果表示赞同，指出在当前的局势下，不应该为一部介于异国情调和颓废主义之间的、倾向于“去人化”的文学作品颁奖。作为抗议，《南方》杂志发布了题为“回击对博尔赫斯的冒犯”的专刊，21位在阿根廷乃至美洲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作家撰文为博尔赫斯辩护。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比奥伊坚持文学去民族化，大部分人强调小说集以独特的修辞风格参与了民族精神的建设；也有人坦承不认同它的叙事形式，但提醒评委应该考量博尔赫斯早年倡导民族文化的经历。

1944年，阿根廷作家协会专门设置了一项“荣誉大奖”，颁发给博尔赫斯的另一本小说集《虚构集》。次年博尔赫斯发表在《南方》第129期上的“获奖感言”直白地表达了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他感谢作家协会把大奖颁发给一部“奇幻文学”作品，强调自己的文学修养主要来自童年阅读的英国文学，然后将话题引向纳粹主义与作家的关系，指出“纳粹主义无非是夸张表达了大家都有的先入之见，即确信自己的祖国、语言、宗教和血统具有优越性……这纯朴信仰是文学历来的主题，那些要废止这一主题的努力也同样纯朴”；他继而提出，阿根廷的“邪恶派”玷污了这一柔情，继续写这类题材就与其同谋，而自己努力创作“幻想文学”正是为了与邪恶划清界限。这样的说辞既攻击民族主义作家，又暗示亲英是个人情感，淡化了依附霸权的政治色彩。在同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博尔赫斯坦承对英国的“柔情”：“英国，丰富无限的英国，那统治着若干大陆和海洋的遥远岛屿”；“我想到英国的时候就像想念一个至亲爱人，这是个人的、无可替代的情感。”同时他也并不掩饰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亦不回避对意识形态的宣扬：这篇为纪念二战结束而作、题为《记和平》的政论全篇都在歌颂“英国的胜利”“西方的胜利”和“罗马帝国的胜利”。在1940年代发表的其他文章中，博尔赫斯对各类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左翼展开挞伐，将阿根廷的反英民族斗争思想与德国纳粹主义混为一谈。可以说，博尔赫斯策略性地为“纳粹主义”赋予了双面性，借“共有之见”将精英圈层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依附合法化，同时以“邪恶”之名剥夺了阿根廷民族主义的一切正当性。

随着庇隆政府执政，阿根廷的亲欧派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呈现白热化趋势。短文《长城和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在著名的反政府媒体上，文章借“墙”这一阿根廷自由主义者抨击民族主义时常用的隐喻来影射时政。后来博尔赫斯那些或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题材的文本如《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皇宫的寓言》等也大都带有类似的色彩。可以说，无论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源于何种契机，中国书写都与他对波斯文化、美洲土著文化等其他欧洲视角中的“异质文化”的书写一样，是用来论证和捍卫他的文学观、特定政治权力和“普遍秩序”的工具。史景迁在探讨欧美文人涉及中国的文学作品时指出，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不一定就是真正关于中国的。这一评论同样也适用于博尔赫斯。在阿根廷的政治文化层面，中国有时被当作“异国情调”的材料，有时则被作为“东方专制”的典型用来影射庇隆政府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外交政策。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中国被置于客体地位，是言说和操控的对象，英国则是知识的生产主体，其从英语到西班牙语的虚拟跨语际实践把权力植入西语文化，不仅体现了阿根廷的精英文化圈对国内变革的压抑，还在想象中参与了英语文化霸权对全球文化的宰制。这种“英 - 西”结合的话语权力实践首先借助“奇特的百科全书”将中国文化排除在普遍的认识论之外，进而剥夺中国在历史中的本体存在意义。

“百科全书”在博尔赫斯的实际生活和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他曾回忆自己“小时候视力不佳，很多面孔都记不清，但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书房中的Chamber’s Encyclopaedia（《钱伯斯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烫金书脊”；1929年获文学奖时，他立刻用奖金购买了全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晚年的访谈和散文中他也强调《不列颠百科全书》一直是自己崇拜的书籍之一，还讲述了童年时按字母顺序阅读百科全书的条目以获取知识的经验。学者米尼奥罗指出，百科全书这一知识体系在欧洲文化传统中承担着“建构已知事物”“建构认知方式”以及“全方位教育”的功能。在博尔赫斯的认知经验中，《不列颠百科全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并且把一类特定的知识和它的组织形式上升为普世的知识。

英语百科全书也是博尔赫斯在创作中偏爱的话题。在先发表于《南方》杂志、后编排在文集《小径分叉的花园》第一篇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第三星球》中，“我”和好友“比奥伊”偶然发现了一套《盎格鲁 - 美国百科全书》，它是1902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重印本；“我们”在书中找到对“乌克巴尔”这个地方的介绍，其所有的文学都是关于“特隆”这一虚构地区的“奇幻的”想象；几个月后“我”从“英国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赫伯特·亚什的遗物中发现了用英文写成的《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的第11卷。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我”对《特隆第一百科全书》内容的“转述”，末尾的“后记附言”则详细交待了这套书的产生历史：它最初由一个秘密社团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开始编纂，历经几代人，最后在美国完成第一版，被认为是“人类最宏大的著作”，而英国人亚什也位列“谦恭的造物之神”。上述三套亦真实亦虚构的百科全书既是以英语为载体的欧美现代知识谱系的象征，也是英帝国全方位海外扩张的隐喻。

在博尔赫斯的书写中，英语百科全书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基于其假定的“普遍性”，它既能以“完全对等”的方式在空间中迁移，从《不列颠百科全书》变成《盎格鲁 - 美国百科全书》，也能在不同欧洲语言之间自由转换，所以小说讲述百科全书时英、西混杂，仿佛英语可以取代西班牙语。那么，当以英语为介质的知识和事物秩序与中国文化相遇时会怎样？《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描绘了这一场景，这篇像散文又像小说的文本和《长城和书》一起收入1951年出版的《探讨别集》。彼时随着冷战序幕拉开，阿根廷自由主义者们不仅极力对抗本国的社会变革，还将国内的新动向与国际局势相关联，将国内的改良视为国际社会主义对阿根廷的威胁，进而把政治矛盾、意识形态差异上升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对决。由此，以“世界主义”为名的亲欧思潮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被精英圈层叙述成维护“正义”和消灭“邪恶”、捍卫“文明”和阻止“野蛮”的过程。博尔赫斯的《探讨别集》和后来的许多文本正是这一话语运作的具体表现。

《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同样从英语百科全书说起：“我”发现第14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删除了关于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的词条，并对此表示赞同；但是“我”对威尔金斯生平和思想的详细介绍又使得整篇文章仿佛在增补扩充那个被删除的条目。“我”认为威尔金斯创造出了另一个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平行的分类表征体系，二者相互支撑和渗透，共同对世界进行编码；而知识体系的物质表现形式“图书”则由“布鲁塞尔图书系统”进行管理。“我”赞同删除词条并非因为其可有可无，而是因为“分析语言”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同级别的知识分类，并无从属关系。表面上，“我”调侃分析语言和图书体系，认为“它们的特点让我想起库恩博士对某本中国百科全书的定义，即‘模糊、累赘且低效’”，并“引用”了那段后来令福柯大笑的“中国动物分类”；但实际上，“我”始终在赞美分析语言的伟大精妙，并且无论威尔金斯的学说、布鲁塞尔图书系统，抑或《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是切实运作的知识权力，而真正被判定为无效的是那段臆造出来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法。

按照博尔赫斯惯用的虚拟跨语际实践手法，叙事者“我”用对欧洲语言的熟稔遮蔽了其对中文的无知。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我”精通英语和德语，昭示出自身不同凡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是阿根廷精英通过昂贵的“国际教育”、游学旅居欧洲以及购买进口图书等途径获取的语言权力。熟读库恩的著作使“我”间接获取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权威；“我”对库恩著作的“翻译引用”被默认为“对等的”语言迁移，也就是说库恩和“我”都在忠实地把代表中国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翻译成欧洲语言。但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和欧洲的“enciclopedia”完全吻合的知识组织方式吗？如果没有，又是谁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两者之间建立了对等关系、并用“enciclopedia”取代了中文知识体系？

用拉丁字母作为分类和排序的标记并不是中国传统。彻底改变知识的编码秩序，并将一本中文古籍等同于西语的“enciclopedia china”，这个过程中有多个权力在对中国文化实施宰制。“我”展示的“中文古籍”的西语标题是“Emporio celestial de conocimientos benévolos”，“emporio”原义为“进行跨地区贸易的集市”，其词源由古希腊语进入拉丁语再被欧洲各语言采纳，指向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经验，汉语中显然不存在任何与之等同的词汇。所以，“中文古籍”的原始标题被遮蔽，西语译名绝非符号间的对等转换，而是话语操纵的结果。文章没有提及是谁将中文书名译为“emporio”（或者更可能是拉丁语形式“emporium”）；这一词形让“译名”可以在英、德、西语之间自由迁移。也就是说，译者们用“emporium/emporio”共同抹杀了原本的中文标题和它的意义。此外，“中国百科全书”这一称呼是在源自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enciclopedia”一词前面强行植入定语“china”，从本体的角度考察，这个定语和它所修饰的对象在语义上是冲突、错位乃至矛盾的；“中国百科全书”是一个译者 - 作者们共同发明的伪概念。将一本标题为“emporium/emporio”的书定性为“中国百科全书”，也就是让不同的事物对等。这个多主体参与的话语运作展示了命名的认识论暴力，在被命名为“emporium/emporio”的译本中没有留下任何中国文字的痕迹。

当这个虚构的译本被定性为“中国百科全书”时，它既是“英语 - 德语 - 西语”对中文意义的抹除，同时还是这几种语言代表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知识的重新编码。对于博尔赫斯，《不列颠百科全书》不仅是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还拥有延绵两千年的谱系，因为“普林尼是卓越的百科全书之父，他的《博物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当博尔赫斯以《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方式重组“中国动物分类”，把一本中国古籍定性为“enciclopedia”这个被想象成源自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知识组织模式时，他是在用被建构出来的历史悠久、连贯同质的“欧洲文化”的“同”，来排斥和压抑同样是被建构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异”。

如果说在《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我”通过与库恩的共谋间接地施展了认知的暴力，那么《小径分叉的花园》中的英国汉学家阿尔伯特则亲身参与了对中国有形财富的攫取和对中国文化的宰制。这篇小说的虚构叙事同样伪装成一个真实人物著作的西语译本：它“摘自”英国军事史作家哈特的《欧洲战争史》，内容是德军雇佣的中国间谍余准的审讯供词。小说因此有两层叙事：首先是匿名全知叙事者介绍哈特的著作，然后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余准的第一人称供述，回忆他如何借助射杀阿尔伯特向上级传送情报。在余准的描述中，英国人“阿尔伯特身材十分高大，五官分明，灰色的胡须衬托着灰眼睛。他身上既有传教士的气质，又有航海者 / 海军的风采；他告诉我，在成为汉学家之前他确实曾在天津传教。”原文描述阿尔伯特身份的“marino”一词有双关词义，既指“航海者”，也可以是“海军士兵”。身兼多重身份的阿尔伯特堪称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扩张的代言人，“传教士阿尔伯特”能在天津活动，以文明之名实施认识论的暴力，其前提是“航海者 / 海军阿尔伯特”的军舰大炮实施了军事暴力；二者都保证了汉学家阿尔伯特能顺利带走小说中提到的珍贵瓷器和图书手稿。阿尔伯特解读了余准没有能力破解的祖先手稿和著作，而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心得是这位英国人洞见“中国时间迷宫”的关键。这样，阿尔伯特延续了英帝国扩张进程中翻译与殖民主义的深刻共谋，将东方学家热衷阐释的阿拉伯典籍与中国古代手稿并置，在对认知进行殖民化的同时重新定义了欧洲的“东方学”，把它的宰制范围从欧洲人眼中的“中东”扩张到“远东”，他本人则成为“中国时间迷宫”的理论权威，将余准祖先创造的知识整合进英国的汉学研究，变成欧洲知识的一部分。在另一层叙事中，匿名叙事者掌握着语言和财富等资源，有能力购买和阅读哈特的著作，并摘取片段翻译成西班牙语，遂在这一过程中将认识论的暴力植入西班牙语文化，由此共享了英帝国的文化霸权。这一暴力不仅能在抽象层面对其他文化进行宰制，更会转化成实际的暴力，在物理形式上毁灭后者。

小说《代表大会》讲述了一群自我认同为“欧裔美洲人”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精英创立了一个统治全世界的机构“代表大会”，叙事者“我”作为这个机构的成员之一，是一名研究威尔金斯的专家，相关著作被收藏在阿根廷国家图书馆。“代表大会”的事务之一是收藏不同文明的书籍用来“代表”该文明，“我”曾为此购置“丝绸封面的中国百科全书”。在故事的结尾，包括这套百科全书在内的书籍被“我们”悉数投入火堆焚毁，因为“我们”认为代表大会不需要物质来证实其存在，“它诞生于创世之刻、无处不在并且永世不竭”。

虚构人物如《代表大会》中研究威尔金斯的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小径分叉的花园》中的英国汉学家阿尔伯特，或者真实的言说者如《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长城和书》中的“我”，共同展现出的是一个西方的现代主体，一个奉行“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是）的“我”。波多黎各学者马尔多纳 - 托莱斯在论及这句象征现代主体诞生的箴言时，认为它至少包含着两层排斥：在“我思”之下隐含着“其他人不思”；在“我是”的背后是“其他人不是”或者“其他人没有资格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把认识论置于首位，不仅遮蔽了关乎本体“是”的问题，也隐藏了由此产生的“知识的殖民性”；而当认知和知识被上升为现代主体的独特禀赋时，那些被认为“不思”和“不像我一样思”的人就在本体层面被否定，或者被异化降级。

在进一步分析博尔赫斯如何将“中国”编排进一个不平等的本体秩序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1940年代的阿根廷知识界如何叙述“中国”。与现代主义诗人们想象的“异国情调的东方”不同，当时左翼人士正在开启全新的对话交流途径。不过，这显然不是博尔赫斯和其友人们的视角。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夫妇合编的《奇幻文学选集》可以说是《南方》阵营文学理论的范文，而比奥伊撰写序言的宏大语调更像在宣示这是关于“人类文学”的规范：“奇幻文学比文字本身还要古老，遍布于波斯典籍、《圣经》、《荷马史诗》和《一千零一夜》，也许中国人是最早擅长撰写这一文类的人。”在笼统提及“中国哲学书”和几本明清小说后，他调转笔锋：“作为一个真正成熟的文体，奇幻文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英语文化。”这样，除了前文指出的精英化、去现实化和去民族化，比奥伊还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植入文学理论，建构出“奇幻文学”自东方向西方、从幼稚到成熟的时空发展历程。英美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构成了这本选集的主干，在吉卜林、威尔斯等人的短篇小说和三位编者自己创作的“奇幻小说”中，零星夹杂着来源不明的“中国文学”的西班牙语译文，它们和一小段《一千零一夜》片段共同构成了文集中的“东方奇幻文学”。在此“东方”再次被同质化，被刻板地叙述为“古老”“神秘”和“遥远”的所在，作为“西方”的陪衬、反差和边缘而被展示；就像博尔赫斯在晚年的一次讲座开头强调的：西方诸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发现了东方——广阔的、静止不动的、壮观的、让人不可理解的东方。

博尔赫斯用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停滞”来定义“东方”，而他通过阅读汉学家著作所认识的“中国”以及将这一阅读经验整合后书写的“中国”也竭力凸显“停滞”的特征，用文学诠释着黑格尔的历史观。拉美当代哲学家杜塞尔指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以“发展”为核心概念，既是人类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也是自东向西的空间进程，所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单线的。以日耳曼文化为代表的局部欧洲既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心，又是“世界历史”的完美巅峰和“精神”的载体；而作为初始地的亚洲的“精神”则类似于人类的幼稚童年，东方专制是精神不成熟的表现，它使皇帝成为唯一享有自由的人。小说《海盗郑寡妇》以文学演绎了这种想象中的“东方专制”：十九世纪初，中国海盗郑将军被同伙毒杀，其妻“郑寡妇”接替亡夫成为首领，率领部下横行于中国沿海和内河进行劫掠，并击败了朝廷的重兵围剿；嘉庆皇帝很快再次派兵，这一次在双方对峙期间，每天傍晚从朝廷的战船上飘起大量芦苇和纸做的龙；郑寡妇终于领悟这些物件讲述的是“龙保护忘恩的狐狸”的寓言，于是立刻缴械投降，在获得皇帝赦免后成为一名鸦片贩子。

前文提到，博尔赫斯在文集末尾的“文献来源目录”中指出小说受英国人格斯的《海盗史》启发。“目录”的书单真伪夹杂，不过该书确实存在。《海盗史》第四部分第四章讲述中国和日本的海盗历史，指出中国海盗主要作为反清复明的政治力量兴起和壮大，并从中央政权与地方民间博弈的角度回顾了女海盗“郑夫人”的历史。博尔赫斯挪用了“郑夫人”（Mrs. Ching）这个符号，将其彻底剥离原著的历史叙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开篇，但实际上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并时而转换到人物视角；这个上帝视角的“我”还频繁“引用”嘉庆皇帝诏书、郑寡妇的“海盗规则”、中国史书等“文献”，并对它们的文体风格加以褒贬比较，展示出一个无所不知、掌控一切的权威主体形象。

“我”首先将历史人物“郑夫人”变成“郑寡妇”（La Viuda Ching）：“我要讲的是善战的郑寡妇。”“寡妇”一词词首大写，由普通名词转换为专有名词，“郑寡妇”这个名字在指向一个女人的同时又抹消了她的主体性，将她变成某个男人的遗物。叙事延续了十九至二十世纪欧美文化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形容郑寡妇“是个长得像葡萄老藤一样的女人，惺忪的眯眯眼，笑容是被龋坏的；黑黢黢的头发抹了油，倒比她的眼睛还明亮些”。其麾下的中国海盗们则更加奇异、堕落且愚昧：

根据俘虏的口供，他们平日伙食以硬面饼、催肥的老鼠和米饭为主；劫掠日喝的酒里要掺上火药。主要靠出老千赌博、喝酒、吸食鸦片打发时光。打斗的时候习惯双手各执一把剑，在开始攻船前必须用泡过大蒜的水喷洒全身和脸颊，因为他们相信这能保护自己枪弹不入。

博尔赫斯延续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刻板形象，如赌徒和鸦片吸食者，并借助心理描写为这一形象增加了“野蛮思维”。“思”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海盗的低等，表现为行为上的不可理解，因此龙形的纸风筝就会让原本骁勇善战、无往不胜的郑寡妇突然投降。小说首先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郑寡妇如何观察和解读纸龙：“‘寡妇’焦急地查看这些飞行物，由它们读出那个关于龙的寓言，讲的是有只狐狸作恶多端、忘恩负义，但龙总是保护着她”；“郑寡妇心情沉重、苦苦思索”。显然，女海盗把皇帝奉为神奇威严的“龙”，自我认同为弱小的“狐狸”。在西班牙语中，“dragón”是传说中的邪恶猛兽，“zorra”除了指狐狸，还比喻“狡诈的人”或者“妓女”；西语语义的父权和暴力叠加在小说想象的中国伦理秩序上，宣明了皇帝与臣民的悬殊地位以及女性内在的道德缺陷。

接着叙事转向模糊，既可能是全知叙事者的评论，也可能是郑寡妇心理活动的自由间接引用：“没人知道降临在狐狸头上的是无边的宽恕还是无尽的惩罚。”于是“郑寡妇顿悟了。她把双剑扔到水里、双膝下跪，命手下人把自己押解到朝廷的指挥船上”。此后叙事再次转向模糊：“彼时正值傍晚，天上到处都是黄龙”，这既可能是全知叙事者的描述，也可能是郑寡妇心理视角中的天空，总之她突然感受到皇权无所不在的震慑，甚至主动要求被押解去投降时还嗫嚅道“狐狸寻求龙的翼翅保护”。“我”将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描述成政治秩序和精神世界均被皇权绝对控制的“东方专制”社会，郑寡妇作为无数不自由的个体之一，无法摆脱那个唯一自由的皇帝的支配。

与此同时，无所不知的“我”在开篇就将郑寡妇与英国女海盗的历史勾连并置，构筑了一种空间上的“全球意识”，它和时钟日历测量的统一的时间共同构成了“同一的”物理时空。“我”对“十九世纪初”这一时间节点的强调凸显了“东方”和“西方 - 阿根廷”在同一时刻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当中国被皇帝的专制统治时，阿根廷的精英们正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发起摆脱“专制”的独立运动。这是博尔赫斯引以为傲的民族史兼家族史，他多次在访谈和作品中将之叙述为由自己的祖辈领导的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文明对抗野蛮”的斗争。博尔赫斯用文学诠释“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从亚洲向欧洲、从幼稚向成熟的“发展”进程时，也巧妙地把阿根廷编织进“欧洲 - 西方”的地理政治空间之中。阿根廷和中国虽然处于同一个历时的时间点，但在历史意义上却又分别属于“现代 / 古老”和“自由 / 专制”的两端。

这一策略叙事对应着学者约翰内丝·费边批判的“对共生性的否定”的知识型。费边指出，启蒙运动把犹太 - 基督教的“神学时间”转换成普世的、世俗的“时间”，进化论则将原本作为历史概念的“时间”变成“自然化的时间”。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由此均被纳入唯一的进化历程，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被解读为一种进化论的时间次序。

博尔赫斯通过以“封闭的帝国”“皇宫”“皇帝”等符号渲染中国的“古老”，将其建构为一个停滞在过去的对象。在本体上否定中国与西方 - 阿根廷的共生性，也就否定了中国的“现代性”。在阿根廷左翼人士介绍中国革命的同一时期，发表在《南方》杂志上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不仅讲述英国汉学家攫取财富、宰制认知的故事，更展示了现代中国人对多个欧洲帝国心甘情愿的服从。小说开篇，全知叙事者兼译者介绍了一份“欧战”的审讯供词，来自一名叫“余准”的中国俘虏，他原本是“Hochschule de Tsingtao（青岛大学）的英语教授”。在这个虚构的从英文著作《欧洲战争史》到西班牙语译本的翻译过程中，人物的复杂身份和译者刻意保留的德语词汇透露出多重帝国的支配。“Hochschule”（大学）指向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殖民管辖；中国人余准在这所学校的“英语教授”身份则暗示大英帝国在文化殖民上更胜一筹。小说情节也验证了这一点：余准虽然受德国人管辖，但他称德国为“蒙昧之国”，怨恨德国人逼迫自己成为间谍；相比之下，他对英国汉学家阿尔伯特极尽赞美：“这个英国人对我而言一点不逊于歌德，尽管我只和他交谈了一个小时，但这一小时中他就是歌德”；“我满怀崇敬地倾听着阿尔伯特，更令人佩服的是，我祖先的思想被这位遥远帝国的绅士在一个西方海岛上重新解读给我。”

余准的形象十分契合“麦考利的孩子们”这一称呼，即英帝国通过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策略在殖民地精英中培养的代理人。在现实中，博尔赫斯和《南方》杂志圈层更像是阿根廷政治文化中的“麦考利的孩子们”，而他也将自己对英国的崇拜投射在笔下人物身上。小说中的余准在政治上充当德军间谍，最终被英军逮捕、审讯和处决；在文化上，他熟读英文书籍，崇拜歌德和阿尔伯特，却不甚理解自己曾祖父的著作，必须由英国汉学家为他解释。余准服从两种处境：他努力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优秀间谍；同时他又内化了十九世纪欧洲对人类文明的等级划分，用这一认知模式处理不同的文化，称德国为“蒙昧之国”并欣然接受英国的文化权威。他还接受了“文明 - 野蛮”话语对所谓有色人种的异化降级，自我定义为“黄种人”，并多次坦承自己是懦夫、软弱之人。

一方面，对帝国政治上的服从和价值观的认同让余准陷入了道德悖论：为了向轻视“我这个种族”的德国上司证明“一个黄种人可以解救德国军队”，他竭尽全力传递情报，而为此他就必须刺杀自己敬佩的英国汉学家。余准的悲剧表明，当被殖民者顺从地接受殖民统治时会被定义为懦夫，而当他试图证明自己的勇气时就会犯下背叛的恶行。这同样是余准的追杀者、爱尔兰人马登的处境。故事发生的时间1916年7月24日恰好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复活节起义三个月后，为英军效力的马登迫切需要向主子表示忠诚。因此，余准十分理解马登迫切抓捕自己的心情：“马登怎么可能不热切拥抱、乃至加倍利用这样的恩典？把两个德意志帝国的间谍找出来、抓住、杀掉！”但无论怎样行事，马登都受到来自英国人和爱尔兰同胞的不同指责：“一些人怪他太温和，另一些人则骂他是叛徒。”马登和余准互为镜像，都是忠心为殖民者效力的被殖民者，而且都无法摆脱道德的两难处境。

另一方面，自认是“黄种人”的余准又陷入种族上的自我厌恶，总是哀叹自己是懦夫，描述马登是“狂野而欢快的武士”，默认自己不如马登果断勇敢。作为一个生活在1916年的中国人，余准无法拥有同时代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独立自由，又自惭形秽地认为自己在性格、体力上不及爱尔兰人。尽管他成功传送了情报，向德国人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但却是以“背后开枪”这种卑劣方式背叛了钦佩的汉学家，并最终被对手马登拘捕；他既没能逃脱欧洲法律的惩罚，也要遭受道德和良知的谴责。小说结尾，余准用“contrición”陈述自己刺杀阿尔伯特后的心情，该词既指普通的“内疚”，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的“渎神”。这个双关语作为内心独白，使得余准在殖民帝国主体阿尔伯特面前主动将自我建构为低一等的存在。在战争史作家哈特和匿名叙事者——译者交错重合的复调叙事中，中国的辉煌只存在于“过去”，在现代时期，中国被否定了共生性，只是欧洲帝国在海外政治军事扩张的区域以及它所宣扬的“文明”需要教化的对象。

1981年，博尔赫斯出版了诗歌和短文集《天数》，《漆手杖》收录其中，该文叙述他收到一支竹制漆手杖时的遐想。文本以自传式的、高度贴近现实的方式开篇：“玛利亚·尔玉[博尔赫斯晚年的伴侣]发现了它。”“我”把手杖描述得颇为神奇：“它威严而坚实，但又出奇地轻巧”；还把这神奇物件和“遥远封闭的帝国”相联系：“我看着漆手杖，感到它是那个帝国的一部分，帝国在时间上是无限的，用城墙围出一个魔法的空间。”这样，《漆手杖》和作家30年前的旧作《长城和书》产生了互文，手杖再次指向了古老的“东方专制”，让“我”联想到古人，“我看着漆手杖，想起了那位梦蝶的庄周”。虽然“我”也关注制作手杖的工匠，但对他的遐思又在强化“古老性”：“我看着漆手杖，想到那位制作它的工匠，他将竹节弯折雕刻，让我的右手契合杖柄；不知他是生是死，是佛教徒还是道教徒，是否会问六十四卦”。并且，那位工匠在“我”眼中算不上独立的主体，因为“他迷失在九亿三千万人之中”。在匿名的工匠和“我”之间不存在主体对话的可能性，我们的关系仅限于“他”为“我”制造器物，一如美洲现代主义诗人习惯把中国想象成手工品的来源地。最后，“我”与“他”的这种关系由“某个不凡之人”预先注定，是宇宙中的必然。

博尔赫斯这最后一次关于中国的书写颇为复杂。一方面，文本中的手杖是作家现实生活中日日摩挲的物品，还是暮年亲密伴侣的赠礼。中国书写唤起了温馨的个人情感，指向现实生活，言说主体“我”甚至引用了198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数据“9亿3千万”，其笔下的中国仿佛在摆脱纯粹的文本性而转化为真实的存在。然而另一方面，“我”继续沿用“封闭的帝国”“庄子”“佛教”“道教”这类老生常谈的符号，将言说对象置于“永恒的过去”，遮蔽了现实中国的共生性。这一书写夹杂着向往又排斥、亲密又疏离、欣赏又意欲支配的复杂情感。

无法否认，博尔赫斯对中国怀有真诚的兴趣，并且他对阿拉伯、印度、日本等欧洲视角中的“东方”也都怀有热情。这一热情几乎完全因阅读而产生，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作家熟谙殖民帝国时代的欧洲人对其他地域的叙事和书写机制。博尔赫斯熟悉和敬佩的这类书写者之一是英国人伯顿，他赞叹伯顿能以伊斯兰教托钵僧的身份在开罗生活，能乔装成穆斯林去朝圣。晚年的博尔赫斯对到访拉美的中国外交官也表达了游历中国的愿景。也许这位高寿作家的思想随着时局变迁而有所改变；又或许他想和伯顿一样，在书写东方的同时还要成为自由出入和穿梭于“东方”的旅行者。然而伯顿不仅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更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他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和同情终究成为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在个人层面，伯顿自视为英国在东方的权威代理；在学术传统层面，他被东方学化约为帝国的书记员。至于博尔赫斯，他对其他文化的书写、对短篇小说的探索和创新也被霸权政治文化收编，并被转换成特定权力的工具，“博尔赫斯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并且他不遗余力地捍卫这个阶级”。

个体的书写不只表达作家的情感，更是知识场域各种关系的互动。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既是欧洲、尤其是他熟悉的英国文学以及美洲西班牙语文学传统中的“东方想象”的某种延续，同时又和阿根廷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对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探究，追溯到了同一个意识形态根源，那就是身为阿根廷作家的博尔赫斯，其写作主体却呈现出矛盾摇摆和复杂多面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南美知识分子的思想乃至生活经历。他们浸淫在欧洲语言和文化中，有人想摆脱象征意义上的“宗主国”桎梏、“寻找我们的表达”；有人则像博尔赫斯一样自我定义为“被流放美洲的欧洲人”，以这一主体意识参与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压制差异和变革，同时还试图分享某些“本土欧洲人”的权力，在认知和知识生产层面加入到对其他地区的支配中。

1985年末，自叹“被流放”的博尔赫斯定居瑞士并于次年在那里离世。然而，他依附的文化权力结构并未消失。进入二十一世纪，某个西班牙哲学家受委托撰写一本博尔赫斯传，出版社要求他不必查找文献，就以“虔诚之心”写出一本类似旧时的“圣徒传”。这位自称“圣徒传作者”的写手也确实以宗教的陶醉宣布“圣徒”一生都在严肃地进行哲学和文学的游戏，“应该以博尔赫斯为基准来定义文学”。这位作者可能不知道，马达莫罗曾针对博尔赫斯写道，当把真实世界的一切都变成文字层面的超验游戏时，便是在用“恶意的美学”进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