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后记丨《外国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阿根廷1837年一代作家在沙龙中
本期刊登的《“被流放美洲的欧洲人”：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与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博尔赫斯，一个把“英语文化霸权”精致地写入小说的拉丁美洲作家，并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研究若停留于“内部”，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某种形式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偶然，在憎恨“憎恨学派”（多元文化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并起而“捍卫正统经典价值”的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奉为“西方经典”的 26位作家，只有博尔赫斯和聂鲁达是地理上非西方的作家，而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其他作家，大概不够“西方”或太“南方”，不入布鲁姆的法眼。该书 1994年问世前，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共同营造了“西方的最终的全面的胜利”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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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最初出现在美国新左派作家奥格勒斯比1969年评论越南战争的一篇文章上，其中提到长久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产生了“一种不可忍受的社会等级”。不过，1970年代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的“词语替换”工程在各话语领域展开（把一切充满“阶级意识形态”的词汇，系统替换为社会学的所谓“中性”词汇），这个词开始取代同义词“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并以当时西德前总理、世界银行主席布兰德提出的“北纬30度线”，将世界从“三个世界”划分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这条“布兰德线”，“从北美洲与中美洲之间穿过，掠过非洲、中亚和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北边，然后向南弯曲，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划在该线以北”。当然，南方还有一个孤点般的北方——以色列。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政治正确”也认为“第三世界”一词“带贬义，意味着一组落后的、不稳定的穷国，而‘全球南方’提供了一个更中性、更吸引人的标签”。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作为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或“亚非拉”的词语替换，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不过，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形成，与西方几个世纪的全球殖民直接相关，尤其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使关键的海洋航线从南纬30度线以南移动到北纬30度线以北，促进了“全球北方”的发展，而“布兰德线”的提出似乎完成了一种地缘政治学的话语偏转，从“西方”与“东方”偏转为“北方”与“南方”。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批“南方”国家兴起，“布兰德线”发生扭曲。不过，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同领域会出现不同步现象。在政治和经济的世界版图发生改变前，拉丁美洲就以“文学爆炸”开始改变以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版图，随后，那些同样被定义为“南方国家”的西方前殖民地国家（诸如印度以及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纷纷爆发出强大的文学力量，以其创新性和异在性，使世界文学版图发生板块漂移，“世界文学”不再等同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也不再处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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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小说《月亮上的生活》封面
今年9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召开第十八届年会暨“全球南方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们提出“全球南方文学”，不只为弥补“全球南方”这个政治-经济概念所缺失的文学层面，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一种“全球南方文学”历史意识：如果说“北方”一词暗含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南方”也存在“全球北方文学”，正如在“全球北方”也存在“全球南方文学”。推动“全球南方文学”，是瓦解文学-文化领域依然流行乃至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步骤，为一个更公正、自由、均衡的全球体系的形成创造心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