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新解读博尔赫斯有关中国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写作背景上，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与同时代知识场域密切关联，是他倡导的“魔法叙事”和“奇幻文学”理论的文本实践，目的是对抗 1940年代的阿根廷民族主义文学；在叙事形式上，其中国书写常伪装成从英语文本到西语的“翻译”和“改写”，在这种“虚拟的跨语际实践”中实施认识论暴力，否定了中国文化和生活世界与欧洲的“共生性”。博尔赫斯的中国书写呈现了西班牙语美洲精英借助英语文化霸权对抗本国社会变革、想象性地统摄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复杂机制。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和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就“西班牙的问题”所展开的论战，是西班牙思想和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和奥尔特加的《堂吉诃德沉思录》的发表构成了论战的高潮，而其中对《堂吉诃德》的解释是论争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堂吉诃德之争”不仅呈现出西班牙知识分子在国家现代性进程中所秉持的不同立场，也体现着两位思想家在哲思和研究方法方面的交锋，更为我们深入理解“什么是西班牙”提供了线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文学中，有一条围绕“食人”主题展开且与鲁迅密切相关的文学谱系。以大冈升平《野火》、武田泰淳《光藓》、大江健三郎《还需要人牲男吗》、中上健次《圣餐》等作品为代表，不同代际的日本作家纷纷围绕战争反思与战后主体重建等问题展开关于“食人”的书写，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与“救救孩子”的命题展开对话，尝试唤起“救救孩子”的时代意义和全球意义。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食人”主题书写不仅是鲁迅对日影响的集中体现，也为思考“东亚鲁迅”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日本江户初期德川幕府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敕命儒臣林家编定、画师狩野家绘制的两部百人式诗仙图（附图本《中华百人一诗》《唐百人一诗》）迄今尚未获得深入探讨。两部诗仙图进呈对象地位高，制作时间跨度大，编选过程复杂，生动演绎出上层武家接受中华诗歌的场景，体现了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积极利用中华诗选树立文化“正统”与构建文化版图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林家也在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中通过新渡明刊诗学书籍、王朝汉诗传统等诗学资源丰富选诗细节，传承并宣扬儒臣诗学。本文试图还原上述百人式诗仙图的动态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文化背景及诗学意蕴。

《仙河集》是学者李思纯于 1920年代初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以中国传统古诗形式选译的法国诗集。他从“去取适中主义”的文化主张出发，认为汉语古诗格律较疏，能很好地传达“欧文辞义”，五七成体，又保持了“汉文格律”。他还注意选译法诗中外形极简、内容极富的抒情小诗。显然，针对以抒情小诗起步的白话新诗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仙河集》意在提供翻译法国诗歌的范本，促进新诗的不断“尝试”。此外，当时向北京大学胡适“白话派”发起挑战的东南大学“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 –政治版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位置”也影响了李思纯的翻译选择。重视外来文化输入，尝试将全体整齐而局部变异的五、七言样式带进新诗，始终是中国新诗百年求索中的“另一种声音”或“执拗的低音”。

被誉为“史诗 -小说”的印地语作品《虚假的事实》为理解“史诗 -小说”的文类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左右翼政治思潮的摇摆提供了来自和平过渡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特视角。这部小说的史诗性不仅体现在对印度独立前后十余年历史的全景式呈现上，更体现于通过文学叙事进行的全方位政治批评。在绘制跨地域、跨阶层人物群像的基础上，《虚假的事实》为浓缩了普通人命运波折的虚构角色赋权，并将主流政治精英设置为次要角色，以文学虚构解构印度国大党官方话语体系，进而通过竞争型双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推演设想了国家的发展道路。《虚假的事实》对史诗式全景群像和史诗概念的青睐，折射出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在对文学复古主义的依恋中，直面殖民现代性及其遗产时确信感与迷失感交织的现象。

塞缪尔·约翰生博士的东方书写一直是研究领域的边缘话题。近年来，学界在探讨其《王子出游记》中的东方议题时简单征用萨义德，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遮蔽了其中“拉塞拉斯之问”“英国野蛮人”“东方专制偏见”等东方主义反例叙事，亦未能辨明约翰生寓于文本细节的东方知识来源及其所凸显的文明比较意图。作为表现约翰生东方态度的典范，《王子出游记》提示了东方书写之于帝国主义并非仅为知识同谋，对其内部不同传统及源流的甄别也是探讨中外文明互鉴的前提。

在中世纪英格兰风格各异的旅行文本中，缮写于古英语译作《历史七书》抄本内的《北方行记》为读者呈现了一份关于北欧世界的独特旅行报告。本文重新检视《北方行记》中的北方叙事细节与同时代历史叙事的深层联系，认为经口述者、译作译者、抄本编者和缮写士等多方的参与，该文本与译作中对欧洲北缘及日耳曼北境的介绍构成了视角不断向英格兰北移的三重嵌套的文本格局，并以口头地图和颠倒镜像的呈现方式描绘出一幅渗透着英格兰凝视与关切的北方图景，由此间接参与了早期建构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

德国作家威廉·拉贝的小说《普菲斯特的磨坊》用文学独有的展演方式演绎了文学与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末的交互关系。小说运用文学叙事，在自然科学的外部对其进行观察与演绎，再现其运作模式，由此生产出关于自然科学的“元知识”，并同时揭示出工业时代的科学话语如何在与文学话语的博弈中借由法律话语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话语结构。

本文聚焦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探讨这部小说如何通过粮食危机、生产剥削、殖民流放与底层反抗等叙事元素呈现一个多孔的跨地域监禁空间，并指出该空间的规训机制与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的流放刑法高度相似，但又同时因制度失效而展现出边界的不稳定性。从自然灾害与社会失序出发，本文试图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借助环境危机促成社会规训展开的基础上，结合粮食紧缺、农民贫困与司法改革失败等历史背景，阐述底层犯罪与殖民地流放之间的深度关联，并揭示英国乡村与澳大利亚之间惩戒机制的互文性。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底层反抗和警察执法失能等情节，探讨地方规训效力的瓦解，揭示小说如何借此彰显国家权力、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殖民惩戒在乡村社区的交织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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