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编辑老师让写一篇心得的通知时，我顿感惶恐。每篇文学解读的写作都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所有智力拷问的痛苦与愉悦，有可能都是立足当下语境和个体经验对于原初文本世界的“误读”，沿着当下认知的路途离作者意图越来越远。但转念想来，文学解读的意义似乎也在于此：通过不同的误读逐步逼近历史真相，更展现出当下解读的立场。因而，对论文写作过程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有了一点合法性和必要性。

写完《“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死神来迎大主教>中“新墨西哥（州）”作为美国西南部的生成》，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文学即生活，文学阅读亦是生活。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创作呼应着她的个人经历，有着明显的时间分期：草原小说书写、危机小说书写、历史小说书写。草原小说因为置身于美国的国家文学建构运动中，所以整体的基调阳光而昂扬。而她的历史小说则显得沉静平和，体现出对阴郁状态的接受。我在学生时期非常偏爱凯瑟的草原小说，总觉得历史小说无趣且难懂。随着年岁渐长，方才慢慢体会到凯瑟历史小说主人公的异国生活在本质上就是拓荒，对于身体病痛和脆弱情感的描写反衬了他们坚持拓荒的“崇高性”。青春勃发的阅读者无法体味小说角色在中老年时期的怀旧，沉迷于美国叙事的视角也难以观察到美国地方史其实往往是国际互动的结果。当下美国的现实一再佐证了这一点——在党争撕裂的美国当下，美国地方（如加利福尼亚）的特立独行会让人重新思考美国“地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把加拿大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明显不过地重现了美国曾经对于墨西哥领土的垂涎。当下的这些生活“体验”，可以让我们中国学者从一个相对疏离的外部视角，去重新审视美国经典文学中的“地方史”背后的全球政治，进而探讨文学对于社会政治的反映与全面互动。

在确定了研究范式之后，写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确定文章的视角与框架。这篇论文将《死神来迎大主教》这部小说作品置于美国地方色彩文学的传统里，试图揭示作品中有关“新墨西哥”的双层叙事结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南北之争”到“东西之争”。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程巍老师给我的启发。程老师几年前曾在一次学术讨论中提出，美国的西部荒野叙事其实转移了美国内战的矛盾，用“东西之争”置换了“南北之争”。美国南方叙事和西部叙事在美国文学史中一直是彼此独立的两条线，但在“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的视域下展现出隐秘的关联，揭示了美国内战后思想图景中深藏的国家意图。这一观点非常深刻，直到我在考察美国地方色彩小说的流变时才真正意识到它的指导意义。

对美国地方色彩小说进行历时性考察便会发现，这类小说始终观照“地方”，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关照着不同的“地方”。那么，关照对象的变化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文化动力，承载着美国人对于自身和过往的想象。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早已经成为倡导国际化的世界强国。学界一般认为，地方色彩到了这个时候早已经销声匿迹。但在薇拉·凯瑟那里，在顺应国际化趋势的同时，地方色彩文学的印记依然闪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选择了研究《死神来迎大主教》中的“新墨西哥（州）”，试图去阐释为何在1927年凯瑟会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的诞生。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一个州，又是美国与墨西哥角力的政治场域。因而，小说中的“新墨西哥”书写，在十九世纪中期属于地方色彩文学，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这个“西南方”的印象；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则属于国际文学，反映了美国为建构国际新秩序对墨西哥以及跨大西洋文明圈的想象。这便是论文的一个小小的创新点，展现了《死神来迎大主教》中的双层叙事结构。这可能比较契合一战以来美国地方叙事的特征，也符合二战以来我们对于世界格局的基本印象。

布莱克曾云，从一粒沙里看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天堂。文学经典就像琥珀，它的永恒性在于凝固了一段人生或一段历史，而对它进行欣赏的读者所想象和讲述的永远是当下的故事。《死神来迎大主教》中所反映的“地方-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各国历史上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或化为地方文学流派，或化为国际争端。美国对于他国“地方”的执念始终是其外交政策背后的隐秘意图，被包裹在“自由”话语中，塑造着当下的国际形势。对这一事实的观察，便是这篇论文的结语，也是撰写这篇论文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