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概念的发生，有文本、批判和革命三重语境。就文本语境而言，恩格斯三次引用格律恩论著中“世界文学”部分的内容，拒绝了歌德去世以后代表乌托邦人道主义社会改良思想的“世界文学”观念。就批判语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窥破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世界文学”调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奥秘，马、恩的“世界文学”成为对以文学实现民族政治理想这一德意志“民族片面性”的批判，并以此走向无产阶级政治社会运动和阶级革命。就革命语境而言，由“世界市场”而来的“世界的同一性”与“人的同一性”并不一致，“世界文学”超越“地方狭隘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无产阶级“同时性”革命恢复文学的世界历史性，进而恢复人的同一性。

薇拉·凯瑟的《死神来迎大主教》秉承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地方色彩文学传统，通过呼应这一传统中从“南方角落”叙事到“西部边疆”叙事的转换，将“新墨西哥州”的生成变成了美国的地方史，捍卫了这片土地归属于美国的合法性。同时，小说展现了 1920年代美国建立新国际秩序时所面临的“墨西哥问题”，将美墨关系从一个基于国际边界的“南北”问题转化为基于文化亲缘的“东西”问题。小说不仅见证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也将美国塑造为西方文化圈中的“地方”。

自诞生之初，古英语诗歌就是在有听众的集会场合下朗读，而非用于书面阅读。世俗教士和教会僧侣阶层在这种集会问题上的斗争，与其说是围绕道德的战斗，不如说是对资源和权力的争夺。教会僧侣阶层以拉丁文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文学社团，图书制作与牧教关怀这两大优势既促成了这类文学社团的胜利，也有效地推动了古代英格兰的民族统一进程。

爱略特借助《罗慕拉》中的情节提出了“服从抑或反抗”的两难，这既是十九世纪的时代课题，也是爱略特作品在不同时空背景中探索的核心问题。在探索该问题的过程中，爱略特的历史比较方法显示了十九世纪历史哲学的理念：在关注一时一地事物的独特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连续性观念将变易与恒定相结合来探寻历史过程的意义。同时，爱略特作品还展示出源于历史哲学的“局部 -整体”思维。在《罗慕拉》中，这种思维不仅反映在小说提示的宏观历史轨迹上，还体现在基于连续性发展进程认识个体事件的历史意识中，体现在对个人与社会体系关联性的强调中。基于历史哲学思想，爱略特以带有保守色彩的渐进主义来面对“服从抑或反抗”的两难。

本文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岛国话语为切入点，探讨作为物理空间的岛屿如何被纳入政治话语，成为帝国鼎盛时期巩固帝国意识形态和多民族认同的想象空间。随着帝国颓势显现，当时的英国精英开始重新审视大不列颠群岛内部以及帝国中心与边陲岛屿的关系，这种再审视撼动了建立在民族同质性神话之上的国家认同，引发了剧烈的情感动荡。萧伯纳的中晚期戏剧正是对这一历史时刻的敏锐回应，通过岛屿意象，这些剧作反思了帝国衰落对民族认同带来的情感冲击，表达了对英国自身可能沦为“一方狭小岛屿”的深层隐忧。

自 1680年起，一位名为季文兰的清代女子因其题壁诗而引发燕行使持续关注，“燕行录”中收录了二百余年间诸多朝鲜使臣先后留下的记录和吟咏。燕行使既将季文兰形象置于思明情怀的框架之下，将其个体境遇塑造为以夷乱华之象征，亦深受儒家贞烈观念影响，对季文兰形象进行道德审视与伦理批评。这种不断改写与重构呈现出朝鲜文人独特的集体记忆形成过程。

本文以韩江《白》的哀悼书写与影像展演为分析对象，考察作家如何以二战后的华沙与早夭的姐姐的对位想象为契机，通过对“白色”事物的通感书写，克服“语言不通”导致的哀悼困境，创造出生者与亡魂共享的情感视界。韩江以《白》为原型展开的影像创作既发掘出散文的超文本潜力，亦让私人化的哀思借助艺术空间的展演促进了公共哀悼的联结。《白》不仅反映了韩江对“幽灵母题”写作的新思考，更充分体现了“忧郁的生产性”，将个体创伤的秘穴构筑成回望历史暗夜的明室。

1730至 1750年代，“有趣味的人”这一话题在英国激发了一场多方参与的笔墨战。本文试图还原这场尚未得到国内外学界充分关注的论战，并追溯其如何先后在园林、艺术和性别三大领域介入到错综复杂的古今文化之争中。这场前承十七世纪法国文坛的争辩、后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在诗歌领域的趣味讨论的笔战表明，自十七世纪以降，“古今之争”已从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转向了由此及彼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一关系转变过程中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意识”也随之产生，并构成了对现代文明最有力的批判。

大革命颠覆了法国人对当下的思考方式，面对贵族权力的反复消长、资产阶级的稳步崛起、全球的工业化发展趋势，十九世纪初成为法国人前所未有的重新反思历史意义和历史结构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景观历史观念的运用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虽然征用了景观历史的表现手法，却又确立了自身与景观历史的区分；同时，作为对日渐盛隆的科学所提出的知识要求的回应，它又接受了“文学为知识服务”的信念与认知统一性的公理。科学精神影响了巴尔扎克的历史思辨，使叙事建构、历史观察与科学创新互相交织，一起参与了作家以发现世界本质为目标的实证主义计划。

“转化”思想是俄罗斯当代诗人德拉戈莫先科的核心诗学理念之一。《庄子》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思想资源，诗人不仅直接引用这部中国典籍来阐发其“转化”思想，而且在对主体、语言等范畴的探讨中也与其中的《齐物论》构成了对话与共鸣。德拉戈莫先科借用《齐物论》的“彼我”之说，阐发言语主体由作者到读者的转化，他所思考的诗歌语言的转化亦与《庄子》中卮言“曼衍”的思想形成共振，两者都以清空既定的语义为前提。这种转化的诗学追求产生于“自我退场”的时代语境，诗人通过“非 -位置”实现日常语言到诗歌语言的转化，“非 -位置”与庄子的“天倪”一样，两者皆暗含“环”的隐喻思维，具有“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