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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用“阵地战”来描述争夺“市民领导权”的斗争，而这类斗争通常是以意识形态或“文化”对抗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以擅长发明概念著称的葛兰西来说，“阵地战”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它用隐喻来描述对象，也就是说，用战争形式来比喻政治斗争形式，因而还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具有“前概念的”性质。但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对这种话语的分析也可以在“前概念的层次上，涉及概念在其中得以共存的场域和该场域所遵循的规则”。在像葛兰西所梦想的那样成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战略之前，“阵地战”首先作为话语实践的“策略”发挥着功能。

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穆夫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中谈及“阵地战”时，首先“注意到军事隐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功能”；也就是说，“阵地战”固然是葛兰西的发明，但却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善于用战争比喻政治的传统。进而，他们还为这个传统找到了一个源头：“从考茨基到列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念都依赖于一种想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克劳塞维茨。”

埃内斯托·拉克劳像

的确，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向来受惠于克劳塞维茨，而这个“从考茨基到列宁”的名单还可以向两头扩展到马克思、恩格斯和葛兰西、毛泽东。正如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名言”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这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是阶级斗争（有时直接是武装斗争）和唯物主义的双重战士，他们不仅乐于接受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之间的真实联系的观点，而且能够完全自然地用战士的感觉和语言器官去咀嚼政治的经验。战略、战术、战线、阵营、联盟、武装、武器、堡垒、先锋队、后备军、消耗战、歼灭战、运动战、阵地战、包围、进攻、防御、退却……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来自军事术语的隐喻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的独特风格和力量。

然而，假如仔细观察这类隐喻，就会发现拉克劳和穆夫的说法并不准确：如果前提是克劳塞维茨的著名命题，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用政治比喻战争才顺理成章；如果能够用战争比喻政治，那么这里的潜台词就应该是对这个命题的反转，也就是说，是因为政治是战争的延伸和变形，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以思考战争闻名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承认这个反转命题“同样容易理解”。而在他之前，福柯早就建议做出这样的反转。这意味着政治——在现存社会中运行的权力关系——“是对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不平衡的认可和延续”；“政治权力的作用应当是通过某种无声的战争，把这种力量对比再一次永远地记录下来，在那些制度中、在经济的不平等中、在语言中，直至在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身体中记录下来”。福柯发现这个“反转”才是真正的原命题，具有更长久的历史。按他的说法，这种“把战争理解为恒常的社会关系、一切权力关系与权力制度的不可磨灭的根基”的话语——“永久战争话语”，作为“与哲学-法律话语相对立的西方第一种全然的历史-政治话语”，在十六世纪的内战与宗教战争结束之后，就“以一种症状的方式”出现并盛行于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法等国的政治斗争中。福柯没有忘记指出，正是从这个被他称作“种族斗争话语”的源头，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作为高度赞赏克劳塞维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列宁在1915年阅读《战争论》时所做的笔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将克劳塞维茨命题反转过来的一个范例。更准确地说，它指出了一条能够把克劳塞维茨命题和它的反转命题联结起来的历史-逻辑。卡尔·施米特曾把列宁这些简短的“摘录、批注、着重号和惊叹号”称为“世界史和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理由是这些笔记在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观点中更彻底地坚持了战争的“绝对敌对性”，因而也更彻底地拒绝了那种把战争视同游戏或赌博的“古典意义”。施米特的理由可以解释他的政治决断论，但并没有抓住列宁思想的重点，也没有抓住把列宁和克劳塞维茨联结起来的真正纽带。在克劳塞维茨那里，战争的绝对敌对性在战争性质的“奇怪的三位一体”中“主要同人民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而现代战争之所以驱除了战争的“古典意义”，是因为“法国革命突然打开了一个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在列宁简短的摘录和批注中，二十余次出现的“人民”一词紧紧抓住了在这位普鲁士军官意识中起伏着的“盲目”“粗野”“简单”“自然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使战争“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

《战争论》德文原版扉页

雅克·拉康曾说明症状如何内在于隐喻的结构。简言之，在替代物（喻体）形成的过程中，被压抑的东西以另一种方式返回，其剩余意义便会出现在替代物中。那么，在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的军事隐喻中得以“返回”的“被压抑的东西”，不就是在所谓“古典意义”的、作为统治者“游戏”的政治和战争中被贬黜和遗忘的东西——政治的人民性和战争的人民性吗？于是，在列宁的笔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条深刻的历史-逻辑把克劳塞维茨命题和它的反转命题联结了起来：只有以“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反转命题为前提，让战争的人民性（绝对敌对性）“返回”政治，使之成为革命的阶级政治，才能像列宁那样“公正地”看待和理解“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克劳塞维茨命题，让阶级政治的人民性“返回”战争，使之成为武装起来的民族的人民战争。

出于对阶级政治的退避，拉克劳和穆夫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中的军事隐喻传统与某种“极端军事主义”的实践相提并论。然而，这个传统的真正力量却来源于：沿着上述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唤醒了另一个革命时代的、早已沉睡的、被压抑的命题，重构了一种贯穿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和对象的人民战争话语——马克思主义军事化政治话语。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1857年，马克思在评论恩格斯《军队》一文时写道：“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葛兰西所说的“‘市民领导权’公式”取代“‘不断革命’公式”、“阵地战”取代“运动战”的时刻，适逢卡尔·波兰尼描绘的十九世纪“百年和平”达到其顶点并即将走到其尽头；然而桑德拉·哈尔珀琳却在波兰尼《大转型》出版60年后证明，这个关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兴起与成长的和平神话，只是“一个祛除了血腥冲突、强权与特权、苦难、隔绝和争斗的故事”，抹平了帝国主义战争、暴力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福柯说：“战争，是和平的密码。”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战争，是市民社会的密码。

福柯及其著作《“必须保卫社会”》

拉克劳和穆夫写道：“如果在列宁主义中有一种政治的军事化，那么在葛兰西那里就有一种战争的去军事化。”显然，他们试图把“阵地战”从马克思主义军事化政治话语里分离出来，使之转向他们所鼓吹的“新的政治逻辑”——一种去阶级政治的“偶然性的逻辑”。我们只有在说明“阵地战”话语的真正“新”的性质之后，才能反驳这个观点。“阵地战”不是“战争的去军事化”，而是反军事主义的政治战。“阵地战”军事隐喻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通过对那个反转的克劳塞维茨命题中言之未尽的另一些“剩余意义”的言说，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反军事主义的军事化政治话语。

我们不妨透过《狱中札记》中的几段文本来阅读这种话语：

葛兰西在监狱中所使用的笔记本

我们从这段文本里可以读出对那个反转命题的缩写：政治是战争的继续。但这个不完整的表述只指出了政治和战争的连续性，缺少能够把政治和战争（即便是“殖民战争或古老的征服战争”）区别开来的要素（命题中的“另一种手段”）。

这段文本补足了文本（1）中缺少的要素，表述了完整的反转命题：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要注意两点：第一，它只是以否定的方式补足了这个要素（“为了行使政治领导作用或领导权，人们就不应该单独依赖这种地位所赋予的政权和物质力量”）；第二，它谈论的并不是战争和政治的区别，而是政治统治地位的两种方式——“统治的”方式和“领导的”方式（即“领导权”）的区别；准确地说，那种针对敌对阶级的“统治的”方式本身就包括战争，因而和战争一样表现为暴力的方式，而与之相区别的则是“领导权”，它集中体现了非暴力的方式。正如列宁把克劳塞维茨命题中的“另一种手段”定义为“暴力手段”，这段文本实际上以否定的方式把反转命题中的“另一种手段”定义为非暴力的。然而问题在于：这里的“另一种手段”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葛兰西《狱中札记》手稿

这便是上述命题中言之未尽的“剩余意义”。只要这种意义尚未得到肯定的表述，“另一种手段”没有被明确地规定，葛兰西的全部理论努力就会落空：他使政治得以区别于战争（暴力）的那个“领导权”就面临沦为一个空洞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的危险，这种危险由于后文将提及的另一些原因始终存在着；因而他也无法使马克思主义军事化政治话语摆脱“军事主义”的诱惑，这种诱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历史中也始终存在着。因此，这种“剩余意义”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话语——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

葛兰西把国家比喻为阵地战中的“前方堑壕”，背后是市民社会的“一系列坚固的堡垒和营盘”，又说“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摧毁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其实只不过摧毁了他们的外层防线［按：指国家］”。阵地战就是堑壕战，葛兰西把“现代民主制的庞大结构”理解为“国家组织”和“市民生活的结社综合体”的共同发展，但对于国家在“堑壕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他的比喻有些捉襟见肘，而市民社会则占据了“阵地战”中心地位。在文本（3）稍后的一则笔记中，葛兰西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以一种理论错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是以政治社会［按：指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的区分为基础的——这原本只是方法上的区分，现在却俨然作为有机体的区分被提了出来”。但我们看到，正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为基础，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的话语。

我们需要暂时放过葛兰西的这些含混和矛盾，来理解“阵地战”话语的“新”的性质。这种话语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对“另一种手段”做出定义的理论依据已经不是在战争和政治之间加以辨析的概念差异，而是在“不断革命”和“市民领导权”这两个“公式”之间、在突然发动正面进攻夺取国家政权的“运动战”和在市民社会开辟长期战场的“阵地战”之间、被1848—1871—1917这些年份及其所对应的空间彻底拉开了的历史距离。

《1917年5月列宁在普基洛夫工厂工人大会演讲》, 

勃罗茨基绘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那么战争和政治的概念差异也就在包含战争工具在内的政治本身中“继续”存在，并表现为葛兰西思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统治的”与“领导的”、“野兽性与人性、武力与同意、权威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这些二元对立无不来自悠久的政治观念史传统（从马基雅维利到列宁），属于“政治社会学的普遍公理”。然而，当葛兰西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加入这个系列时，尽管它同样不是葛兰西的发明，甚至还带着“理论错误”的风险，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论创新——这便是“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联结（他称之为“‘市民领导权’公式”），以及从这个“公式”里诞生的“阵地战”话语。

一方面，正是由于与“市民社会”的联结，“领导权”这个来自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的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难题性从东方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盟向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偏移”。对“市民社会”的援引可以帮助葛兰西“在西方”去展开他认为列宁在“统一战线”中已经“懂得”却“没有时间展开”的公式：“它要求侦察地形，并且识别出由市民社会要素所代表的那些堑壕和堡垒的要素。”这些“要素”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权力关系的新变化——对“强制”与“同意”的重新分工和配置，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反抗斗争需要采纳的新方式。马克思主义传统一向重视对十九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尤其是波拿巴主义、沙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理论和战略思考，但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制政体的权力关系的新颖性在葛兰西这里才“第一次发展成为一个统帅性的主题”。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如此集中地关注了西欧议会制度的同意合法性这个迄今为止一直被回避的问题——是孤独且重大的。”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与“领导权”的联结，“市民社会”从以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物质交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它在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的新的地位：意识形态机器的地位（被葛兰西称为“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地位的改变本身是资产阶级领导权斗争的历史果实——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就在“理性的公开运用”的旗帜下把这个原本是私人关系的领域构想为一种资产阶级公共权力的运用的领域了。但这也就意味着，与列宁在军事斗争和武装的政治斗争中正确地坚持并胜利地运用的“秘密性”原则不同，“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斗争需要在“公开”的条件下进行，需要像马克思那样从对手手里接过“批判的武器”并把它改造成“更精良、更准确无误的意识形态武器”，需要“在漫长、困难、充满矛盾、前进和倒退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战士，需要对对手“采取批判-争辩而非教条的态度”，需要以建立新的“高级文化”为战斗的目标，因为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同“有教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从而把斗争提高到领导权的阶段，而这一切都“需要耐心和创造精神方面的非凡品质”……所有这些论点都一遍遍写在葛兰西的笔记中，描绘着一种新的斗争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者在军事斗争和武装的政治斗争中熟练运用的那些方式完全不同。

于是，“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联结，以及在这一联结中形成的主题和论点，都被统摄在“阵地战”话语中。一个“阵地”并不先于战斗而存在，甚至并不先于占领而存在，因为一个没有占领的阵地就是属于对手的，一个没有永久占领的阵地就是潜在地属于对手的；而这个阵地的战略价值，也取决于对手所建立的“坚固的堡垒和营盘”。因此，“阵地战”最根本的特征是在对手的地盘上战斗。与以打碎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为目标的“运动战”不同的是，占领阵地是为了保留并改造它，把它转变并确立为自己的战斗“立场”。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不断的占领意味着阵线的重新划分和推进以及力量对比的改变，而全面的占领才是最后的胜利。

葛兰西在最初的笔记中就曾经提醒：“应当记住这个总的标准：如果要在军事艺术与政治之间做出比较，就要始终带一点保留——换言之，是作为对思考的刺激，或者作为一种反证法的说法。”政治与战争的真正深刻的联系并不在于字面的相似性，不记住这个“总的标准”，就会滑向军事主义。正如列宁依据克劳塞维茨观点对军事主义观念的讽刺：“表象究竟还不是现实。战争愈是政治的，看来就愈是军事的；战争愈缺少政治的成分，看来就愈显得是‘政治的’。”“阵地战”话语的悖论在于：通过用军事隐喻谈论政治，葛兰西恰恰提供了一种反军事主义的政治话语，揭示了领导权斗争与一般“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区别——

在提出1870年以后从“‘不断革命’公式”向“‘市民领导权’公式”、从“运动战”向“阵地战”转变的命题之后，葛兰西在相隔几页的另一则笔记中，藉由对历史局势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标准”的讨论，说明了他先前提出这个命题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这段表述过于简略的文本里提取出三个要点：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中为无产阶级提出的“不断革命”公式，本身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二、巴黎公社的斗争和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枯竭”，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三、“不断革命”为资产阶级带来统治地位之日，也是它在无产阶级那里失效之时。

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

雅克·泰克西埃注意到这段文本与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表述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在那份著名的“政治遗嘱”中，恩格斯谈到他和马克思在当时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多么依赖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榜样”；谈到这场“少数人的革命”造就了新的统治阶级，而正是巴黎公社“结束了这个时期”；谈到“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军事理论家的恩格斯在长篇论证“旧式的起义，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之前，在一个简短的句子里使用了阵地战的隐喻：“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雅克·泰克西埃著作

葛兰西在他的笔记里从未引用过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但除了对这一点表示疑惑或好奇，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两者在明显的相似性之外的差异。恩格斯关注的是具体的战略转变，如利用普选权进行长期斗争和放弃街垒战；而葛兰西则侧重于为战略转变提供一个更具方法论意义的论点（不要忘了“方法论”是那则笔记的主要话题）——它隐含在上述文本三个要点的联系之中。我们在葛兰西最初的笔记里找到的一小段话正好可以用来佐证和概括这个弥足珍贵的论点：“还要记住一点：在政治斗争中不要模仿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否则容易中埋伏。在当前的斗争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换言之，以不模仿统治阶级的方法为方法。在深入理解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使得“不断革命”公式和运动战失效、使得这种方法不能再被模仿了呢？用葛兰西的话说，一方面是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枯竭”——它作为革命阶级死掉了；另一方面是它在反对和镇压新旧敌对阶级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它作为统治阶级强大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领导权的确立。

这里的“领导权”，我们是在葛兰西所说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披着强制的铠甲的领导权”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同一”的意义上使用的。安德森和阿尔都塞先后分析和批评过葛兰西在“领导权”定义和用法上的“变异”与“矛盾”：它们使这个概念“过度扩展”或“膨胀”，以至于有可能沦为一个空洞的政治理念。实际上，产生这些“变异”和“矛盾”的根源，在于葛兰西无法冒着他曾经指出的“理论错误”的风险，一以贯之地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为基础来认识现实。他看到“在现今经典的议会制政体领域，领导权的‘规范’运用的特点，在于武力与同意的结合，两者的相互平衡”。这种“结合”打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而这种“平衡”则凸显了“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强制位于其中之一，同意则位于两者”，也就是说，国家垄断着暴力，却与市民社会分享着意识形态权力。就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生产着商品拜物教的“虚幻形式”那样，这种资产阶级权力关系的客观结构也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无需暴力的同意进行自治的虚幻形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就是这样的虚幻形式。

葛兰西之所以要从这种虚幻形式出发去达到他的理论创新，是因为“市民社会”的路标至少可以帮助他认识资产阶级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随着“现代民主制的庞大结构”的建立，尤其是“大型群众性政党和大型经济工会”的兴起，“国家应该被理解为不仅是政府机器，而且也是‘私人的’领导权机器或市民社会”。阿尔都塞后来就是沿着这条“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的道路前进，正确地指出了国家既存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中，也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换言之，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内部存在着一种被葛兰西称之为“分权”的关系，即意识形态权力与存在于镇压性机器中的那部分政治权力（狭义的“政权”）的相对分离：属于“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那些“机器”、机构，以及在其中生活、“交往”和“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分享了“绝大部分”意识形态权力，从而打破了原先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之间的单一的直接依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这种体现着“克罗齐所谓‘永恒的政教冲突’［按：即‘国家与教会的冲突’］”的新型“分权”，构成了比“三权分立”更根本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这就是葛兰西认识到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没有为他提供“分权”的正确分界线，但市民社会内在于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却构成了“分权”的条件。

阿尔都塞像

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的相对分离，相当于康德对“服从”的领域与“理性的公开运用”的领域的划分，意味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崭新形式。相对分离的两种权力形成了一种并非单一肯定性的、“批判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种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权力称作一种“批判的权力”，以便与康德把政权称作一种“拥有权力的批判”相对应。“批判”通过总是分蘖出新的对立立场的镜像形式，建立了一个需要不断在辩证的历险中重新试探自身限度的“批判理性”、一个必然超越特定“质料价值”的高度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空间、一个一贯通过各种“反体系运动”拓展其疆域的领导权体系。无数的“主义”和立场之争，彼此都具有一种“像配偶关系那样的对子关系”，每一方的立场都被另一方的立场预先规定，却没有任何一方具有占领、消灭另一方的意志和能力。实际上，它们是被同一种游戏规则——市民社会的规则（“运用理性吧……但是要服从！”）——预先规定了。这种被称作“批判”的协议或共谋关系规定了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相对分离的限度，它改变了阶级统治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统治基础的扩大，但丝毫不改变统治的阶级性质。

有趣的是，作为对这种意识形态战争状态——同样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沉思的结果，在当代弥漫着一种新的话语：一种军事化哲学话语。游击战，这种原本在现代人民战争中获得成功运用的战术形式，被“委以哲学使命”，“以新的世界精神的形象出现”了。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德·塞托的“战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战争机器”、哈特和奈格里的“网络式斗争”，逐一成为这种“世界精神”的理论化身。这种话语的特点，在于用“政治神学”“符号学”“游牧学”或“蜂群智能”的语言，抽空了对具体现实的历史斗争质料的具体分析，把战争的绝对敌对性形式化了——这里只有与人为敌的欲望-能指，而没有战胜和消灭敌人的意志和能力——而形式化正是构成游戏的条件。如果说“古典意义”的政治和战争是统治者的“游戏”，那么这种当代意识形态的“游击战”就是被统治者的游戏，“是一门弱者的艺术”。这种“游击战”话语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赞颂的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那样，“歌颂着一部战争机器，并在一场事先已经失败的战斗中以这部机器来反抗国家机器”。葛兰西早就思考过这一点：

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詹姆斯·C.斯科特宣称“对农民而言，最合适的［反抗］形式就是广泛的游击式的消耗战”——“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可以说是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谓“游击战明确地以非战斗为目的”提供了注脚。因此，拉克劳和穆夫鼓吹“阵地战”是“战争的去军事化”，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从“阵地战”向“游击战”蜕变的道路。他们夸大了“阵地战”在葛兰西那里作为“文明的不断解体”和“建构”的意义，以此来消解这种军事话语中包含着的战争的绝对敌对性，把阵地的占领解释为“身份的持续变化”，从而摈弃阶级政治这个“葛兰西思想内部的本质主义内核”。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葛兰西的认识与这种解释正好相反，他说：“任何政治斗争都总是具有一种军事底色。”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如果要在军事艺术与政治之间做出比较，就要始终带一点保留”这个“总的标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战场上战术的简单转换来代替政治的战略思考，从而“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简单对立起来”：“在政治上，只要问题在于赢得的那些阵地还不是决定性的，运动战就会继续存在，这样才能使全部领导权的和国家的资源无法被调动起来。”这句话可以引起不同的解读，但在逻辑上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决定性的胜利只能属于“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同时完成，放弃市民社会的占领国家和放弃国家的占领市民社会，都是要失败的。

事实上，一旦与反对统治阶级国家的“运动战”相脱离，“阵地战”就会向这种从“个人”（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诸众”）出发的“游击战”蜕变，而这种“游击战”只能是“弱者的艺术”或“武器”。在当代，这种普遍的倾向是以“市民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前提，以“模仿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为代价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统治阶级为创造和保障阶级剥削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一开始就不仅在力量上，而且在规则上支配着被统治者的反抗斗争，两者是不同步、不同质的，也是不对等的。被统治阶级一般需要经历长时间伴随着失败和挫折的摸索，才能找到从这种被支配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属于自己的斗争方法。

当政治和战争都还是统治者“游戏”的时代，一个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曾无情地打破这种状态，发现了从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尽管这个人曾写过一部《战争的艺术》，反对贵族骑兵在战争中的优先性，并且试图建立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民军队，但只有写下一则又一则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的葛兰西，以及后来写下《马基雅维利和我们》的阿尔都塞，才揭示出他作为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阵地战大师的面目：“马基雅维利很少说出来却总是在实践的方法的准则，就是必须思考到极端。这意味着在一个立场/阵地中思考，在那里提出一些极限的论点，在那里，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不可能之物’的位置。”阿尔都塞接着解释说，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这个“不可能之物”（“新君主”）意味着告诫意大利人民“不必依赖任何东西，既不依赖现有的君主，也不依赖现有的国家”——归根到底，就是不依赖“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

本文有意把一个话题放到最后来讨论。不讨论它，我们对“阵地战”话语的认识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忘掉了这种话语赖以提出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葛兰西需要依靠“对比俄国和西方这两个地缘政治剧场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才能正当地提出这种话语：

借用拉康的说法，可以认为在葛兰西的隐喻里同样包含着一种“压抑”机制：在第三国际语境中，一种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西方社会主义新战略的提出，自然需要以承认前者的正当性为前提。我们还应注意，在葛兰西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中，“东方”与“西方”的加入是成问题的：构成“阵地战”理论创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实际上只属于“西方”。正因如此，葛兰西也不能像在其他二元对立中那样，去谈论“东方”/“西方”两个对立面的“结合”或“同一”——其他的对立都是共时性的，而这组对立更像是历时性的，因为它看上去不是由地理的距离而是由历史的差距造成的。在后来的笔记中，葛兰西索性使用“落后国家”与“现代国家”或“最先进国家”来代替“东方”与“西方”。

这里隐含着危险的推论：如果说葛兰西放弃了“在东方”（至少在其“落后”情况下）运用“阵地战”的设想——他直言“这个问题在现代国家才存在，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则不然”——那么是否意味着在那里必须以市民社会的发展为前提，等待这种发展完成之后才能运用“阵地战”呢？葛兰西是否也像列宁讽刺过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眼里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呢？

葛兰西在1917年12月为赞美十月革命而写的那篇著名的《反〈资本论〉的革命》，可以向我们证明在他的意识里从未给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进化论留下地盘。尽管他最终求助于“人的意志”的能动性来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但仍然在不经意间说出了更深刻的东西：“现在，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起步，它就将在别处、从已经改善了的地方起步……”

俄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别处”“从零起步”，正是因为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个“别处”意味着，“落后”与“先进”或“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并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它们不是按照历史进化论的原理，而是按照历史的不平衡发展的原理联系起来的。在不平衡发展的原理中，历史并不等待“落后”者。T.S.艾略特睿智地说过，艺术并不进步，但它会复杂化。历史也是这样，它并不在庸俗进化论的意义上“进步”，但它会把一切东西，新的和旧的，“先进”和“落后”，卷入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发展的体系（就像列宁说的“总漩涡”），并在这个体系中制造矛盾的“最薄弱环节”。可以说，列宁正是利用这个原理在1917年的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区域）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而如果联想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区域）为什么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并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立刻明白：这个原理也是马克思思想的起点。

1848 年柏林革命

但我们何尝不可以说，历史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在十月革命七十多年后的苏联（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落后”区域）制造了“阵地战”的失败呢？让晚年的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显得忧心忡忡的，正是这场刚刚开始的战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我们还应指出，列宁的这个“文化革命”与葛兰西提出的“知识与道德改革”（借用了欧内斯特·勒南的说法）具有同等的政治战略内涵。

只有把“东方”/“西方”的对立放回到共时性的、不平衡发展的体系中，才能使葛兰西为了“在西方”提出他的战略而刻意压抑的东西“返回”到“阵地战”的话语中，以便重新发现其作为“剩余意义”的力量。在这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中，正如葛兰西告诉我们的那样，从距今一个半世纪前的某个时刻起，历史就打破了以后的人们依靠建立和发展市民社会来争取自由的启蒙主义梦想。市民社会从一个革命阶级的武器，变成了一个统治阶级的权杖，成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工具和象征。对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一部分、作为“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而被给予的。例如，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的、以“市民社会”名义进行的斗争，实际上总是隐含着对某个领导权/霸权国家或体系的深刻的“从属关系和经济上的被奴役”——葛兰西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因此，葛兰西在囹圄之中为我们贡献的真正有力量的思想——“阵地战”话语的核心理论功能，就是把“阵地战”作为市民社会本身的前提，而非相反。只有把市民社会开辟为“阵地战”的战场，才能利用其“和平的密码”，破解其游戏的规则，分化和限制其权力，与之斗争和周旋，直至把它引向革命的政治。这不再是“少数人的革命”，如列宁所说，“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新媒体编辑：郭一岫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