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话语中使用军事隐喻的传统及其隐含的深刻的历史-逻辑，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反军事主义的军事化政治话语。其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联结，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新颖性——建立在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相对分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领导权，以及领导权斗争所要求的全新方式，第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统帅性主题。这一话语的核心理论功能，是在历史的不平衡发展的体系中，拒绝“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把市民社会开辟为“阵地战”的战场，即把“阵地战”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而非相反；其中包含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批判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脱离并向“游击战”蜕变的倾向。

      爱尔兰剧作家辛格的剧作《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结合当时政治、文化语境及戏剧的前文本分析，不难发现这部荒诞闹剧实则暗讽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名人政治景观。该剧剧情编排隐喻了政治家帕内尔由籍籍无名到“无冕之王”的政治神话，而构成戏剧框架的凶杀案件则关涉轰动英美的爱尔兰罪犯林奇豪恩的身份表演事件，这些或暗示辛格意图借此剧揭露民族主义者如何利用名人化的政治策略实施权力合理化，以此批判民族主义运动中涌现的民粹主义势力。

      十八世纪是英国的信用经济快速发展、消费社会诞生及情感文化盛行的时期。谢里丹的剧作《造谣学校》在此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语境中，模拟了一个商品与信用流通、消费繁荣的自由市场，其中造谣活动成为专业化的商业活动，谣言被赋予了现代商品的全部属性。剧中主要人物索菲斯兄弟代表了两种互相竞争的市场参与者形象，映射了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以及商品化趋势对情感文化中核心道德的影响；而剧中角色的消费行为则不仅是十八世纪炫耀性消费的缩影，也折射出社会对消费主义态度的转变。

      面对十九世纪初德国乃至欧洲支离破碎的状况，弗·施莱格尔希望构建一种统一的文学政治愿景，其《古今文学史》既是这一愿景的呈现形式，也是达成该愿景的手段。在《古今文学史》中，弗·施莱格尔意图构造一种动态的文学文化交流模式，渴望重新整合欧洲精神，修正由法国普世文明所主导的文化政治秩序。在此过程中，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扮演着关键角色。凭借它所代表的原初统一性，印度既是需要重新寻回的“失落的起源”，也是批判欧洲现代性分裂的对照物，同时，基于“印度-日耳曼”的精神亲缘关系，它还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身份的确认与德国在欧洲秩序中主导地位的塑造。

      本文将华兹华斯的诗论置于自十八世纪起就开始席卷英国社会的消费革命这个语境中，认为诗人在借自己的诗论批判斯密极力支持的消费文化。华兹华斯的诗论既是对以新奢品为核心的消费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亦是为了建构更健康的文化理念。

      越南黎朝中兴至阮朝时期，儒教地位下降，民间佛、道盛行。随着柳杏形象的产生和传播，以重阴传统和淫祀习俗为特征的母道信仰在民间异军突起，并与儒释道三教发生了对抗和博弈，最终母道与儒教互为调适利用，而与佛教、道教融汇互通。母道与儒释道的交锋并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是越南文化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越南古代士人的汉文学写作亦呈现了一个汉、越文化在交锋和包容中寻求共处的象征世界。

      青年艾略特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自笛卡尔以来欧洲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二元分裂倾向。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艾略特试图基于对“物”的思考来回应这一问题：他批判性地吸收了康德、布拉德雷、柏格森、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以接近现象学的方式重新理解主体与物的关系，旨在超越主客、心物之间的对立，进而弥合情感与思想、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裂。本文聚焦艾略特博士期间的哲学写作，分析他依托“物”来弥合二元分裂的总体思路，并结合他早期的重要诗学文本，阐明他对 “物”的哲学思考如何构成了“客观对应物”“统一的感知力”“非个人化”等诗学概念的根基，由此揭示艾略特早期的哲学思考对其诗学建构与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他从哲学求索转向文学创作再到皈依宗教的内在逻辑。

      欲望推动了《追忆似水年华》中不自主回忆的构造，其特殊价值在它与音乐的联结中得到凸显。普鲁斯特在文本中多次使用和声学的重要概念来比喻欲望，本文拟从这些音乐类比出发，探究欲望的具体结构和生成场域。就其表达结构而言，欲望展现了类似“和弦”的复杂构造，而这根植于特定时刻中“自我”的爱欲。就其生成场域来说，欲望结构的塑造必然依托于作为“调式”的主体知觉场域，后者总是使多种知觉要素相互作用，并使它们形成一系列的特定关系，进而为主体欲望的组织模式提供参照。不自主回忆之所以能复现过去“自我”的爱欲组织模式，恰恰是因为它将欲望重新置于知觉的场域之中来把握，重塑了主体真实的生存体验。

      英语头韵体罗曼司《帕勒恩的威廉》从“狼人”这一超自然现象出发，以原始的狼人话语和经典罗曼司对英雄之边缘性的强调为基础，对狼人身体进行“祛魅”与“施魅”。这是当时的通俗文学在宫廷阶级与教会势力夹缝间游走的结果，而狼人的变形过程则影射了王位更迭和贵族结盟等政治问题；因此诗歌中从“死亡战士”转变为“守护天使”的狼人可被视为作品“真正的主人公”，承载着超越了惯常罗曼司英雄的丰富内涵。

      日本超现实主义曾长期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艺术至上的文艺思潮，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发现了其中左转的一翼。以文学杂志《诗·现实》为阵地，北川冬彦、神原泰等人借鉴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超现实主义加以重构，饭岛正则以电影诗的形式探索了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的可能性。通过对这些文艺实践的探讨，本文试图重新确认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历史位置与意义，进一步理解国际左翼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