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时期，是连接战争与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节点。在美国政府主导下，盟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GHQ）在制度层面打破了日本政府的言论统制权限，使得日本文坛重获自由，在民众“精神荒芜”、渴求文字食粮的言论生态中获得了新生。当然，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因为战时日本政府推行的“一县一纸”制度被保留，GHQ在此基础之上组建的民间信息教育局(CI&E)与民间审查处（CCD）又分别以“言论引流”与“言论截流”的方式，对日本文学界展开了一系列审查与改造工作。

相对于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战后日本文化教育与文学产出的“教化”作用，民间审查处更多地沿袭了战时美国陆军的言论控制手法，更为直接、强势地贯彻对日思想方针。作为隶属盟军第二参谋部（G2）对敌谍报局（战后改名为“民间谍报局”）的下属部门，民间审查处的级别虽不及民间信息教育局，但在其巅峰时期却与后者旗鼓相当（下属人员达到万余人）。该处内规模最庞大的可数战后首次设立的出版电影放送科，以审查出版物、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公共言论为主业，堪称战后日本文学审查的主力。

自此，继军国主义时代之后，日本文学史的发展再一次受到政治的强力干预。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的干预来自日本外部，这在日本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日本作家创作的数万部作品遭遇盟军“整容”，从个人创作史而言无异于一种“截肢”，这一变化深刻地决定了日本文学史的走向。如果“将‘战后’视作某种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范畴和历史过程，那么战后初期这一‘难以推测’的出发点便是值得我们不断重返现场、测定来时路的不二法门”，而记录占领时期GHQ改造日本的文学审查文件、文学文本，或也可以作为“测定来时路”的“矿灯”，揭示“我们何以从变动不居的时代走到了僵化不易的当下，那些微弱的声音、隐秘的潜流如何一一消散、湮没，所谓主流又何以在与其相互作用中成为主流的”。

在日本学界，对占领时期GHQ文学审查的相关研究已跨越数十载。铃木登美等人编撰的《审查、传媒、文学：江户至战后》、日高昭二的《占领空间内的文学：痕迹、寓意、差异》均主要以史料探索之进展为线索对审查研究史进行了阶段性划分：1960年代审查问题的提出阶段；1970—1980年代美国国家档案馆及普兰格文库的公开、发掘阶段；以及19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多领域研究的全面展开阶段。

据先行研究考察，对GHQ文学审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60年代。该时期，诸多报刊编辑、文人在占领史回顾中开始谈及战后文学审查的个人经历。改造社编辑兼战时文学审查研究者松浦总三的论文集《占领下的言论弹压》是系统地记录、分析GHQ文学审查的研究之嚆矢。1970—1980年代，文学审查研究不再停留于个人体验的追忆，而是向获取更充分的史料支持方向发展。美国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大学图书馆陆续解禁了GHQ占领史料。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了包括民间审查处在内的GHQ内部文件、调查报告，以及占领时期没收的部分日文书刊；马里兰大学则公开了由GHQ前历史科科长戈登·W.普兰格整理、带回并赠予该校的文学审查底本，由此大量审查备份——书籍与宣传册（约71000册）、杂志（约13800份）、报纸（约18000份）公之于世。以这些史料为依托，文学审查研究取得了深层次的突破。马里兰大学整理复刻的胶片装《占领军审查杂志》、奥泉荣三郎的《占领军审查杂志目录：解读版》，为大众呈现了文学审查的总体概观，而文艺批评家江藤淳的《被封闭的语言空间：占领军的审查与战后日本》一书则深入探讨了GHQ文学审查塑造的封闭言论空间，一跃成为战后至今审查研究的经典作品。

1990年代，在日美跨国合作下，GHQ史料的全面电子化使得文学审查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在众多领域开花结果。山本武利、川崎贤子、中重田裕一、宗像和重等学者合作汇编的通览性著作《占领时期杂志资料丛书·文学篇》，从审查的角度描绘了另一番战后文学图景。在传媒史领域，山本武利、有山辉雄深度剖析了GHQ审查制度的决策过程与运作机制，揭露了战后美国主导下GHQ对日本文坛的管控实态。在文学领域，儿童文学审查研究、原爆文学审查研究、特定文人及其作品的审查研究，都细致解读了GHQ介入下战后文人创作的曲折历程。而在艺术领域，对歌舞伎等传统艺术、电影等现代艺术的脚本审查研究，也呈现了GHQ审查对大众文艺生活无所不在的渗透。

必须承认，跨越半个多世纪的GHQ文学审查研究，确实揭露了美国对日民主自由化改造背后挥之不去的言论统制幽灵，证实了盟军占领中“自由与统制”的矛盾性问题；然而作为一项“文学议题”，从材料、对象到观念、视野，GHQ对日文学审查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未能深入推进的面向。在文学审查研究迈向多元化的背后，史料的解读视角却趋于单一化，这种趋向与战后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不无关联。

1960年代，随着第二次安保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越平联运动接连爆发，“战后终结论”在日本初露端倪，日本文学界展开了对美国占领与日美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而这种反思在战败20周年之际迎来了高潮。曾经引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言论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开始大肆宣传“战后之终结”，与此同时，《思想之科学》、《世界》等杂志则相继展开纪念访谈，以文化人对谈的形式来反思战争与战后。GHQ文学审查正是在此语境下作为占领体验的“问题”之一被文学界重新“发现”。这其中，平野谦、山本明、臼井吉见以及“转向”研究者鹤见俊辅等左翼或稳健派文化人对于文学审查的论述尤具代表性。平野谦在《昭和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相较于战时日本情报局允许保留诸如“〇”、“×”等伏字的文学审查，GHQ要求彻底消除删改痕迹的审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狡猾与残酷，而鹤见俊辅在《世界》中也发表了相似观点。

另一方面，与GHQ民间审查处有直接交涉经验的出版社编辑们，诸如《世界》杂志的编辑吉野源三郎、《妇人公论》杂志原总编辑三枝佐枝子、日本评论社编辑美作太郎、改造社编辑松浦总三等，都从不同视角回顾了占领时期的文学审查。不同于文坛人士的“纸上谈兵”，这些编辑大多为“一身经二世”的言论场“老将”，既与战时日本政府，又同GHQ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关系。尽管他们同样对GHQ文学审查持有批判态度，但这些批判大多定位于对战时日本政府言论镇压批判的延长线上。换言之，批判占领时期审查的目的并非在于“顾影自怜”，而更多地指向对战时狂热言论场的自我反省。

这其中，改造社编辑松浦总三基于战时审查研究的深厚功力，将战后文学审查置于“跨战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这一论述姿态与文人们割离战时与战后的历史延续性、“就事论事”地批判战后文学审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占领下的言论弹压》中，松浦回溯了战后知识分子及大众精神风向的转变过程，并对平野谦等同时代文人的审查批判进行了一一回应。松浦指出，所谓GHQ“残酷狡猾”的审查手法，事实上与1939年天皇特别高等警察的“发明”关联颇深。他认为，尽管“当下已有诸多文人对GHQ的审查手法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数人或持有片面看法，或立足于感性视角”。可以说，松浦屡屡发文探讨战时言论镇压在战后文学审查中“借机还魂”的背后，批判同时代日本人史观之转向才是其最终旨归。然而，松浦之论述虽在该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却未能在学术史上留下长久刻痕。由于战时日本审查史料的焚毁与遗失，GHQ与战时特高文学审查手法的相通性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相反，平野谦等人对于GHQ隐藏删改痕迹等问题的诟病，却随着美方史料的公开，对此后文学审查研究的论述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

1970至1980年代，日本国内第二次安保运动迎来尾声，大众的历史认知随之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反军国主义与反核武器虽已成为共识，但其认知背景却并非在于对曾经“侵略者”、“加害者”身份的承认，而在于对战时“受害”经历的铭记。1972年，天皇公然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慰灵仪式上现身；1973年“8·15”纪念日的宣传口号由“反战、和平”摇身变为“一亿总悲泣”，诸种现象都投射出日本国内精神氛围的转变。值此时期，美国各大史料馆陆续公开战时至占领时期的政策文件，占领期间的大规模文学审查自不必说，战争末期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决策内幕也遭到揭露，在日本引发了剧烈批判。1980年代，以日美诸国“广场协议”为导火索的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对于日美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于是，GHQ文学审查研究再次沾染上了浓厚的政治意涵。

江藤淳的《被封闭的语言空间：占领军的审查与战后日本》与彼时的精神氛围不谋而合，一跃成为同时期乃至此后数十年来文学审查研究的经典作品。从《靖国论集：为了日本的镇魂传统》到《1946年宪法：桎梏》，作为发掘占领史料的先驱，并未亲历GHQ审查的昭和生人江藤认为，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战后体制均为国际政治力量的强压所致，而GHQ在日发动的“思想与文化歼灭战”——文学审查，无疑是反映美国占领“加害”与日本“受害”、证伪“无条件投降”的绝好论据。梳理江藤的创作理路便可发现，《被封闭的语言空间：占领军的审查与战后日本》中论文的史料调查与撰写正值作者与本多秋五展开“无条件投降论战”前夕。另一方面，出于对同时期大众精神氛围的敏锐感知，松浦总三于1974、1977年两次修订了其开山之作《占领下的言论弹压》，并在1975、1976年马不停蹄地与明石博隆合作编著了以战时言论镇压为主题的《昭和特高弹压史》丛书（全八卷）。继江藤淳之后，松浦同样赴美调查了普兰格文库，并在《占领下的言论弹压》新增序言《第27年的证言》中加入对前GHQ文学审查员的采访内容，从见证者的角度探索了文学审查充满张力的真实样态。为回应同时期与美国批判互为表里的日本“受害”论，以及受害心态下战争责任的自我脱罪倾向，松浦再次以文学审查研究的形式，试图向大众传达占领时期与战时文学审查的深层关联。然而，伴随着战争反省这一思想“底盘”逐渐被抽空，松浦的GHQ文学审查论在历史浪潮的挤压下沉入底层，其结果是战时日本军部与内务省文学镇压的“负面遗产”被极端弱化，而对于GHQ文学审查的批判却以单方面强化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1990年代，以全球记忆文化的形成为背景，日本的“加害者”历史在国际上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反观日本国内，昭和天皇的逝世、自民党一家独大专政的终结，也促进了日本国内的战争反思。另一方面，GHQ占领文件、文学审查底本的全面整理与电子化，使得审查史料不再是远赴美国才可查阅的“高岭之花”，身在日本国内便可一探虚实。由此，趋于理性的文学审查研究显著增加，诸如山本武利、有山辉雄等传媒研究者经过大量史料钩稽，证实了江藤淳文学审查研究中对于史料浓墨重彩的“设计感”，并通过剖析GHQ的内部运作机制，揭露了文学审查的落实过程中占领者与日本本土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主张抛弃自虐史观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该时期抬头；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加藤典洋提出将“战后”理解为“败战后”的“败战后论”，再次点燃了战后日本的受害情绪。与江藤淳的想法如出一辙，加藤典洋主张“战后体制（尤其是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和平宪法），是以极端力量（战胜国的权力政治）为背景强加给日本的”，“这正是战后日本‘扭曲’的根源”，而“超克”这一“扭曲”的方法便是重新修订和平宪法。基于这一认知背景，以文学审查之名强调日本“受害”的研究层出不穷。杂志审查研究者横手一彦对于占领时期文学之命名——“败战期文学”、“被占领文学”等，无不透露出隐微的受害情绪。

时至二十一世纪，伴随着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崛起与日本的经济下行，日本在国际秩序中开始面临更多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布什政府公开援引GHQ占领改造日本的“成功先例”，意在宣传占领伊拉克的正当性。GHQ占领史研究先驱、《拥抱战败》一书的作者约翰·道尔公开发声，在批判美国占领存在诸多弊端的同时，也首次公开承认了其成功的一面，这一立场再次引发了日方研究者的激烈争论。于是，作为抵抗美国占领成功话语的重要武器，GHQ文学审查研究再次升温。同年10月，《文学》杂志刊发名为“被占领下的言论空间”特辑，山本武利、酒井直树、横手一彦等学者以文学审查为切入点，再次探讨了GHQ介入下日本的思想空间。此次讨论显示出论者们共同的担忧：在美国的对日思想战略下，日本是否会在精神层面彻底沦为美国的“卫星国”。显然，当代日本学界的GHQ文学审查研究早已脱离了战争反省的轨道，转向与日美政治现实相接轨。于是，该研究也再难是“圈地自封”的领域，而亟待美国研究者的加入。2007年，在前述山本武利等人主编的《占领时期杂志资料丛书·文学篇》即将付梓之际，日美两国学者共同举办了文学审查研讨会，会议内容最终汇编为论文集《审查、传媒、文学：江户至战后》。主编铃木登美在开篇序言中便明确指出，“研讨会旨在日美之间互通有无，打破一直以来日美文学审查研究‘各自为政’的僵局”。然而纵览全书，双方研讨话题大多集中于战前与战时日本的文学审查，对GHQ文学审查的探讨却呈现出一种“不越雷池”的克制。

总体而言，1960年代以来的GHQ文学审查研究，大都被赋予了时代特有的现实指向，不同时期的审查论调庶几成为探知战后各阶段日本社会精神氛围的晴雨表。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与时代共振的文学审查研究，其观察视角与研究对象本身却在逐渐与时间刻度相剥离。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对于文学审查问题的探讨，大多将占领时期与战前、战时文学审查分而治之，松浦总三所提及的战前到战后文学审查的关联性与连续性、战时日本政府的言论镇压在战后文坛中遗留的“毛细血管”作用都未得到深入分析。这种看似“就事论事”的姿态，实质上破坏了战后文学审查研究本身的完整性。

不仅如此，若对先行研究的话题加以统计便不难发现，1960年代至今，GHQ文学审查研究的辐射领域虽不断拓宽，但其关注对象往往经过了精心择别。就文本的择别方式而言，占领时期的审查研究主要关注“原爆”文学、艺术作品脚本和儿童青少年教育类读物。歌舞伎等艺术作品之脚本、儿童读物虽在战时被用作培育军国主义思想的载体，但其内容、受众均与战争责任不存在直接关联；而作为揭露美国原子弹轰炸暴行的重要文本证据，“原爆”文学的审查研究更凸显出日本大众战时至战后的“双重受害”体验。不仅如此，先行研究对于文学审查中特定文人的考察，也更侧重于明治一代的反战文人，堀真清的志贺直哉研究、宗像和重的永井荷风研究皆为此例。中重田裕一的研究对象横光利一虽被列为战犯，但早在1947年便已离世的横光的战后被审查经历实际上极其有限。那些理应构成战后文学被审查主体、高唱大东亚共荣、为战争摇旗呐喊的文人与文本，却大都在审查研究中遭遇“过滤”。这种与战争责任划清界限的对象选择，最终有意无意地为读者呈现出“被审查文学”、“被审查者”的无垢性，甚至塑造出一种“完美”的受害者形象，从根本上回避了文学审查得以在战后广泛歌颂民主自由思想的言论生态下落实的现实语境。

精心择别文学与艺术题材、剥离时间刻度与战争反省的考察分析，致使原本被置于战争反省延长线上的战后审查批判，被逐渐置换为确认占领受害甚至战争受害的记忆，“占领（加害）/被占领（受害）”的二元对立视角成为主流。当GHQ文学审查化身为“以学术之名行政治之实”、受时代精神氛围“驾驭”的战后叙事，数以百万计的GHQ占领文件、文学审查底本也极易沦为佐证日本“受害”预设的辅助工具。在此，不得不追问，是否存在探索GHQ文学审查乃至战后文学发端的另一种可能？

探寻答案之前，有必要重返占领现场进行“预体验”。随着对日占领的开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便成了盟军乃至美国的代名词。民主化风潮席卷日本之际，战后改革的诸项方案均以其名义发布，而他背后庞大的运营组织GHQ人员却悉数隐身于“幕后”。报刊中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集“引导者”、“策划者”、“决策者”身份于一体，宛如战后改革的“象征”。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之中他无处不在，而事实上他“哪里也不在”。在任期内，麦克阿瑟一反其往常美国式的积极活跃形象，主动化身为现实大众视线之外的神秘存在，除了日夜守候在其办公地点——皇居对面的第一生命大楼的狂热日本“粉丝团”能亲睹其容姿外，麦克阿瑟极少公开露面。准确地说，麦克阿瑟的活动范围几乎从未超过第一生命大楼与其美国大使馆宅邸之间的两平方公里。他甚至不参加日本国内任何形式的巡视活动，即便杜鲁门总统命他短暂回美参加授勋仪式，他也未曾离开日本国土。能够定期出入麦克阿瑟办公室的仅有他的亲信惠特尼与威洛比等寥寥数人，而其他人没有预约则无法靠近办公室半步。对于这种一反常态、隐于大众视线、扮演某种象征性存在的方式，麦克阿瑟本人曾不失自豪地解释说，这是“行动于竹帘之后”、“隔空操作”的手法，是受到他在书中领会的“亚洲人心理”的启示。若将战后失去外交权的日本比作一座封闭剧场，那么麦克阿瑟堪称舞台的主角。正如他此后的政敌艾森豪威尔所言，“我很了解麦克阿瑟，我在他身边学了整整九年‘演技’”。

由此，“剧场”内GHQ对日本政经界、知识界的介入改革，或可从“场内”与“场外”、“台前”与“幕后”、“台上”与“台下”三个维度加以解构。“场内”与“场外”，存在着盟国（对日理事会）与美国（GHQ）之间的紧张交涉；“台前”与“幕后”，暗藏着美国（GHQ）内部保守派与新政派的力量博弈；“台上”与“台下”，则演绎着占领者与日本本土间的“拥抱”与疏离。基于此，本文关注文学审查之一环——书籍没收，拟通过日美的双向、多边互动关系之考察尝鼎一脔，重新把握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外来的异质性因素对于日本文学的介入与改造样态。

近年来，占领时期日本文学审查研究的受害叙事中，“焚书”论逐渐占有一席之地。“焚书”一词，并非源于GHQ在日实施了实质性的焚毁书籍行为，而是日本部分研究者对没收书籍工作的批判性命名。作为思想教育改革的前哨，战后初期，GHQ针对战前、战时的日本出版物展开了调查没收工作。以法西斯主义抬头的1928年至战争结束的1945年期间发行的出版物为对象，民间审查处通过逐地调查拟定没收书目，并以指令形式下达给日本政府予以实施没收。1981年，奥泉荣三郎、谷川纯在《战时教化、宣传出版物——日本占领下的没收计划及其去向》一文中首次披露此没收事实，但该阶段的探讨仅停留于对没收计划实施经纬的梳理。二十世纪末，在日益高涨的占领批判情绪中，没收研究也开始显现出浓厚的“受害”色彩。1999年，占领史研究会学者泽龙以其偶然发现的文部省复刻版《没收指定图书目录》为线索，对被没收书籍展开了一系列整理、发掘工作，在日美安保条约签署50周年前后分别出版了《GHQ没收书籍目录》与《GHQ未没收书籍目录》二书。以GHQ会议档案中出现的“焚书”（bookburning）一词为据，泽龙将书籍没收类比为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由此“焚书”开始成为没收研究的固定修辞。“焚书”研究很快得到了东京大学德文学系学者小堀桂一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前会长西尾干二等人的响应。小堀将泽龙之研究高度评价为恢复民族记忆的“历史伟业”，西尾则以泽龙整理的没收目录为基础，着手进行战时书籍“翻案”工作。于是，一系列名为《GHQ焚书图书解禁》的著作相继面世，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战后日本文学界的“受难”历程。

围绕“焚书”的受害叙事，主要从没收书籍的“隐秘性”“任意性”“后遗症”三方面展开。西尾指出，没收工作由素有“幽灵机关”之称的民间审查处亲自操刀，恰恰证实了GHQ暗中“阉割”大众记忆的阴谋；GHQ下达的没收指令多达47回，每回指令虽罗列出没收书目与没收须知，但没收标准却毫无规律可循。泽龙考察发现，同样名为“大东亚”“大东亚战争”的书籍，GHQ判定没收的图书有56本，而不予没收的图书也有22本，因此“不得不怀疑，占领军对于没收图书的选定要比审查更为恣意，甚至反复无常”。基于这些论断，“焚书”的“后遗症”直接被上升至日本民族身份丧失层面。没收档案显示，1946年3月17日至1948年4月15日期间，民间审查处共没收日本战前、战时书籍七千余种，总量达三万八千余册，西尾干二对此批判道：“‘焚书’使得大量书籍凭空蒸发，以至于我们在战后不知不觉便丧失了自我身份。如今日本以及日本人的不堪情状大都源于此。”在西尾口中，书籍没收俨然成为“探讨一国历史延续性问题过程中无与伦比的重大课题”。曾与江藤淳共著《靖国论集：为了日本的镇魂传统》的小堀桂一郎也强调“如今的日本在惨淡的精神沙漠中呻吟，几近亡国，这正是因为占领军大量删除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因此必须呼吁开展被没收书籍的复原工作。于是，紧随“焚书”批判的便是为被没收书籍“正名”与对战争时代的“怀旧”书写：

在小堀等人笔下，遭遇没收的七千余种书籍仿佛成为找回尘封战争记忆、弥补民族身份缺失的源头。然而，被冠以“焚书”之名的书籍没收，是否真是切断日本人民族记忆、侵蚀日本人民族身份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使用叙述话语的每一种历史再现，都是对一个行为序列的‘重构’”。那么有必要对“焚书”叙事中史料的“编排”方式进行初步把握。笔者考察发现，涉及书籍没收的大量文件仅得到了极其有限的呈现。先行研究在强调“焚书”的没收规模之大、贻害之深的同时，却并未谈及战争时代日本文学界的真实出版生态。GHQ调查档案显示，1928—1945年期间日本书籍的发行种类达到401，512种，仅战争后期（1943—1945）日本书籍的出版总量便高达2500万册。不仅如此，GHQ在没收指令中也明文规定没收对象仅限于市场上广泛流通的书籍，将图书馆与私人收藏明确排除在外，且应美国政府要求，保留了大量没收备份。因此，从种类到数量均远不及战时出版量的一成、并未遭遇“斩草除根”的被没收书籍，是否真的需要背负“整个日本民族身份”的重担仍然存疑。夹杂历史真实与个人想象的“焚书”研究，或许仅仅是对“虚构的历史”的再次实践。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这种实践背后，是论者坚称“回归历史”的同时，又将没收问题强行塞入当下社会与政治空间的历史回顾视角。思想家鹤见俊辅在探讨占领时期问题时，多次强调需以“历史期待”的视角看待战后GHQ及日本人的认知与言行。他在探讨东京审判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研究对于大众罪责意识的渲染性描写，而是借社会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小社区》一书的观点指出，有必要“将审判当时与如今的看法相区别，把前者置于历史期待的层面，而将后者置于历史回顾的层面进行分析说明”。若立足于历史期待层面，便会发现截然不同的东京审判图景：“日本人对审判并无明确的先入之见”，“在日本国民中，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为少数派，而认识到会对战犯进行审判的人则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与历史“共同呼吸”的讨论方式，为此后审视GHQ占领的文学审查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如果说文学审查先行研究中的“历史回顾”视角主要体现在对“加害/受害”二元对立模式的强调、对日美“拥抱”关系的忽视，那么具体到书籍没收研究，则主要反映于对“焚书”一词的误读与对战后日本大众没收认知的去语境化思考。“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此想要理解美国战后没收的真实样态，挖掘当下日美“思想同盟”背后的逻辑矿脉，亟须还原被强行“瘦身”的战后史料，深入占领现场，以“历史期待”之视角进行重新解读。

事实上，在没收工作实施的前一年，GHQ民间信息教育局向日本政府递交的《中止道德（修身）、日本史以及地理课程》指令已为此后的没收工作埋下了伏笔。以“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利用教育反复灌输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为由，该指令要求日本立即中止修身、历史及地理课程，并按照其“附件A”要求“回收、清理所有教育部发行的教科书与指导手册，重新拟定战后教育大纲”。然而GHQ很快发现，尽管各地教育机构的战时教材已被勒令没收，但仍有大量宣传战争、军国主义思想的书籍充斥于文化市场。以下这封名为《宣传杂志的分销》的民间审查处文件，便记录了书籍没收计划的实施缘由与基本构想：

不难看出，民间审查处的书籍没收计划实质上是与民间信息教育局的协商结果，是战时教育类图书没收工作的延伸与扩展。该文件还为我们勾勒出没收计划的基本轮廓：没收计划仅针对书籍大量流通的出版销售市场；没收书目需通过实地搜查、逐本审阅的形式拟定，并定时交由日本政府执行；没收入库的书籍将被统一制浆造纸，以供应战后新教材的出版。可见，没收书籍这场“外科手术”并非旨在深入骨髓的“刮骨疗毒”，而只是停留于切除主要“患处”、避免扩散之程度。基于这些构想，没收工作最终于1946年3月17日正式落实。然而，战后的没收工作并未能顺利实施。“场外”同盟国的监督、“患者”日本本身的“排异”反应，都成为整场“手术”中的不可控因素。“焚书”一词，也正是始于“场外”盟国与“场内”GHQ的理念分歧。

从杰列维亚科的提议可以发现，不论没收对象、范围还是没收法令，苏方提议的没收尺度显然较民间审查处的原定计划更为全面、深入和严苛。对此，GHQ政治顾问艾奇逊进行了明确反驳：

在日常性文学审查已成常态的当时，艾奇逊在没收问题上维护日本“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话语背后，显然存在着隐形的“参照物”。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艾奇逊对“焚书”、“纳粹”、“纳粹式”以及“希特勒”的反复提及尤其值得注意。若将“焚书”放入近代战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便能发现其背后的特殊隐喻。

时间倒回至二战前夕德国的“文化事变”。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长期以来对文学界的各种攻击也随之延烧为全国性的思想镇压。同年2月，纳粹颁布了美其名曰“卫国护民”的出版物禁印法令，不久后又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继国会纵火案成功解散德国共产党之后，纵火作为纳粹对待反抗者的惯用戏码，再次被应用于德国文坛。于是，欧洲史上最广为人知的焚书惨剧就此上演。在纳粹支持下，德国右翼学生组织起“战争委员会”，收集柴火、筹备演讲，将焚书活动举办成为驱逐“非德”精神、纯化德国文学思想的“庆典”。从托洛斯基、列宁等共产主义者、反战人士的言说，到犹太知识分子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文人的著作，凡是有损德国精神“纯净”的书籍均被列入“值得焚毁”的书单之中。1933年5月10日晚，以柏林歌剧院广场为代表，德国各地约九十处场所共同举行了“焚书仪式”。这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此起彼落，一直持续到同年夏天。除了以焚书形式公开处刑，纳粹还暗中没收了数以万计的书籍。焚毁与没收双管齐下，这场书籍清洗致使德国思想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被江藤淳称为“文化歼灭”的焚书并非完全由纳粹亲自动手，而是由德国学生与大众共同推动完成的。如此暴行之所以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在近代“优生学”深入人心的语境下，纳粹所描绘的未来图景并非知识的终结，而是“纯净”的、“新”价值的“重生”。在四万民众聚集焚书的柏林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头号喉舌戈培尔用演讲为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文化“浴火重生”的“美好愿景”：“十一月共和的知识根基从此奠定，自瓦砾之中，新生命将如凤凰涅槃。”当然，纳粹真正想要塑造的不过是寄生于国家与种族的“新型”知识分子，但“焚书”一词却就此被赋予了另一层极具讽刺意义的“起点价值”：在时代的转角，“毁灭”与“重塑”仅一线之隔。如海因里希·海涅预言般的诗句所昭示的，“焚毁经书只是前奏，最后还会把人烧死”。纳粹对于思想的“纯化”，很快转向对种族、个人本身的“纯化”，“焚书”也因此成为近代惨痛历史的“招魂曲”，在战后久久未能消散。瑞典作家安德斯·李戴尔如是说：

这起焚书事件同样对美国影响深远。1933年5月10日，在德国焚书仪式进行的当天，美国纽约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十万人抗议示威活动。时至战后，在冷战体制形成的1950年，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指导下对各地图书馆书籍展开“红色清洗”之举措，也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审查制度、“文化歼灭”、“起点价值”为隐喻，“焚书”一词已然成为特定语境下随时会被激活的记忆标签。而前述对日理事会上杰列维亚科拟定惩戒法案、渗透公共与私人各个角落、覆盖所有类型的没收构想，无不在触动“焚书”隐喻的开关。这对于战后初登日本政治舞台，一面实施“民主化改造”政策，一面建立起无形审查网络的GHQ来说，无疑形成了强有力的道德警示。尽管与会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朱世明与英国代表鲍尔也在中途发表意见，但整场会议最终演变为美苏代表的激烈交锋。一同与会并担任日美联络工作的朝海浩一郎在会议报告中记述道：

杰列维亚科的没收提案最终变成了一场“自导自演”，不仅是GHQ政治顾问艾奇逊，中国国民政府驻日军事代表朱世明、英国驻日代表鲍尔也都未给予积极回应。这与“焚书”研究中同盟国“合谋加害”之叙事产生了明显龃龉：“当时，不仅美国，还有英国、苏联、中国代表也汇聚一堂的对日理事会在共同探讨占领政策。”理事会上，各国认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反盟国的刊物仍然在日本畅通无阻地流通”，并在实施没收上达成共识。如此一来，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无力抵抗了。可见，“焚书”之名正源于这一决定性误读。而正是在“焚书”的道德警示下，GHQ对于没收计划表现出极为审慎的态度。事实上，民间审查处档案对于没收对象的表述——“战争宣传性书籍”本身已暗示了这场没收工作的限定范畴。即便在冷战体制逐渐形成、日本文坛遭遇大规模“红色清洗”的1947年，战时左翼文学（诸如小林多喜二、三木清、野坂参三的作品）也并未被纳入该没收计划。或许可以说，战后GHQ改造日本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正是体现于默许文学审查与反对“焚书”之间的游离。

GHQ审慎的没收态度同时还表现于书籍调查过程中。如前所述，民间审查处PPB调查部主要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具有战争宣传嫌疑的书籍，并经由审查员审阅、筛选等一系列流程，最终确认没收对象、编制指令。如1946—1947年期间PPB集中汇编的《判处没收处分》与《不予没收》审阅报告，便具体记录了民间审查处的没收标准与审阅思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未被判处没收的山本五十六自传《永远身在战场：山本五十六》与《总动员法体制》二书。在没收计划中，一手策划了珍珠港偷袭的甲级战犯山本五十六、将大众裹挟入战争深渊的总体战体制，并未被GHQ作为“敏感词”从言论界“驱逐”。这与被指定没收的小林元之的《亚洲之见识》一书形成鲜明对比。

对比上述三本书的审阅报告可知，与“战争宣传性书籍”这一命名相呼应，书籍没收审阅中最主要的“滤网”在于思想的宣扬性。在“术”之层面介绍战时将领、科普统制法规，但不涉及宣扬侵略思想的书籍，并不在没收之列；而在“道”之层面鼓吹大东亚共荣、宣扬侵略正当性的书籍则被列为没收对象。然而，这种逐地调查、一一审读甄别的方式，也直接导致了极其低效的没收进程。民间审查处1948年的总结报告显示，初期指令中确定没收的图书分别为第一期10本（3月17日）、第二期6本（3月27日）、第三期16本（4月30日）、第四期14本（5月17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1947年8月，民间审查处通过动员处内大部分审查员都加入书籍审查工作，才实现没收指标（每期500本）的跃升。作为思想、教育改革之“前哨”，书籍没收的进度竟远远落后于教育改革本身，成为持续两年（1946年3月—1948年3月）的漫长工程。1948年1月，民间审查处战略部的下述文件预示了这场没收的不了了之：

战后，美国掌握了日本的实际占领权。1945年秋，驻日盟军人数从60万锐减至20万，GHQ内部日本研究专家的严重紧缺反向促进了GHQ与日本本土的合作关系。战时体制下，日本“宣传研究第一人”小山荣三率先引入德国人汉斯·A.缪恩斯塔的新闻学理论，通过融入报刊、广播、电影、宣传画乃至游行等形式，将媒体塑造为“在政治上给予影响的意志的传播媒体公示学”。1945年9月的某一天，小山收到了来自日比谷GHQ司令部的紧急出庭传唤。身为战时日本侵略宣传的核心智囊，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段只身前往司令部的“不安之旅”：

就这样，小山于战后被委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重任，成为GHQ智囊团的新成员，并于1949年就任日本国立世论调查所第一任所长，把战时针对外部民族的计量的科学技术，又重新应用在了内部的民众身上。无独有偶，同为战时政治宣传专家的米山桂三，也在战后成功转型为GHQ民主宣传与舆论调查的得力助手。这种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合作”关系，当然不仅体现于战后的传媒领域。以普兰格本人曾任职的G2历史科为例，该科在编纂太平洋战史之际便吸纳了十几名日本陆军军人进行协助。面试并录用这些军人的考官之一——杉田一次，本是参列投降仪式的日本陆军大佐，历经巢鸭拘留所拘禁、移送新加坡接受战犯审判之后，翌年便被遣返归国重新上任。另一名考官——经济学者荒木光太郎，原本因战时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而一度在战后失去大学教职，不久后却被录用为历史科总编。战时日本知识精英在战后实现“华丽转身”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这种“合作”形态却更为讽刺地反映在书籍没收行动中。据考察，战后依据民间审查处指令担任实际没收任务的，正是昔日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大政翼赞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言论审查机关——内务省警保局。“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是戈登对于美国占领下日本的描述，而战后的书籍没收运作可谓其最鲜活的注脚。

在GHQ对“焚书”骂名退避三舍、对没收分寸反复拿捏的另一面，接到没收指令的日本政府却读取了另一种信号。1946年1月1日，以天皇的“人间宣言”发布为开端，GHQ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日本改革。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一致认同只有将战争的余毒涤荡干净，“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于是，战争责任清算自然成为战后革新的前奏。同年1月4日，GHQ下发了革除公职备忘录；1月22日，极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2月28日，正值没收书籍指令成形的三天后，革除公职法令正式公布施行。清算指令接踵而至的同时，民众也纷纷向报刊投稿，开始了对战时掌权者与文化人的口诛笔伐：

在这样的言论生态下，战时书籍自然容易与“战争罪行”联系起来，被贴上清算的标签。事实上，对于昔日的言论控制机关——内务省来说，以“焚书”的形式进行责任清算也并不新鲜。近代战争的强压下，不仅文人自身进退维谷，承载文人思想精髓的图书也未能安然置身事外。下架，甚至焚毁“不合时宜”的书籍就如书店、图书馆的“踏绘”，是战时体制下“验明正身”的惯用方式之一。因此，“焚书”在战败的那一刻被推向高潮。1945年8月15日投降诏书发布后，宪兵司令部在盟军接管日本前夕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与此同时，军部也向各大报社施压，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件和照片。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公文已无需赘言，对战后日本或有不利的书籍也被列入销毁范围内。战后GHQ明令禁止没收的对象——图书馆（以山形县为代表），更是沦为“焚书”的重灾区。据各地图书馆史记载，不少图书馆在该时期收到了来自地方“知事”、“教学科负责人”的图书销毁命令。战败翌日，群马县图书馆便收到销毁包括军国主义在内的图书的指示。山形县县立图书馆馆史显示，“［8月20日］为了防止机密泄露，奉知事之命在一周内烧光一切有关国家形势、县内形势的资料”。8月22日，千叶县地区的兴风会图书馆同样接到指令称，“对于不利于日本、鼓吹歼灭英美或称赞德意两国的图书都应予以烧毁”。此外，出于自我审查心理的焚书事件更是数不胜数，鸟取县县立鸟取图书馆、一宫市市立图书馆、鹿儿岛县县立图书馆馆史对此均有言及，而山口图书馆更是自拟出一套图书“废弃”标准：“一、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关书籍；二、国防军备相关书籍；三、大东亚战争相关书籍；四、纳粹、法西斯相关书籍；五、妨害国际和谐亲善的书籍；六、其他违背败战后新事态的书籍。”直至9月2日盟军接管日本，日本全国各地仍在上演着形形色色的焚书事件。畏于GHQ责任追究的“自我审查”已成常态，并在紧接下来GHQ的书籍没收工作中投下暗黑的阴影。1946年5月，在书籍没收指令下发两个月后，PPB调查科便发现了山形县的一起“焚书”事件。7月4日，PPB调查部向民间审查处处长卡斯特罗发送了一封事件报告：

以上述总结报告为开篇，与山形县没收书籍行动相关的信件、公文被一并收录于名为《山形县书籍没收工作》的GHQ绝密档案中。该档案显示，1946年以来山形县在GHQ没收指令下达前后分别进行了两次书籍没收行动（同年1月及5月），引文所言涉的“大规模宣传性书籍没收行动”，则是指引发真实焚书事件的第一次没收行动。据内务省调查，山形县地区的GHQ军政局长官经由兼任米泽市警署署长的联络局局长，以“口头恐吓”的方式敦促以米泽市为中心的地区展开书籍没收，最终导致此次没收行动的失控。该档案中内务省报告、警署署长证言的可信度虽仍待勘察，但一系列信件与公文却反映出日本本土对于没收命令的“消化”过程。而值得玩味的是，不论是山形县警署向地方警局下达的命令公文，还是向其上级——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提交的进展报告，即便通篇英译，字里行间仍渗透出异于英文表达习惯的日语语感：

与PPB没收文件中的通行称谓“战争宣传性出版物”截然不同，山形县内部往来文书中遍布着“不符合当前时局的出版物”“为了顺应战败后的新时局”等表述。如果说“时局”在昭和初期的军国化历史文脉中意指在“八纮一宇”的对外侵略理念指导下，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意欲在亚洲建设所谓“王道乐土”之时局，那么它放入占领史文脉的那一刻，便转而指向反对军国主义思想、坚定维护盟军民主改革、建立“和平国家”之“时局”。而不论“时局”之内涵如何转换，内务省警保局与地方警署都充当着“积极参与”的角色，在政治正确的阴影下发挥着特有的能动性。于他们而言，没收书籍或许不过是战时体制破灭后新权威安排的新一轮“踏绘”测试。这种思维模式也明显投影于内务省向GHQ提交的报告中：

诸如“我们的服务”之类的表述，体现出整场行动中“主体”的缺位：没收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图书并非因其是煽动战争、有碍实现日本和平重建、树立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源，而是源于担心刺激战后权威、不合时宜；日本当局并非没收行动的主角，而是将盟军指令付诸实践的“好学生”。对既成事实的屈服（“顺应战败后的新时局”）与对权限的逃避（“我们的服务”、“配合”）姿态，恰恰印证了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结构中特有的“矮小性”在战后重建中依然发挥着肉眼可辨的毛细血管作用。内务省为GHQ描绘的“和谐”没收图景背后，是山形县警署的统制现实：

不仅如此，与战败初期山口图书馆自拟的图书“废弃”标准相似，山形县还炮制了一套内部专用的没收条例。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于控制大众言论早已驾轻就熟。从明治维新后的《报纸印行条例》至日本迈入战争时制定的《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这些政策始终遵循着相同的思路：维护统治者尊严、压制敌对思想宣传以及禁止“扰乱社会安宁、社会风俗”。“新瓶装旧酒”，集权统治下的言论管制模式也被原封不动地植入战后山形县的没收计划中：“神圣不可亵渎”的权力象征，由天皇被置换为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并不包括其他盟国）；不合“时局”的思想著述，则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转向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宣传；看似并无指向却可“包罗万象”的维护“社会安宁”条例，同样得到了灵活的阐释。最终，山形县在1946年1月的没收行动中一夜间便焚毁了近六万册书籍，远超GHQ两年间调查没收的三万余册图书。

或许，这一失控的自我审查并非毫无来由。在日本败局已定的1945年6月，为维护帝国图书馆（即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的大量藏书免遭空袭，日本文部省先后四次下达了书籍秘密疏散命令，而最后一次恰逢投降诏书发布的8月15日。此次疏散并未由于战败而终止，却因日本政府畏惧盟军而在两日后重启了对书籍的“迫害”。于是，8月17至29日，帝国图书馆的九万余册书籍，踏上了向山形县流浪的漫漫长路。殊不知等待这些“流浪书籍”的，并非盟军的直接处分，而更可能是自我审查心理下日本内部更为深重的焚书之灾。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占领时期，卷入审查与自我审查旋涡中的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依旧面临着被“流放”的命运。

作为从事“转向”研究的学者，鹤见俊辅在战后似乎也经历了对于GHQ文学审查认知的“转向”。不同于1960年代对GHQ的批判性论述，鹤见在2006年的战后审查专题讲座中，以另一种视角回顾了占领期间对其著作《语言的护身符式使用法》的审查经历：

在文学审查论调日益僵化的时代氛围下，鹤见这段往事所提供的，是与以往批判截然不同、极具融通性的战后图景。若对当今GHQ文学审查研究著作的销售情况略加关注，便可发现，诸如江藤淳《被封闭的语言空间：占领军的审查与战后日本》、泽龙《GHQ没收书籍目录》、西尾干二《GHQ焚书图书解禁》等以占领时期GHQ文学审查为强调“受害”体验之利器、号召消灭“自虐史观”的著作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在部分读者之间反响热烈。尽管江藤淳的战后审查论中对史料浓墨重彩的“设计感”、论证逻辑的诸多缺漏已被诸多日本学者所证实，但管见所及，《被封闭的语言空间：占领军的审查与战后日本》一书从1994至2016年间已陆续重版13次之多，如今依旧被奉为审查研究之圭臬。相反，具有“融通性”的占领论述却在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松浦总三通过理性批判战时与战后文学审查，揭露日美互动与合作、反省战争责任的《占领期的言论弹压》一书如今几近绝版。如果说审查史料还原了GHQ指导下日本的思想改造现场，那么占领结束后审查研究的论调流向则恰恰见证了战后日本从“侵略史观”走向“受害史观”的心路历程。

小森阳一在《“心脑营销术”的时代》一文中指出，“记忆并不是已经形成的‘构造物’，而是始终变化、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改编记忆有两种手法，即“事后重塑”和“事前诱导”。“正如‘framing’这一命名所示，这种手法通过将记忆套入某种框架，从而使我们对其他事物不闻不问。”“将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大众化了的社会性集体记忆作为信号”去动员个人的潜在记忆，便极有可能操作对于历史的“回想过程”。如果仅仅以“占领（加害）/被占领（被害）”的二元对立模式解读战后GHQ的日本改革，忽略政策背后双向、多边的互动关系，那么包括没收工作在内的文学审查便极有可能成为形塑大众战后回想过程中诱发“受害记忆”、曲解反战内涵的重要“信号”。

当然，本文对于没收书籍工作一体两面的分析，并不足以涵盖战后日本文学审查的复杂全貌。如前文所述，书籍没收行动的螺旋式升级背后，不可忽视地存在着“场内与场外”（GHQ与盟国代表）、“台上与台下”（GHQ与日本当局）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占领期间GHQ“台前与幕后”对于日本言论掌控权的内部争夺也从未平息。前文提及的始终坚持言论自由、反对“焚书”的戴克局长于1946年6月便被调离民间信息教育局局长一职、离开日本；在对日理事会上为反对全面没收图书而与苏联代表展开争论的“中国通”乔治·艾奇逊，在1947年回美途中坠机身亡；初期与民间信息教育局并肩作战、推进改革的民间审查处，也逐渐被纳入麦克阿瑟的“法西斯宠物”——威洛比将军之麾下，在占领后期成为更为强势的言论统制机器；就连一向以“慈父”形象示人、扮演“幕后将军”的麦克阿瑟，也随其总统之梦破碎而抛开了对美国共和党的顾忌，最终走向强硬。可见，战后盟军对日占领改革的六年绝非可以囫囵吞枣、强行消化的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