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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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摩斯梯尼是公元前四世纪雅典著名的城邦领袖和演说家。在他约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期间，雅典虽然在希腊传统诸城邦中实力仍旧最为强大，但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已全然改变，雅典、其他希腊城邦与新兴的马其顿王国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重心。

公元前四世纪中期，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在君主腓力二世的带领下迅速崛起，此时的希腊诸邦却仍旧沉溺于无尽的内斗中。腓力二世极具政治和军事才能且心怀野心，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诸邦起初并未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当雅典人终于意识到他带来的巨大威胁并试图联合各邦予以反抗时，此时的许多希腊人却并不认为腓力二世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反而坚定地相信雅典带来的威胁更甚。面对强大的马其顿，希腊世界在原有的利益冲突之外又分化为亲马其顿城邦和反马其顿城邦，雅典内部也分化出“亲马其顿”和“反马其顿”两派。在旨在与马其顿议和结盟、其结果是促使腓力二世成功进入希腊政治格局的《菲洛克拉底合约》（公元前 346 年）签订后不久，伊索克拉底发表了演说《致腓力》，赞美腓力二世带来的和平，认为腓力二世是可以让希腊团结起来的“充满活力且天资超群的人”，相信他能够带领希腊人对抗蛮族波斯，并且坚称反对腓力二世的人会让城邦陷入混乱。作为其时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家之一，伊索克拉底或许不能影响雅典的对外策略，但也能代表城邦中渴望和平的声音。与此相对，德摩斯梯尼在大多数雅典人不以为意的时候就接连发表多篇演说，呼吁城邦施行更为积极的对外策略，以应对马其顿的势力扩张。当伊索克拉底在血缘层面将腓力二世与希腊人联结起来，进而合理化其对希腊的领导权时，德摩斯梯尼以文化上的优劣区分希腊人与腓力二世，将后者视为希腊各邦的敌人，并将他定义为施行低劣君主制的“蛮族”和“希腊的掠夺者”，警告雅典人若想“避免战争，那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专制的主人”。

描绘腓力二世戴着狮子皮头饰的插画，1825年

在城邦现实政治层面，以埃斯基尼斯为首的亲马其顿派在合约签订后渴望与腓力二世维持和平，而以德摩斯梯尼为代表的反马其顿派则主张所有希腊人在雅典领导下联合对抗腓力二世，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着城邦的对外策略和行动；尽管如此，德摩斯梯尼的反马其顿策略仍然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然而，在公元前 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雅典及其盟友不敌马其顿，从而丧失了外交层面的自由。这场战役后，德摩斯梯尼被城邦推选出来发表葬礼演说，纪念阵亡将士。

这篇保存至今的葬礼演说长期以来因真实性问题而为古今学者所忽视。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和修辞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这篇葬礼演说 “乏味、空洞且幼稚”，与德摩斯梯尼的其他演说（尤其是诉讼演说）风格相去甚远。古代批评家和十九世纪学者大都追随这一评价。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对古希腊演说辞的研究不断深入，更多学者倾向于支持现存这篇演说的真实性。部分学者主要从文体风格的角度反驳狄奥尼修斯的观点。例如，赛库特里斯在语词细究的基础上提出，这篇演说在风格和词汇上的特异性应主要归因于德摩斯梯尼对文体要求的遵从，其结构、内容和语词特征都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麦克布借助数据库对德摩斯梯尼的所有演说进行了韵律分析，结果表明这篇演说在总体上符合德摩斯梯尼的风格。另有学者从演说发表的具体时机来为这篇演说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例如，洛罗提及这篇演说发表于悲伤之际；沃辛顿也强调这是第一篇在至关重要的战役战败后立即发表的葬礼演说，所以它既难以保持德摩斯梯尼其他演说所展示出来的高超修辞水平，也与现存的其他葬礼演说明显不同。赫尔曼则结合文体风格和历史时机这两个维度，在赛库特里斯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篇演说如何符合其时的历史和修辞语境，并指出，尽管目前没有确定的证据支持这篇演说的真实性，但也同样没有确定的证据可以证伪，而且即使现存这篇演说是他人的仿作，它也尽可能地与德摩斯梯尼的风格保持了一致，且承载了合于时宜的雅典历史和修辞风貌。

《德摩斯梯尼的演讲》，by Ken Welsh

晚近以来学者对这篇演说发表时机的关注不仅强调了其真实性，也反映了学界逐渐从真实性论争转回对演说本身进行研究这一趋势。洛罗率先摆脱真实性问题，将现存葬礼演说作为一类文体进行整体性文化研究，在关注这些演说的差异的基础上注重文体的内部传统，研究“非时间性”如何服务于雅典对抗现实“变化”的身份想象机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葬礼演说是为了纪念具体战争的死者，现存的葬礼演说在时间上贯穿民主雅典的鼎盛、衰落及马其顿带来的终结这整个过程，不同时期的演说者需要回应具体的时代问题，因此洛罗对“非时间性”的注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葬礼演说之间的差异及产生缘由的探究，在“非时间性”这一维度上并不突出的德摩斯梯尼的葬礼演说自然也未受到她的重视。洛罗之后的学者多关注该演说的“时间性”，例如，布尔克哈德和高曼考察该演说如何通过修辞策略成功回应了其时城邦和德摩斯梯尼个人面临的危机，进而认为该演说展示了一个城邦领袖如何利用恰当的时机应对失败。克里克也认为这篇演说是对复杂政治局势的修辞回应，但他将其中的修辞策略视为战败后的“社会宣传”，其实质是在以“假象”给予民众人性慰藉的同时让他们丧失批判思考的能力，因此该演说并没有正视现实世界的变化。

这些学者都拓展了洛罗的研究，但又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洛罗的整全视野。事实上，发表葬礼演说是城邦制度的一部分，意在劝导雅典人“模仿”死者为城邦牺牲的行动，正如洛罗所指出的那样，葬礼演说意在对听众进行“公共价值”的教化，对城邦公民的未来生活进行引导。在这一制度中，由城邦议事会选定的“最具智慧和声望”的演说者往往是战争的主导者，他们 的个人身份与演说的“教育”目的交织在一起，展现出葬礼演说传统与特定时代政治的紧密互动。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德摩斯梯尼的葬礼演说中：他既要遵守传统赞美死者，又不得不回应其主导的反马其顿策略带来的惨败，二者之间的罅隙不仅呈现出克里克所批评的修辞对人性的奉承，也凸显了在雅典城邦领袖、民众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的张力。因此，本文将结合前人对葬礼演说 “时间性”和“非时间性”的研究，将这篇演说置于葬礼演说这一文体的传统、德摩斯梯尼的政治生涯以及雅典这座曾经辉煌的城邦最终败落的时间节点中进行研究，分析它何以呈现出让后人争论的风格样态，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时城邦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城邦领袖的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城邦公共生活面临的难题以及现实与葬礼演说试图实现的教育之间的距离。

德摩斯梯尼在《金冠辞》中回忆了他在喀罗尼亚战役后被选为葬礼演说者的原因及其背景：

这段话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葬礼演说者的选举有法定的流程，最终决定权在民众手中；第二，德摩斯梯尼及其葬礼演说正处于城邦对外战争失败、内部分裂与争斗加剧的关键时期。需要指出的是，现存较完整的葬礼演说几乎都 在开篇提及一点，即，在公共葬礼上发表葬礼演说是城邦立法规定的结果。学界目前仍不确定葬礼演说这种文体出现的确切时间，但它的出现或可被视为公元前六世纪末雅典民主制逐步确立后城邦壮 大的结果，而在公元前322年雅典民主制被迫终结后，它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何以现存葬礼演说均集中出现在民主制时期的雅典，抑或说雅典为何立法要求发表葬礼演说？答案或在于如何理解葬礼演说这一特殊文体在民主城邦中的作用。在《美涅克塞努篇》中，苏格拉底道出了发表葬礼演说的目的：“我们需要用言辞来充分赞美死者，善意地劝诫生者，鼓励死者的孩子和兄弟们模仿他们的勇敢，安慰死者的父亲、母亲和其他仍旧活着的长辈。”可见，赞美和劝诫是葬礼演说的两个主要目的，赞美针对死者，劝诫则针对生者。在具体的内容上，现存完整的葬礼演说都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包含开篇、赞美、劝诫和结尾等部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赞美，主要包括赞美雅典人的种族和高贵的出生、城邦对居民的抚育和教育、民主制的优越性、城邦的神话和历史功绩等。德摩斯梯尼的葬礼演说共37节，其中29节为赞美部分。对死者事迹的直接赞美一般很短，跟随在雅典人祖先的众多功绩之后，共同构成关于城邦“胜利”的连续叙事；同时，对死者的赞美也落脚于其身后获得的永恒荣誉，统一于雅典人自古以来对荣誉的热爱。所以，虽然葬礼演说针对新近战争中的死者，但赞美的真正对象却是所有的雅典人及其城邦。苏格拉底对此讽刺道：“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赞美城邦，赞美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我们的祖先和仍旧活着的人；所以我自己，美涅克塞努，当他们这样称赞我的时候，我感到无比高贵，每当听着他们的赞美，我就感到无比陶醉，想象着自己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高贵、更俊美。”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这段话表明，葬礼演说总体而言是民主雅典的自我表达，它由城邦设立，并由其选定之人遵循着“高度公式化”的文体结构发表；“模仿”一词也表明赞美死者及城邦的真正目的在于教育生者继续为城邦的公共事业奉献牺牲。这一点更明显地体现在整个公共葬礼仪式上。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公共葬礼并不少见，但却似乎只有雅典会将死者遗骸从战场运回城邦。相对于对私人葬礼严加限制，规定只能停尸一天、禁止男女聚集恸哭、命令送葬队伍安静且不受打扰地进入墓地等，雅典在公共葬礼中有让死者停尸两天、将死者遗体移入不易朽坏的柏木棺材中并使用马车运送与公开展示、提供风景绝佳的墓地以及在大理石柱上精心铭刻阵亡将士纪念碑、安排葬礼演说等等仪式程序。公共葬礼之后还有竞赛和一年一度的祭祀与纪念活动E，以及对死者家人的供养。隆重的公共葬礼及持续的纪念直观地展示了阵亡将士在死后获得的荣誉，表明这一时期雅典对战士的倚重与奖赏，这些仪式本身也成为民主雅典的“独一无二的标志”。

同时，公共葬礼以部族为单位展开，部族是其时城邦公共生活的基本政治单位。无论阵亡将士生前属于何种等级，其死后遗骸都以部族为单位搜集和埋葬，阵亡将士纪念碑也以部族为单位刻制（名单上只有死者的名字，没有指涉血缘的父系名称）。所有死者在葬礼演说中都被置于“这些死者”之类的共同称谓下，再没有身份和等级的差别，只拥有一致的声名——为城邦而牺牲的人。如此，城邦平等地赋予了所有死者至高的荣誉。而自公元前六世纪末雅典由僭主制过渡到民主制并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后建立起雅典帝国后，越来越频繁的战事使得雅典越来越依赖公民（即潜在的战士），因为在民主城邦中，拥有公民权的人无论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并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利，所以，每一场战事都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和参与，城邦则需要通过葬礼演说及公共葬礼来劝导公民主动选择为城邦而战，延续共同体的事业。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帝国巅峰时期的城邦领袖伯利克勒斯在其葬礼演说中会说：“在给美德制定最高奖赏的地方，男人们就会成为最好的公民。”

发现于公元前425年左右的雅典铭文碎片

通过公共葬礼，雅典不仅在整个希腊世界和城邦内部突出地表达了自身，也对参加葬礼的所有雅典人进行了一场完整的公共教育。但正如苏格拉底讽刺葬礼演说让听众感觉自己“更高大、更高贵、更俊美”，葬礼演说及整个公共葬礼所呈现的是经过一定程度“美化”后高于现实的雅典人及城邦。当公共葬礼只强调死者作为城邦的一员并试图剔除死者血缘和家庭的差异时，它凸显的是民主城邦内部的一致与和谐；然而，在现实中，雅典及其他希腊城邦始终存在着等级或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区隔和冲突，即“内讧”（στάσις）。στάσις 一词在当时的作品中十分常见，它最初指的是“位置”和“地位”等，后又延伸出“分歧”“分裂”等含义，并最终用于指涉城邦的“内讧”。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指出希腊人与蛮族是“天然的敌人”，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战争，希腊人之间则是“天然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对抗只是内讧。事实上，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后，也即葬礼演说出现之时，以民主城邦雅典为首的雅典帝国与以寡头城邦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大内讧、各城邦内部的派系内讧撕裂了希腊及深陷其中的诸城邦，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更以雅典的失败及其内部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血腥内讧告终。

到了德摩斯梯尼时期，雅典内部虽然不再有民主派与寡头派之间的可见斗争，但在马其顿带来的外部颠覆成为主要威胁时，反马其顿派和亲马其顿派之间的分歧与争讼再次撕裂了城邦，其影响甚至延伸至整个希腊世界。在《菲洛克拉底合约》签订之前，德摩斯梯尼并未得到太多支持，希腊世界的内斗和雅典内部对和平的渴望让初登政治舞台的他无所收获；在合约签订之后，城邦内部的反马其顿情绪不断高涨，尽管德摩斯梯尼也参与了合约签订，但他仍然先后提诉参与合约签订的雅典使者埃斯基尼斯等人，指责他们从腓力二世处受贿，出卖了城邦。当腓力二世在公元前 344/343 年派遣使者到雅典商议修订合约时，德摩斯梯尼认为这是对城邦的羞辱，而埃斯基尼斯则热忱欢迎腓力二世的使者，并批评德摩斯梯尼等人“给城邦带来战争和混乱”。

描绘古代马其顿士兵的壁画

作于约公元前四世纪

在喀罗尼亚战役前夕，马其顿南下直接威胁雅典北部的忒拜，德摩斯梯尼说服雅典人与忒拜结盟。雅典承担了同盟的大部分费用，并将同盟军的指挥权交给忒拜将领。随后，马其顿向忒拜提出和平协议，德摩斯梯尼又竭力说服忒拜拒绝提议。不幸的是，当雅典与忒拜主导的希腊同盟与马其顿在喀罗尼亚决战时，雅典及其盟友惨败，马其顿趁机在忒拜驻军，建立了亲马其顿的寡头政体。在次年成立的“科林斯同盟”中，除斯巴达以外，其他所有希腊城邦都宣誓效忠腓力二世及其后代，这意味着马其顿确立了在希腊的霸权，希腊人丧失了自治权力，雅典也不复往日辉煌。在这一过程中，埃斯基尼斯始终反对雅典与忒拜结盟，认为雅典仍有机会维持与腓力二世之间的和平，从而免于战火。所以，在喀罗尼亚战役后，埃斯基尼斯指控德摩斯梯尼是“希腊的罪人”，直言其反马其顿策略带来的只有“灾难”，声称德摩斯梯尼应该为之负责。

面对雅典在自己一手促成的战役中惨败、腓力二世由此成为希腊主人这个黯淡的现实以及政敌的猛烈攻击，德摩斯梯尼发表了葬礼演说。他不仅要遵从葬礼演说的惯例赞美死者和城邦，强调城邦一致对外的传统，也要面对反马其顿策略带来的决定性失败，更需要回应针对反马其顿一派的尖锐攻击，为自己辩护。因此，从葬礼演说的传统出发，德摩斯梯尼无法像在《金冠辞》中那样直接点出  “埃斯基尼斯、海格蒙、毕索克勒斯”等政敌的名字，批评城邦的内讧，这与葬礼演说这一文体要求不符 A，故而这篇演说难以呈现出其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所体现出来的直接对抗和雄辩风格。同时，在喀罗尼亚战役后，德摩斯梯尼也不断受到来自民众的指摘，这对于任何一个领袖而言都极为致命，因为在民主城邦内部，城邦领袖需要通过民众的支持与认可才能获得权力，这也使得德摩斯梯尼不得不利用公共葬礼这一庄重的场合回应敌人的攻击和民众的指责，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演说中暗示城邦内部的分裂。所以，这篇演说既遵循着葬礼演说的传统，又紧密地回应了民主城邦在行将覆灭之际面临的政治难题。

雅典卫城图景,by Leo Von Klenze, 1846

如前所述，按照传统，葬礼演说首先要赞美阵亡将士。德摩斯梯尼在演说一开头就指出：“城邦下令为埋葬于此墓地的这些人举办公共葬礼，因为他们已经在战争中成为勇敢的人。”ἀγαθύς 一词有“善的”“好的”等意，具有人之美德的丰富内涵。葬礼演说中的 ἄνδρας ἀγαθύς 尤其指向战争中的英勇美德，也直接关联到死亡。正是由于这些将士是在战斗中死去的，所以城邦才为他们举办葬礼。这种为了城邦而献身的死亡在葬礼演说中被称为“高贵的死亡”。正如德摩斯梯尼对这些死者的赞美： “他们不屑于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欲求，他们宁愿高尚地死去，也不愿活着，眼看希腊陷入不幸。他们留下的勇敢怎会没有超越所有的言辞？”德摩斯梯尼在此强调人天然对于生命的欲求，也就凸显了在“活着”与“死去”的对立中这些将士勇敢赴死的“高尚”，也正是这种克服天性的“高贵的死亡”让他们在死后遗留下了“美德”。ἀρετήν 既有广泛的“美德”之意，也有具体的“勇敢”等含意；在这段引文中，该词更加指向战斗中的“勇敢”这一德性，与 ἄνδρας ἀγαθύς相统一。身后的美德也意味着死者在后人中的声誉：“因为知道这些勇敢的人鄙夷生活中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快乐的享受，他们的全部欲求就是美德和赞颂，城邦的公民们也认为应该通过言辞给予这些死者以荣誉，这样最能确保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从而让他们在死后仍旧能够享有生前赢得的好声誉。”ὑπερεωραμένας（鄙夷）与 ὑπερεῖδον（不屑于）这两个同源词都表明了死者在有限的生命（ζῆν，βίον）与死后（τελευτῆσαι，τετελευτηκόσιν）长存的美德和赞颂之间做出的选择。由此，德摩斯梯尼再次通过生与死的对比来赞美死者，在“高贵的死亡”之外，他还强调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及其带来的声誉，表明死者不只是通过最终的死亡才得到了言辞上的荣誉。

同时，德摩斯梯尼也不仅仅强调死者在战斗中的勇敢，因为紧接着他就明确地区分了“勇气”与“美德”：“如果在我看来，在所有构成美德的品质中，他们只拥有勇气，那么我会对此表示赞扬，结束演说。但是，因为命运使然，他们出生高贵，受到严谨的教育，并且过着热爱荣誉的生活。由于这些方面，他们理所当然会成为卓越的人物。”德摩斯梯尼在此强调了美德的三个来源，即出生、教育和生活方式。学者肯尼迪认为这篇演说并未展现出“清晰的道德图景”，但事实上在演说的中段，德摩斯梯尼已写下了相应的赞词：

《海边的德摩斯梯尼》,尤金·德拉克罗瓦绘于1859年,现藏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在德摩斯梯尼的赞美中，死者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阶段都是杰出的，没有不足；在这样一种自然的成长轨迹中，他们从高贵的出生和后天的教育中得到美德。在这些美德中，勇气又以觉察为基础；σύνεσις（觉察）源自动词 συνίημι，本义为合并、整合，引申为理解、知觉之意，它指向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是智慧的一种。觉察意味着行动之前的理解和权衡，进而“验证出什么是必须做的”，再以“勇气”去实践。德摩斯梯尼并没有单纯地强调“勇气”，而是同时注重“勇气”的来源和其他德性，这或许也与当时的战败背景相关。虽然他多次强调战争的结果取决于神，但在让“希腊陷入不幸”的喀罗尼亚战役之后，面对巨大的伤亡和惨败，德摩斯梯尼也许更希望死者的亲属能够从死者生前的美德和好名声中找到安慰，也让城邦公民看到死者在面对“威胁所有希腊人的危险”时以智慧为基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勇敢行动本身，从而冲淡战败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当然，对死者的其他美德的强调最终还是落脚在勇气之上；正是通过富有勇气的行动，他们才彰显了自身的高贵出身。德摩斯梯尼将勇气等美德的来源归于死者的出生、教育和生活方式，也与前文赞美死者的生活方式——“鄙夷生活中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快乐的享受”——相一致。正是由于出生和所受的教育，阵亡将士才过着热爱荣誉的生活，最终选择了高贵的死亡。在马其顿入侵希腊、威胁雅典的背景下，雅典人的荣誉来自对城邦安全的守护，这在演说随后赞美死者的高贵出生时得到了直接的展示：“自远古以来，这些人的高贵出生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他们以及任何一个遥远的祖先都能够依次将其起源不仅追溯至一个父亲，也追溯至他们共同拥有的作为整体的祖居之地，在这里，他们才被一致承认是土生土长的居民。因为，在所有人中，只有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在这里出生，并将其传给后代。”与其他葬礼演说类似，德摩斯梯尼也着重强调了雅典人在阿提卡地区的原住民身份。在后文中，他提到了神话中的雅典国王埃瑞克修斯和刻克洛普斯，此二者皆生于大地。德摩斯梯尼指出刻克洛普斯“部分是蛇，部分是人”，而埃瑞克修斯虽然已是人的形象，但因其地生人身份，所以也与蛇的形象相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瓶画上就总是将半人半蛇形象的刻克洛普斯与新生儿形象的埃瑞克修斯并置在一起。在当时，蛇不仅被视作土生土长的生命体，也总被当作一方土地的保卫者，因为土地就像“母亲”一般，不仅给予蛇生命，也滋养了它们，所以蛇会保护自身生存的土地，且蛇的形象也代表着一种“好战的保护意识”。埃瑞克修斯和刻克洛普斯正是雅典人的祖先的形象，他们不仅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居民，也是其保卫者。德摩斯梯尼赞美这片土地，将其称为“我们祖先的母亲”，指出它提供了 “人们赖以生存的果实”，养育了雅典人的祖先。雅典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从未中断。这片“祖居之地”也是当下的雅典人的母亲，但现在马其顿入侵了这片土地。在这个语境下，埃瑞克修斯和刻克洛普斯作为阿提卡“保卫者”的形象无疑为雅典人树立了榜样，作为爱荣誉者，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土地，反抗马其顿。

陶器上展现古希腊葬礼仪式的画作

生者需要与死者握手以示对死亡的正视

在讲述祖先的神话（μύθους）之前，德摩斯梯尼就说道：“还有那些能够激发热切模仿且不占据过长篇幅的事迹，我将尽力大体勾勒。” μῦθος（μύθους）传统上主要指神或英雄的“故事”或“传说”，这些神或英雄的行为具有典范意义，因而在古希腊城邦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德摩斯梯尼在葬礼演说中两次赞美神话中的雅典祖先。第一次是在赞美死者的高贵出生后，他依次概述了雅典人驱逐入侵希腊的阿玛宗人和欧摩尔波斯、拯救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儿女等事迹。在驱逐入侵者的神话中，德摩斯梯尼尤其赞美雅典人不仅将入侵者“逐出自己的家园，而且逐出其他所有的希腊土地”；换言之，与埃瑞克修斯和刻克洛普斯的神话相似，该神话不仅展现了雅典人的祖先守护祖 居之地的荣誉行动，也证明雅典人不仅保卫自身，还是其他希腊人的拯救者。这些神话不难让听众联系到马其顿入侵希腊的现状，德摩斯梯尼明确希望这些神话 “能够激发听众热切的模仿”，直接表明了对当下雅典人的教导。在演说的赞美部分即将结束之际，他与众不同地再次回到祖先神话，逐一追溯了雅典十个部族的同名英雄神话，再次强化先前的教导。尽管赞美祖先神话是葬礼演说的惯有内容，但只有德摩斯梯尼讲述了部族神话。这样的“离题”或许是为了在战败后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但德摩斯梯尼在讲述这些神话时几乎都强调了祖先为城邦而牺牲的高贵品质以及喀罗尼亚战役的死者对祖先的“模仿”，这不仅在现在与过去的联结中淡化了喀罗尼亚战役的失败，也以源自祖先的传统教育了当下的雅典人。

具体来看，这十个英雄神话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埃瑞克修斯和列奥的故事，他们都听从神谕献祭了自己的女儿，前者是为了驱逐入侵者，后者是为了结束雅典的瘟疫。德摩斯梯尼赞美他们为了守护土地做出的牺牲，强调了喀罗尼亚战役中的死者正是模仿了祖先的勇气及其行动：“在这个生于不朽之神的人为了拯救祖居之地而牺牲所有后，如果人们看到他们［死者］将有死之身看得比不朽的荣誉更重要，他们将视之为耻辱。”此外，这片土地不仅是雅典人世代生存的地方，也承载着其“最古老、最基本的传统”。由此，德摩斯梯尼在第二类神话中呼吁雅典人“必须要么活得无愧于祖先的遗产，要么高尚地死去”。第二类神话中的英雄包括埃勾斯、刻克洛普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希波托翁和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安提奥卡斯，他们都拥有强大的力量，又如其他英雄一般追求卓越的名声，而不是苟活。第三类神话中的英雄依次包括潘迪翁、阿卡马斯、俄纽斯和埃阿斯。潘迪翁的两位女儿因为特柔斯对她们犯下的罪行而向施罪者复仇，德摩斯梯尼指出，喀罗尼亚战役的死者正是在“目睹希腊遭受攻击时”，认为自己必须拥有同等的复仇精神，否则生命便没有价值。阿卡马斯为了母亲出发远征特洛伊，而葬礼演说赞美的死者也是“为了拯救家里的父母而直面所有危险”。俄纽斯是狄奥尼索斯的儿子，狄奥尼索斯的母亲又是忒拜国王卡德摩斯的女儿，这样就将忒拜和雅典联系了起来，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这两个城邦是希腊联军的主要力量。德摩斯梯尼指出，当前的危险是两个城邦共有的，正是为了城邦，这些死者才经受了所有的痛苦。在被抢走因勇气而获得的奖赏后，埃阿斯便认为生命难以忍受，由此，德摩斯梯尼赞美死者也认为“应该在防卫敌人之同时死去，从而不用经受耻辱”。

古希腊陶器上呈现的半人半蛇的埃瑞克修斯形象

在这些英雄神话中，德摩斯梯尼不仅像第一次讲述神话时那样赞美祖先如何保护土地、拯救希腊、追求荣誉，也更加突出了后人对祖先传统的继承。从祖先的神话过渡到雅典的晚近历史后，他讲述了雅典人“模仿”遥远的祖先、抵御入侵者的波斯战争：“通过海陆两道，这些人独自并两次阻挡了入侵的远征军，后者集合自整个亚细亚。而且，以个人危险为代价，他们确保了全希腊的共同安全。”作为雅典神话功绩的延续，两次波斯战争也成为之后历史的开端，它们承继并奠定了雅典的政治底色：作为保护人拯救希腊，为了全希腊的自由而战。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众多战争中，德摩斯梯尼只提到了波斯战争，随后就以一句话过渡到了喀罗尼亚战役，即，“他们阻止了希腊人的自我侵略行为，承担了偶然发生的所有危险，并将自身分配至那些合理安排的正义允许的位置，直到时间引领我们来到如今这一世代”。对此，他的理由是：“在回想起这些人的高贵出生以及祖先完成的最伟大的功绩之后，我打算尽快将我的演说与这些人自身的功绩联结以来，以便同时对他们进行普遍的赞美，正如他们血脉相连。我相信，如果他们不仅在出生上而且在赞颂上能够分享彼此的美德（ἀρετῆς），［那么，不仅能使祖先满意，］B最重要的是能让双方都满足。”德摩斯梯尼这一选择本身就展现了他在战败之后的特殊修辞和教育意图。一方面，波斯战争后，雅典拉开了帝国的序幕，走向了城邦历史的顶峰，即使在帝国瓦解之后，雅典也很快恢复了实力，再次成为希腊世界中最强大的力量，并寻求重建帝国。而在喀罗尼亚战败之后，雅典及大部分希腊城邦都失去了外交层面的自由，当下的惨淡因此与并未被时间冲蚀的辉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或许使得德摩斯梯尼不得不绕过波斯战争之后的历史，将当前的战争与更遥远的神话与历史联结起来。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两次花费大量篇幅追溯神话：对部族神话的细述不仅能够更好地鼓舞战败后的雅典军队，也再次强化了民主城邦的形象。另一方面，波斯战争后，雅典面临的更多的是希腊自身的内讧，这些战争并不利于树立雅典人作为希腊保护者的形象。

从祖先的神话到波斯战争再到喀罗尼亚战役，德摩斯梯尼建立起了当前的雅典人与其祖先共享的形象：祖居之地的保护者和希腊的拯救者，因为他们“血脉相连”。这也更好地解释了为何德摩斯梯尼在演说开篇强调勇气之外的美德，突出“觉察”对于“勇气”的引导作用：只有通过“觉察”等智慧，雅典人才能首先确定何为必做之事，富有勇气的行动才有了依据；在马其顿入侵希腊的背景下，守护祖居之地、拯救希腊、反抗马其顿是他们必做之事，而亲马其顿派则背离了雅典人一直以来的荣誉及其传统。

喀罗尼亚战役中的死者正是在守护自身荣誉的行动中成为“勇敢的人”，所以，德摩斯梯尼赞美他们：“如果有任何威胁所有希腊人的危险产生，这些人都会首先预见，并且多次吁求所有人挽救局势，这也展示了他们的判断力（γνώμης）和明智的思考（εὖ φρονούσης）。”γνώμης 和 εὖ φρονούσης 对应着前文的 σύνεσις（觉察）一词，它们都展现了死者的“智慧”。喀罗尼亚战役主要由雅典促成，雅典人不仅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也作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参与其中，他们“冲在最前面，热忱地倾尽所有：身体、钱财和同盟”。所以，德摩斯梯尼同时赞美了死者的远见和行动。在他看来，死者“只是遭受了偶然的事故，敌人并没有打败他们的精神”，他们与胜利一方“分享同样的胜利”。这或许只是精神上的胜利，但雅典人为了守护家园和祖先的传统而勇敢作战的结果也正是守护了自身的荣誉。即使在公元前 331/330 年反抗马其顿变得更无希望之际，德摩斯梯尼也断言：“即使所有人事先都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城邦仍然不会放弃这一策略，如果它真的珍视自身的声誉、祖先和未来。”

对死者的赞美也意味德摩斯梯尼对自己的肯定，因为他始终坚持反马其顿策略，并成功说服雅典与忒拜结盟；同样，他也亲身厮杀在喀罗尼亚的战场上。如此，他也为自己促成的这场战役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在赞美死者的美德之后，德摩斯梯尼随即提到：“当然，希腊人中也有混合着恶（κακίᾳ）的愚蠢行为（ἀγνοίας），在有可能安全地避免这些不幸时，他们要么没有预见到其中的部分不幸，要么假装没有看到另外的不幸。”ἀγνοίας 意为愚蠢、无知及其带来的错误等，与 σύνεσις（觉察）相对。德摩斯梯尼在这里正是指责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没有尽早团结起来对抗马其顿。他不止一次使用 κακία 和 ἀγνοία 来批评雅典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愚蠢和不作为。在《金冠辞》中，他指出，在第三次神圣战争中，正是雅典以外的希腊人的“卑劣和无知”（εἴτε κακίαν εἴτ᾽ ἄγνοιαν）促成了马其顿的成功和《菲洛克拉底合约》的签订；之后，马其顿依然利用希腊内部的“敌意”（κακῶς）和“内讧”（στασιαστικῶς），通过“诡计、贿赂和所有可能的破坏方式”继续分裂希腊，而此时的希腊人也仍旧“无知（ἀγνοίᾳ）于不断聚集和增长的恶（κακοῦ）”。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他秉持着雅典理应采取的策略：“我才是那个在城邦事务中一直坚守这一位置的人。”德摩斯梯尼所说的“位置”就是在雅典内部通过演说对“希腊的事务”也即雅典的外交策略建言献策。在他看来，从他在公元前 352/351 年发表演说《反腓力Ⅰ》公开呼吁反抗马其顿以后，他始终坚持这一策略，而雅典人却忽视了他的反马其顿建议，之后雅典内外的分裂与内斗也使得遏制马其顿的机会一再溜走。在此基础上，德摩斯梯尼指责这些分裂势力要么愚蠢，看不到马其顿带来的威胁，要么掺杂着为了一己私利的恶，对城邦的不幸视而不见，只有喀罗尼亚战役中的死者智慧且勇敢。

德摩斯梯尼对雅典内部分裂的隐含批评直接指向了以埃斯基尼斯为首的亲马其顿派。在赞美死者守卫祖居之地及其承载的传统时，他尤其强调了这片土地是雅典人“共同拥有的”。κοινός（κοινῇ）一词有“公共的，共同的”等意，与 ἴδιος（私人的，个人的）相对。雅典人土生土长于此，继而建立城邦，世代相传至今，因此，这片土地及立于其上的城邦直接关联着他们的公共利益，马其顿的入侵则威胁着这一利益。早在公元前 343 年，《菲洛克拉底合约》签订之后，德摩斯梯尼就在《使团辞》中控诉埃斯基尼斯将个人的私利置于城邦利益之上：“他将腓力的好客和友谊看得远比城邦更重要，于他而言也更有利。”在德摩斯梯尼看来，《菲洛克拉底合约》正是埃斯基尼斯等人背叛城邦的明证。腓力二世是入侵希腊的蛮族领袖，也是整个希腊世界的敌人，但埃斯基尼斯却将其视作朋友，甚至接受其贿赂，签订了被雅典人视作耻辱的合约。在《金冠辞》中，德摩斯梯尼更是明确指出埃斯基尼斯将腓力二世看作“主人、朋友、相识之人”，接受腓力二世的贿赂，损害同胞的“利益”，是城邦的叛徒。

德摩斯梯尼对亲马其顿派的批评有两个层面：其一是他们的愚蠢，埃斯基尼斯等人没有正确地分辨城邦的朋友和敌人，错误地接受了腓力二世的所谓友谊，认为维持与马其顿之间的和平是对雅典最好的策略；其二是他们的恶，当城邦及他们同胞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非但没有竭力维护，反而为了个人私利而出卖城邦与同胞。与亲马其顿派相对，德摩斯梯尼认为自己始终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我的目标与这些人一致，我从来没有任何特殊的、针对个人的目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纠葛贯穿于共同体生活始终。在德摩斯梯尼看来，一个“好的”或“合宜的”公民具有两个特征：“在当政时，他的政策永远致力于城邦的荣耀和领导地位；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事务中，他都应该保持对城邦的忠诚。”这两个特征都指向个人对城邦利益的遵从。德摩斯梯尼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好公民，他始终坚持反马其顿策略，阻止腓力二世入侵雅典人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这正是他忠于城邦的体现。

德摩斯梯尼与埃斯基尼斯当众争执的画面，

by Joseph Turner, 1836

在《使团辞》中，德摩斯梯尼引用了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克瑞翁的著名讲辞：“我绝不把这片土地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我们的城邦是一艘船，庇护所有人；只有城邦之船平稳航行的时候，我们才能结交朋友。” 克瑞翁将“城邦”比作“船”的暗喻直观地呈现了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紧密关联，凸显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当城邦平稳前行时，个人得到城邦的保护，享有私人的自由；反之，当城邦行将倾覆时，个人也无法保全自身。在城邦本身岌岌可危之际，个人与城邦的利益便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伯利克勒斯也曾告诫雅典人：“如果城邦毁灭了，个人的财富和幸运都会随之离去。”德摩斯梯尼时期的雅典人正面临着家园被践踏、腓力二世成为主人的困境。在德摩斯梯尼看来，雅典人的荣誉只能来自保全城邦的独立和自由；只有将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他们才能继续享有城邦的庇护。

事实上，虽然德摩斯梯尼批评亲马其顿派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城邦，但对于政客受贿的指责其实一直充斥在当时的演说中，服务于政客彼此之间的斗争；所以，他对亲马其顿派受贿的控诉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而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似在于：在与腓力二世的和平与战争这两种策略中，哪个更符合雅典的利益？当埃斯基尼斯指责德摩斯梯尼带给雅典人的只有“看不到的希望”时，二人之间的分歧又最终指向生命与荣誉之间的抉择问题：与腓力二世作战，雅典人仍旧有希望维持城邦的自由和独立，即使失败并失去生命，他们也将保有永恒的荣誉；与腓力二世维持和平，雅典人虽将丧失在希腊的领导地位，不再享有往日的荣誉，但却有可能保全城邦、保护雅典人的生命。亲马其顿派或许并未在主观层面出卖城邦，但他们的行动却确实阻碍了城邦一致对抗马其顿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腓力二世，使得后者得以让雅典这艘船倾覆，让雅典人背弃他们最初以来的荣誉和祖先的传统。事实上，在公元前 322 年，当希腊联军最终不敌马其顿后，腓力二世在雅典建立了以财产为基础的寡头制，仅有 9000 名富裕的雅典公民被准许留在这片土地，大约 12000 名公民被永久流放，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和平的绊脚石和好战者。如此，大部分雅典人丧失了曾经的荣誉和拥有的土地。

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帝国的建立者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德摩斯梯尼煽动雅典挑起拉米亚战争。

由是观之，德摩斯梯尼试图通过这次演说教育战败阴影下雅典人：“城邦的力量保障了私人的幸福，从而守护了私人的自由，即，免遭异邦欺侮的自由；‘自由’则仰仗公民私人的勇敢，即，为城邦奉献生命。”同时，他也论证了反马其顿策略的正当性：即使在最缺乏希望的时候，雅典人依然需要守护赖以生存的城邦及其传统，因为即使不能打败马其顿，但通过明智的判断和勇敢的行动，雅典人也得到了永恒的荣誉。正如尤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个变动的、崩塌的世界里，德摩斯梯尼至少为雅典人提供了道德上的自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德摩斯梯尼最有力地反击了亲马其顿一派。事实上，在自己促成的战役失败却仍旧被选为葬礼演说者后，德摩斯梯尼谨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赢得了城邦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其政治地位在喀罗尼亚战役后反而更加稳固。这似乎表明德摩斯梯尼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葬礼演说实现了对自己的辩护及对城邦公民的教育，再次坚定了雅典人继续反抗马其顿的决心。不过，虽然德摩斯梯尼在喀罗尼亚战役后仍旧号召抵抗马其顿，但却并无太大实效，且他与埃斯基尼斯等人的争斗也仍然在继续。

公元前336年，当雅典公民克特西丰提议向德摩斯梯尼授予金冠以表彰他 “始终为了民众的最佳利益而建议和行动”时，埃斯基尼斯起诉了克特西丰，其矛头直指德摩斯梯尼，控诉他带领雅典人参与喀罗尼亚战役，并未顾及民众的最佳利益。这场诉讼以德摩斯梯尼在公元前 330 年发表《金冠辞》击败埃斯基尼斯结束，但二人之间的持续斗争却让我们不得不回到葬礼演说试图掩盖或弥合但又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即，城邦内部的分裂与争斗。德摩斯梯尼在《金冠辞》中指出：“普遍的拖延、犹疑、无知和争斗是所有城邦共同体无法避免的缺陷。”

《伯利克利葬礼演说》，by Philipp Foltz, 1852

民主雅典或许为放大这些普遍缺陷提供了较好的土壤，因为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将城邦的主要决策权力交给了大众，拥有公民权的雅典人要么作为决策者参与其中，要么通过演说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政策，寻求大众的支持，进而获得政治影响力。于是，持不同政见的城邦领袖活跃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民众则在他们的争论中为城邦的未来做决定。例如，据修昔底德记载，密提林暴动结束后，雅典人针对暴动进行了辩论，由于受到城邦领袖克列昂的鼓动和愤怒情绪的影响，雅典人决定严厉处置已经投降的密提林人，但次日，他们的情绪就发生了变化，于是再次召集公民大会，并听从另一位演说者的提议撤销了前一天的残酷决定。类似的，在公元前406年的阿吉努赛海战后，雅典人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处死了赢得战争胜利却由于风暴未能及时救起伤者、打捞死者尸体的将军们，事后又备感后悔。这些事件表明，雅典的权力运行机制充斥着不稳定性，城邦领袖和民众内部存在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城邦的行动并带来致命的后果。诚然，正如修昔底德所指明的那样，“内讧”给城邦带来了致命危害，但民主雅典将政治舞台向所有公民直接敞开的特性又给予了内讧充分的公共空间，使城邦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如在德摩斯梯尼时期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之间的持续控诉与攻讦使得城邦自身陷入没有止境的内斗纠缠：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民众既在这些争吵中陷入两难的抉择，又总是只在乎个人利益且眼光短浅，城邦领袖则普遍通过迎合他们的想法来获取支持。据普鲁塔克记载，在公元前 331/330 年斯巴达反抗马其顿时，雅典人内部就是否支援斯巴达展开了讨论，德玛迪斯提醒民众，如果他们参战，将会失去一系列节日津贴，就此平息了他们参战的冲动；德摩斯梯尼虽然一开始支持参战，但在看到大众愿望后又冷静了下来。后世不少学者认为，雅典的这一抉择让他们错失了重要的反抗机会。我们无法确证历史记载中的细节的真实性，但可以从总体上看到这与西西里远征前的场景具有相似性：持不同政见的领袖针锋相对，民众从个人利益出发做出决定，城邦利益最终受损。

所有城邦共同体的普遍缺陷或许也在民主雅典得到了更清晰的展现。无论是在西西里远征等事件中，还是在反马其顿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直观地看到大众和城邦领袖首要考量的都是个人或派系的私利，没有人全然在意城邦利益。就像修昔底德批评雅典的城邦领袖在西西里远征期间甘于内斗，德摩斯梯尼时期的雅典城邦领袖亦是如此，雅典人并未从曾经的失败中真正汲取教训。在关于科基拉内的叙述的结尾处，修昔底德说道：“在这场内讧中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只要人性不变，这些事情现在发生了，将来还会继续发生。”

雅典城民众集会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德摩斯梯尼在是否援助斯巴达的讨论中也并未坚持劝说雅典人参战，这或许是由于他畏惧民众的力量，也可能是他自身并不像其言辞所宣传的那般以城邦利益为重或者为人“清廉”。在喀罗尼亚战役失败后，他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由逃离了城邦。这或许只是出于谨慎，因为当时雅典人以为马其顿会立即进攻雅典，他也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但他的确在城邦“危险且屈辱”的时候离开了。在公元前324/323年的哈尔帕卢斯事件中，他又因受贿而被定罪并最终出逃。他的反马其顿盟友希波雷德斯后来指控他只是在表面上维护公共利益、展示自己的爱国精神，实际上却变幻无常，在年老之后对城邦更是毫无忠诚可言，运用演说欺骗民众，并在公共生活中受贿。城邦领袖们在言辞中总是将自己塑造为只在乎公共利益的忠诚之士，在实际行动中却又并非如此，这种不一致展现出言辞以外现实城邦中人及公共生活的复杂，显示了葬礼演说中的城邦教育与现实之间的龃龉。由是观之，无论是城邦领袖与大众的紧张关系，还是城邦领袖自身的言行差距以及彼此之间的公然内讧，都与公共葬礼及葬礼演说试图呈现的和谐一致存在着明显距离。葬礼演说旨在呈现始终为城邦利益和永恒荣誉而勇敢牺牲的雅典人，但这只是对城邦及雅典人的“美化”或“理想化”，现实中掌控城邦的普通民众和城邦领袖都难以全心全意从城邦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当葬礼演说教育雅典人时，它总是试图以过往的传统及蕴含的持续“胜利”来激励雅典人“模仿”死者在战争中的行动及美德；但在德摩斯梯尼时期，这样的教育几乎无视城邦内外的现实变化，而在喀罗尼亚战役的决定性失败之后，德摩斯梯尼甚至让雅典人分享 “失败的胜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柏拉图对葬礼演说迎合城邦及个人虚荣的自我认知之批评才更加有了现实对照：它并不能引领雅典人正视现实，或从根基上修正城邦政治中的分裂与堕落，从而使城邦摆脱困境。或许正因如此，当雅典民主制被迫终结时，作为民主雅典“颂歌”的葬礼演说也只能随之消失。

新媒体编辑：李秋南

新媒体审读：乐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