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哈特在《苏格兰小说》中曾归纳说，苏格兰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一种“驯化历史”的现象，它们“表达了对历史本身的不信任，象征着传统的苏格兰情感，即对小而紧密的共同体的喜爱”。哈特认为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苏格兰著名作家尼尔·盖恩的历史小说《银色爱人》，言下之意，盖恩的这部作品与其他苏格兰历史小说一样，不愿直面纷繁多变的历史，而是民族或共同体罗曼司书写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罗曼司中，肩负民族救赎使命的主人翁的命运与民族兴亡的命运合二为一，个体神话与民族神话彼此构建。

更严苛的评价认为苏格兰历史小说始终秉持自成一统的局面，在面临动荡的历史时，它们以不变的传统应付甚至改写历史，进而保全民族身份的古老性和统一性，因而漫长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史很可能是一个不断重复自我、强化自我的过程。对此，麦卡洛赫引用卢卡奇表达了相左的观点：“真正的历史小说具有历史意图，不仅仅是偶然的历史产物。”她认为历史小说要表现历史规律，要展示意识的可追寻性，但它绝不是固步自封的，盖恩的“历史书写同样被那种探索衰败如何发生的需求所驱动，以此才可能创造更具意义的当下与将来”。在麦卡洛赫看来，历史小说是包括盖恩在内的苏格兰小说家思索苏格兰未来的重要途径，它们“提供了一种随时间变化的叙事”，“指向变化与多样性，并参与到现代社会中，而不是怀念失落的过去”。

盖恩的“历史三部曲”的前两部也许带有哈特所谓的“驯化历史”的标签，但第三部《银色爱人》则不仅仅是另一部民族史诗。该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发表于1941年。故事的时间跨度不大，描绘了十九世纪初的二十年光景，当时正值英帝国在全球大肆积累财富，盖恩用近六百页的篇幅书写了高地清洗后高地渔民芬恩在面对个人生活变迁与社会重大转型时的成长与感悟。这部作品虽局限于高地一个小渔村邓斯特，却通过渔业贸易将偏居一隅的高地人推入现代化历史的洪流，同时对历史变化与多样性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在处理与英格兰文化的关系上，可以看出盖恩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苏格兰政治出路和新苏格兰民族身份的思考。

“贫穷”是盖恩在《银色爱人》中直面的历史现实之一。小说开始于高地清洗后第一代高地渔民的贫穷生活：“托马试着从锅中的沸水里弹出一个帽贝时，烫着了手指，打翻了锅，锅里的东西洒在火上，突然发出一阵嘶嘶声，灰烬和水汽腾起一团。万幸的是，火炉在茅屋后头，卡特琳正在那儿煮洗衣日的衣物。”“他把闷燃的泥煤踢开，捡回打翻的帽贝。”在大海里一无所获的年轻渔民夫妇，只能守着昏暗的茅屋，煮几个贝壳饱腹，屋里没有灯，泥煤是唯一的光源和热源，长久的燃烧熏黑了四壁和屋顶。这样的生活场景在十九世纪初的高地十分常见，“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气息，那是贫穷带来的阴郁悲惨的味道”。狭小逼仄的棚屋里，连厨房里也搭了床住人，泥煤烧着吊锅，散发的烟雾就是那种贫穷的气息。家里点不起油灯，只好用鱼油自制小灯照明。孩童们课上没有本子书笔，只能在石板上写写画画，而老师直接用数字把高地农民的贫困现状展露无遗：据计算，清理100条鲱鱼肚肠，人均收入只有1/6便士，而编织渔网上的3789个结，只能得到1便士。十九世纪的英格兰在全球殖民和贸易扩张之路上高歌前进，但在整个十八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初，有历史记载的高地饥荒却“在1740—1741、1744—1745、1751、1756、1771—1772、1782—1783、1795—1796、1806—1807和1816—1817这些年份反复出现”。约瑟夫·米切尔曾评价当时高地人的经济状况，认为他们“过着一种……半野蛮的生活”，理查兹也总结道：“最可能的情形是，旧高地的人们在物质最有限的范围内艰难地维系着生活。”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大多数苏格兰现代文学作品中，伴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与凯尔特复兴的热望，“贫穷”却悖论性地成为象征苏格兰民族独立的政治话语。1603年王国联合以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政治纠葛从未停歇，经历了十七世纪反抗查理一世的苏格兰起义后，1707年的苏英议会联合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苏格兰的政治干预。事实上，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分化，尤其是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前这期间，英苏两地的文化对立与苏格兰的民族危机经常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苏格兰所有重要产业的发展皆有赖于帝国的市场”。换言之，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市场的自由贸易极大程度地推动了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当然，殖民地自由贸易权也是十八世纪初苏格兰人向议会联合妥协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情势在一战后有了巨大转变。一战爆发前，“苏格兰集中发展当时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造船、钢铁、重型机械、煤、棉花、黄麻与羊毛纺织，由此在自由贸易时代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结构……一战刺激了海外造船业、钢铁业及纺织业的产能扩张，但苏格兰企业的重心却从出口贸易转移到满足政府订单上。一战还加速了石油取代煤的进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格兰产业在产能过剩与高额关税的困境中挣扎，而海外国家正寻求保护本国产业。1925至1931年间，英镑估值过高，加上金本位的回归，进一步阻碍了出口贸易。接着，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进一步降低了对苏格兰工业产品的需求”。经济衰退与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高强度的国家干预，即来自伦敦政府的政治干预。

麦克伊凡内在评述二十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对苏格兰的影响时，特别提到当时苏格兰经济衰退的社会背景：“随着一战后制造业和重工业的衰亡，一种经济‘理性化’的现象出现了，苏格兰的工厂纷纷倒闭，企业迁至英格兰，苏格兰铁路管理权也移交到伦敦政府。”

在无法在经济上赶超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的背景下，二十世纪初的苏格兰知识分子发明出一套抵制工业化与商业发展的畸形政治话语，包括他们的先辈经常使用的对于“土地”甚至“贫穷”的浪漫化，远离英格兰现代化的高地所代表的凯尔特文明由此受到追捧。古老、原始、神话、乡土，这些与英格兰现代化进程完全相悖的特征，正是高地凯尔特文化所具备的抵抗英格兰现代文明的利器，于是，民族的文化复兴化身为“凯尔特文化复兴”。政治意义上的文化独立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包括盖恩在内的多位作家都将理想中的现代苏格兰塑造成古苏格兰遗产的继承人和捍卫者，人们也倾向于把生于高地长于高地、半辈子都在书写高地的盖恩看作苏格兰的凯尔特文明代言人。盖恩热衷于呈现高地的风土人情，他的作品是高土人民的群体画像，他们安土重迁，遵循古礼，置身于随处可见的苏格兰断壁残垣间，克雷格讽刺盖恩的作品满是“守旧的农耕土气”，不无道理。

这种自欺欺人的浪漫化话语最初是英格兰人的贡献。十四世纪以来，苏格兰高地人在英格兰人和低地人眼中一直是“在文明的界限之外”的野蛮部落，无知、暴力、粗俗是高地人身上最明显的标签，而1707年议会联合之后的几次意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更是强化了这一印象。可是，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在英格兰，“与浪漫主义运动相关的品味革命，对大自然萌发的新兴趣，以及崇高与美景概念的兴起，都有助于引发一种对于高地自然特征的全新回应……荒野带上浪漫色彩，充满了历史、传奇和传统的联想”。1773年，在遍览高地后，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传记作家鲍斯威尔“妙笔生辉，盛赞奇特神秘的高地的‘异国情调’”。

讽刺的是，英格兰人对高地的浪漫化想象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滋育了十九世纪及之后的苏格兰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助长了这种浪漫化倾向，菜园派小说家和二十世纪初的苏格兰现代小说家们则将其推向高潮。菜园派塑造了“理想化的苏格兰乡村，特别是宁静而祥和的苏格兰乡村共同体”，以对抗商业化的侵蚀；而在二十世纪初的多数苏格兰小说中，远离商业社会的清贫乡村是苏格兰人最后的政治根据地，那些偏远的和谐村落保留着他们民族的火种。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就是这样的作品，盖恩的其他小说，比如最具代表性的《高地河流》，也把物质匮乏的乡土生活看作现代苏格兰人的心灵寄托。

不过，经历了三十年代的思考后，盖恩在《银色爱人》中对苏格兰的未来之路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这位高地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一反常态，不再把民族仇恨当作民族主义精神的养料，而是探讨融合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民族的可能性，因此这部没有太多神话史诗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少见地直面了土地经济的衰落和苏格兰贫困的窘境。盖恩对于贫穷从不陌生。与《银色爱人》描述的境况相似，他出生在高地渔民家庭，自小生活清苦，15岁那年去伦敦一家银行做职员，深切感受到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后，一战前在爱丁堡军训期间，“他跑遍老城的窄巷子，那儿已不再是‘贵族区’，而是‘一座贫民窟，充斥着无法驱散的刺鼻味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回到高地的盖恩对当地农民的贫穷生活亦深有感触。1941年，也就是《银色爱人》出版那年，盖恩在《格拉斯哥先锋报》上写道：“在我思想易受影响的那几年，我大致了解了伦敦和爱丁堡的贫民窟。”“思想易受影响”，言其对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印象至深，同时也影射他在伦敦时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读过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等人的著述，明白改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提高民生水平的迫切性。因此，在对传统和乡土进行某种浪漫化的同时，盖恩的写作总有一种对立的倾向，即对高地社会经济如实加以描述。

《银色爱人》的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地东北部的萨瑟兰郡和凯斯内斯郡。从地质构成来看，高地土地贫瘠是不争的事实。苏格兰“整个东北区域……一直到十八世纪，其地产能力都因地质变化而受限，田野上覆盖着众多冰川溶解后留下的岩石碎屑”。同样，“北高地由非常古老的变质岩构成，这些岩石最初是沉积岩，后来因为大规模的地壳运动产生的热量与压力，改变了样式，呈晶石状”，不适于耕种。从小说呈现的日常生活来看，当时高地农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种植谷物与饲养牲口，日常口粮主要由燕麦饼和奶制品组成。十九世纪初，因为拿破仑战争，“所有谷物的价格波动幅度很大……但小麦的价格总是最高的”，因此同时期英格兰的农田里最常见的是小麦，而且，因为积极推行农业改革，英格兰农民采取最优化利用土地的轮作方式，轮种芜菁、麦子和牧草；相比之下，受限于地质条件，高地大部分土地只能种植廉价的燕麦和大麦，因为“燕麦是贫瘠的不毛之地上最容易栽培的谷物”。另外，小说中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机械化的痕迹，仍是手工劳作，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出售一部分奶制品（奶酪之类）和贩卖牲口（每年11月的牲口市集），他们在谷物上的所得微乎其微。如果说盖恩尚没有把人民生活疾苦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土地，那么至少在他看来，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对土地与贫穷的浪漫化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在《银色爱人》中，芬恩的渔船曾到过一个叫北尤伊斯特岛的地方，该岛位于苏格兰西北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其耕种条件与萨瑟兰郡相当：“在外赫布里底群岛……有大量岩石露出地表，这些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岩石之一了……显而易见，这片地域的农业潜力曾经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有限的。”小说中的描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处境很差，相比邓斯特的房子，他们的房子更原始。他们身处高额的地租体系下，租金如此之高，令［渔民］亨利咋舌”；“地主的亲戚或其他承租人，这些人会将转租户的收成榨干，只给他们留下活命的口粮。”但岛民“对地主或承租人［却］并无怨恨，他们在饥荒时也许会给［岛民］一口吃的，其他时候，他们就像命运一样，与岛民奇怪地关联在一起”。这样的叙事营造出苏格兰人甘于贫苦、严守传统的画面，而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末，北尤伊斯特岛就因为高地租问题出现了地主驱逐农民的现象，自那时起，当地农民与地主就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盖恩一反忠于历史的初衷，虚构了岛民“对地主毫无怨恨”的话语，凸显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固守旧氏族体制与生活困顿的内在关联，“贫穷”正是因为岛民的所谓忍耐忠诚美德所导致的社会停滞甚至倒退，他们从未感受到社会改革的迫切性。岛民之所以固守旧的生活模式，是因为“他们从没试过捕捞鲱鱼。他们没有捕捞用的渔船和渔网”，因此，在盖恩笔下，北尤伊斯特岛成为高地现代化的反面例子，显然邓斯特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银色爱人》的构思可追溯到1932年，该年苏格兰艺术家彼得·安森到因弗内斯拜访盖恩，建议他写一部“关于苏格兰东北地区渔民的书，此后开始了促成尼尔最终写就《银色爱人》的缓慢过程”。小说名源自十九世纪初高地渔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出口海产，鲱鱼。这种腹部呈银白色的经济鱼类见证了高地捕鱼商业化的高速发展。在凯斯内斯郡，因为利润丰厚的鲱鱼出口业，当地的捕鱼业蒸蒸日上，甚至吸引了成千上万高地西海岸、低地渔民与渔业商人季节性地迁徙至东海岸港口。借小说中渔民之口，盖恩将鲱鱼称为“银色爱人”，既通过“银色”一词强调了鲱鱼的经济价值及其象征的光明未来，又通过“爱人”一词打破了原有的农耕生活与民族情感的关联。清洗前，高地人的爱人无疑是土地，但随着清洗步伐的加快及鲱鱼业的飞速发展，族群情感的寄托逐渐从“贫瘠”的土地上转移，“鲱鱼”作为新生活的主题，又是高地的海特产，成为高地人的新爱人。小说中的渔民（尤其是第二代渔民）亦通过捕鱼获得了更多的自我认同，他们不再是耕耘土地的佃农，在盖恩看来，银闪闪的鲱鱼即将在新的维度上重新定义现代苏格兰身份。

自1932至1941年这十年，盖恩思想上最大的转变就是平衡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的主张。他于1929年加入苏格兰民族党，而自1932年进入国民委员会后，“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在独立的苏格兰掌控下制定一个清晰稳步的经济政策”。在1933年的一份党内文件中，盖恩写道：“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主义都无法满足苏格兰人的需求，除非首先苏格兰成为一个经济体，拥有自己的金融统治中心。”到了三十年代末，在给诸多期刊撰写的评论文章中，盖恩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苏格兰经济滑坡的担忧：“在研究、商业举措和工匠技艺方面苏格兰人是否比不上英格兰人，也许值得商榷。但苏格兰在议会政府不占一席，也没有整合的金融中心，这是毋庸辩驳的。”因此，《银色爱人》一反前一部历史小说《屠夫的扫把》的主旨，不再过多渲染民族仇恨，而是将目光投向十九世纪初与英格兰现代化进程一体的苏格兰现代化进程，通过反思十九世纪初高地渔业发展的经验为二十世纪初的苏格兰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因为盖恩已经很清楚，离开经济发展的政治独立和文化独立不过是空谈。

在《银色爱人》中，对贫穷浪漫化的否定以及对经济发展需求的肯定，最明显地体现在对高地清洗运动的重新认识上。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萨瑟兰郡一个叫基尔多南的教区，主人公芬恩出生时，他的父辈已经转变了身份，成为高地清洗后的第一代渔民（小说开头那对煮帽贝果腹的年轻夫妇即芬恩的父母）。对于亲历高地清洗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萨瑟兰清洗的芬恩的祖辈父辈来说，清洗确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痛：“地主将他们赶出山谷和牧场，烧毁他们的房子，把他们安置在海边苟活，如果活不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从相对富饶的河谷草原来到贫瘠恶劣的海边，高地人不仅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经济手段，更失去了精神家园。除此之外，圈地和清洗中地主的冷酷无情，对所属氏族成员的背信弃义，也导致传统氏族的社群关系突然断裂以及随之而来传统盖尔文化的失落。小说中的老人们一提起清洗，多是感叹“地主的严酷以及他们属下民众所遭受的诸多厄运”。可盖恩已从《屠夫的扫把》的阴霾中走出，《银色爱人》着笔的是以芬恩为代表的新一代高地渔民的成长。“如果有人阻止你，想把你困在农田上——你可以一走了之，在七大洋上扬帆远行，去往陌生的土地，这样你就自由了，可以与他人一起踏上征途，向着远方的事物自由挥舞双臂，自由呐喊。”这就是芬恩这代人的独立宣言，他们不再留恋土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氏族、家庭对于芬恩他们是束缚和负担，而高地清洗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反而给新一代高地人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机遇。

在盖恩笔下，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初的高地清洗运动成为当地鲱鱼业发展的前提。在专门研究苏格兰高地史的理查兹看来，清洗运动是地主们对氏族进行自救的方式，其“关键问题在于旧经济模式是否能可靠地维系当地人口的生活”。根据理查兹提供的统计数据，自1755至1800年，苏格兰人口年增长率为0.52%，高地为0.29%，接下来的十年，苏格兰人口平均每年猛增1.16%，其中高地年增长率为0.44%，1811至1820年，高地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01%。因为东部和南部人群便于南下英格兰，高地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口急速增长是当地生活平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上文已经提及，小说展示的农耕方式仍旧古老落后。即使是在清洗后，在海边的小条田上，“三个女人用手持小镰刀收割庄稼……男人们紧跟其后，收拢捆绑，垒起麦垛……人们有空时就会去劳作，这种劳作很大程度上是公共的、相互协作的”。盖恩也未写到任何与农业改革有关的内容，包括土豆的种植。在萨瑟兰郡，“在1760至1810年间……土豆已经广泛种植”，可盖恩直到小说第17章开头提到芬恩的日常饮食时才一笔带过“土豆”，他之所以故意疏漏，也许是要强调当地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清洗后尚且如此，清洗前一定更是不堪。人口增长和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迫使地主们采取自救措施。随着“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羊毛价格的猛涨”，改变土地利用模式、引进新的羊种，成为高地土地产出和商业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另外，除了移民海外，大部分移居海边的人们成为渔民，清洗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小说中提到，清洗前的高地氏族主要由地主、土地承租人和佃农三个阶层构成，清洗后一部分承租人和佃农加入英军谋生，又有大批人口被迫移民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美国新奥尔良等地，剩下的人则被赶至海边，这才有了大部分青壮年从事捕鱼业的局面。清洗后人口锐减的恶果也因为渔业发展而得到弥补，“自芬恩出生后当地人口有了巨幅增加”。另外，小说中大多是多子女家庭，出海打鱼的小伙子和渔场做工的小姑娘人数众多。清洗后新一代高地人更多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的商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这便是《银色爱人》中“清洗运动”带来的另一幅图景：高地人群的身份逐渐改变，未来，就如同那时而静谧时而汹涌的大海一样，在“新”高地人的眼前慢慢展开。盖恩着眼于这一转变，是他重视经济发展思路的结果，作为探索苏格兰未来的历史小说，《银色爱人》的首要任务便是构建一个去乡土化的新苏格兰民族身份。

十九世纪初萨瑟兰郡的经济复苏有赖于当时的萨瑟兰勋爵野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萨瑟兰计划要求推进两个平行产业——清洗后内陆上土地密集型的牧原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的海岸经济。”列文森-高尔家族历史上通过变卖地产和联姻积累了大笔财富，跻身贵族，十七世纪后，家族地产主要位于英格兰西部的斯塔福德郡，1785年，娶了萨瑟兰夫人的乔治·列文森-高尔摇身一变，从高尔伯爵成为萨瑟兰勋爵，并最终在1833年受封为第一代萨瑟兰公爵。萨瑟兰勋爵推行的计划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其来源便是斯塔福德，包括“当地地产和布里奇沃特运河”的收入。当时萨瑟兰的渔业基础设施，包括捕鱼站、腌鱼场、茅屋、仓库和河道清淤、主码头设施的改进等等，都是高尔伯爵的英格兰财富堆积出来的。

《银色爱人》里的渔村名为邓斯特，学者公认其原型是盖恩的故乡，位于凯斯内斯郡的邓比斯。但萨瑟兰郡的赫姆斯代尔才是盖恩在写这部小说时真正参考的苏格兰渔村，他写作时参考最多的文献之一便是赫姆斯代尔的“1815年腌鱼商登记簿”。在提到《银色爱人》时盖恩多次说起那本登记簿，说“没有它小说不可能写成”。那么，萨瑟兰勋爵和萨瑟兰计划一定是盖恩在写作时无法罔顾的历史事实。不过，小说中并不见这位有经商头脑的英格兰贵族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精明能干的酒店老板亨得利。各种证据表明，亨得利扮演的正是那位出身英格兰商人家族的萨瑟兰氏族首领的角色。亨得利本身就是经营酒水生意的商人，因为一碰到大事他就会拿出一瓶珍藏的带有“特别”标签的上好威士忌，所以得了个“特别”的绰号。这个名号显得他特立独行，他的做派也的确与当地人截然不同。“当地人称‘特别’是个硬心肠的商人，他一门心思就想着一件事——赚钱。”他的经商热忱不输于那位来自斯塔福德的萨瑟兰勋爵：“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我们门前的大海就是个金矿吗？……消息正像野火一样沿海岸各地疯传。威克的腌鱼商都按捺不住了，他们准备把盐都运往这儿，运到利布斯特和赫姆斯代尔——啊，还要运到瓦里格和斯卡勒特，但凡有能停船的小溪流的地方，他们都要运盐过来。”看见商机的亨得利“特别”兴奋，他不仅要投资邓斯特渔民，给他们购买渔船，还梦想着像威克的腌鱼商一样，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临近渔村，以打造一个马里湾的渔业帝国。

亨得利投资的渔民是清洗后第一代渔民中的佼佼者罗迪。罗迪这代人，包括芬恩的父亲，都是被逼着站上了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因为抵抗英国海军抓捕壮丁，芬恩的父亲惨死在渔船上，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罗迪虽然把大海所象征的新世界带到高地，但他的精神世界本质上仍是守旧的。小说标题“银色爱人”即他对鲱鱼的形容，因为他“娶了大海”。罗迪更倚重“鲱鱼”的情感象征，而不把它看作亨得利眼中闪光的银币。罗迪讨论起金钱，多持鄙夷和否定态度，“没有钱他们过得很幸福，他们有饭吃，有鱼羊牲口，已经足够了”。出海时，他仅凭经验和运气，从不依靠现代科学手段。在小说中，罗迪的渔船经历了最险象环生的一次航行，“遇上这样的阴沉天气，却没有罗盘，这是个棘手问题”，他仍然倚靠观测天象的传统方法找寻航向，险些要了几个船员的性命。最终罗迪离开大海，回归土地，娶了芬恩的母亲卡崔娜。大海与渔业并没有改变罗迪这代渔民的观念模式，他们也没有真正接受自己现代渔民商人的身份，这个糊口的手段不过是农耕的补充。这样的罗迪对亨得利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超越商业关系的效忠态度，他曾拒绝出价更高的腌鱼商，选择把捕获的鱼全卖给亨得利。亨得利一早也预料到罗迪的忠诚，他知道罗迪和船员们“会对他表现出依赖，他也会公平地对待他们。他们仍是他的人”。罗迪将对氏族首领的忠诚感与依附关系嫁接到亨得利身上，进一步证明第一代渔民仍旧留恋氏族社会，这让亨得利如同萨瑟兰勋爵一样有机可乘，可以利用自己的“氏族首领”身份威逼利诱氏族成员离开土地驶向大海，迈出开拓商业版图的第一步。

只有一次，盖恩摆明了亨得利的英格兰身份。罗迪的第一次鲱鱼丰收充满波折，他的渔船迟迟不归，而其他归航的渔船要么劳而无功，要么事倍功半。焦急等待的“亨得利无法冷静，用英语朝其他船长大喊。喊声盖过了码头上的嘈杂声”。情急之下亨得利用起了英语，而不是当地人说的盖尔语，这足以证明他是英格兰人。另外，他的形象与启蒙思想家构思的“经济人”十分吻合。众所周知，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工商业的兴起有很深的渊源，“经济人”可以看作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涌现的英格兰商人的缩影。亚当·斯密和约翰·密尔都提到过“经济人”的概念。综合《国富论》的论述，斯密眼中的“经济人”也就是商人主要具备三个特征：“一是自利性，……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看不见的手’引导个人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第一个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的密尔则把追求财富最大化作为他们的行事准则。无论是从自利原则，还是从推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作用来看，亨得利都像是建设“邓斯特”这个商业社会的“经济人”。他喜欢到处跑动，消息灵通，对于邓斯特，他就是那辆进进出出的驿站马车，象征着外面“那个广阔世界的车水马龙，它无情的力量与速度，以及它的大都会与财富”。是亨得利首先把伦敦议会政府“要把［鲱鱼］赏金提高到一桶四先令”的消息带到邓斯特，也是他给渔民灌输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至于他自己的生意，“他最怕盲目冒险。所以他尤其关注这一行的卖方市场”。在计算并比较了通过代理商和直接出口两种交易方式后，为稳妥起见，他选择了前者。而且，他的头脑异常清醒，“他知道他和罗迪的事儿对邓斯特会产生什么影响，也准备卖给渔民几条带网的渔船，从中获益”。作为商业文明社会中的经济人，他狂热地追求财富，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引导他带动他人共同致富。对于邓斯特的渔民，“他能够鼓动他们的自爱心，使其有利于己，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为他而做他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比如，在他的鼓动下，甚至连罗迪也一度有了经商的野心：“他的脑袋似乎为此变得异常清醒”，开始盘算起鲱鱼出口的生意，计算去除篓桶、划鱼肠、打包、腌鱼、给外商佣金等成本后还剩多少利润。盖恩把亨得利这个带动当地渔业发展的关键人物刻画成十九世纪工商业繁荣背景下的英格兰商人形象，这与他在三十年代倡导的苏格兰社会进步，尤其是经济进步的思想是一致的。

小说中各渔村捕捞的鲱鱼主要销往波罗的海地区。该地区是苏格兰传统的海产市场，“1603年以前，苏格兰……在波罗的海依靠她的渔业资源开展了庞大的贸易”，但十九世纪初的波罗的海苏格兰鲱鱼贸易是英国政府推动的结果。虽然苏格兰于1808年成立了渔业部以促进渔业发展，但“一直到1882年之前，苏格兰渔业都由英国白鲱鱼渔业部门的特派长官掌控”。小说中的诸多细节也证明了英格兰在高地鲱鱼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腌鱼商的利润来自英议会政府部门，也就是英格兰的渔业部，“渔业部的官员会检测鲱鱼质量，看是否可以贴上皇家检验标志”，而据来自低地的一个腌鱼商所说，皇家检验标志是德国进口商判断鲱鱼质量的主要依据。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和英国进行贸易，德国购买的商品信誉也由当时的全球贸易强大帝国英国所保证。盖恩强调“波罗的海”这一交易地除了符合实情，也许还有影射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的考虑。波罗的海咖啡屋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在海运和海洋贸易上日益强盛的大英帝国的缩影，“到1800年，英国的出口业已达544个……相对国民收入的出口额的上升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比例从10%以下上升到接近18%”。波罗的海咖啡屋的诞生预示了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全球贸易霸主地位，也象征着高地鲱鱼业在十九世纪初如火如荼的生命力。在盖恩笔下，在商贸方面，英格兰对于苏格兰的影响与带动作用可见一斑。

最终，与萨瑟兰勋爵一度实现了抱负一样，梦想着邓斯特“到处见到活力与金钱，金钱像河水一样涌入此地”的亨得利也一样得偿所愿。夏季渔汛期间，“捕鱼的人越来越多，捕鱼这事横扫了各个村庄和大码头。大量的新渔船、新渔网、腌鱼商、人手和钞票涌了过来”。这时候，细究一下“邓斯特”这一村庄名，更能明白盖恩的深意。在苏格兰的地理版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现实中的邓斯特村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萨默塞特郡。巧合的是，十二世纪的邓斯特与小说中的邓斯特一样，依海而立，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后来因为海退，邓斯特不再有港口交易的优势，不过基于原来的羊毛贸易基础，却发展为中世纪一个重要的纺织业中心。中世纪晚期整个英格兰东南部渔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邓斯特的捕鱼业，“在十五世纪的迈恩赫德和邓斯特，大量海坝和船坞建起，表明当地近海渔业的兴起”。盖恩借用英格兰的渔村名，本意自然是希望高地的“邓斯特”早日出现，他也不厌其烦地通过数字来证明苏格兰的“邓斯特”渔业发展之迅猛：305条渔船、1257个渔民、900个女工、160个工人、99个箍桶工、45个腌鱼商、4000桶腌鲱鱼、10万英镑的鲱鱼出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变安逸了，他们不再耕种，而是从大海里收获口粮……他们的燕麦片如今是买来的”。因为亨得利这个硬心肠的英格兰商人的引领，鱼和渔、交易、金钱，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越来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内容，现代化的英格兰成为苏格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参考和榜样。

因为麦克迪尔米德的积极推广，“苏格兰杂陈”（Caledonian Antisyzygy）一词作为对苏格兰文化特质的概括，在二十世纪初的苏格兰文化身份书写中比比皆是。这一术语最早由乔治·格里高利·史密斯在1919年出版的《苏格兰文学：特征与影响》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自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无论是苏格兰文学还是苏格兰人，其主要特征是两种极端情感或现象的并存，他总结为“苏格兰杂陈”。麦克迪尔米德最早在《苏格兰文学理论一种》一文中借鉴了“苏格兰杂陈”这一概念。此文初衷是要定义真正的苏格兰文艺复兴，借由对当时苏格兰文人“奴性地模仿英国习俗，却对英国人保持敌意这一反常习惯”的批判，麦克迪尔米德认为苏格兰文人应该发挥苏格兰语言和文化的杂陈特性，以一种更具活力、更不可思议的创作形式，将自己从“‘极度畏缩’和普遍缺乏主动性”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如何把苏格兰杂陈概念具体化？诗人转向了盖尔文化。二十年代初，他改名为休·麦克迪尔米德，盖尔人的姓氏表明他对盖尔文化的充分认同及对其成为苏格兰民族文化代表的信念。随后，他以苏格兰杂陈展示的神秘性和无限性来概括盖尔文化的本质，将其置于缺乏男性气概的“文雅”、“节制”的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反面。苏格兰杂陈与盖尔文化的等同关系在麦克迪尔米德三十年代初的两篇文章中得以进一步明确。1931年，T.S.艾略特主编的期刊《标准》刊登了麦克迪尔米德的文章《不列颠文学中的英格兰统治》，同年，《现代苏格兰人》杂志发表了他的另一篇论文《苏格兰杂陈和盖尔思想》的一部分。这两篇文章不仅把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共有的凯尔特文明看作抵制英格兰同化的反作用力，而且还把它们看成欧洲大陆抵制苏维埃政权的利器：“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遭遇了盖尔联邦及其贵族文化——即它给予诗人与学者的崇高地位。”不难看出，“苏格兰杂陈”一词在麦克迪尔米德的话语体系里越来越具有政治意味，它被寄予厚望，用以纠正长久以来苏格兰语/人劣于英语/英格兰人的固有印象，是去英格兰化或反英格兰化的有力武器，也成为当时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口号。但从技术角度来看，苏格兰杂陈其实并不那么杂陈，至少它对英语和英格兰文化从未抱有宽容态度。三十年代后半叶的一场笔仗更凸显了苏格兰杂陈的反英格兰化特性。1936年，缪尔贡献了“苏格兰之声”系列中的名篇《司各特和苏格兰》，在文中他直言不讳：“苏格兰文学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作家都使用英语写作，只用英语。”振聋发聩的一番话令对本土文化极其自信的编者兼诗人麦克迪尔米德火冒三丈，苏格兰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语言之争由此拉开序幕。麦克迪尔米德通过自己编辑的《苏格兰诗歌金库》进行了最猛烈的回击。这一号称要呈现苏格兰诗歌全貌的集子偏偏没有收入缪尔的任何诗作，而是囊括了低地苏格兰语诗歌及用苏格兰语翻译的盖尔语及拉丁语苏格兰诗作，麦克迪尔米德在编辑时特别强调，“十分期望能充分体现盖尔文化的立场”。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不断实践这一去英格兰化的杂陈理念。自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合成苏格兰语”创作，以杂合了古苏格兰语和生僻苏格兰语的语言复调方式进行书写，试图带来一种全新的苏格兰文化体验和认知。1926年发表的《醉汉看蓟》是麦克迪尔米德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作者注中，诗人以醉酒状态比拟苏格兰杂陈给人带来的戏谑感与错位感：“他劝告滴酒不沾的人要小心。他们可能会从这几页纸上的‘哈哈镜’中捕捉到他们自己清醒头脑的不经意反映。”史密斯的文学术语最终成为麦克迪尔米德区分真正的苏格兰文化与英格兰文化或者英格兰化的苏格兰文化的途径，作为对抗英格兰文化的政治产物，其内核是麦克迪尔米德化或曰杂陈化的盖尔文化。

前注提及，盖恩与麦克迪尔米德的交情大约始于二十年代下半叶，交往初期两人情谊深厚，都为复兴盖尔文化的理想四处奔走。可到了三十年代初，随着盖恩在苏格兰文坛和政坛崭露头角，他与麦克迪尔米德的关系就每况愈下。在盖恩的传记作者看来，这其中的原因既有两人性格的不合，诗人外向乖张，盖恩则温和内敛，但更主要的是两人境况开始不同，麦克迪尔米德对盖恩有些嫉贤妒能：“盖恩似乎顺风顺水，而格里夫经历了金融危机、离婚风波和病痛折磨，他‘贫困潦倒’，九年里就在遥远的舍特兰群岛中的沃尔赛岛上一间茅屋里度日。”除此之外，两人对于英苏关系及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也是他们心生嫌隙的更深层原因。二十年代后半叶的盖恩与麦克迪尔米德一样，奉行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考虑到苏格兰民族党正值初创期，他又是少有的代表盖尔文化的高地作家，当时立场激进情有可原。可到了三十年代，盖恩有了明显转变，他处事更为温和，也更忧虑苏格兰经济落后的现实。“苏格兰之声”丛书中盖恩撰写的《威士忌与苏格兰》出版于1935年，通过展现高地特有的威士忌酒文化进一步肯定了盖尔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但在这本小册子中，盖恩亦“以哲理的眼光回顾了自己在民族主义政治中的多年经历，并在民族主义遭到四方责难、被视为法西斯或反进步势力之时为真正的民族主义发出呼喊”。真正的苏格兰民族振兴离不开经济发展，除了上文提及的在国民委员会任职期间多次为振兴经济而呐喊，1937年，在《绅士们——游客们!》一文中，盖恩再次疾呼：“建工厂总比挨饿好；在自己的工会里做一名有尊严的工人，比为过路游客的一时兴起而做一个半阿谀奉承者要好得多。”

相反，麦克迪尔米德从来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在整个二、三十年代，他的反英格兰热情从未减退，即使偏居沃尔赛岛，他也编辑了基调异常激进的“苏格兰之声”。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信仰令麦克迪尔米德对英格兰所代表的资本和商业更是嗤之以鼻，在一首收录于1934年发表的诗集《石头的限制》、题为《新经济学之歌》的诗中，他这么写道：

诗歌延续了《苏格兰杂陈和盖尔思想》里对道格拉斯经济学的嘲讽口吻，文中麦克迪尔米德表示，道格拉斯经济学不过是高利贷的现代表达形式，无法代表人类进步，盖尔文化与之格格不入。

总而言之，盖恩与麦克迪尔米德在为苏格兰寻找出路的途中渐行渐远，二人的分歧也许可以用对“苏格兰杂陈”的不同理解来概括。盖恩从未直接批判过麦克迪尔米德的苏格兰杂陈概念，但不难推断，他不会像麦克迪尔米德那样简单粗暴地将英格兰置于苏格兰的反面，完全否定其对苏格兰文化的影响。“杂陈”的字面意思是对立面的共存，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迪尔米德从未真正实现杂陈，而盖恩在面临棘手的现实问题时，比如民族党内部的分裂倾向、苏格兰经济如何提升、自己从威士忌税收官到民族主义作家的身份转变等等，都敏感地意识到认同英格兰经济模式的必要性。如果盖恩也提出“苏格兰杂陈”的设想，那么也许苏格兰和英格兰能实现真正的并存，而并存的关键就在于他的二分策略，即在经济及日常事务等现实层面紧随英格兰昂首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在族群关系及信仰等精神层面则仍旧持守盖尔族的传统，如此一来，所有城乡矛盾中的难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他眼中的“真正的民族主义”也能得以实现。

作为一部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小说，《银色爱人》的复杂性就在于如何用盖恩的“二分法”实践，来解决“杂陈”苏格兰与英格兰的问题。小说中以芬恩为代表的高地新一代渔民，面对基于商业贸易而经济腾飞的英格兰模式，不再排斥反对，而是欣然接受。上学时，他们对传统的学习内容不感兴趣，无论是民族史诗还是宗教经文，他们“阅读起来敷衍了事，写作也是应付，一直以来只有受到严厉监管才能完成”。他们感兴趣的是新世界的新知识，比如与渔业相关的算术，庞大的数值“让他们雀跃、两眼发亮”。他们自小就在分工极其细化的渔场长大，耳濡目染的是熙熙攘攘的商业环境：结网人、箍桶匠、划鱼肠者、打包者、盐商、渔船老大、工头、外商代理、与外商洽谈的办事员，在渔业的整条利益链上，每一个环节都有利可图，成熟的分工体系大幅增加了商品生产的效率，它既是高地渔业发展的前提，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大海与捕鱼赋予他们“男性的自尊与力量”。“金钱。金钱成就的权力能让男人自立。”“谈论金钱给男人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他们热衷于商业与贸易知识，不仅仅是出于第一代渔民那种养家糊口的考虑，而是为了一种参与感和现代自信。他们渐渐成长为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提到的高级阶段的商人：“他的视野就开阔了，他的信条也就确立了。他变得守时、开明、守信、富有进取精神。……他凭着贸易理性——人类的信条办事。”渔船的工头乔治曾给新一代渔民普及全球贸易知识：“金钱，出口贸易，海运贸易，海外资产——所有这一切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增加我国的财富。”这番高谈阔论之下，“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小世界向那个大世界敞开了。他们瞥见家乡的小海湾外边的诸多区域”。渔业的兴旺把小渔村带入了由经济体构成的更大的共同体中，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界限模糊了，都成了“我国”的一部分，一个全新的不列颠民族身份即将诞生。

但在“二分”和“杂陈”的宗旨下，显然盖恩不会让高地人完全转型成现代英格兰商人。他对现代都市的异化深有体会，“在我们最现代的时刻，我们回到乐园，那儿魔鬼已经附身于蛇，打破了［第二自我所在的］圆圈”。他认同萨特意义上的他者的“邪恶之眼”：“在巴黎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有邪恶之眼。”当他在伦敦发现苏格兰象征之一的桦树时，“他的惊讶已到了对伦敦有点憎恶的程度，因为这个城市带来的这些桦树已经失去内在的美德，它们不再是真正的桦树”。为了不失去“内在的美德”，芬恩们就必须坚守自己民族的原始情感与群体经验。于是在小说中，芬恩被赋予凯尔特传说中巨人英雄的名字，他的成年礼是一次与同伴们同舟共济、历尽艰险的航行，就像所有民族史诗里的英雄一样，芬恩英勇、善良，是同龄人中的领头羊，也时刻以社群大义为重。可能因为“杂陈”的目的过于明确，盖恩在刻画芬恩这个人物时显得有些造作。他把第二自我所在的圆圈外化为渔村的一处皮克特遗址，每当芬恩因为亲情或爱情感到困惑、疲惫时，捕鱼归来，他就会去村子里这个叫“平安所”的皮克特圆石塔废墟上躺一会，以获得精神的安宁与慰藉。最终，芬恩在“平安所”获得了终极永恒的体验。在小说末尾，他再次来到石圈中央躺下，“芬恩扭过头，看着那些长满地衣的灰色石头。它们太古老了，古老的石头赋予他一种时间的无穷无尽的感觉，而他就在这无尽的时间门口躺着。他过去的生命只是这时间的开头”。

弗朗西斯·哈特和J.B.皮克认为《银色爱人》是“对男性自尊根源的用力探索”。这里的“男性自尊”是高地史诗英雄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尚武的高地氏族，它也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对于三十年代的盖恩来说，“男性自尊”恐怕还包含了开明进取的英格兰商业精神，或者说现代启蒙精神。芬恩成年后与当年他父亲渔船上的船员罗尼有过一番深入的对话。他们提到两个世界，比喻社会转型的完成。罗尼认为自己的世界已经消逝：“‘这曾是我们的世界’……清洗前田园乡村式的世界”；而芬恩的世界则是“那个遥远的世界，看上去生机勃勃，充满了大冒险。家乡这片土地迟钝麻木，一无所知，令人不适”。罗尼坦言，出海捕鱼，“我们是为生活所迫；你们则是自愿前往”，他替新一代渔民喊出他们的独立宣言：“要靠像你一样的男人们去带领我们了，去再次建造我们的道路。你父亲和我开了个头——但我们失败了。你们是新的一代。”这个新世界具有双重特征，苏格兰未来要踏上的那条道路，是历史的，亦是反历史的，苏格兰新一代要驰骋于大海，也要归守于大地。

盖恩对于“杂陈”的二分法解答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小说的“瘟疫”事件中。在渔业发展到最高潮前，小说用四章的篇幅记述了一场肆虐的瘟疫，无疑给热火朝天的高地商业进程浇了一盆冷水。这场瘟疫夺走了四乡八邻无数人的性命，也差点让卡崔娜和芬恩母子阴阳两隔。盖恩通过牧师之口转述了中世纪以来流行的传统瘟疫批判话语。牧师把瘟疫看作“上帝因为他们的罪过而降下的审判，因着他们世俗的享乐，他们从神面前转过世俗的面孔，去和玛门寻欢作乐了”。因此，瘟疫是渔船带来的，“那振翅的黑鸟，是腐败和死亡的化身”。这与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致，与工业化和商业化并行的疫病展示了“明亮”的现代化的另一副幽灵般的骇人面孔，而随着交通的进一步便利，卫生条件的持续恶化，传染病确实是伴随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普遍现象。在1780到1840年间的苏格兰，“城镇里，尤其是大城镇，卫生状况如此不佳，如果没有从乡村持续输入人口，这些城镇连维持现有的劳动力都有困难”。除了1801年，“其他年份里经常是传染病肆虐……1791年格拉斯哥城市教区死亡率相对较高，共死亡1508人，据研究，其中403人死因登记为天花，274人死于肺结核，151人是老年疾病，102人死于高烧，101人死于肠炎”。死于传染病的人数超过了一半。但小说里最终挽救了芬恩母亲性命、终止了瘟疫继续蔓延的是威克的一名医生。可见盖恩虽借瘟疫表达了他的现代性焦虑，却没有因此主张停下现代化的步伐。瘟疫爆发时，村民们举行了高地传统的驱邪之火仪式以驱赶病魔。不过，不同于民间传说里的民族经验，邓斯特并没有因此免于瘟疫的暴虐。盖恩明白，只有代表现代文明的现代医学才能解释并克服这场灾难。芬恩在威克替母亲问诊时，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家乡的瘟疫叫霍乱以及如何防治这种疾病。无独有偶，十九世纪中叶，伦敦也爆发了一场霍乱，“医生约翰·斯诺发现下水道的水流是霍乱传播的原因，帮助开创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流行病学”。斯诺被公认为流行病学之父，他的霍乱调查也启发影响了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模式。盖恩的叙事很容易让读者代入真实历史事件带来的思考：唯有独立思考与科学实验才能拓展人类的认知、带领人类迈入更光明的未来。但不可否认，霍乱也凝聚了邓斯特族人的向心力，体现了高地人无畏的牺牲精神，甚至看似愚昧的驱邪之火仪式也是年轻人感受族群意义的大好时机：“芬恩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谈话，看到新生的火焰十分开心。老旧不洁的东西都被烧毁了，在新的火焰里诞生了新的生命。”

在《银色爱人》里，盖恩表达了和前辈司各特相似的想法。在司各特看来，自我是一个不断形成的社会产物，“他通过自己的小说不仅表明高地的美德如何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还试图展示高地社群的核心价值，比如恪守原则，对地方、亲属及首领的忠诚等等，可以被有利地纳入新的商业社会”。麦克迪尔米德的苏格兰杂陈强化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对立关系，而盖恩的苏格兰杂陈却不以文化冲突为起点，历史与永恒、个体与群体、英格兰和苏格兰，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安危与共。就如同芬恩最后在石圈上的顿悟所预示的，每一个过去都是当下的起始点，在那一刻，盖尔人的永恒世界向现代生活敞开了，历史前进的脉搏也融入悠长的高地民族传统中。

从三十年代开始，盖恩的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整体性与事物融合状态的追求。即使是在对待长老会的态度上，他也不像其他苏格兰现代作家那样把引入英语与现代教育的教会看作苏格兰民族性丧失的罪魁祸首：“长老会的民主教会统治是古老的氏族体系的一部分，盟约派的好战性格展现了真正的凯尔特精神。”整部《银色爱人》也与他的这一核心思想相一致，传统和现代在盖恩笔下达到了平衡。

但饶有意味的是，盖恩在渔业发展到高峰期时就收笔了，似乎预示着英苏联合背景下高地欣欣向荣的未来，而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因为国际市场的开放与竞争以及国内市场的逐利性，高地各个产业包括渔业马上江河日下。盖恩在小说中对渔业即将没落和破产的事实置若罔闻，既是为了保全小说的完整性，更是为了让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新不列颠民族认同不至于分崩离析，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真正实现“杂陈”的困难。可以说，经历了那么多历史纠葛，同处现代文明世界，相对英格兰，苏格兰如何才能同时保持独立性和先进性，即使时至今日，也还是困扰着苏格兰人的政治和经济难题。盖恩借用银闪闪的鲱鱼这个意象，把十九世纪英格兰所代表的商业、金钱与鲱鱼所寄托的苏格兰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对这个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解答，在他看来，一个共荣的不列颠民族也许是两难境地中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