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词与物》中，他沿着生物、经济和语言三条线索对近代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知识型进行了思想体系史的考古。在这三条线索中，福柯认为语言的线索与生物学和经济学同等重要，但却被忽视得最多，所以对语言与书写关系的考察成为《词与物》中占比很大的内容。 对于福柯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引入语言问题对哲学、思想体系、历史和政治实践等都极为重要：“直到 19 世纪末，语言（le langage）才首次作为独立对象直接进入思想领域。甚至可以说，若不是作为语文学家的尼采……率先将哲学任务与对语言的激进反思关联起来，这一进程或许要推迟至20世纪。” 作为语文学家的尼采把哲学的任务与广泛的作为言语活动系统的语言存在论结合起来，这使人文学不得不从哲学-语文学的视角思考媒介的非透明性和历史性，福柯对话语（discours）的条件和环境的研究就在尼采的哲学-语文学的延长线上。德勒兹也强调过福柯在《词与物》中对语言学的重视：“福柯指引了一个极有趣的方向：如果语言学在人本主义（humaniste）的19世纪真的被建构于语言的散布上，使其如同在客体名义下的‘语言整平’条件，一个反弹则已开始酝酿，即文学取得一种完全崭新的功能，其反过来‘集结’语言，着重于一种在意指及意涵之外，也在发声本身之外的‘语言存有’。” 德勒兹既指出了福柯赋予语言与生物学和经济学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指出了语言位置的获得是因为它具有“集结”（groupé）能力，即语言凭借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方式具有了反思以语言为存在媒介的一切存在的能力，这也正是福柯使用“语文学”的诞生及其政治性描述欧洲19世纪语言存在的方式——对象化的存在和文学的补偿。

-《词与物》-

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福柯非常重视语言问题，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在福柯后来的研究中又以什么方式呈现？

这里要注意的可能首先是人类至今尚不知语言的起源，我们每次论述和寻找语言的起源，恰恰是基于哲学、思想、政治、历史、军事乃至技术的需要，正如卢梭所说的这段话——“也许在探讨语言的起源方面，我们须要采取另外一种与人们迄今采用的办法完全不同的入手之道来推理。东方各国的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语言；它们的美妙，完全否定了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刻板式的进程。……有些人说初民的语言是几何学家的语言，而我则认为是诗人的语言”——所表明的，不同时候，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而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看待东方各国和初民的语言也正是当时卢梭的政治和哲学需要。或者如卢梭的回应者、反对者18世纪论述语言起源的另一位重要学者赫尔德所说：“现在，由于大多数捍卫人类本源说的人立足点极不牢靠，而另一些人如苏斯米西又有那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科学院便想看到有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争端。……我们面对的这个宏大的题目，深深地关系到心理学和人类自然秩序，关系到语言的哲学以及一切借助语言形成的知识，有谁不想试着回答一下呢？” 赫尔德点出了当时柏林科学院解决语言问题背后的宏大考虑，所以，不仅对18世纪，对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语言之事大矣，它关系人类的存在，关系借助语言形成的一切人类知识。而赫尔德认为“孔狄亚克和卢梭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都走上了歧路，就是因为他们对动物与人的这种区别认识有误。而且两人错误还不一样，孔狄亚克把动物当成了人，卢梭则把人当成了动物。所以，我必须另外寻找出发点”，赫尔德这种对另外的出发点的寻找，既在语言起源说内部引入不同于卢梭、孔狄亚克和苏斯米西的语言的动物声音起源说，正如刘小枫所述：“1769年，赫尔德参加柏林科学院征文赛的《论语言的起源》获奖，我们在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赫尔德如何凭靠动植物学论证人类语言的自然起源——这就是赫尔德的启蒙。” 当然要强调的是，卢梭、孔狄亚克和赫尔德三者之间又有着清晰的主张语言人本起源和自然起源论的联系：“直到17、18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同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卢梭……赫尔德。” 对于卢梭所论的初民的语言是诗人的语言，福柯也说到赫尔德与此相似的判断——“诺瓦利斯从赫尔德处继承了这一观点：梦是起源生成的原初时刻——梦是诗歌的原初意象，而诗歌是语言（langage）的原始形式，即‘人类的母语（langue）’”；又在语言起源说外部回应了法德之间的权力关系：“赫尔德批评了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国哲学家非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搅乱了正常的思路。” 赫尔德因而要从挑战法国的卢梭和孔狄亚克的意义上为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书写语言的起源，所以他才会那么激烈地嘲讽孔狄亚克：“孔狄亚克提出这一假说[孔狄亚克通过假设荒漠中的两个孩子讨论语言的起源]，是想探索人类知识的自然进程，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假定，为什么要把那么不自然的、自相矛盾的材料当作理论的基础呢？” 由此也可见语言起源论与国家权力和政治的密切关系。

- 赫尔德 -

卢梭和孔狄亚克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中讨论古典时代波尔-罗亚尔（Port-Royal）普遍语法学派到观念学知识型时论语言和认识起源的重要引征对象。但对于德国的赫尔德福柯也明确提出自己在《词与物》中讨论的有限性和不足：“在这样做时，我并未宣称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的所有论述都已涵盖其中；我既未提及维柯，也未提及赫尔德，既未谈及圣经诠释学，也未谈及文本的评论与注释……亦未谈及语言的修辞学或美学。” 福柯的这一论述再次提示了人类认知语言起源的不完备、不周延和不可能，所以早期福柯在战后信息论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语言认识论、存在论、方法论及对其的哲学反思，但之后很快他就直接进入了历史与言语的话语分析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论语言起源的内部问题中，但他后来对话语的历史性、政治性分析可以说正是以卢梭论语言起源与地区（南方、北方）、地方行政的关系，以索绪尔论语言的外部因素（民族学或种族、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地理等）或言语的语言学和普列托（J. Prieto)论话语环境作为方法和内容的。

- 《信息与信号》 -

基于我们从未认知语言的起源，而是根据历史的语境不断重构不同的语言起源论，本节重在指出福柯论语言问题的理论语境，即福柯对索绪尔的继承。索绪尔在20世纪初讲述普遍语言学时，其清晰的诉求就是要建立语言的科学，故而他以“语法”“沃尔夫自1777年起所倡导的语文学”“琼斯（W. Jones）和法朗兹·葆朴（Franz Bopp）所主张的比较语文学”为历时性线索论述了欧洲的语言学史，并得出一直到最后这个学派“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science linguistique）”这一结论，充满雄心壮志要建立语言科学的索绪尔进而区分了狭义的语言和广义的语言（言语活动）：“语言（la langue）和言语活动（le langage）不能混为一谈；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所以索绪尔“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他要绕开言语活动这个个体与社会的复杂领域，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对象，进而建立语言的科学系统，这即福柯所认为的重新激活古典时代以波尔-罗亚尔学派为代表的 “普遍语法”。在索绪尔看来，个人是言语活动的主体，但语言只有在群体和集体中才是完备的。

索绪尔列出了“语言”的四个特征：“1.它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hétéroclite，不规则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才能懂得它的运用”，即不同于言语活动的不稳定性和繁杂性，语言是稳定的系统，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尝试替代的就是人的语言见习期和学习期；2.“语言和言语（la parole）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语言的科学（la science de la langue）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语言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语言的科学正是要在否定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后才能进行语言研究；3.“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它是一种符号系统（un système de signes）；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sens）和音响形象（l’image acoustique）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地在言语的个体差异性中指出了言语活动背后的同质性基础，同时指出对于符号系统来说，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的，故而否定掉了物理层面，书写与文献符号的物质性因而也不是索绪尔要考虑的；4.“语言这个对象在具体性上比之言语毫不逊色……语言符号（les signes linguistiques）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语言是具体的可以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抽象的。在区分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后，索绪尔指出“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而]言语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 ，所以语言的语言学以“语言”为唯一对象。

- 弗迪南·德·索绪尔 -

为了讨论语言的语言学，即系统性的语言规律，索绪尔把语言的因素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因与言语和言语活动整体的密切关系，而成为探索语言的科学的雾障，故而被索绪尔悬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外部因素正是后来福柯要在陈述（énoncés）和话语分析领域引入的：1.“语言学（la linguistique）与民族学（l’ethnologie）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une race）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构成民族（la nation）的也正是语言”，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讲稿中处理的重要议题就是种族与民族、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2.“语言（la langue）和政治史的关系。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例如罗马人征服其他民族，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殖民只是一种征服形式，它把一种语言移植到不同的环境，结果引起了这种语言的变化。……国家的内政对于语言的生命也同样重要”，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还讨论了近代欧洲重写罗马衰亡史对于民族语言和民族政治意识兴起的意义；3.“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这些制度和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又有密切的联系；这更是一种同政治史分不开的普遍现象。文学语言（la langue littéraire）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文学为它划定的界限……”，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与政治史的关系成为福柯的教会、学校、文学语言谱系学所展开的重要内容；4.“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围”，福柯在《词与物》中辨析民谣和行吟诗人与比较语文学的政治功能时，在论述欧洲现代语言中的声音政治学时，其实也在回应索绪尔这里所说的方言问题，此外，早期福柯还一直尝试用“语言外在性”（extralinguistique）这一概念处理语言的内外部议题。经过重新分类，语言于索绪尔就变成了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所构成的任意的和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个语言符号总体是一个形象和概念的心理学系统，而不是一个考虑声音独特性或书写物质性的物理系统，但正是这个我们熟悉的纵聚合和横组合的系统对将语言信息学化无比重要，因为它面对的是语言的生成规则，而不是言说或言语本身的不规则性和复杂性。

总之，索绪尔提出但悬置了书写、言语活动和语言的话语环境或历史语境（外部因素）等问题，他还关键性地揭示了成为20世纪语言信息论化重要基础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运行规则问题，这实际上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图灵测试和剑桥AI实验室的人工智能研究奠定基础一样，为语言的信息论化提供了认知保障。索绪尔的语言学也恰恰位于一战前当代语言信息论化的节点上，他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他在纷繁的言语活动背后所寻找到的语言规则体系为计算机人工智能语言和语法奠定了基础，正如刘禾的这句话“注意索绪尔的‘言语’（parole）概念是如何沿着香农信息论的‘线路’传递，又在线路另一端以彻底改变的形态重现的”所显示的，索绪尔的语言学对信息论意义重大。今天当我们重新讨论什么是语言哲学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重新位于一个新的信息论和认识论的转折点上，即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和大数据模型，言语活动的整体虽然不可获得，但是机器所习得的部分却是远远超越个体的，这种速度和规模要我们重新面对何为语言，何为文学，何以为人。

综上，对福柯而言，索绪尔是一个重要参照，可以说福柯上世纪六五十年代在《词与物》中重构欧洲近代的语言与书写的历史的时候，参考的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故而索绪尔构成了福柯格义语言思想史的元框架，我们可以参照索绪尔的书写、语言和言语来重读福柯《词与物》以及其他六七十年代书写中与经济学、生物学相并列的语言线索进而构成对福柯自身的考古，这个阅读使我们一方面看到福柯的理论基础，即他面对语言问题的理论语境和元话语，另一方面也看到福柯应用和历史化索绪尔的方式。对此，正如法国巴黎一大福柯研究专家茱迪特·雷韦尔所总结的：“福柯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的关注度并不像他的读书卡片和《知识考古学》的某些段落所显示的那么高；他钻研更多的是索绪尔这条路径以及那些由索绪尔研究所不断滋养的讨论；同时还要加上当时文学批评最具创新性的成果———我们想到的当然是1966 年出版了《辞格(一) 》的热奈特,或者巴尔特。” 除了索绪尔、热奈特和巴尔特，在六七十年代，索绪尔的继任者社会学符号学家普列托对福柯也相当重要：“《疯癫，语言，文学》在我们此处呈现的文稿中,福柯的思考似乎明显处在普列托1966年出版的《信息与信号》（Messages et signaux）一书的影响之下。普列托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和《语言外在性与文学》……中,而这远早于普列托1969年2月被任命为新建的巴黎第八大学(万森大学)的社会学系符号学副教授之前(此后不到一年,普列托又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普遍语言学教授,接任了索绪尔曾经的教席)。”普列托对信息与信号的书写，以及对符号和语言的话语环境的重视，对福柯七十年代之后对陈述和话语的谱系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普列托,他指出,由说话人情景本身构成的种种语境要素对于理解一些陈述(énoncés)的意思,对于理解很多陈述的意思,是绝对必要的。” 信息与信号正是福柯使用普列托来讨论结构主义文学分析的方式。 普列托也是福柯与战后信息论之间的交织点：“因此,沿着普列托的语言分析的方向,我们可以研究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外语境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福柯为何会对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问题感兴趣，还有一个清晰的技术和政治语境就是二战之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转向民用领域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认识论转型的影响。福柯在1967年建筑学会上的发言——《其他的空间》一文中就专门讨论过“位所”“路径”“空间的拓扑学”等理解世界的网络和计算机方式，更是专门论述了技术领域例如汽车和电话线路的信息存储和标记问题如何被应用到人口治理的领域：“我们知道在当代技术中路径（emplacement）问题的重要性：在机器的存储器（la mémoire）中对于信息或一个计算的部分结果的储存，伴随着随机输出的离散元素的循环(很简单，就如汽车或在一条电话线上的各种声音)……更具体地说，地方或位所的问题是以人口统计学的层面向人类提出的。” 翻阅福柯文集《言与文》会发现，早期福柯对控制论（la cybernétique），尤其是对信息论（la théorie de l'information）和系统（le système）理论的反复使用，例如福柯在1957年的文章《1850至1950年的心理学》中就援引美国控制论学者维纳的《控制论或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说：“控制论似乎远非这样一类计划。其实证性似乎使其远离任何思辨，而且即便它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也是为了从中同时追溯反馈回路的神经学事实、自动调节的物理现象，以及信息统计理论。但通过在人类反应中发现伺服机制（servo-mécanismes）的基本过程，控制论并未回到经典决定论。” 福柯精彩地指出控制论是崭新的与生物学、神经学和信息统计学相关的学问，而不是经典的因果决定论。在1965年的《哲学与心理学》一文中，福柯还明确强调说：“关于控制论或信息论，我们不能说它是心理学学徒期的哲学，就像我们不能断言拉康目前所做的，或列维-斯特劳斯所做的，是人类学或精神分析的哲学一样。它更像是科学对自身的某种反思性关系。” 控制论和信息论在福柯看来是科学对自身的反思和提炼，是具有自身思辨性的学问和哲学，而不是心理学等其他哲学的学徒，故而对科学的反思本身也成为人类科学知识和哲学思考的一部分。

福柯1970年起在法兰西公学院任教的教席即是前所未有的“思想体系史”（l’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教授，“体系”一词显然有系统论的痕迹。1965年福柯还与巴迪欧、康吉莱姆、德雷福斯、伊波利特、保罗·利科等反复探讨过哲学系统（un système philosophique）的概念，并反复使用“系统”来理解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所以系统论和信息论是福柯认知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重要参数，当然这个参数的基础福柯明确提出为生物学，正如茱迪特·雷韦尔所说：“福柯所期盼的文学分析……[是]对文献本身的文献分析——他称之为‘指示学’(deixologique)分析,他调动一种用来替代作品的过程历史的模式,即他从最新的生物学分析借来的信息模式。”即福柯用生物学的信息模式替代经济学的因果逻辑来分析文学作品，建立文学批评，此处，福柯还提示我们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首先是一门与人的生物学存在相关的学问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而生物学模式与物理学模式本身就是主宰了20世纪甚至当前世界走向的两大模式。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对因果逻辑和信息论这两种模式，福柯用胚胎学问题的例子做了具体解释，也就是说，生物学在解释给定的胚胎和细胞如何生产出给定种类的与父母相差不多的个体时遇到了困境，“人们寻找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就是原因。最终人们从因果性和能量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一无所获。现在人们知道,实际上是有一个信息过程，使得人们可以发现在细胞核的构成和机体内将产生的东西之间, 有某种类似于同构的东西,就仿佛有一个信息被存入细胞核中……人们对因果性一无所知,而是进入了信息过程。”这里福柯引入了关于能量因果性与信息复制和传递两种讨论生物学的模式，而福柯之所以引入这两种模式，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切目前正发生在人文科学中。以前人们脑子里总装着某种能量模式或因果模式,我称之为经济学模式。人类的作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人们找啊找……没有找到因果性……找到的是我称之为指示学结构的东西,即文献结构,人们找到了结构和同构。其实,列维-斯特劳斯……他发现的是某种层状结构,各种神话就以这种方式相互呼应。但他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神话。”也就是说福柯认为在他的时代，人们不能再以因果的经济学逻辑来理解人文科学，而是要换一种方式，即用指示学的方式或者结构主义的方式理解世界，指示学就是一种符号、标记和文献指引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信息过程的方式。这一点正呼应了当今的大数据、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问题，即不能再以因果关系来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逻辑，它的基础显然是信息论的结构和同构模式，是依据语言规则以足够大的规模对言语活动复杂性的某种克服。因果逻辑的困境还在于人所阐释的因果连接经常与历史的发生之间有着裂隙。从信息论的层面看，也可以说传统因果律出现了危机，需要认识论转换，而信息论模型是一种新的因果关系，正如今天的大数据模型是一种新的因果关系一样。

- 米歇尔·福柯 -

关于认识论转折，福柯在讨论生物学信息论模式的时候，确实提到了这一点：

就生物化学而言,显然是由于因果性的失败才导致了认识论层面的移位。在人生产领域,很可能也是由于因果性确认的失败,才导致转向了信息型的（informationnel）、指示学型的分析。但这个认识论层面的游戏规则本身就要求不再考虑因果性关系。……这并不妨碍能量层面或生产的分析层面完全可以继续存在,人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分析,在这个层面也许会发现因果性。……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正如目前生物学家还在思考,细胞间交流的信息层面和能量层面,这两者是什么关系……然后某一天,我们的问题将是：关于文献本身、关于结构本身研究的指示学层面与作品的生产层面,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这里福柯提出文学作品生产的因果律（经济学）与信息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也可以说因果性是一个策略性能指，当我们说因果性失效时是指旧的因果逻辑失效，生物学在信息层面的进展构成了文学批评新的因果可能性。在信息论的层面关注语言、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批评观：“批评发现作品是空间,也发现作品是语言（langage）。” 索绪尔提供给福柯的纵聚合和横组合的语言空间隐喻让福柯指出一个非常当代性的话题：“语言（la langue）(语言或言语[parole])不是时间,而是空间。自18世纪(开始语言研究)以来,语言一直被认为负载着历史,是一种厚重的、分层的、缓慢移动的时间形式。这一观点从未受到质疑：在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那里,甚至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们都立即会发现同一个观点。”虽然伯格森和索绪尔等人指出了语言的空间性，但“从哲学的角度，这一发现一直缺少成果。海德格尔也许瞥见了如果语言不是时间那么应该怎样思考语言存在的第一缕曙光。在缺乏这种语言本体论的情况下,任何批评可以是生动的、有趣的，但其实是没有根基的。” 所以此时福柯对语言本体论的讨论，就是要从哲学角度回应其历史语境中语言和文学批评的根本和根基性的问题。当语言本体论变成空间而不是时间的时候，这就对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逻辑上的元语言（métalangages）拷问哲学：如果真理不再是经验,也不再是整体性,那么真理是什么？同样,批评上的元语言拷问哲学：如果语言作品不再是记忆,也不再是意义,如果语言（langage）作品只是语言的深度空间中的一个形象,那么语言作品是什么？”这就带出一个战后转型时期对何谓语言的讨论，实际上福柯在《词与物》中重新回溯文艺复兴时期书写与符号的物质性，回溯波尔-罗亚尔语法学派、卢梭、孔狄亚克等在古典时代论语言的起源和普遍语法，回溯19世纪语文学的诞生，正是基于普列托的信息论语言学以及战后基于生物学进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语境，或者说空间的语言观。正如刘禾的判断所言：“文学理论必须与不断变化的书写技术互动，才能持续与解读文本、生活、社会现实及世界的任务相关联。这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20世纪文学现代主义何以呈现那样的发展轨迹，也使我们能对精神分析、生物控制论，以及二战前后的帝国传播网络提出新问题。” 这也从根本上回应了在当下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展的情况下刘禾等学者为何要重新从维特根斯坦、图灵测试以及剑桥AI实验室的语言测试等方面研究什么是哲学的原因。

在福柯当时的语境中，他从两方面利用了语言的结构主义和信息论转向来重新思考文学批评，一方面，他从内部正面使用、利用和借用了信息论转向建构了一种空间的、第二语言的、指示学的、共时性的当下文学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借由这个信息论转向指出了文学的价值，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思考人工智能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在福柯看来能被对象化和信息论化的语言主要是作为对象的语言，即工具化或纯粹媒介化的语言，而文学正如福柯在《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讲稿中所说，它“是一种关于它自身代码的信息”，它“或许就是把自己外显出来的语言。说到底,文学只是在谈论语言”，它因为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一种元语言” 。自身代码的信息就是元代码，所以福柯认为正是文学构成了语言的元代码，文学因为讨论语言的存在方式而不能被完全对象化，它是日常语言的溢出，是对语言存在自身的哲学思考。在《文学分析新方法》讲稿中，福柯指出：“文学不是一种处在语言地平线上的言语；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文学不是一种指向稳定的、可靠的和已知的代码的信息；文学是一种把代码收归己有的信息……文学是一种整个语言都在其中冒险的言语。”文学是把语言代码化这个事实指出的语言存在，文学收编所有的代码，而自身却不能被完全代码化，文学这种外在的独特性正是对语言的规范、信息和代码的质询与反思，今天当大数据比早期信息论更加有效地实现了普遍语法和代码化，使得人的语言这个最难被对象化的巴别塔难题，在技术面前被对象化时，那么人的语言领域不能被对象化的恰恰就是文学了，文学故而在使语言冒险的同时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人文主义的使命。

但是，当然文学语言也是当下语言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从来不会完全改变它所属的那个语言。……但重要的是这种让语言就地陷入危险的现象……一部作品,就是这样一种言语（parole）,在这里,言语所属的那个语言（langue）处于危险之中。文学是语言（langage）的某种使用方式,这种方式使得言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它自己的语言。” 福柯所设定的文学这种既内在又外在的位置，非常类似于他所使用的“异托邦”的概念，其实文学对信息技术而言也构成了“异托邦”的功能位置，即既内在又外在，这也是福柯讨论技术问题时的实证性视角。

福柯意义上本体论文学的独特性正在于“文学不是从语言的内部被把握的,正相反,是语言本身被启用到了文学言语中。”文学因而具有把遗忘的语言存在启用到当下的功能：“从整个19世纪直至今日——从荷尔德林到马拉美再到安托南·阿尔托——文学之所以能以自主形态存在，之所以能通过一场深刻的断裂从所有其他语言（langage）中剥离出来，恰恰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反话语’（contre-discours），并由此从语言的表象或指称功能回溯至自 16 世纪以来被遗忘的本真存在。”所以福柯的文学批评始终不是只在一个技术外在主义或内在主义的位置上，他是一个既外在又内在，既清晰技术现状对学科和认识论转型的意义，又能够有效去反思语言存在的实证主义者。

基于索绪尔的信息论语言学理论语境和战后普列托以及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技术语境，基于福柯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指示学”即信息代码论揭示，下文将依据索绪尔的普遍语言学路线和信息论结构，具体回溯福柯如何在《词与物》中重构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的语言史，以期本文的讨论对今天如何思考语言哲学，如何以福柯为方法，如何在大数据的时代打开理论、历史、政治和文化想象力从而寻找新的主体性，具有指示学价值。

对于欧洲的语言系统，福柯做了这样一个历史判断：

自斯多葛主义以降，西方世界的符号系统（le système des signes）一直是三元性的，因其包含能指、所指与 “所指物”（“关连”，la conjuncture[le τύγχανον])。然而，从 17 世纪开始，符号的布局（la disposition）转向了二元性——正如波尔-罗亚尔语法所定义的，它通过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来界定符号。文艺复兴时期的符号组织则全然不同，且更为复杂：它同样是三元性的，涉及标记的形式领域、被标记指示的内容，以及联结标记与所指事物的相似性。

所以对语言关键性的区分是语言的二元性和三元性，当福柯使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术语能指、所指和“关连”重读西方语言史的时候，他认为有相似性作为“关连”的符号系统是三元的，而自17世纪波尔-罗亚尔学派起符号变成了二元的，能指与所指在普遍语法的意义上变成了命名、表象事物而不是寻找词与物的相似性的体系。

福柯用索绪尔语言学关注之外的相似性与书写、记号、语言和文献的物质性来论述文艺复兴的语言知识型。随着拉丁语向民族语言的过渡，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以书写为核心意象，此时的语言就是记号，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这种记号语言具有深深的物质性：“在16世纪本真的历史存在中，语言并非任意性系统；它被沉积于世界并成为其一部分——既因为事物自身如同语言般隐藏又显影着自身的谜团，也因为词语作为待解读的事物向人类呈现。‘书’这一宏大隐喻——人们通过打开、拼读、阅读它来认知自然——不过是另一种更为深刻的转换的可见反面，这种转换迫使语言栖居于世界一侧，置身于植物、草木、岩石与动物之中。”在16世纪的相似性知识型中，“没有记号（标记，signature），就没有相似性。相似物（le similaire）的世界只能是一个被标记（marqué）的世界……相似性知识建立在对这些记号的辨识和破译上。”而此时，给事物赋予语言就是为世界多增添一个记号，“相似性（la ressemblance）曾是世界深处使事物可见的不可见形式；但为了让这种形式自身得以显影，需要一个可见的形象将其从深邃的不可见性中牵引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的面容覆盖着纹章、字符、数字与晦涩的词——用特纳的话说，即‘象形文字’（hiéroglyphes）。”相似性不仅是语言、记号和符号产生的基础，也是文艺复兴知识型的内在辩证法，世界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都取决于是否找到了记号或者是否辨认了记号，象形文字的优先性正是在这个相似性记号的辩证法和物质性系统中获得的。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来说，也就是看是否识读了古代传递给我们的符号或记号：“因为在古代传递给我们的宝藏中，语言的价值在于它是物的符号（le signe）。”

然而，这样的文艺复兴知识型显然不会假设物才刚刚开始寻找到自己的符号或记号，恰恰相反，福柯的这个结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无论如何，语言与事物在一个共有的空间中如此交织，预设了书写的绝对特权。”书写此时为何重要，这是与文艺复兴时期对大量古代手稿的识别相关的：“[书写的]这一特权主宰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无疑构成西方文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印刷术、东方手稿传入欧洲、不再为声音或表象服务也不受其支配的文学的兴起，以及宗教文本阐释对教会传统与权威的超越——这一切无需区分因果，共同见证了书写（l’Ecriture）在西方占据的根本地位。语言从此以书写为第一本质。”书写的优先性显然是由对古老文献的识读开始的，东方手稿与宗教文本都以“象形文字”般的功能提示着人们通天塔以前就长久存在着文化符号世界，文艺复兴只是这历史中的一环，人们只有通过对文献标记的识读认知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当然这是福柯派定给文艺复兴语言学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中，希腊罗马手稿、东方手稿、基督教手稿都成为即将确立的民族语言要吸收和认识的对象，这些手稿以物质性的宝贵价值和物质性的独特记号被重构在文艺复兴时期，福柯派定给文艺复兴符号的这个位置与其讨论结构主义新批评也是相似的：“结构主义，在目前，就是这样一些尝试，人们借助这些尝试来分析可以称之为大批量文献的东西，即人类在自己身后留下并且每天仍在自己周围不断构建着的日益增多的全部符号、痕迹或标记。这大批量的文献,大批量的痕迹、符号,它们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历史中沉积下来、沉淀下来,被记录在已经构成并仍在不断构成的世界档案中。……这些都是准确意义上的语言痕迹、书写痕迹……这些标记恰恰就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的标记。”所以当福柯用沉积的文化痕迹和符号的识读来讨论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也在呼应他的时代法国的新批评，即结构主义，只是与印刷术传入欧洲作为技术媒介不同的是，结构主义新批评时期的文学和语言面对的是信息论的更快更大的计算机信息传播媒介。

与文艺复兴的书写构型不同，福柯将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基础总结为索绪尔的“语言”（la langue），这个时代以普遍语法、命名、名词和观念学等为关键特征：“从17世纪开始……语言（langage）与世界的深刻关系由此便解开了。书写的优先性被悬置起来了。……物与词将相互分离。” 在相似性作为基础语法消失之后,什么才能成为古典时代知识可见性辩证法的基底呢？这个基础在语言领域就体现为波尔-罗亚尔语法学派的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的唯理论性质,正在于它能使能指和所指通过观念学的方式相结合,知识与语言由此体现为给事物命名,而不是寻找事物的相似性记号：“古典认识在根本上是唯名论的（nominaliste）。”这个唯名论背后的支撑在科学领域体现为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的大写的力学（la Mécanique），而在思想体系史中则体现为：

观念学（l’Idéologie）既作为哲学所能具有的唯一理性的和科学的形式，又作为能向一般科学和各特定认识领域提供的唯一的哲学基础。作为观念科学，观念学应该成为这样一种认识，即其类型应该相同于那些把自然的存在，或语言的词，或社会的法则当作对象的认识。但就观念学把观念，把在词中检验观念的方式，在推理中把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当作对象而言，观念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所有可能科学的大写的语法（la Grammaire）和大写的逻辑（la Logique）。……在某种意义上说，观念学是所有知识的知识。

观念学就是古典时代的元知识。这个作为普遍语法基础的观念学借由索绪尔术语来看，就是语言，所以福柯才会说“索绪尔恰恰必须绕过这个对整个19世纪语文学来说主要是言语（la parole）的时期，以超越[当前的]历史形式去重建普遍语言（la langue）的维度，并在诸多遗忘之上，去重新开启古老的符号问题，这个符号问题曾经激活着从波尔-罗亚尔直至最后的观念学家们整个不间断的思想”，即索绪尔需要绕过19世纪的言语时期，来重新触摸古典时代的普遍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亦即“语言”（la langue）。福柯指出，“在古典时代，人们可以在多个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一种语言的个体性：用于构词的不同语音的比例……给予某些种类的词的优先地位……对关系作表象的方式（通过介词或性、数、格的变化），词语排序的选择（如法语优先放置逻辑主语，或如拉丁语优先放置重要词汇）；由此区分北方与南方的语言、情感型与需求型的语言、自由型与奴役型的语言、野蛮与文明的语言、逻辑推理型与修辞论证型的语言”。正是因为有普遍语法和观念学作为基础，古典时代的语言可以以之为标准来在声音比例、词类关系、性数变化等方面描述某种语言的个体性，这里福柯叙述的主要参照就是卢梭。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强调的正是语言起源于情感：“语言的发明不来自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来自感情。”而且对于卢梭来说，民族语言是区别人的族群的重要标志：“会不会说话，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说哪种语言，是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被卢梭描述为：“画事物的图形适合于原始人；画表示单词和句子的符号适合于野蛮人；用字母拼写适合于文明人。”当然，这里卢梭一方面划出一个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的图谱，但在他的表述中这个话语的等级制和殖民主义色彩并没有那种浓重，然而他的这些论述也难免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或殖民主义话语借用；另外，卢梭贬低书写——“书写的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可以使语言有明确的意思，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它的内涵”，高扬声音——“我们能对另一个人的感官产生作用的办法只有两个：动作和声音”“眼观的形象，虽可使我们的模仿更加准确，但能使我们心情更加激动的，是声音”，这也会造成对象形文字的压抑。卢梭还区分了南方的语言和北方的语言：“各种语言之所以互不相同，其主要的原因是地区性的，是由于它们产生的地方的气候和它们形成的方式使然的。为了了解南方的语言和北方的语言的一般区别与特殊区别，就需要追溯一下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最大缺点是：他们总是按他们周围的情况来探讨事物的起源……他们只看到欧洲都是冰雪，而不知道人类同其他物种一样，是诞生在热带地方。”这里也可以看出卢梭对欧洲中心主义狭隘性的批判，但卢梭的南方并不是确切的地理概念，可见南方经常是一个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卢梭大概以“热”作为对南方的想象，它把中国、波斯、埃及等都作为南方来讨论，他认为“中国由于有许多水渠和河道而人口众多”。最后，卢梭把南北语言的区分概括为：“南方的语言音调清脆，悦耳动听，但也往往由于过分雕琢而意思模糊；北方的语言低沉有力，虽然音调的变化不多，但由于用词简略，所以意思十分清楚。”卢梭的这些论述也可以作为今天讨论全球南方的历史资源。

- 卢梭和《论语言的起源》 -

到了19世纪，福柯说：“从施莱格尔开始，语言（les langues），至少就其最普遍的类型学而言，通过其连接构成自身的动词性要素的方式被定义。” 实意动词成为关键性连接点，语言在一个话语和言语的活动统一体中来确立句子的表意。古典时代的普遍语法和观念学退却了，代之以康德的批判哲学：

面对观念学，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端；康德的批判对表象的询问，不再依据从简单的要素到其所有可能的组合这样的无限运动，而是基于表象的权利界限。……由古典思想确立的、观念学想依据话语的和科学的逐步方法加以浏览的这个无限的表象领域，现在显现为形而上学了……但康德的批判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另一种旨在在表象之外询问作为表象的源头和来源的形而上学；康德的批判使得这些有关大写生命（la Vie）、大写意志（la Volonté）和大写言语（la Parole）的哲学成为可能，19世纪将在这种批判的网络中来展开这些哲学。 

康德的批判是对古典时代观念学根底的拷问，是对“表象”知识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的质疑，所以从休谟到康德也是因为古典时代的观念论基础不存在了才有了各种怀疑论，从此，语言不再以“是”（être）作为它的基础，而是开始了一个生命、意志与言语的语文学和民族国家时代，“现在，语言的全部存在便在于有声。这就解释了由格林兄弟（fréres Grimm）和雷努阿尔（Raynouard）表明的对于口头文学、民间叙事和口头方言的新兴趣。人们在最接近于语言（le langage）所是的地方寻找语言，即在言语（la parole）中……”

总之，二战期间大力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技术，在战后转向民用领域的时候彻底改变了人们认知语言、信息以及文学批评的方式，但随着它们在经济、政治、国际竞争、战争以及科技中位置的变化，它们也可能会回落、回撤或被其他技术形式所替代，但福柯通过对“语言”问题的考古所揭示的认识论转折会持续性地提示我们语言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