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安娜·西格斯小说《过境》的读者，想必都对纳粹上台后那些不得不浮家泛宅、颠沛流离的流亡者们经历的种种困厄和艰难记忆犹新。《过境》以流亡者的遭际为轴，讲述一位男性主人公不得不借用一个作家身份——该作家怕遭纳粹迫害，已选择了自尽——才使得“我”能够存在且获得过境签证的故事。安娜·西格斯当年也是一个流亡者，从小说构思的角度来说，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最为便当。她笔下的那位男性主人公身上有她自己的经历吗？安娜·西格斯当年也曾面临过什么样的处境呢？

 2024年，德国慕尼黑C. H. Beck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叫作《文学大逃亡》（Marseille 1940. Die große Flucht der Literatur，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本称作《文学大逃亡》）的书。书名直白，一望可知书内叙事的地点、时间和内容。初次看到这部书的时候，笔者就想到了写《过境》的安娜·西格斯。翻开《文学大逃亡》这部书，发现的确可以读到这位女作家当年的遭遇。

 书中颇为细致的一段，讲述的是德军入侵，法国政府撤离到了图尔，安娜·西格斯的丈夫已在几个月前被法国人逮捕，关押在勒韦尔内拘留营，西格斯不得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逃亡，躲避德军。她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她是犹太人，数年前就是共产党员。她很清楚盖世太保在找她。如果被捕，对她的两个孩子来讲也是死亡判决”（Wittstock，2024：72）。要出发的一刻，广播里传来消息，说火车已经停运，西格斯他们只能步行上路。夜晚他们在草垛或粮仓里过夜，日里因为疲惫不得不频频停下来歇息。逃亡的第六天，还是遭遇了德军。幸好德军忙于安排自己的食宿，没有怎么注意夹杂在其他逃离家园的法国人、比利时人中间，且装作听不懂一句德语的他们。“几天后，村子里张贴出法国新政府告示，要求所有难民返回原籍。安娜·西格斯和她的孩子们收拾好所剩无几的东西，找到了一位货车司机愿意捎带他们上路。返程不疲劳，反而让人清醒。在噩梦般的七天逃亡里，安娜·西格斯和她的孩子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前行至快要崩溃，却只走了约九十公里。货车司机只用两个小时，就把他们送回了巴黎。”（Wittstock，2024：72-76）尽管作者笔调中性，大都在使用相对客观的外视角叙述，没有心理描写，我们还是对安娜·西格斯当年携子逃亡的那七天里的内心惶恐不安和对孩子们安全的焦虑感同身受。如果比较《过境》里的那位男性主人公，西格斯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

《文学大逃亡》的作者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是作家、记者，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和《焦点》杂志相关栏目的主编，还曾任德国费舍尔出版社的编辑，获得过特奥多尔·沃尔夫新闻奖，近年来出版过数部著述，为德国社会熟知，在德国之外也越来越有名——他2021年发表的《文学之冬》（Der Winter der Literatur）一书，就被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9国文字。

《文学之冬》记录的是纳粹上台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每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亨利希·曼等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文学大逃亡》可谓是它的姊妹篇，两部书亦是出发亦是回归，可在一定层面上相互补充、相互参证。去年出版的《文学大逃亡》里，作者乌维·维特施托克再次真实切入历史，用报告文学式的笔法和蒙太奇式的视角转换，记叙了从1933年起已在法国流亡的德国、奥地利文化名流，或因他们是共产党人，或因他们是反法西斯分子，或因他们是犹太人，在1940年纳粹军队入侵法国时不得不再次逃亡，躲避盖世太保黑名单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困境、艰难和危险。安娜·西格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德国文坛声名鹊起，是20世纪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家，其作品《过境》让人关注她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关系，因此乌维·维特施托克要在《文学大逃亡》里讲述她的经历可谓必然。

将不同片段并置、组合的蒙太奇视角便于自由转换和编排而进行一种全景式的观照。报告文学作为以真实事件和人物命运为对象的一种文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在德国萌生。作者维特施托克将《文学大逃亡》的叙事形式固定在了报告文学手法和蒙太奇视角上，余下的写作处理便是将全部精力用于内容的高举和扩张。用事件和人物接上历史气息，《文学大逃亡》的多端叙事角度不断在生成1940—1941年种种侧面，流亡者命运位于叙述话语中心，对笔者而言书中的下面这个片段格外冲击人心：

两人站在太阳下面，微风轻拂，四周山谷绿意闪烁，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但是遭到谋杀的危险每个时辰都在逼近。福伊希特万格神色暗淡。“还能有多少希望，”他反问语气回答道，“也就百分之五吧。”

“真的只有百分之五？”哈森克勒菲尔失声叫了起来。不过还是接受了福伊希特万格的话，就好像接受了一个判决。“我想……你是对的。”

纳粹到来时，自我了断是不是更好？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念头在哈森克勒菲尔脑子里更是挥之不去，他甚至还想出了一个新的自杀方法。……

（与福伊希特万格进行了上面谈话后，哈森克勒菲尔当天就自杀了）两天前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灾难正在临近，今天或明天就有可能是末日……我选择自己迈出最后的一步。在最后的那一分钟，我向你发誓，我想的只是你。”

（Wittstock，2024：88）

止住阅读者个人情绪动荡，哈森克勒菲尔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在暴力蹂躏似乎不可避免就要来临之前决定要保持自我人格、保持自我尊严的一种悲壮的内心凛然。不言而喻，哈森克勒菲尔选择的命运，也是《文学大逃亡》对当年纳粹极其凶恶恐怖的一种揭露。尽管是一种旁斜逸出的揭露，《文学大逃亡》能发掘出哈森克勒菲尔给妻子的信，也是一部用力砥砺的“清算历史”之书。书中记叙的流亡者群像、关系、事件、画面里，还有人要自杀，但文本更多是向一个核心的信息集中：那就是在阴翳而严酷的背景下、环境里和绝望中，流亡者们也不放弃哪怕是一丝的希望。由此，《文学大逃亡》表达的是对希望的寻找。这正是它的深刻之处。

作者维特施托克收集资料，寻访旧地，以真实入文（接受德国萨尔州广播电台采访时他说，“我的做法是完全按照当事人的回忆来报道当年的状况，我书中所写的细节都有材料为据”）（Saarländischer Rundfunk, 2025），以时间为序，不玩味词语，不漫溢主体情感，不戏剧化场景，符合读者简化要求的平实明了的语态给予读者的是一部结构自由、记叙疏密有致的纪实性作品。

《文学大逃亡》记叙的不少内容都是为我国民众了解甚少的。例如，亨里希·曼收听英国广播，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身陷拘留营，弗朗兹·韦尔弗和他的夫人飘无定所，去而之他，苏联使馆让又回到了巴黎的安娜·西格斯失望，戈洛·曼决意参加法国军队，恩斯特·韦斯割脉自杀，弗兰茨·黑瑟尔在严寒里冻死，托马斯·曼几乎每天都收到流亡者的求助来电、来信，就是没有他哥哥和儿子的任何音讯，在共产党人抵抗小组的组织下汉娜·阿伦特逃出了拘留营，瓦尔特·本雅明将自己的手稿副本托付给了汉娜·阿伦特，流亡者们纷纷前往已经人满为患的马赛（三个月内有近50万流亡者来到这里），面临没有船票就不能申请签证、没有签证就不能购买船票的死循环，瓦尔特·梅林手持离境签证，登船的一刻却被拦下说“不行”。

发现和深探最具意义和价值。《文学大逃亡》记叙了一段坎托洛维奇的经历，画面感十足，还有少量的荒诞和喜剧成分，堪比安娜·西格斯《过境》里那个男性主人公的遭遇，但它不是虚构，而是流亡者当年经历的本相。

昨日，所有离境旅客都需前往港务局办理最后的出境手续。所有人的证件都已反复核查过十余次，没人认为会有什么麻烦。当坎托洛维奇向官员递交护照时，几天前发生在瓦尔特·梅林身上的戏剧性一幕再次上演。那位百无聊赖的官员翻查着卡片盒，找到一张印有坎托洛维奇名字的卡片，嘘了一声，唤来两名警察，一个手势将坎托洛维奇押走。转瞬间，坎托洛维奇的世界天塌了——他被告知被通缉，有对他的逮捕令。两名警察搜查了他身上是否携带武器，押送他穿过港务局迷宫般的走廊进了港务局局长办公室。港务局局长竟是一位法国空军上校。坎托洛维奇偏偏还从他的法国朋友那里知道这个人，知道他认为贝当政府（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政策是对法国的伤害。于是他喊出了那些朋友的名字。听到后上校局长当即撕毁了逮捕令，在坎托洛维奇护照上盖上章，催促他离开港务局，能有多快就多快。”（Wittstock，2024：299）

收集来的资料转换成了进入当年情形的历史实在，不忘历史的意识形态汇聚在了字里行间。《文学大逃亡》还从另一个角度进入历史，开掘自己的历史话语独特主题：以美国记者威纶·弗莱为首的一些国际人士（包括美国总统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对流亡者的人道主义营救在书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

《文学大逃亡》开篇的第一个章节“前故事·1935年7月的两天”就极不平静，讲述的是威纶·弗莱在柏林街头目睹了纳粹冲锋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路人和街边商铺施暴，和施暴时那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义愤填膺的他决定要以自己的新闻报道让“美国人终于睁开眼睛，看看当前在欧洲中部手中有权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Wittstock，2024：19）。书的开头很为重要，一本书要呈现的，也许在开头就定下了基调。《文学大逃亡》的开篇让读者了解了威纶·弗莱其人，为读者理解这个美国新闻记者的人道主义行为提供了契机。接下来的篇章里，作者维特施托克思想脉络清晰，用了相当篇幅讲述以威纶·弗莱为首的那些国际人士成立机构、捐款、募捐、联络、争吵、游说政府、前往马赛、被人欺骗、尽可能营救更多的人……，可谓给他们写了一个历史备忘录。

也就是说《文学大逃亡》实际重叠了交错的两个层面主题，一是流亡者们再次逃亡中的遭际，二是国际人士对他们的人道主义营救。人道主义行为让笔者产生敬佩，威纶·弗莱这位美国记者让笔者联想起了南京大屠杀时的德国人拉贝。在历史至暗时刻仍有人道主义光芒在人间闪烁，人类无疑是有希望的。在逃亡过程中，流亡者们遭遇的那些死板、傲慢、推诿、繁琐等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之“壁”，让笔者想起鲁迅的“无物之阵”隐喻。在逃亡中和办理离境签证时，汉娜·阿伦特就遭遇了官僚主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弄和折腾。不过流亡者到底是一些有思想、能思考的人，辩证地看坏事也可以成为好事：“逃亡中的耳闻目睹，也给了她（汉娜·阿伦特）后来分析现代国家的精彩的第一手材料。她亲身经历了她后来称之为‘无人的统治’现象——那种膨胀的官僚主义（对个体）所有的压迫性”（Wittstock，2024：247）。

材料特别，笔墨生动，叙事潮汐席卷，阅读不愿停下来，是笔者读《文学大逃亡》的一个感受体会。对德国读者来说，该书记叙的人物、事件显然也是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抑或是深化了他们的相关认知。该书一出版便受关注，当年即再版五次，迅速跻身《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单。

《文学大逃亡》融合了报告文学的纪实笔触与蒙太奇的拼贴视角，其独特的美学风格让笔者掩卷遐思，愿意将其视作一部非虚构的、宽泛意义上的叙事文学作品。笔者视野有限，不知道当前德国叙事文学里是否还有其他书籍像《文学大逃亡》这样，在发达的视听流媒体挤占大量文字书籍存在空间的今天，于初版当年便接连再版了五次。可以肯定的是，文学承载历史，承载记忆，为的是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80年前二战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将纳粹德国的灭亡视为自己的解放，也对流亡者的悲歌充耳不闻，对其命运极度漠然；托马斯·曼要求德国人反思自省，竟招致同胞的攻讦、谩骂和敌视，乃至他1949年前往法兰克福做纪念歌德诞辰200周年演讲时还需要警察保护人身安全。不过，二战后起步的德国文学在当时的语境下还是开启了艰难的反思之旅，执意地在反思的荆棘路上跋涉、超越。从海因里希·伯尔到君特·格拉斯还有其他作家，他们推出的一部又一部反思名作承担起沉重的道义，也将战后德国文学高高托起，推向了举世瞩目的高度。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不懈努力，终使反思成为主流共识。20世纪70年代西德时任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那震撼世界的一跪，正是这种民族态度的集中体现，彰显了直面历史问题的巨大勇气与真诚。

这种反思精神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化——即便在纳粹那段历史已过去80余年的今天，德国文学依然在对准那段岁月，反思那段历史也依然是它的要务和重点。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德国的报刊接连刊载专题文章，德国的电视台滚动播出二战纪录影片，德国的书店里一部部相关新书上架，人们纷纷在德国的纪念碑前敬献花环——我们可以将去年出版的《文学大逃亡》整合在这个动向中。《文学大逃亡》对它的作者来说也许就是完成了一个念兹在兹的写作计划。对笔者来说，透过《文学大逃亡》这个当代文化记忆的创作和热销，笔者看到了德国直面历史、反思历史、不忘历史的文学在走向新的实践和开阔的前程。《文学大逃亡》是德国社会反思历史精神的一个新篇章。

李昌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近当代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