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岛屿”母题在21世纪的德国哲学和文学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德国著名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回溯了人类文明中的三次全球化，并用“岛屿化”和“全球化”来隐喻人类自我保护和开拓疆域之间的关系。他笔下全球化的宏大“水晶宫”破碎之后，个体以“泡沫化”的生存形式寻求自我免疫。德国作家英格-玛丽亚·马尔克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构思的小说《账单待付》描写了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推至城市边缘的生存孤岛。借助多重叙事技巧，马尔克不仅展现了一群在各自社会圈层中坠落的人们的悲喜，更是敏锐地透视了当代德国人泡沫式的“孤岛文化”，展开了一幅全球化时代德国现实主义的画卷。

【关键词】全球化；斯洛特戴克；岛屿母题；孤岛文化；《账单待付》

“岛屿”一词不仅仅指四面环水的地理事实，自古以来，它还被赋予了复杂的文化意义。岛屿既是避难所和流放地，也是释放欲望的天堂；它可以是避世的乌托邦，但也会成为充满荒诞和恐怖的反乌托邦。岛屿铭刻着人类征服新领域和探索新发现的历史，能够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揭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沧桑与流转，是世界文学中经久不衰、充满魅力的文学母题。

岛屿母题在当代德国哲学和文学中形成了有趣的印证，书写着全球化背景下德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岛屿母题究竟有何魅力受到如此青睐？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行的今天，这两种声音的交锋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多角度思索全球化对于德国的意义。德国著名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体三部曲”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回溯了三次全球化的历史，并以“岛屿化”和“全球化”分别定义人类寻求自身免疫与开拓外部疆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21世纪之后，不少以岛屿为母题的德国文学作品受到了广泛认可。在2018年凭借其岛屿小说《群岛》（Archipel）获得德国图书奖的英格-玛丽亚·马尔克（Inger-Maria Mahlke）对岛屿母题格外偏爱。她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账单待付》（Rechnung offen, 2014）在克拉根福的“德语文学日”上获得了恩斯特·维尔纳奖（Ernst-Willner-Preis），被德国《时代周报》 (Die Zeit) 评价为一部 “既宏大又冷酷的社会小说”。柏林新克尔恩区（Neukölln）的一个偏居一隅的旧公寓被塑造成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孤岛”。其中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一群人，标记了不同的人种、代际和社会阶层，是全球化背景下德国的缩微社区。在这里，这群被社会淘汰、遗忘和抛弃的人们在单身公寓中过着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孤岛式”生活。本文将探讨当代德国哲学和文学中所描述的全球化时代的孤岛文化，以此来管窥当代德国人的生存状态。

Inger-Maria Mahlke, Rechnung offen, Berlin Verlag Taschenbuch, 2018

英格-玛丽亚·马尔克：《账单待付》，柏林口袋书出版社，2018年

21世纪以来，岛屿母题在德国文学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关于德语国家岛屿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层次多元。2023年出版的论文集《作为文学和文化空间的岛屿》（Inseln als literarischer und kultureller Raum）是目前研究岛屿母题文学较为全面的学术成果。本书探讨了从《尼伯龙根之歌》以降约9个世纪德语文学中的岛屿母题，包括在日耳曼英雄史诗、歌德的戏剧、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以及当代反法西斯小说中的岛屿背景或主题。这些文学作品通过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和语言维度扩展了岛屿这个具象的地理空间，将其升级为抽象的概念、隐喻、意象、投射和憧憬。

21世纪德语区很多重要的新生代作家都对岛屿母题有所书写。这些文学中的岛屿呈现以下形态：第一，岛屿与大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岛屿处于一个外部、边缘的位置，这使其可以与大陆分隔开来，构建自己的微型宇宙。岛屿或曾与大陆架相连，之后与大陆分离，经历了与过去的决裂。这种独特性成就了岛屿对大陆的历史批判和反思。第二，岛屿是想象、虚构或是理想化的产物。在这样的岛屿上，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设计往往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射或超越现实的憧憬。第三，岛屿与大陆构成了一个区隔了内部和外部、自我和外界的两极世界。这种对比使得岛屿成为当代人进行心灵反思的场所。以上三种文学中的岛屿形态分别对应以下几种文学主题。

（一）历史重写

作家们围绕一个真实存在的岛屿和一段真实的历史进行再创作。劳尔· 施罗特（Raul Schrott）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以及大地的一半》（Tristan da Cunha und Die Hälfte der Erde，2006）以岛屿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为叙事点，讲述了到此游历的欧洲人的四段爱情故事，多维度地呈现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让复杂的情感与崎岖的地理景观交融。克里斯蒂安·克拉希特（Christian Kracht）则在《帝国》（Imperium, 2015）一书中讲述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纽伦堡的奥古斯特·恩格尔哈特启航前往当时被称为“俾斯麦群岛”的地方，以远离具有破坏性的欧洲文明，拯救世界。他志在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来救赎自己，拯救人类。英格-玛丽亚·马尔克的小说《群岛》则将笔触聚焦于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西班牙所属特内里费岛。港口的酒吧实际上是仍在岛上游荡的法西斯分子、新到岛上的德国人和加那利上层阶级的聚会场所，处在社会底层的是占比将近90%的当地农民，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此碰撞。这些岛屿或成为宗教、政治和贸易等新旧大陆势力博弈的修罗场，或成为理想主义者和冒险家远离欧洲践行梦想或释放欲望的飞地。

（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这类小说往往构筑了一个被极度理想化或想象中的岛屿，用来寄托梦想、遐思或展开社会批判。安妮特·佩恩特（Annette Pehnt）就在小说《岛屿34》（Insel 34，2003）中构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岛屿以寄托自少女时期开始的对爱情和生活的遐想。朱迪丝·萨兰斯基（Judith Schalansky）的《岛屿书》（Atlas der abgelegenen Inseln, 2009）以散文式的笔调展现了世界五十多个岛屿上的稀有动物和奇闻异事。在那里，主动或被动流放的“鲁滨逊们”，无论是博物学家、探险家、灯塔看守人、水手，还是漂流者、罪犯或官员，都能在这些千姿百态的岛屿上寻找救赎、庇护、自由或梦想。卢茨·塞勒（Lutz Seiler）在他获得德国图书奖的小说《克鲁索》（Kruso, 2018）中则塑造了一个历史与奇幻交织的故事：1989年，艾德逃离东德，来到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岛屿上做洗碗工。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岛屿上，岛主兼教父克鲁索带领每一个遇难者寻找梦想。卢卡斯·梅塞尔（Lukas Maisel）的小说《梦幻屿之书》（Buch der geträumten Inseln, 2020）讲述了主人翁罗伯特·阿克雷特开启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的探险，以寻找人类与动物之间 “缺失的联系”。作家在充满想象力的情节中融入了文化学和人种学的内容。卡伦·科勒（Karen Köhler）在其处女作《米罗洛伊》（Miroloi, 2019）中则讲述了在一个反乌托邦的岛屿上，一个女人敢于打破宗教和政治高压统治的故事。

（三）当代人的生存反思

作家借岛屿这个充满隐喻的背景展开对当代现实的反思。瑞士作家彼得·斯塔姆（Peter Stamm）作品中的许多主题都可以归纳到 “孤岛”这个关键词下。他善于描述当代人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主要来自与自己熟悉的世界以及与最亲近的人（通常是夫妻）的疏离。朱莉·泽（Julie Zeh）在小说《零点》（Nullzeit, 2012）中选择了贫瘠荒芜的加那利兰萨罗特岛作为她的叙事背景，她笔下的人物远离德国的市侩主义，也逃离了他们的责任，但却在异地遭遇重大的挫折从而改变了身份认同和对世界的认知。乌维·蒂姆（Uwe Timm）的《鸟场》（Vogelweide, 2013）以易北河口的一个小岛为背景，描画了当代德国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困境。

马尔克的《账单待付》也是一部反思全球化背景下德国社会现实的颇具新意的小说。小说虽然没有围绕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岛屿展开叙事，但却塑造了一个独立于都市生活、充满象征意义的“孤岛”——一栋属于柏林“问题城区”的新克尔恩区的公寓楼。这座孤岛里所包含的小世界是德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正如马尔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所说：“我在柏林的生活中选取了一些标志性的人物，这些人物有各自的宿命，是很多人命运的沉淀和浓缩。”出于不同原因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在这里经历了从全球化的幻灭到个人存在泡沫化的过程。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写了三本哲学著作，他将之命名为“球体三部曲”，即《气泡》(Blasen)、《天体》(Globen)、《泡沫》(Schäume)。斯洛特戴克的“球体三部曲”通过生物学、科学技术和气候学的隐喻来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用抽象化的球体概念来论述个体与整体、微观球体与宏观球体、个体与全球化的关系，并以此来诠释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因。

斯洛特戴克认为，无论是孕育生命的子宫，还是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的气泡，所有的人类文明都起源于球体空间。斯洛特戴克区分了全球化的三个时期——形而上学的全球化、陆地与海洋的全球化以及资本全球化和个人泡沫化，以此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全球化的形态学史画卷。在第一阶段，人类生存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地球仪，一个无所不包的球体。在这个球体中，人类可以获得安全感、豁免权，并通过向外吞噬扩张来构建一种想象中的绝对整体（比如以上帝为中心构建的地心说）。自哥白尼起，对宗教祛魅的历程开始，人类不再如此渴求一个精神上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永恒的球体，而是渴望认知一个陆地的、领土上的整体而作为一个全球球体。垂直（精神）超越被水平（地域）超越所取代，意味着人类（尤指欧洲人）开始通过航海实现对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殖民扩张。而在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则是从1945年至今。这次全球化可以视作资本与技术的高度结合，其鼓吹消费主义和世界市场。斯洛特戴克用1851年的“水晶宫”作为现代性的隐喻,描述这个以温度适宜、确保安全、许诺和平、技术领先为特征的球体空间。20世纪的“水晶宫”仅仅承载着在全球化中获利的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空间”（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内运行一种名为“骄纵”（Verwöhnung）的保护机制，以确保不同层次的人们能够减轻负担从而获得舒适的生命体验。而水晶宫温暖、璀璨的内部，却是以一个黑暗、寒冷的外部为代价的。斯洛特戴克借用水晶宫的隐喻来批判全球化的虚妄，这个内部与外部二元孪生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奢华繁荣的上层世界和一个污浊凄凉的下层世界。

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而随着商品、人力、信息和资本在全球各地快速流通，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泛滥，使得西方群体免疫的全球化水晶宫梦想破灭。在经历了物质财富丧失、精神信仰幻灭以及安全受到威胁之后的人们尝试自我免疫——将自己包裹在“泡沫”中，并在泡沫中进入一种共存式隔离(Ko-isoliert）。斯洛特戴克式泡沫结构中的每一个气泡都以薄膜相互隔绝，薄膜的共享又让它们不得不处于一种共存关系之中。那么，该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呢？斯洛特戴克认为，社会综合机构承担着构造人类共存总体形式的任务，在这种形式下，被隔绝的人也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与多层次的外界空间互动的单元。社会是“不同形式的微球（夫妻、家庭、企业、协会）的集合体，它们彼此接壤，就像泡沫群中的单个气泡一样重叠和分层，彼此之间无法真正接近或有效地彼此分离”。

岛屿是人类试图获得安全、免疫和庇护的产物，斯洛特戴克在“球体三部曲”的终结章《泡沫》（Schäume，2004）中用相当篇幅展开了对岛屿的空间哲学和人类学论述。在他的论述中，人之所以成为人（即主体成形），可以归结为一种“岛屿化”的结果。斯洛特戴克描述了人类文明中出现的三种不同的“岛屿”。前两者可视为现实中被人类科技构造出来的岛屿，而第三种岛屿“人为岛屿”则可定义为使得“人类成为人”（Menschenwerdung）的存在方式。这些人的“主体化”涉及个体交流、群体互动、公共和社会、宗教和政治等领域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在《泡沫》中，斯洛特戴克描述了当代人孤岛式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孤岛式存在的物质载体就是城市中的单人公寓，它作为一个“人为岛屿”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这已然成为现代大都市中的一种个体生存现实。

Peter Sloterdijk, Sphären III, Schäume, Suhrkamp, 2004

彼得·斯洛特戴克：《泡沫》，苏尔坎普出版社，2004年

本文将借斯洛特戴克的《泡沫》中所描述的“共存式隔离”来理解小说《账单待付》中德国社会所呈现的孤岛文化。这种孤岛式的生存状态一方面指的是在全球化的幻影破灭之后，普通人试图维持阶级归属甚至是突破阶级固化、实现上升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阶级坠落成为常态。人们一步步退回到孤岛式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这种孤岛状态可以用斯洛特戴克所描述的“既分离又黏着”的共存式隔离即泡沫式生存状态来描述。泡沫薄膜执行着信息和资源的间隔和筛选，泡沫状态下的人们则处于心灵封闭、人际互动减弱和社会价值感丧失的困境中。马尔克用多元的叙事技巧来塑造这种生存状态：人们在经济困顿以及社会淘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将自身存在拘禁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之中，但又不得不以不同方式与外界保持一定程度的交流。下文将详细论述小说中描述的两种孤岛式的存在。

《账单待付》中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席卷整个欧洲之后。2009—2010年，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当时德国媒体传达出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之间彼此依赖和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削减，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在全球化梦想破灭之时，由自身衰落、财富再分配以及生活方式改变所带来的焦虑集中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身上。

马尔克将她的小说场景设置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一栋以多元性为标志的公寓楼中。公寓的多元性体现在社会阶层、族群和代际三个层面，无论是何种差距，都让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充满了典型性。故事主要是围绕几个单人公寓的住户展开：克拉斯是个心理医生，次贷危机之后他损失了大部分财产，患上了严重的购物瘾，妻子特丽莎把他从柏林夏洛滕堡的豪华公寓里赶了出来，他只能搬进这栋新的公寓楼；体重超标的艾芭是两人的女儿，她总是定期从非洲毒贩“埃及人”那里买一包大麻；靠领取养老金过活的艾尔莎生活相对优渥，有个她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孙子尼古拉；八岁的卢卡斯总是独自一人生活，他的母亲玛努艾拉在困顿中一次次沉沦，最后堕入了色情行业，直至完全消失在儿子的生活中。小说展现了德国社会上层阶级、新老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阶级划分；公寓楼也是多族裔生活的社区，黑人、土耳其人、墨西哥人和德国“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有着不同层次的交集；公寓楼里也生活着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几代人：秉持传统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老一代德国人，价值感淡漠、缺乏情感联系的中青年一代，以及在父母缺席下长大的儿童一代。

斯洛特戴克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单身公寓里的住户——他们多为中下层阶级——随着个体化、分块化和孤立化的加剧，越来越难以与一个更大的单位达成一致，因此丧失权力意志，难以形成决定性免疫优势，维护自身利益。人们在失去阶级意志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保护机制，对自身坠落的现状无能为力。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认为，21世纪以来，以全球化为标志的晚期现代主义时期（Spätmoderne）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一方面，一个以自我发展和个人声望为导向的、由高素质学者组成的新型城市中产阶级（neue Mittelklasse）成为社会领导阶层；另一方面，一个主要由相对贫穷的服务业人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底层阶级（prekäre Klasse）也成型了。传统的中产阶级（alte Mittelklasse）倾向于秩序和安定，处于上述两个阶层之间。约占总人口数1%的社会上层（Oberklasse）是拥有绝对财富的有产阶层(包括大企业所有者、文体明星等)。这种相对固化的阶级归属体现在住户的楼层安排中：克拉斯作为中上层阶层住在最为舒适的二楼；克拉斯的女儿艾芭、卢卡斯以及属于老中产阶级的艾尔莎则住在一楼；属于下层阶级、靠卖毒品营生的“埃及人”则住在底楼。

新中产阶级又被称为学者阶级，这是德国高等教育扩大化的结果，他们既有向上成为社会上层的可能，也有向下跌落的可能，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他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维持个体独特性。克拉斯和特丽莎夫妇就属于这个阶层，两人曾是名副其实的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中产阶级。克拉斯是一个拥有自己诊所的执照心理医生；特丽莎则是出庭律师，同时也在大学任教。两人曾经极为富足，甚至在德国多处置产。克拉斯作为家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听信投资经纪人的谗言做了错误的投资，导致财富大幅度缩水，克拉斯也因此一蹶不振。作为在德国经济腾飞背景下成长起来并受资本主义价值观影响的一代，他们在次贷危机之后，在向更高层级的攀爬过程中缓慢止步，而他们的女儿甚至无法维持他们原本的阶级归属。随着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一家人曾经富足和温馨的生活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曾经的脉脉温情也日趋淡漠。

克拉斯身为心理医生却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无能为力。曾几何时，他开始沉溺于网上拍卖，每周都会收到成堆的版画或瓷器雕像。这些被认为可以升值或保值但实为无用的昂贵货品已经不知不觉让他背负了超过50万欧元的债务。夫妻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面对妻子的指责，他承认自己“懒”。这种“懒”显然是过往富足生活的后遗症，他多少期待着这种“投资”能让他一夜暴富，但那个不必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就能轻松挣到很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克拉斯小心地维持着体面，向周围的人隐瞒他已经债台高筑的事实。他若无其事地继续维持着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刻意营造空闲有产阶级的形象：身着深灰色套装、浅蓝色衬衫，肩上背着“BREE”的网球俱乐部的挎包。克拉斯是新中产阶级中的“异类”，即便日渐贫穷颓废，被迫放弃开车，甚至开不起暖气，但对于到时间拖欠房租的租客，他没有采取任何立竿见影的催债措施，而只是坐等公寓的供暖因欠费而被切断。这些看似笨拙的做法，让他与妻子特丽莎精致、务实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格格不入。

特丽莎衣着高贵，手指纤长，脖颈上透着若隐若现的蓝色静脉，浑身萦绕着名为“鸦片”的香水。她表面教养良好，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实则自私冷血，是个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对丈夫早就没有了感情，始终期待着若即若离的情人的电话——此人明显拥有更好的资金状况和阶级归属。对于克拉斯的心理问题，她漠不关心也不施以援手，而是以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与他切割：将曾经由他挑选的家具和艺术品清除出去；拒绝他使用家中水、洗衣粉之类哪怕分毫的物质资源，甚至以保持距离为由对克拉斯进行心理折磨，主动提出与他分居。来自生活的重重压力，以及最为致命的来自妻子的背弃，使得克拉斯逐渐退出了积极的社会互动，放弃自救，把自己封闭在单身公寓之中，整日与网络为伴，慢慢沉入孤岛式的生活状态之中。

两人的女儿艾芭在底楼的“埃及人”那里买大麻。艾芭是个时常因自己超标的体重被叫“肥艾芭”的问题少女。克拉斯嫌弃自己的女儿并不像妻子特丽莎那样纤细而貌美，反而像极了自己出身低微的肥胖母亲: “像特丽莎这样一个娇小的黑发女人，怎么生出一个金发碧眼、宽臀、脸大如煎饼的孩子呢？当她用又粗又短的手指拿餐具时，指甲都啃光了，克拉斯不禁想起自己在母亲身边做作业的那些下午，想起母亲粗大的红手指搓着相同形状的餐具。”无论是自身所携带的“肥胖基因”，还是因缺乏自控而超标的体重，都已然成为艾芭跌出中产阶级生活圈的重要标志。这种阶级降级的羞耻感，使得克拉斯对女儿心生厌恶。女儿的幼教考试结果是渐行渐远的夫妻二人还能够交流的唯一话题，而艾芭对这场由特丽莎安排的考试一直阳奉阴违。艾芭同样经历多重社会压力：无论是来自父母的厌弃，还是在实习幼儿园以及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严重的言语和身体霸凌，都让她愈发抑郁。而为了逃避这些冷漠与恶意，艾芭早就躲到自己已经散发着臭味的房间里，塞上耳塞，裹在被子里，一次次从被亲人遗弃的噩梦中惊醒。

有着不错退休金的艾尔莎则属于旧中产阶级——经历过战争、有着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作为老一代的艾尔莎有着非常传统和老派的审美，对周围的人有着细腻的关注和真挚的关爱，对患难老友艾瑞卡有着牢不可破的信赖。年事已高的艾尔莎在阿尔茨海默病中迷失了自我，始终无法将断片的记忆碎片复原。作为战后一代，她曾在手工绢花厂工作了49年。她记得每一种布料、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繁复精致和独特的花型，“无论是丝绸还是蜡布，打孔、染色、定型、整理、组装和装饰，工作步骤都是一样的……她知道每一个货架、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板条箱、每一个盒子里的东西，后来还知道了记录剩余存货的索引卡上的数字。花茎按花的种类、颜色、长度和材质分类：金鸡菊、雏菊、菊花、大丽花、小苍兰、非洲菊、剑兰、绣球花、鸢尾花、樱花……”她是如此出色而尽职，一路从普通车间工人升到办公室主管。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艾尔莎对自称“孙子”的尼古拉心存怀疑，但仍然礼貌地以“您”相称，甚至感到了天然的亲近感，会在他来拜访的前一天准备好他爱吃的饼干和小熊糖。她心甘情愿地塞钱给他，不知不觉成为他的提款机。随着病症的加剧，艾尔莎越来越无法正确理解周围的人，她逐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始终用善意和温情的眼光看待他人，哪怕遭遇反感和欺骗，也似乎浑然不知。 

小说也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准下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的孤岛化与其受教育程度及经济状况相关：他们大多无所事事，混迹市井，难以谋生；或是藏匿在阴暗角落里，失去了从故土继承来的姓名，仅得到了一个符号化的标签，从事着各种不为人知的非法营生。

卢卡斯唯一的奢望就是母亲玛努艾拉能够如约给他买一台游戏机，但他更想要的不过是和母亲一起吃一顿晚饭或是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玛努艾拉独自生下儿子卢卡斯后，在面包店做临时工。但这份工作显然无法挣到足够维持自己和儿子生活的钱。为了等妈妈回来，卢卡斯日复一日、小心翼翼地扮演乖孩子的角色。他傍晚从超市抱回被丢弃的水果盒子，无师自通地学会用大小不一、带标签的盒子归置自己的玩具，将自己的作业本也按科目分类，将母亲的衣服按不同种类放好。他也学会了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做饭、洗衣、整理房间，期待妈妈某一天晚上能推开门看到他为她留下的字条。直到他来到玛努艾拉曾经工作的面包店，才知道她已经几周没有上班，到家他还不忘检查妈妈的用品和衣物，当他发现妈妈已经带走必备物品，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遗弃了。在床底留下的钱和玩具是玛努艾拉作为母亲留给儿子的最后一点温情。从此卢卡斯只能独自生活，他每天井井有条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按时上学放学，模仿家长签名，假装一切正常。在得不到关爱的生活中，他在与玩具进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多少获得了一些情感自洽和安慰，但也因此逐渐远离社会，变得冷漠和自私。

作为电影剪辑师的尼古拉终日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艾尔莎面前，自称是艾尔莎女儿乌苏拉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孙子。随后，尼古拉很快陷入了一场与来自墨西哥的摄影师卡米拉的新恋情。卡米拉以市井色情为题，拍摄具有“艺术感”的照片。虽然她同样无法靠自己的艺术梦想谋生，但也因此与尼古拉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他们之间的感情轻松、肤浅而随意。尼古拉身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孤岛状态中：他很难与周围人建立一种稳固而深入的亲密关系。他陷入了一种不停寻找爱又随时准备背离爱与责任的自我矛盾之中。在亲人缺席情况下长大的德国年轻一代往往陷入一种渴望爱而又爱无能的境地。在继父赫尔格找到尼古拉并尝试将他带回自己身边时，两人之间尘封的心结终于打开。当卢卡斯质问赫尔格为何在母亲去世后仍然不肯放弃自己时，赫尔格坦言：“因为我们共同深爱过同一个人。”这一直击心灵的表白使得在母亲与继父亲密的爱情中感到被忽视冷落的尼古拉终于谅解了继父。

而那个在公寓中没有姓名的“埃及人”，在公寓发生火灾之后只剩一具难以辨别的尸体。他曾在艾芭的威胁下长期被迫以低价甚至白送的方式向她提供大麻，与此同时却以之前德国住户“Jürgen Smidkte”之名每月准时付租金，是公寓楼中唯一严格遵守规则的人。而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情节设计则在“埃及人”因酒后辱骂长期压榨他的艾芭“肥猪”后，被意外地推向了悲剧的顶点。不堪受辱的艾芭冲动之下一次次用肥胖的身体撞向已经半昏迷的“埃及人”，并在事发之后逃到了葡萄牙。这场悲剧刚好与公寓楼的火灾重叠，使得关于“埃及人”死亡的所有线索都被抹灭了。于是警察将他的死因不清不楚地归结为帮派斗争。一个失去姓名和身份的鲜活生命似乎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无论是难民“埃及人”们在德国困顿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生活，还是艾芭作为“本地人”对“埃及人”实施的霸凌和剥削，抑或是非法难民毫无保障乃至无关紧要的人生，都成为德国社会问题中族裔冲突的缩微展现。这构成了威胁德国社会安全的一个个危险的隐形炸弹，也许迟早有一天会被引爆。

单人公寓是一种自我圈定的方式，是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共生关系被中止的地方。个人在此展开与周遭环境的共生关系。小说中的公寓楼是这个螺旋式下坠的群体的中心点，一切似乎都在平淡中缓慢地蜕变。德国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则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群在全球化巨大漩涡中被抛离城市中心的人们的孤岛式生存状态：他们或丧失原本的阶级归属陷入颓废，在至亲的漠视中丧失生活的勇气，在经济贫困中走向情感的淡漠、道德的沦丧；或在衰老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带走了德国社会中对传统价值和固有生活方式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层中陷入一种孤独求存的状态，以各自的速度、不同的方式坠落，这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悲观主义氛围。作家马尔克用细腻的笔触、高超的叙事技巧着力刻画了斯洛特戴克笔下那种“共同式隔离”的个人孤岛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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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个人的微小泡沫式的存在愈发脆弱易碎。小说的主人公们作为城市边缘的“个人孤岛”过着斯洛特戴克笔下“泡沫”般的生活。斯洛特戴克将都市中的单身公寓作为全球化时代泡沫式存在的具象形式：“单间公寓的单个居住者是其私人世界泡沫的细胞核。”斯洛特戴克认为，公寓的单个住户的内向性与他们在更密集的联合体（即社会泡沫）中的聚集并不矛盾：相邻的联系和彼此的分离可以理解为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可以说，人们是封闭的，但也是不得不与外界相连的。马尔克用层次多样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隔离、充满距离又相互粘连的关系。一方面，距离感的营造主要通过 “外聚焦”来实现，即聚焦人物行动和感知，避免心理描写，不涉及对人物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以此手法拉开读者与人物、叙事者与人物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则通过人物的有限视角而不是全知视角来构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叙事手法。

第一，小说大多使用“外聚焦”（die externe Fokalisierung）来叙事，用人物对话和行动来刻画人物。这种方法将读者和人物拉开距离，读者仿佛在以观影或观剧的方式来解读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关联。比如尼古拉和他的新女友卡米拉之间的对话：

卡米拉见到了来找尼古拉的继父赫尔格，短短几句对话中，尼古拉的纠结尽数体现：他很清楚继父为什么来找他，虽然继父年事渐高、衣着土气，但尼古拉也绝不允许他人贬低他。他会毫不犹豫地维护继父的尊严，对他的感情无法掩饰。而让尼古拉直面这一关系时，他又选择了逃避。

另一段对话则以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对渐行渐远的夫妻的形象：

特丽莎仍然能够轻松指挥克拉斯，后者显然很难拒绝妻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妻子刚刚要求与他分居，坚持让他搬出共同居住的公寓。女儿艾芭的考试成绩成了两人之间唯一的共同话题，但他们甚至懒得直接问她，只想从对方口中打听消息。之后，克拉斯注意到妻子正在给情人发短信，他仍然努力抑制冲动不将她的手机掷出车窗外。这种不平等到几乎屈辱的情感关系，使得克拉斯坠入抑郁低谷，在诊所的沙发上捱过了一晚。马尔克似乎并不想让读者感同身受，理解她笔下的人物，也不想解释任何事情。但读者仍可以从细节中读出人物的过往、悲喜和羁绊。

第二，小说的叙事者避免对人物展开心理描写，读者看不到叙事者的道德判断或对人物的同情。例如，此处叙事者仅对事件展开不带感情的陈述：

克拉斯在家中摆放家具需要得到妻子的认可，而他“小心翼翼”地将第二个花瓶“默默”地加上去，是他对家居布置的最高权限，这一细节足见特丽莎和克拉斯之间关系的失衡：特丽莎自我、强势，而克拉斯则温和、迁就。两人之间本就存在的交流错位和理解缺失在关系逐步破裂之后更为凸显。这场日趋冷漠的中年婚姻关系，在象征婚姻中曾经有过的温情和妥协的蓝色沙发和花瓶被特丽莎“清理”之后，愈发难以挽回。

在人与人之间这种无言的疏离中，人物内心深处的焦躁、压抑或悲伤难以言喻，无处宣泄，只能在个人生存的孤岛中自我消化。马尔克虽不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会渲染人物可见、可听和可感的事物：

外部世界的嘈杂和人物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形成强烈对比。公寓的墙壁成为外来世界的最后一道壁垒，维护一丝安宁。随着门被打开，受到保护的人重新暴露在外界侵袭之中无处藏身。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这种（共存）形式与不稳定泡沫具有共同隔离的方式，即通过共用墙壁将房间隔开。这就产生了一个老式公寓楼特有的邻里问题：隔音效果不佳，无意中剥夺了居住单元自主的错觉。在社会泡沫中，单个单元为自己争取的孤岛效应因单元堆叠的密度而受挫。”单人公寓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个人生活的免疫外壳和避难所，是这场浓缩悲剧最好的展示场所，但居住于其中的个人并不能完全隔绝与外界的接触，因此不得不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与妻子分居的克拉斯失去了家中汽车的使用权，他每天必须要骑行6.2千米去诊所上班，之后只能躲进诊所厕所沐浴，谎称因运动而大汗淋漓。他的慌乱在助理的注视下无所遁形。而他之所以隐瞒这一切，无非是想保留对生活的最后一点控制权和个人尊严。

马尔克让她笔下的人物在时空的交错中匆匆相遇又很快远离，人物与人物之间往往仅有“听觉”和“视觉”所建立的间接和肤浅的关联。一切似乎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人们在这样一个社区中避免碰面，只是在一定距离的保护下感知他人。独处的艾尔莎有着相当敏锐的听觉，她“听到客厅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他好像在拧什么东西……她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进了卧室，然后是浴室”。对人际交往充满抗拒和恐惧的艾芭，对新邻居尼古拉的好奇之心可以在窗帘后的窥视中得到满足。这种无声的关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交流，营造出一种充满距离感的孤寂氛围。马尔克避免使用心理描写，却渲染人物的感官体验，这种一抑一扬的写作方法，在避免对人物展开道德和价值批判的同时，又使得读者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

第三，小说用有限人物视角构建人物关系和塑造人物。在聚焦某一人物的章节中，马尔克让这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不经意地邂逅，以有限人物视角展现后者的外貌、性格和行为方式，逐步完善人物塑造的全图谱。这种有限人物视角叙事，一方面避免了全知视角惯常携带的道德和价值判断，营造出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让读者以抽丝剥茧的方式了解人物的各个层面,让人物塑造不再是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多元且相互补充或印证的立体视角。借克拉斯之眼，读者证实了对于艾尔莎罹患老年痴呆的怀疑，而她动作的迟缓程度以及行为细节则透露出她的年龄和病情：

见到玛努艾拉的第一眼，作为资深心理医生的克拉斯就断定她患有双向情感障碍，而对于这一病情，读者在玛努艾拉与卢卡斯的日常相处中是看不出来的。玛努艾拉在卢卡斯身边时，似乎是一个普通和平静的母亲。而在克拉斯眼里，她发黑的牙齿，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防御姿态，足以说明她的精神问题在逐步恶化，并没有如她自称“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透过卢卡斯的视角，读者得以了解艾芭性格中的其他方面：为了让痴呆的艾尔莎高兴，艾芭坐在她的餐桌旁喝茶，接受了艾尔莎给她安排的角色——被遗弃的卢卡斯的妈妈。她很享受这种久违的亲情，哪怕这只是一场虚假的角色扮演。卢卡斯则冷酷地拒绝了艾尔莎的茶和点心，他只想要可乐和水。面对这个艾尔莎为安慰他找来的“假妈妈”（艾芭），他厌恶地称其为“金发胖子”。

小说接近尾声时，卢卡斯目睹艾尔莎被抬出公寓的场景则让读者窥见卢卡斯日渐冰封乃至坚硬的内心。当艾尔莎躺在担架上时，两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四目交流：“斯特雷姆太太（艾尔莎）看着他。卢卡斯想把目光移开，但还是看了看。她的手在银色的覆盖物下抬了起来，一个小丘在边上拱起，她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他……其中一个男人向她弯下腰，她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卢卡斯）想了想，低头看着地面，盯着雪，蓝色的，走了，蓝色的，走了，很快就过去了。”卢卡斯似乎已然忘记了艾尔莎对他日复一日的宽慰，那些用小袋子包装好的巧克力和糖果，以及那些为了安慰失去母亲的他而营造的温情场景，如今他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一场尴尬的对视。最终，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们都只是偶尔相遇的“熟悉的陌生人”。任何人都不会帮助和关怀其他人，每个人都孤僻而冷漠地在自己的生活中漂泊。这些个人“泡沫”助长了极端个人主义，使得社会更加趋于分裂和碎片化，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离心倾向凸显。如斯洛特戴克所说：“在球形学的意义上，‘社会’形成了狭隘的泡沫。这种表述尽早阻断了群体对‘社会’存在的幻想：即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个体可以融入一个包罗万象的超球体。”“超球体”梦幻的破裂与个人“泡沫”的生成描述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其具象表征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既黏着又被动或主动隔离的状态。

马尔克用细致入微的行动、对话、感知和叙事勾画出一群被边缘化的人们如何在孤岛般的生活现状中自处，又如何不得不与外界维持一丝肤浅、片面、纠结和虚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虽然很难看到叙事者的态度、判断和同情，但却在不知不觉中与每一个人物共情，触摸他们的悲喜和羁绊。在这个冷漠的微型社区中，读者仍能拨开硬壳，感受人物表现出的些许忧伤、无奈和温度。这是马尔克用其举重若轻的叙事技巧所营造的既疏离又温情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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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使得德国面临价值体系崩盘和社会财富流失的重重危机。小说中出现的夏洛滕堡威尔默斯多夫（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和新克尔恩区(Neukölln)是一对关于阶级固化和坠落的隐喻。克拉斯和特丽莎两人曾住在位于夏洛滕堡威尔默斯多夫区的豪华公寓中。夏洛滕堡周边自18世纪以来就是皇室成员的居所，在当代则发展成为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中上阶层成功人士的居住地。相比而言，新克尔恩地区则从18世纪以来就是安置波希米亚宗教难民的安居地，时至今日，也是柏林地区移民比例最高和犯罪率较高的问题区域。近一百年来，此地在柏林的区域规划中作为移民和难民“安居地”的定位并未发生改变。克拉斯和特丽莎在夏洛滕堡住的是面积很大的家庭套房，阶级降级之后的克拉斯搬入了新克尔恩的单身公寓。从两地的历史来看，似乎也暗示了德国的阶级固化问题难以克服，而阶级坠落则是首先从居住地的降级开始的。

斯洛特戴克认为，公寓楼除了是生活的场所，还隐含着气候调节器的作用。“温度”是这个生存孤岛上的关键词，它保证里面居住的居民能够抵御寒冷，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干扰，保有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而凛冬降临，在公寓楼欠费、租户的暖气被关停的情况下，这种缺乏温度的境地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事实，也是冰封的人际关系和冷漠的人物内心的投射。因欠费无法给房子供暖的破旧公寓楼里，寒冷成为瓦解旧公寓的摧枯拉朽的力量：

新式数字温控暖气和老式暖风机成为一组对比鲜明的隐喻。数字温控暖气在欠费时可以被无情地统一关停，而克拉斯在极寒天气下仍能打开老式暖风机。虽然这最终导致了公寓楼的火灾，烧毁了一切体面、假象和谎言，但也带来了温度回转的契机：克拉斯与特丽莎重新走到了一起；小卢卡斯在被警察发现无人照看后，被送到了身患严重糖尿病但慈爱的外公那里；尼古拉与有产阶层的继父和解，在他的资助下开始了学业，将成长为新一代的知识中产阶层。在这一个个向好的故事走向中也隐藏着悲剧的伏笔：艾芭在冲动之下杀人的秘密也许终会被揭晓；在火灾之后丢了半条命、失去了“假”孙子尼古拉的艾尔莎也许再也不能独立生活了；克拉斯仍然陷于网购成瘾的困境中无力自拔，在“恭喜您拍到了这一件货品”的提示音中持续沉沦。那个在火灾中只留下了一具尸体的“埃及人”也宣告着这个全球化多元文化社区的崩溃。作为一个平行社区中的异类，“埃及人”像是正常程序中的“病毒”，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清除掉了。而在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下，“成功者”为保全利益愈发理性、贪婪和狡诈；而“失败者”也因经济的困顿、自身获得资源和地位的能力衰微而逐渐失去了积极生活的意愿，逐步退回到自己的狭小公寓中去。人们不禁要问，晚期现代主义时期的人际关系之中是否还有同情、责任、关爱和慈善这些情感，追逐名利和阶级分化是不是几乎驱散了人与人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

斯洛特戴克认为，单身公寓里的住户们在全球化时代逐步失去了对上帝（宗教）的信仰，也很难与另一个亲密主体保持关联，而是逐渐进入一种世俗个人主义的“自我配对”（Selbstpaarung）状态，即“将个人与自己配对——个人作为始终未知的他者自我，被赋予了绝对剩余的角色……他只要把自己看作显性个体和潜在个体的结合体，就足以知道对自身潜在性的探索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内容”。而单身公寓里个体的“自我配对”使得主体化（Subjektwerdung）的方式降级为“双手可及的范畴、保温的范畴和情欲转移的范畴”（chiro-, thermo- und erototopische Eigenschaften），个体将很难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逐步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在单人公寓里沉沦。小说中，对克拉斯来说，没有网络的煎熬程度远远大于与女儿和周围人几乎“零交流”的现实。在搬到公寓楼的第一天，早就沉迷于网络的他近乎失态地在女儿房门口咆哮，要求她立即将网络密码交给自己，对长久未见的女儿的生活状况却不闻不问。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电话和网络）确保了单元在可靠地履行其作为绝缘体、免疫系统、舒适度和距离提供者的防御功能的同时，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空间。”这种对电信和网络通信的过度依赖虽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实时交流的机会,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隔阂也因此变得更加难以克服：“电信技术正在加速心灵生命的消亡。”电信技术所营造的网络空间仅仅给予人们一种拥有获取信息自由的假象。在数字化时代，这种共存式隔离的泡沫用技术和幻象将人封存起来，但通过泡沫膜执行着高度制度化的选择，并构建着越来越小的信息圈。这使得克拉斯逐渐沉迷于网络购物难以自拔，也让艾芭足不出户，不再与周围人有任何情感沟通。这种在信息选择和隔离下形成的新形式的“自我配对”使“孤独”成为当代德国人生存状态的最佳注脚。马尔克小说中孤独的主人公们独自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漂泊，无视左右，渐渐消逝在时代的漩涡之中。

小说以对无数微小细节的刻画展示了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场全球化危机中的蜕变，如艾尔莎经历了从老一代手工制造逐渐进步到机器生产的历程。而全球化时代工业资本的持续外移使得德国传统的手工业、工业、制造业的体力劳动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减少。资本在全球化时代以更加极端的方式追求高利润，塑造了德国作为“世界出口冠军”的辉煌，但这也使一些讲求品质的本土企业难以为继：服饰和手工艺品的用材从丝绸、蜡布降级到聚酯纤维；曾经古老的品牌家具让位给“宜家”这样的全球连锁商；人们慢慢接受了从手磨咖啡到速溶咖啡的变化。所有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消费快餐，让有着悠久工业传统、以工匠精神著称的老一辈德国人无所适从，也让那些逐渐遗失的传统道德、情感纽带和优雅的审美趣味，随着老一辈的逝去再也难以回归。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家马尔克从个人孤岛这一微观层面刻画了在全球化浪潮下饱受冲击的德国民众的众生相，试图揭开在这宏大的、进步的社会图景背后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她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悲观的基调：一种全球化，即全球金融危机，给被社会淘汰的一部分中下阶层人群带来了难以逆转的伤害；另一种全球化，即难民和移民的流转，也给德国社会埋下了一个个隐形的炸弹，或将导致多元文化社区的崩溃。当然，小说中也预言了像尼古拉这样更多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将在危机中崛起并获得社会主导权。所有这一切或许只是人们在经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时面临的阵痛，这场变革也许将酝酿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雷克维茨所定义的“独特社会”。而对危机中的某一个普通人来说，她/他难免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座孤岛，甚至是一粒陨落的尘埃。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仅用作学术交流。）

作者简介

薛原，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德语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曾主持多个国家级研究项目，完成多部专著和译著，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