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后代》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诗作，分为3个部分，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兼具历史批判性和未来指向性，深刻反映了20世纪的动荡与人性的复杂性。

《致后代》有声书封面 

诗歌第一部分以鲜明的现在时态铺陈，开篇即以第一人称发出的深沉感慨“的确，我生活在昏暗的时代”为整首诗歌奠定了基调，搭建起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布莱希特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两幅鲜明的公民群像：一类是无知且天真的旁观者，他们对周遭的险境麻木不觉，犹如“尚未收到那可怕的消息”。他们关于树木的谈论暗示着对暴行的漠视和沉默，无意识中成为了恶行的共犯。另一类则是内心抗拒政权却被迫妥协的人，而布莱希特将自己置于这一群体之中。他内心充满了质疑，为何自己尚能维持基本生计，而他人却在饥饿中挣扎，通过反问“我怎能下咽？如果我所食之物夺自饥民之口，我所饮之水取自渴者之手？”他深刻剖析了内心的愧疚与自责，展现出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与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在这一部分结尾处引用“古籍”中关于智慧的定义，进一步深化了诗歌的哲学维度。这些“古籍”不仅包含古希腊哲学与圣经新约，还隐含“东方智慧”。对于布莱希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无疑是璀璨明珠，其中道家哲学对其影响尤为深远。1920年9月15日，22岁的布莱希特从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说《王伦三跃》(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间接接触到了道家哲学的“无为”思想。有趣的是，“古籍”一词的题法（das alte Buch）在《王伦三跳》中也曾多次被提及。这部小说诞生之时正是德国掀起道家思想研究热潮的时代，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说，老子几乎成了一位“时髦的哲学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基督教正走向衰落，欧洲急需来自异域的宗教替代品，而老子的“无为”“守弱曰强”等思想对基督教徒来说易于接受；另一方面则在于20世纪初，工业的急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老子追求内心宁静，超脱外物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代人的需求。在朋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的推荐下，布莱希特阅读了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道德经》，惊叹“老子与我是如此相似”。在这之后布莱希特系统接受道家等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获得文学创作灵感，从此中国哲学思想伴随布莱希特一生的文学创作，创作了《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老子在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等不朽名篇。在流亡时期，布莱希特更是将道家思想视作一种“生存策略”(Überlebensstrategie)，在这种“生存策略”的指导下，布莱希特总能及时地趋利避害。尽管如此，在这样“昏暗的时代”下，布莱希特深感行事维艰，难以践行这些“智慧”的原则，不禁再次感叹“的确，我生活在昏暗的时代！”。 

诗歌的第二部分全然沉浸于过去时的叙述之中。布莱希特回顾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岁月：“我于混乱时代来到城市”。该诗句让人联想到他在1920年写下的早期作品《可怜的B.布莱希特》 (Vom armen B.B.)的第一诗段：“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来自黑森林。/我的母亲把我带到城市/那时我还在她的肚子里。而森林的寒冷/将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的消逝。”(Ich, Bertolt Brecht, bin aus den schwarzen Wäldern. / Meine Mutter trug mich in die Städte hinein/ Als ich in ihrem Leibe lag. Und die Kälte der Wälder/ Wird in mir bis zu meinem Absterben sein. )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在布莱希特早期作品中反复出现。在《城市的丛林中》(Im Dickicht der Städte)，为了表现资本主义大城市里人的异化问题，布莱希特借用了《道德经》的“水”的象征，借伽尔伽(George Garga)之口传达“柔弱胜刚强”的哲理：“我见书上说，柔弱的水能淹没整个一座大山。”(Ich habe gelesen, dass die schwachen Wasser es mit ganzen Gebirgen aufnehmen.)在魏玛共和国社会动荡，革命风起云涌时，布莱希特也加入其中，“于动荡时分跻身人群，与他们并肩反抗。”1933年，布莱希特被迫流亡海外，坚持反法西斯创作，成为了纳粹政权的“眼中钉”，他讽刺地写道，自己对统治者而言是个威胁，调侃统治者失去他的批判后反而坐得安稳。 

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时，布莱希特竟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您定会发笑，是《圣经》！”(Sie werden lachen, die Bibel! ) 更为精妙的是，布莱希特在第二部分的创作中同样匠心独运，在这一部分反复使用 “我就这样度过尘世的岁月”（So verging meine Zeit, / Die auf Erden mir gegeben war.）这一句作为段落结尾。该诗句巧妙化用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7章中耶稣祷告的经典句式：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Ich habe dich verherrlicht auf Erden und das Werk vollendet, das du mir gegeben hast, damit ich es tue.）在这段祷告中，耶稣举目望天，深情地诉说自己在地上已荣耀了天父，已成全了天父所托付的事。布莱希特在诗歌这一部分中回顾自己的过往，四次重复了“我就这样度过尘世的岁月”这一诗句。这一重复既强化了诗歌的仪式感，也表达了布莱希特对自身命运的沉思：他既是历史洪流中的见证者，也是无力改变现实的参与者。这种对个人生命与时代命运的双重感慨，使诗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 

诗歌第三部分转向将来时，开篇即以“你们，从洪流中涌现/而我们早已沉没”这一对比鲜明的诗行，通过“你们”与“我们”两种人称的交替使用，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与未来的深刻对话。在这里，“你们”象征着逃离昏暗时代、满怀希望的新一代，而前两个部分的叙述者“我”则扩展为“我们”，代表着那些亲身经历过动荡与不公的前一代，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此外，洪流的意象贯穿全诗，不仅象征时代的暴虐，也蕴含布莱希特对历史变迁的哲学思考。他在其后期诗歌集《布珂哀歌》中的名篇《读贺拉斯》(Beim Lesen des Horaz)中曾写道：“即使滔天洪水，来势汹汹/亦不能发威长久/浊浪滚滚/终有一天也将偃旗息鼓/历久弥坚者/能有几多！”（Selbst die Sintflut / Dauerte nicht ewig. / Einmal verrannen / Die schwarzen Gewässer. / Freilich, wie wenige / Dauerten länger!) 洪水虽强，但终归于宁静，时代的洪流总会消退。当后世从时代的洪流中涌现，面对过去的历史。布莱希特提醒后世不要轻易批判当时人们的“软弱”，面对纳粹极权的肆虐，许多人已无力抗争。正如诗中所述：“我们换国家比换鞋还要频繁。”布莱希特的流亡经历并非逃避，而是为了寻找新的抗争方式。他以笔为剑，通过文学揭露真相，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Max Beckmann：Die Nacht （1918/1919）

《致后代》以未来为名，却深刻描绘了布莱希特那一代人的艰难与抗争。这首诗因其对艰难岁月和失败斗争的哀叹而接近于哀歌，但与传统哀歌不同的是，《致后代》也含有乐观的成分。因为“洪水”终将退去，而那个“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帮助的时代”必将到来。在黑暗中布莱希特高声激励着正在奋力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人们，为他们带去未来的希望，身处昏暗，心向光明。 

《致后代》不仅是对昏暗时代的控诉，更是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布莱希特的个人经历、哲学思考与历史批判完美结合，警醒世人：任何时代都不应忽视人性在压迫中的挣扎，也不能遗忘那些为正义而战的灵魂，并期许人与人能彼此扶持。《致后代》中尖锐的批判、深远的哲思和真挚的祝愿使其成为了独树一帜的警世之作。

Andreas Dress：Zu Bertolt Brecht An die Nachgeborenen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