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回顾 | “德法之间：差异、碰撞与交融”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4年11月2日，“德法之间：差异、碰撞与交融”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白云山校区行政楼第一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分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徐畅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徐畅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李永平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李永平研究员在题为《从德法视角论托马斯·曼的“市民性”》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市民性”是托马斯·曼思想和小说的重要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托马斯·曼。众所周知，托马斯·曼是从批判唯美主义和波希米亚艺术家开始寻求市民性的。唯美主义以法国为重镇，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将艺术与生活截然对立，评判艺术的标准，只能是“美”，而不是伦理。波希米亚艺术家，主要是巴黎左岸拉丁区的一群艺术家，在托马斯·曼看来，他们不过是唯美主义的“追随者”，穷困潦倒，放荡不羁，热爱艺术，以为只有艺术创造和“天才”，才是真正的生活。托马斯·曼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艺术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并将“伦理”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非市民化”的时代，他在德国市民传统中，重新看到了生活与艺术，艺术家与市民的统一。他将二者的统一视为市民性的特点。不仅如此，托马斯·曼还从市民性生发出了“中庸”的思想，认为只有作为中庸的市民性才是合乎人性的，并将其等同于德国人的基本特征。
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
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在题为《德国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斯达尔夫人的<论德国>》的学术报告中认为：斯达尔夫人的《论德国》是一部在得天独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的著作。该书对德法两国的文化差异、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文学做了深刻而独到的论述，德国人的诗哲民族形象由此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该书揭示了德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政治自由的缺失，如普、奥两大邦国的特殊国情。该书对德国进行了全景描绘，对后世的德国叙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堪比《日耳曼尼亚》和《菊与刀》。
中山大学中文系范劲教授
中山大学中文系范劲教授在题为《世界文学史中的德法之争》的学术报告中，勾勒出世界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国家形象，透露了一种世界秩序规划，而德法精神对立成为欧洲内部主要结构。德法矛盾源于理念冲突。在19世纪初的德国史家眼里，德国的历史主义以个体性、民族性为导向，而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崇普遍理性、世界主义，两者分别代表了现代和传统，它们的对抗即为新时代的“古今之争”。到了1916年，特洛尔奇仍然把西方精神等同于法国的“1789年理念”，德法之争实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种西方/非西方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晖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晖副研究员为会议带来的学术报告是《从塞纳到莱茵——中世纪盛期法国对德国的文化及文学影响》。他将德法两国的文化交流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中世纪，分析了中世纪盛期（1170-1300）法国宫廷文化及文学对德国施加影响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和地理路径，强调了十字军东征在德法文明交流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突出了骑士精神作为共同体意识基石的历史角色，并详细介绍了以弗里德里希·冯·豪森、兰普莱希特神父、康拉德神父、海因里希·冯·费尔德克、哈特曼·冯·奥埃、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和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为代表的德国宫廷诗人在借鉴法国文学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钩沉出诸如《亚历山大之歌》《罗兰之歌》《依尼亚特》《埃雷克》《伊维恩》《帕西法尔》《特里斯坦》等一系列中古高地德语文学中的法国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杨稚梓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杨稚梓助理研究员的报告《<腓特烈和大同盟>中的德法形象》分析了托马斯·曼“一战”初期散文中腓特烈二世的形象的变化，认为相较于《战时思想》中更贴近传统中“老弗利茨”神话的腓特烈二世，1914年底的散文《腓特烈和大同盟》中的同名主角形象更为复杂矛盾，兼具理性和魔性，融合了文人/女性和士兵/男性的气质。腓特烈及其对手的对立关系中，暗藏着因具有复杂人性而无法被定义的德国和东西方偏激刻板印象之间的对立。这一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曼战后提出的德意志中庸之道及“人文主义共和国”等文化政治理念的形成。
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院陈敏教授
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院的陈敏教授着重分析了法国文学对维兰德仿东方创作的影响：由于1800年前后几十年，德国及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科学与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东方对欧洲更具遥远又熟悉的吸引力，作家们竞相创作仿造东方故事风格或假托为东方作品译作的虚构叙事，形成“仿东方故事或小说”的潮流，从法国蔓延至英国和德语地区。维兰德在此潮流下创作了《金镜》《欧伯龙》和《金尼斯坦》等作品。该报告围绕《金镜》的文本特点，阐释这部小说一方面套用东方叙事风格，另一方面凸显出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思想深度。在新人文主义思潮下，维兰德通过这种仿东方的创作模式，运用作为“他者的”东方形象寻求补充和扩展启蒙运动批判维度，为德意志地区的政治环境、政治发展讨论理想的框架和模式。这些“仿东方”作品中展现出的矛盾、质疑、讥讽书写了维兰德站在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汇处，于政治保守的君主主义和激进强调个人自由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
复旦大学德语系李双志教授
复旦大学德语系李双志教授带来了报告《帝国与酷刑：卡夫卡<在流放地>中的法国潜文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写于1914年，发表于1919年，向来被视为卡夫卡关于技术、法律、正义、暴力和写作的极致幻想之作。这个文本其实内嵌了与法语文学相关的潜文本。小说中的军官以法语为沟通语言，暗示这个流放地的原型是关押政治犯的法属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关押德雷福斯的魔鬼岛。而小说中的核心意象酷刑机器则源自法语颓废派小说《秘密花园》中的酷刑叙事。后者也受德雷福斯事件触发，展示了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的所谓酷刑文化中得到的感官刺激。卡夫卡在自己的作品中挪用和改写了这个前文本，既流露出对殖民地异托邦的暴力想象，又通过机器反噬军官的情节对这种东方主义迷思进行了嘲讽，也对殖民暴力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表达了具有超前意义的文明忧思。
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唐洁副教授
在报告《法国“仿东方故事”对德国艺术童话的启示与影响——以维兰德<金尼斯坦>为中心》中，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唐洁副教授以童话故事集《金尼斯坦》为例，探究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先驱维兰德对法国“仿东方故事”的借鉴与改写。维兰德在原故事基础上，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了艺术加工，不仅承袭了法国童话中的奇异幻想与美学特质，还融入了深刻的理性思考、道德启示和社会批判。维兰德在推动德国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对德国艺术童话的发展赋予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姜雪助理研究员在线上做了题为《本雅明的法国文学批评与知识分子观》的学术报告。报告梳理了本雅明在法国文学批评中形成的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反思，重点分析了本雅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及其法国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评判立场。报告指出，德法视角的切换让本雅明通过法国反复对观魏玛德国的文化危机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衰落，并判定德国知识分子已无法维持最终会滑向顺应主义的无阶级和超越阶级的幻想。在本雅明知识分子观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论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潘丹副教授
在接下来的圆桌论坛环节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潘丹副教授作为第一圆桌论坛引言人，在报告《从利益制衡到探寻热忱——斯塔尔夫人的德意志转向》里指出：在探索法国如何在近代转型之路中“实现自由”时，斯塔尔夫人最初将探询的目光投向英国，这主要受到其父内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在孟德斯鸠笔下，英国的宽和政制，即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制衡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令自由的实现得以可能。但英国的路径无法在法国复制：法国社会是由更加彻底的原子化、均质化的个体所构成的，不具备利益制衡的社会共识基础。在这样的社会境况中藉由制度来制衡利益、进行社会整合，结果是拿破仑的个人意志支配了制度，导致共和覆灭、自由窒息。与拿破仑的冲突令斯塔尔夫人体会到，自由的获得不是单靠外在的制度可以完成的，并在流亡欧洲之际从德意志浪漫派汲取思想资源，对l’homme intérieur 与l’homme extérieur进行辨析：前者（卢梭/德意志浪漫派）主张将道德的根基追溯至内在的nature与天良，以热忱（enthousiasme）作为探寻自由的源动力；而后者（观念学/拿破仑）则更注重藉由外在的制度与习俗来引导激情，调动智性权衡利益，由此形成道德。二者的区别呈现出nature与moeurs的张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卢铭君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卢铭君教授首先回应了潘丹老师的圆桌议题。她从歌德翻译斯塔尔夫人文章《试论文学作品》着手，论述了歌德时代的世界文学理念中翻译、报刊和沙龙的作用，考察了19世纪初魏玛文学公共场域的形成揭示了该理念中的市民性。
北京大学德语系长聘副教授胡蔚
北京大学德语系长聘副教授胡蔚老师的发言首先围绕“歌德与法国”的命题展开，简要概述了法国文化对歌德生平和文学审美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以法兰西比较学派代表人物F. Baldensberger代表作Goethe en France（1904）为依据概述了法国文化界在19世纪对歌德的接受；为了回应圆桌议题，胡老师继而介绍了斯塔尔夫人与歌德的交往细节以及《论德国》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获得的迥异评价，以说明接受的过程既是视野的融合，也是视野的碰撞。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王凡柯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王凡柯副教授借潘丹老师关于斯塔尔夫人的研究，展开详谈斯塔尔夫人与海涅在浪漫派问题上的分歧及其背后的黑格尔程序。事实上，海涅在流亡巴黎期间发表的关于德国宗教和哲学历史的论述，除了针对《论德意志》中在海涅看来关于德意志浪漫派的错误见解之外，另一目的还在于延续黑格尔关于德国的特殊变革进程，即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内在智识革命的同质性，这些“广阔而稳固的唯灵性”如何促进外在政治生活改革的内心取向。另外，斯塔尔夫人的浪漫派批评事实上可以视为一种作为“钦佩”的激情，即作者本人所言“在天才之后，与之最为相像的是认识和钦佩天才的能力”。
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毛明超
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毛明超在发言中谈及斯达尔夫人对“外向之人”与“内向之人”的区分，与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凸显出的德意志思想之内向性与精神性有异曲同工之妙；19世纪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如毕希纳、海涅、马克思等人的政论性著作，包括马克思与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等，值得进一步关注。而吕西安·费弗尔在二战爆发前写就的《莱茵河》一书，描绘了莱茵河连接德法、消弭民族矛盾的愿景，在今天依旧具有高度的现实性。
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珏老师
第二圆桌论坛引言人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珏老师探讨的是《戏剧中的主权者——格吕菲乌斯与博丹》：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家格吕菲乌斯四部悲剧《列奥五世》《卡塔琳娜》《被弑的国王》和《帕皮尼安》的创作背景是民族国家的崛起、教会的分裂和德国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权力争夺。权力的不明晰让祖国陷入了政治和信仰的分裂危机。为此，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中通过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编排以及呈现不同政治派别对事件的辩论和探讨，明晰权力的内涵和归属。同法国哲人博丹一样，格吕菲乌斯关注的不是最佳政体形式，而是施米特所谓的例外状态下“权力的归属”。在例外状态下，格吕菲乌斯和博丹都诉诸主权。二者均认为，只有主权者才能摆脱政治和信仰危机，弥合国家分离，重塑国家秩序。
北京大学德语系谷裕教授
北京大学德语系谷裕教授针对王珏老师的议题，提出了“欧洲视野”概念。例如“西欧”就可以将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都囊括进来，这些地区的边界均与语言区域的边界重合，所谓“德国”在历史中很长时间是不存在的，这个概念会对讨论造成极大误导。从中世纪到人文主义时期，在欧洲范围内长期使用拉丁语交流，德国宫廷与市民阶层也以是否将德语作为通用语构成一组对跖。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建制与中国不同，其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奠定了它的文化基调。巴洛克时代则从17世纪一直延伸至18世纪中叶，而当今学界过于重视18世纪所谓的“德国文学”，这将严重割裂“中世纪-巴洛克-启蒙主义”贯连起来的德语文学史的完整脉络，同时还会因批判视角的偏狭而导致种种误解。那么，浮士德研究就应从18世纪向前延展到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以便更加完整地理解浮士德在欧洲大传统中的文学渊源。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的冯亚琳教授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冯亚琳教授在此次会议上深入思考的是1933到1940年的流亡文学，这是德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尤其是福伊希特万格（Feuchtwanger）1935到1940年间创作的小说《流亡》，需要特别关注。冯老师认为，从本次会议的主题出发，有两个问题值得挖掘：一是家园主题，二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作家一方面为失去的家园献上了一首挽歌，另一方面试图在艺术和政治之间找到某种合题：艺术不再是为了艺术的艺术，而是能够干预日常事件的战斗的艺术，从而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来。
武汉大学文学院涂险峰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涂险峰教授对王珏老师提及的格吕菲乌斯戏剧《被弑的国王》进行了多维解析。他认为《被弑的国王》富有抒情性、诗意性、雄辩性和宫廷色彩。作为对已知历史事实的表现，该剧摒弃了悬念手法，淡化了情节性而加强了对话性。该剧围绕弑君话题，让各种角色、力量展开激烈争论，构成观念冲突的张力。戏剧还调用各种超自然、超时空和异质性的戏剧元素，构成巴洛克式的艺术张力。巴洛克式的张力及其怪异风格，预示着后来的现代主义。该剧还遍布着与《圣经》的互文关系，藉此将被弑君主比拟为殉道者，并对弑君者假借神圣名义来施暴作恶进行了反讽。作品富有值得玩味的精彩细节。此外，该剧维护王权的意识和奇异的巴洛克风格，与法国古典主义可堪比较。
南京大学德语系卢盛舟副教授
南京大学德语系卢盛舟副教授作为第二圆桌论坛与谈人指出，王珏老师报告中重点论述的格吕菲乌斯巴洛克悲剧中的主权、君权问题，在1796-1820年间欧洲国家学说理论框架内，得到了延续、发展与演绎，同时其中也折射出一种“德法之间”的政治张力：根植于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追随18世纪自然权利学说和理性主义的机械国家观，和德意志浪漫派以青年黑格尔、亚当·米勒为代表人物的有机共同体观念，后者对德意志在19、20世纪的历史发展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
合影
新媒体责任编辑：张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