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架构

段落节选

《真实感受的时刻》中，汉德克借由科士尼格的书信所展现出的“叙事”行为，是主体在面对虚无时间的循环时，通过想象用语言重塑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为主体观察和反思自我提供场域的一种游戏行为。这种游戏行为的创造力在于，叙事游戏打破了原本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与空间结构，将四年后科士尼格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语言上的阐释和认知放在当下的科士尼格面前，为他寻找自我存在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提供了参照物：如果逃避和暴力无法奏效的话，叙事或许可行。这同样也是文中站在语言制高点上的作家一直以来对科士尼格的劝诫。

但是文本并没有真正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汉德克在60年代的文本中尚且质疑语言表达事物本质的能力，而70年代时却在尝试叙事行为的同时，对主体借助语言触碰事物本质与真实的能力抱有信心，尽管这个“信心”打了折扣？如果说叙事是主体通过语言把握自身存在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对自身存在以及对世界的一个整体性认识的话，那么这个叙事行为永远只能在事后才能进行。而且这种对于整体性的追求，同样也意味着汉德克此时把“过去”放到了存在本源的地位之上。回到过去或者说归乡之旅（Heimkehr），就成了汉德克此后作品几乎不可避免的主题之一。汉德克在其归乡三部曲《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去往第九王国》，与《儿童故事》（Kindergeschichte, 1981）以及他的剧作《过村庄》（Über die Dörfer, 1981）都将归乡作为叙事的目的。“故乡”从隐喻的层面上将“过去”变成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源头，指代已然消逝或者说被遮蔽的世界本质。而回到故乡正是主体“退行”过程中自我解构的目的。《真实感受的时刻》中科士尼格的“退行”最终落脚到叙事游戏之上，这意味着汉德克至少在70年代时，仍然秉持着伽达默尔的观点：主体可以从叙事游戏中获得审美体验。

——节选自第1章“《真实感受的时刻》——语言危机与被暂停的时间”

僧侣山的纸牌游戏是洛泽每个月定期参加的社交聚会，有详细的规则，有固定的可以轮换的地点，有确定的参加者。谁是游戏的参加者，谁是这一场游戏的旁观者都有明确的规定（参见CS, S. 81）。这种用来打发时间的社交聚会，对于洛泽来说是一个可以通过模仿习得固定行为模式，并将之延伸到日常行为的游戏。“纸牌游戏”对于洛泽而言，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开放的土地”（das offene Land），而纸牌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将普普通通的碎片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游戏的空间———纸牌桌此时正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它在游戏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颜色、气味以及语言穿过棋牌室的边界，扩散都“周围的国家”（Umland）（参见CS, S. 82）。“纸牌对我来说就像我的理想状态（Ideal）一样，它是一个可以让我展现、添加色彩的国土，最关键的是，在这片国土之中，我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CS, S. 83）由此可见，纸牌对于洛泽来说，其关键功能首先体现在游戏能够为他创造一个“整体性”，可以将互相隔离分散的个体组合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的严肃相对立的世界。洛泽第一次玩纸牌的过程对应的是室外的葬礼。游戏创造的“开放性的土地”，指的就是这种可以打破与摆脱现实生活中严肃的责任与约束，自由表达自我的场域。这正是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社会学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1917）一书中对游戏作为社交聚会基本机制的功能方面的阐述：“现在所有的这些都脱离了原本生活的轨道，抛弃了原本附着这生活之严肃的物质，从自身出发做出决定，选择或者创造它可以证明自己和以纯粹的形式展现自身的对象；游戏就获得了欢乐，以及与单纯的玩乐不同的象征意义。”所以说纸牌这种社交游戏之所以能够给洛泽带来快乐，不仅是因为游戏为洛泽创造了暂时摆脱日常生活轨迹，获得自由的机会。游戏同样也为洛泽创造了一个源于现实，但是又脱离现实的“理想社会的缩影”（Miniaturbild des Gesellschaftsideals）。所以洛泽在这个空间中不仅可以自由地尝试阐述与他者之间的交流，而且能够“言简意赅”地表达自我。洛泽在游戏的世界之中，获得了理想中的存在状态，因而会产生游戏的乐趣。而且这种乐趣并不是简单的玩乐，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满足，因为他在此刻得以摆脱外在先验秩序对自身存在的束缚，能够与游戏的其他参与者建立关联，模仿与塑造现实生活中与他者之间的联系，获得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整体性认知。这个认知体现在洛泽最终能够用语言明确地表达自我。所以

说洛泽的游戏，能够以一种合适的形式，再现现实生活的严肃，给予游戏参与者认识世界整体性和发现新的生存方式的可能性。

——节选自第2章“《痛苦的中国人——“门槛状态与被清除的时间”》”

对语言的讨论一直是汉德克从60年代开始追寻的母题：语言究竟能不能表达事物的本质？主体究竟能不能通过语言来实现自我的当下存在？按照利科的观点，人的存在始终是一种叙事层面上的在世存在。那么实现存在的过程就变成了主体完成叙事的过程。主体通过叙事，将异质的时间性的事件（das heterogene zeitliche Geschehen）整合成为一个连贯整体。汉德克早期作品中主体的存在危机或者说是语言危机，表现在主体无法通过叙事阐释其对世界和自身的感知。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主体掌握的语言是一个已经异化了的象征符号系统，是一个先于主体存在的意义秩序，因而主体通过这样的语言阐释的自我也就必然是被预设好的，忽略了主体之间的差异。这就让特定主体的存在成了他者存在的机械性重复，叙事者的时间被暂停了。不仅如此，这样的语言是先于主体存在的，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语言阐释的自我存在状态也就属于过去。主体在阐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存在从客观时间流动之中截取出来，变成了过去。这种时间差让主体被囚禁在虚无的当下之中。所以说汉德克的文本中，主体不断地寻找尝试不同的叙事方式，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让主体摆脱虚无当下的囚禁，比如说《真实感受的时刻》与《痛苦的中国人》中，主体试图通过对过去的叙述与反思，来充实和体验当下。然而，这种叙事方式的前提在于：被叙述的对象／事件已然发生且有明确结果；同时存在叙事依赖的先验的意义价值体系，作为论证叙事语言合法性的基石。这里所说的先验的意义价值系统可以是具象的故乡，也可以是抽象遥远的神话。因此，主体需要离开当下所处的空间，或回到家乡，或远行，以便清除自己当下存在的混乱状态，为重新构建新的自我做准备。不仅如此，这样的叙事还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读者，因为叙事者不仅需

要用后继者的在场性来确保和证明他自己对当下的参与，而且需要后继者成为叙事的接受对象，将通过叙事构建出的意义流传下来。但是这样的叙事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结尾，才能让叙事者从“门槛状态”的悬而未决过渡到有确定意义的生存状态之中。换言之，被叙事的时间相

对于叙事时间来说已经成为过去，而且被叙事的时间将被叙事者从客观时间变化之中截取出来，放置到当下。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让成为过去的被叙事的时间再现，被叙事的时间不再往前走，而是被暂停，成为绝对的当下。叙事者只有在被叙述的事件完结之后才能通过叙事的方式对其过去存在状态进行反思与考古。叙事者虽然可以获得结论，得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个时候叙事者对存在状态的阐释与他当下的存在状态无关。换言之，叙事者生存在当下之中，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完成过去的存在状态，或者说当下的存在只有在将来才能满足。叙事者的当下就成为联系过去的“不可追”和未来的“不可及”之间一个虚无的时间点，因而叙事者依旧没有摆脱虚无当下的困境。

——节选自第3章“《我在无人湾的一年》——共时书写与被履行的时间”

汉德克在70年代到90年代的叙事文本之中，刻画了四种当下时间模式：被暂停的当下、被清除的当下、绝对当下与被履行的当下时间；以及两种不同形式的叙事：可以被总结为“事后叙事”的线性叙事方式，以及可以被概括为断篇式叙事的对当下时间的共时书写。其中被暂停的当下时间正是主体在经历存在危机时，对时间的主观感受。而当主体清除自身被设定的存在意义，为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意义做准备时，则处于被清除的当下。这两种当下时间模式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虚无：前者是消极的虚无主义。此时，主体当下存在的意义是对先验秩序预设的符号性重复。但是主体在先验秩序失效的情况下，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只能被困在暂停的当下之中，直面虚无。而后者则是指主体在解构自我存在、摆脱社会身份等秩序对其本原存在的约束时，处于“门槛状态”的主体所感知到的虚无状态。这种虚无是生成新意义的准备阶段，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主体尝试重构自我存在在当下时间的意义时，汉德克的文本中给出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最后导向不同的结果：“事后叙事”强调的是叙事行为时间与被叙事对象的时间之间的偏差，期望通过叙事在事件发生之后重新整合零散的、

混乱的事实，重构意义中心。主体通过这种叙事行为，重复与模仿过去已然发生的事件，将之再现，使其脱离现实世界客观时间的变化，形成绝对当下。虽然这种绝对当下同样意味着意义的在场性，但是这种叙事方式虚构的整体性意义中心在叙事行为结束的同时，就与叙事行为主体本身无关。不仅如此，这类叙事将过去置于存在本原的位置，这就意味着，“事后叙事”行为本身就是在构建一个需要他者模仿的先验秩序。但是，对于汉德克笔下的叙事主体来说，宗教道德、语言规范等先验秩序已然失效。因而“事后叙事”的绝对当下在重构意义的同时，也在拒绝汉德克笔下的叙事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否定叙事主体的当下存在。与之相对的断篇式叙事则是将叙事行为主体对当下存在的感知与想象作为叙事对象。叙事主体关注焦点是，当下时刻在其面前的外部世界。叙事主体以此为出发点，在感知外部世界的同时，书写被自身想象力拓展的当下存在。此时叙事行为实实在在发生于现实世界的当下时刻，被叙事的对象正是这个被想象力加工过的叙事事件。叙事主体在语言之中呈现出来的是

其自身对于存在本原的猜想。也就是说，叙事主体与被叙事的对象，在语言———叙事文本———之中以本原状态相遇。主体在以叙事行为参与当下的同时，通过想象和书写，将这个当下时刻作为反思的对象，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此时叙事主体所经历的时间就不再是虚无的时间和绝对的当下，而是带着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待来履行的当下时刻，因而是肯定的当下。

——节选自第4章“叙事与肯定的当下”

林晓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德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理论与文化学研究，著有多篇《新京报》文评，在《德语人文研究》《文学之路》与《今日世界文学》等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