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盛舟 | 论克莱斯特《洪堡亲王》中的情感表现与18世纪电学知识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2022年第3期，感谢卢盛舟老师和《外国文学》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参考文献。
内容提要：克莱斯特在《洪堡亲王》中一反普鲁士以情感控制为核心的斯多葛主义传统，再现了洪堡亲王的抗命激情与死亡恐惧。本文拟通过探讨这一情感表现与18世纪电学知识之间的关联，为克莱斯特“对普鲁士趣味谜样的违背”提供一种解读视角。克莱斯特在18世纪电学知识的基础上展开文学想象，借助静电感应的极化原则塑造了洪堡亲王在勇敢和怯懦的情感两极之间的往复与突变，因此主人公的死亡恐惧作为其中一极必然会被涉及。18世纪电学的蓬勃发展导致电成为爱情和灵感的情感隐喻，克莱斯特在剧中频频用雷电隐喻洪堡亲王违抗作战计划的冲锋激情的动机与内涵，是对上述现象的挪用与重构，其深意最终指向了以电为“绝对隐喻”的现代战争。
关键词：克莱斯特 《洪堡亲王》 情感 浪漫派 自然科学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作品“多以怪诞的谜团、激烈的情感为情节焦点”（丁君君116），“在情感控制的历史语境中占据特殊地位”，因其情感表现常“以实验性的方式，从支配性社会话语的锚定中挣脱而出”（Pekar und Schwarz 3）。克莱斯特写于1809—1810年间的剧作《洪堡亲王》颇为典型地体现了以上论断：形成于古希腊罗马、复兴于欧洲近代早期的斯多葛主义强调以理性克服激情，在17世纪跃升为普鲁士军队的指导思想，而剧中主人公洪堡亲王的行为却与这一情感控制话语极为抵牾。身为骑兵将军的他受一股莫名激情的驱使，擅自提前向敌军发起冲击，虽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违反作战计划，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洪堡亲王又流露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这一情感表现很大程度上导致该剧不但在作家生前未能上演，在其身后的19世纪也屡遭禁演，饱受批判与诟病。而更令人费解的是，该剧以标志勃兰登堡—普鲁士崛起的费尔贝林战役为背景，激发其时德意志民众反抗拿破仑统治的爱国热情的创作意旨可谓呼之欲出。那么，克莱斯特为何偏偏要在一部爱国剧中僭越官方的斯多葛主义意识形态，书写一位军事将领的激情抗命与死亡恐惧？有研究者称之为克莱斯特“对普鲁士趣味谜样的违背”（Deißner 110），并指出此举旨在调和康德道德哲学中义务与欲望之间的对立矛盾（105），也有学者认为作家藉此展现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斯多葛伦理观（J. Schmidt 169）。笔者认为，鉴于克莱斯特的作品在情感表现方面所运用的话语与符码的多样性（Breuer 317），不妨关注这一情感表现与18世纪电学知识之间的关联，以期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相对独特的视角。
克莱斯特
“在18世纪期间，没有一个物理学分支能像电学一样如此成功地得到发展”（卡约里94），富兰克林、马森布洛克、伽伐尼、伏打等科学家的革命性实验让电学摆脱了17世纪的边缘地位，来到自然科学话语的中心。在克莱斯特研究中，施密特（H. Schmidt）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创性分析了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克莱斯特作品中的诗化运用，但该研究在实证方面存在一定缺陷（Breuer 266）。进入21世纪后，克莱斯特作品与电学的互动关系在一系列关于18—19世纪德语文学与电学的研究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梳理与论述（Gamper 200-20；Specht 309-410），但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小说、轶闻等叙事性文本，未对《洪堡亲王》这部被克莱斯特引为“得意之作”（491）的其生前最后一部剧作予以足够重视，且未涉及克莱斯特作品中的情感表现问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本文论述的必要性。
《洪堡亲王》中人物的情感表现与18世纪电学知识之间存在关联，首先与克莱斯特对实验物理学浓厚而持久的兴趣密不可分。按科学哲学家库恩的划分，西方近代科学沿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发展出两种传统，即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而电学是实验传统的典型学科（41）。在1799年进入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之前，克莱斯特就在信中表明自己对物理怀有一种“无从解释的偏爱”（32），而在进入大学学习的第一学期，克莱斯特便修习了物理学教授温施(Christian Ernst Wünsch)开设的实验物理学讲座。据克莱斯特的未婚妻岑格回忆，克莱斯特“通常在课后还会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谈论课上讲授的内容”（Sembdner 33）。第二学期，克莱斯特再次选修了温施讲授的实验物理学讲座，并称这门课是一种“既有益又有趣的矿泉疗法”（51）。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克莱斯特在1800年8月中断了学业，并在次年3月经历了后世研究所谓的“康德危机”，即在接触康德哲学后，认为科学无法带来绝对的认识与真理，但他对实验物理的兴趣却持续终身，直至《洪堡亲王》的写作期。例如1800年11月，他向岑格推荐了温施教授撰写的通俗科学读物《宇宙学漫谈》（Kosmologische Unterhaltungen）作为“自我思维训练时……最好的引导”(163)；1801年2月5日，在给姐姐乌尔丽克的信中，克莱斯特透露一位名叫科恩的犹太商人允许他使用“琳琅满目的物理仪器实验室”（198）；在1810年10月12日发表于《柏林晚报》的《有用的发明：设计一种炮弹邮件》一文中，克莱斯特还谈到了德国物理学家泽默林（Thomas von Sömmering）于1809年利用伏打电堆发明出的电报机，有学者称克莱斯特属于历史上最早一批意识到这台电报机的诞生意味着人类迈进电磁时代的人（Kittler 81）。
泽莫林设计的电报机
纵观克莱斯特留下的文字，我们发现，作家曾在两处明确表示人的情感变化遵循电学规律，并认为这是物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性的体现。一处来自《论思想在言谈中的渐成》（Über die allmählige Verfertigung der Gedanken beim Reden）一文。在此，克莱斯特以法国政治活动家米拉波扭转法国大革命局面的一次演讲为例，用静电感应原理解释了米拉波与奉路易十六之命要求解散会议的大司仪官之间的激情对峙，并将整个事件定性为“物理世界和道德世界现象的一种奇特的同一”（537）。根据上下文，此处的“道德”一词主要指涉人的情感，这或是受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道德情感主义观的影响。另一处则出自《最新的教育方案》（Allerneuster Erziehungsplan）。在该文甫一开头，克莱斯特便详述了静电感应现象，指出在该现象中，不带电的物体碰到带电物体后会带上与之相反的电，同理，通过传授恶习也能促进美德的诞生。克莱斯特明确写道，静电感应“这一极为奇特的法则……也存在于道德世界”（546），且“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方式适用于感觉、情感、个性与性格”（547）。对此，他还用一则轶闻加以例证：一位在战斗中宁死不降的葡萄牙船长因看见手下的弹药员准备英勇就义，反而心生胆怯，下令投降。
人的情感变化遵从于电学规律，今天的读者初读之不免觉得惊奇。面对克莱斯特这一大胆的文学想象，研究者纷纷试图追溯其思想根源。鉴于克莱斯特所提的物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具有一致性的观点，戴贝尔（Jürgen Daiber）认为这指向了以谢林为代表、主张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具有同一性的浪漫派自然哲学（55），而在福尔特曼(Patrick Fortmann)看来，克莱斯特将激昂陈词的米拉波物化为“克莱斯特瓶”这一电学史上最早的电容器，是受到了霍尔巴赫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持学说的影响（189）。笔者认为，如果跳出上述哲学框架，把以上克莱斯特的论述置于18世纪下半叶西方自然科学的语境中，就会发现，彼时的电学在初具学科轮廓的同时，也与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其它知识领域多有交叠与整合。其中，生理层面上的情感的确与电不乏联系。18世纪中叶起，“关于心灵波动的科学逐渐脱离了体液病理学。情感因而不再是黑色胆汁或粘稠血液等体液，而变成一种弥散的、更为转瞬即逝的积聚状态。人们开始结合当时的物理学的发展，基于能量重新定义情感”（Koschorke 101）。“当时的物理学”主要指电学。以脉管系统为基本结构的机械论身体观逐渐让位于由神经系统主导的有机体身体观，电凭借其灵敏的传导速度，被视为与神经传导密切相关。1786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和解剖学教授伽伐尼（Luigi Galvani）发现将两种不同的金属连接后，再去触摸青蛙腿的两处神经，青蛙腿会发生收缩。在1791年发表的论文《论电流在肌肉运动中的作用》中，他指出这种肌肉的抽搐是动物体内所带的“动物电”所致。这一观点虽然后被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Alexander Volta）证实有误，但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等德国科学家为之振奋，先后展开大胆的自我实验，希望证明人体同样带有“动物电”。研究资料表明，克莱斯特对伽伐尼等人的一系列实验成果是了解的（Daiber 52-53）。电不仅被认为存在于人体内部，还弥漫于人体的周遭环境中，基于这种广泛存在，电医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用电治疗精神疾病。例如法国医生和物理学家贝尔托隆（Pierre Bertholon）就认为电的特性和心灵的特质紧密相连，二者之间甚至存在因果联系。他把不同的情感状态归结为身体和身体所处环境中不同的电水平：易怒被认为是体内带电过多的缘故，思乡情切则是由于人处在陌生的电的氛围中。电疗可以通过改变人体和周遭环境中电量的过剩与匮乏，带来情感上的平衡，甚至不仅个体一时一地的情感状态可以追溯到电，就连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一般性格特征都和电有关联（qtd. in Specht 58）。我们注意到，在《论思想在言谈中的渐成》一文中，克莱斯特多次用Erregung一词形容人的激情（536，538，539）。Erregung在德语中除“激动、激情”外，也有“刺激、激活”的含义，“在18世纪下半叶既描述神经中的生理事件，也描述物体的起电过程，这一表述因而成为了有机物和无机物、牛顿主义的身体和感受性的身体之间的无差别点”（Siegert 54）。所以，从这一遣辞中即可窥见，克莱斯特对18世纪认为人的情感与电存在关联的观点应该也是了解的。
静电感应模式下的情感极化与突变
由上可见，克莱斯特凭借自己对18世纪电学知识的了解，基于其时情感和电具有关联性的观点，想象出人的情感变化遵从于静电感应模式。静电感应现象由英国科学家康顿（John Canton）于1751年首次发现，在盖勒（Johann Traugott Gehler）、埃克斯莱本（Johann Polykarp Erxleben）等物理学家于18世纪下半叶编写的物理学辞典和实验科学手册中，均被称为“解开电学所有秘密的钥匙”（qtd. in Borgards 80），足见这一物理现象在当时的电学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不妨较为完整地看一下克莱斯特在《最新的教育方案》一文开头对其的描述：
在论述带电物体性质的那一章里，实验物理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把一个不带电的（中性）的物体放到带电物体附近，或者用正规的术语说，放到带电物体的大气中，这个不带电的物体会突然也带电，并具有相反的电性。……如果带电物体带正电，那么所有非带电体的自然电就逃逸到它最外在和最遥远的空间，在靠近带电物体的部分会形成一种虚空，这个虚空倾向于吸收带电体如患病一般的电的过剩；如果物体带负电，那么在不带电的物体靠近带电物体的部分，自然的电会在一瞬间灵敏地积聚在一起，以扭转带电体如患病一般的电的缺失。（545-46）
细读后不难发现，在这里，克莱斯特其实涉及了静电感应的两个主要特征。引文第一句指出在静电感应中，不带电的物体会带上与带电物体相反的电，第二句谈到了静电感应中不带电物体自身的电荷会进行重新分布，异种电荷被吸引到带电体附近，同种电荷被排斥到远离带电体的物体另一端。而后文克莱斯特称静电感应所体现的法则只有一种（“这一极为奇特的法则”），所以，不妨将其概括为“极化法则”——克莱斯特自己在文中也使用了“极”（546）和“极性关系”（549）这两个相关概念。由此，上述引文的第一句话可以视作是物体之间在电性上的极化关系的体现，第二句话则描述了物体自身所带电荷的极化关系。极性概念是18世纪电学知识的核心话语之一，因为它并非简单陈述，而是构成了当时认识电所依据的支配性规则和条件。电学先驱、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于1747年基于电的单流论提出正电和负电的概念，用以描述电的本性，这正是极性概念的体现，而在后来谢林的自然哲学中，极性甚至不光指涉电极，还包括力学中的引力和斥力、磁学中的磁极、化学中的酸碱、生命中的刺激与反应等二元结构，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规律”（164）。
所以，《论思想在言谈中的渐成》和《最新的教育方案》所举事例中人物的情感变化可以说是类比于静电感应的极性原则。就主题而言，这两篇关键文本与《洪堡亲王》多有相似之处。前文将法国旧制度的崩塌归结为米拉波瞬间的情感爆发（537），这种从微观层面书写宏大历史的手法与《洪堡亲王》通过描述主人公的个人情感经历再现普鲁士的光荣历史相互呼应；而后文和《洪堡亲王》均以战争中指挥官的英勇与懦弱为关注焦点。此外，从时间上看，明确指出静电感应法则适用于人类情感的《最新的教育方案》一文的发表时间（1810年10—11月）与《洪堡亲王》的创作时间十分接近。由此可以推测，克莱斯特在塑造洪堡亲王的情感变化上同样依据了静电感应的极化原则，这一推测在剧作的文本细节中亦可得到印证。
首先，这一极化原则体现在由洪堡亲王的死亡恐惧所引发的一系列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上。如第3幕第5场，洪堡亲王得知选帝侯在他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后，向选帝侯夫人求情。此时他完全陷入了慌乱，这显然违背了斯多葛主义主张的情感控制，而这种慌乱彷佛又触发了剧中的两位女性人物——选帝侯夫人和选帝侯甥女纳塔丽公主的理性与冷静。面对洪堡亲王的求情，选帝侯夫人“克制着自己的感情”(606)，鼓励亲王“如果天意如此，那就以勇气和镇静来迎接它”(607)；纳塔丽“勇敢地昂起头，站起身来”(609)，不仅安慰亲王，还立即承诺自己会为他向舅舅求情，以实际行动挽救被判死罪的亲王。二人的这番言行集中体现了斯多葛主义所提倡的顺应命运、保持内心安宁和重视自我对他人义务的情感结构。又如第4幕第1场，作为理性化身的选帝侯被纳塔丽的泪水打动，舞台指示显示他在这一刻是“迷惘的”(614)，这个形容词恰恰在前文是用在洪堡亲王身上，以形容他发现自己手里拿的竟是公主的手套时的内心状态（574）。最终，选帝侯为情所动，宣布有条件地宽赦洪堡亲王，这反而使洪堡亲王克服了个人情绪危机而超然于生死之外。在纳塔丽催促他回复选帝侯的宽赦手谕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先前的窘迫，甚至还嘲笑纳塔丽操之过急（621）。这一系列人物间的情感互动可以说是类比于静电感应中物体之间在电性上的极化关系。
其次，洪堡亲王所经历的包括死亡恐惧在内的情感变化类似于静电感应中物体自身所带电荷的极化关系。剧中，洪堡亲王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孤立，而是和他之前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及之后战胜内心恐惧后的视死如归形成强烈的对比。贯穿全剧，洪堡亲王在勇敢与懦弱的情感两极之间往复，克莱斯特则极尽能事地突显这些情感的激烈程度。洪堡亲王在全剧开场的第一句道白中，就被选帝侯的副官霍亨索伦伯爵称为“我们勇敢的兄弟”（557），“三天来他一马当先，马不停蹄地追击着逃跑的瑞典人”（557），第2幕第2场号召全体军官追随他发起进攻，无疑也是其英勇的体现。但在第3幕第5场，他坠入了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之中。可以说，之前他有多英勇，现在就有多懦弱。为了让选帝侯夫人与公主替他求情免死，他不惜下跪，表示愿意向仆妇和马夫求教，甚至宁可放弃职务、军籍，乃至对纳塔丽的爱情，总之他“只想活下去，请不要问，那种生活是否体面”（607），以至于选帝侯夫人认为他“完全疯了”（606）。而在全剧接近尾声的第5幕第10场，洪堡亲王又完全恢复了先前的勇敢。他罔顾众军官的求情请愿，毅然决定以军法自裁，道出了“不朽，你是属于我的”（642）的著名独白，散发出崇高的悲剧英雄气质和浪漫式的死亡崇拜。在这段独白中，洪堡亲王称“我周围大雾茫茫”（642），笔者认为，这里的大雾恰恰是在影射静电感应在18世纪的旧称“作用范围”（Dunstkreis,字面意思为雾域）。在静电感应中，不带电的物体不需要接触带电体即可起电，这种超距作用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神奇的现象。前文所引克莱斯特对静电感应描述中出现的“大气”一词指的就是带电体的作用范围，类似今天电学中“电场”的概念。
而剧中人物情感转换时的突然性，也从侧面反映出克莱斯特是在用静电感应的极化原则来塑造人物的情感变化。在对静电感应的描述中，克莱斯特就强调物体从不带电到带电的过程是“突然”的，电荷是“一瞬间灵敏地积聚”；在所举事例中，米拉波从激情到冷静同样“突然”（537），葡萄牙船长从英勇到怯懦也是“突然”（547）的。与之相应地，在《洪堡亲王》中，无论是选帝侯由克制到情动，还是洪堡亲王由恐惧恢复沉静，这些情感转变基本上都是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如此众多的“巧合”表明克莱斯特绝不是疏于铺陈角色的心理变化，而是有意借助静电感应的极化原则进行类比。选帝侯恰恰是在与纳塔丽针对洪堡亲王过失的辩论中占据上风之际，遽然从不为情动到动了赦免亲王的恻隐之心，致使纳塔丽发出了“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去探究，是什么打动了大人您的慈悲之心”（615）的慨叹。之后面对亲王从先前的惊慌失措变得如此泰然自若，纳塔丽又惊呼道“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这究竟是怎样的变数，原因何在，何在”（622）。从纳塔丽的两度惊奇中可以看出，剧中人物情感转变的突兀指向了一种难以揣度、使因果解释失效的不可知性，这种不可知性同时也是18世纪电学知识的另一核心话语。18世纪电学虽然方兴未艾，但仍处于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电依旧被视为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物质。此外，18世纪的大量电学实验不同于今天严肃的科学研究，更多是通过展示电的神奇力量来追求娱乐效果、以吸引公众的科学表演，即便那些具备研究性的实验，大多也还局限于定性描述而非定量分析，说明实验观察而发展出来的理论通常表达含糊，无法被数学化和精确化，甚至直至19世纪初，“许多德国的物理学教授仍然轻视数学描述，认为数学将诱使物理学家离开它们正当的研究领域”（波特等 321）。所以，18世纪的电学话语“总是在一种非知识的周遭嬉戏”（Borgards 76）。因此，融入了电学知识的人物情感表现，将《洪堡亲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宿命论色彩，暗合了“政治即命运”的著名格言。
《洪堡亲王》第2幕第10场，Joseph Freidhoff绘
雷电作为激情的隐喻
至于洪堡亲王违反作战方案、提前出击的激情，我们发现，剧中的相关描写也与电联系紧密——克莱斯特频频用雷电比喻这种激情的动机与内涵。1752年，富兰克林通过风筝实验证明雷电是自然的放电现象，是因云层中的静电强烈放电所致，这一科学结论在19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虽然洪堡亲王提前冲锋的激情具有复杂的动机和丰富的内涵，但其中一个关键的情感驱动无疑来自洪堡亲王对纳塔丽公主的情愫——“与其说洪堡亲王是为帝国而征战，不如说是为爱情而征战”（胡继华 89）。全剧中，克莱斯特共三次用雷电比喻这份爱情。第1幕第1场中，洪堡亲王流连于宫殿花园，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编织象征荣誉的花冠。选帝侯从他手中夺下花冠，将其项链缠绕于花冠之上，并将它递给纳塔丽公主。亲王心急来抢，“纳塔丽，我的姑娘！我的未婚妻！”（560）一语吐露出他对公主的衷情。针对这一现实场景，洪堡亲王在第1幕第4场回忆他在梦中所见为“桂冠没有抓到，宫殿的大门突然洞开，从殿内发出的一道闪电将她吞噬”（566）。此处，“殿内”中的“内部”（Innere）一词可视作双关，还指人的内心。所以，这道闪电就表征了亲王心中对纳塔丽的爱情。尽管亲王没有触碰到桂冠上的项链，只是抓下了公主的手套，但是项链和闪电在他回忆中一前一后比肩继踵般地出现，让人不禁想起“项链”（Kette）在德语中的另一层含义，即“电路”。伽伐尼激活“动物电”的电路连接在当时被称为“伽伐尼电路”（galvanische Kette）。历史上，伽伐尼的外甥阿尔迪尼曾将伽伐尼电路用于医学，以治疗精神疾病，甚至想让尸体复活还魂；这里，作为梦游者的洪堡亲王因自己体内的电流而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惊醒，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雷电隐喻第二次出现在第1幕第5场，亲王无法回想起梦中的女性究竟是谁，因此在元帅部署作战计划时心不在焉。当他猛然发现自己在梦中奋力夺下的手套正是公主在一旁四处寻找的手套时，他“像被闪电击中一般”（574），这一内心状态在第5幕第5场再次被霍恩索伦形容为“霹雳一声，大有天崩地塌之势”（636）。虽然这两处的雷电很明显都指涉了洪堡亲王的震惊之情，但根据舞台提示，亲王随即“迈着凯旋的步伐重又回到军官的圈子”（574）。由此可见，雷电在比喻震惊之情的同时，也再现了亲王在目睹梦中的爱人形象最终水落石出后内心激动、骄傲与甜蜜的复杂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他在投身战斗前一段自成一场（第1幕第6场）的独白中将纳塔丽比作命运女神，认定手套就是她从丰饶角中掷下的信物，并希望通过胜利赢取公主的芳心。所以，三次以雷电为喻的爱情无疑直接导致了他在战场上急于建功立业的冲动。
直接描写洪堡亲王的冲锋场面出现在全剧的第2幕第2场。这一场中，洪堡亲王与众军官登上山丘，以“越墙视角”观察远处激烈的战局，等待出击号令。此时，洪堡亲王因沉湎于对爱情和荣誉的幻想，激动之情难以平复。“隆隆的炮声”一直伴随他们针对战局的交流，先后被提及三次（580-81），骑师戈尔茨的惊呼“这样隆隆的炮声，我一辈子还没听到过呢”（581）更凸显了其独特性。因此，这雷鸣般的炮火声可谓烘托出亲王激越的心情。原文中，“隆隆的炮声”为Donner一词，也表示“雷声”，可以说，克莱斯特用惊雷间接隐喻了洪堡亲王违反事先作战计划的冲锋激情。第5幕第5场，霍亨索伦称大炮的轰鸣让亲王清醒（636），科特维茨更是声称亲王很会打仗，如果当时等待命令，就会错失战机（631），再联想到克莱斯特在《论思想在言谈中的渐成》中将米拉波演讲过程中突如其来的灵感比作“万钧雷霆”（Donnerkeil），那么，洪堡亲王的这种激情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善于把握绝佳战机的军事灵感。
针对剧中雷电作为爱情与灵感的情感隐喻，还应注意到其背后更为宏大的文化语境：18世纪下半叶，电学实验的日益普及使得电学知识溢出自然科学内部，蔓延至美学和文学领域，以隐喻的方式渗透进入一般的情感语汇，尤其用来描述爱情和艺术灵感这两种情感上的例外状态（Specht 57）。在《作为激情的爱情》一书中，卢曼在论述爱情语义学的历史演化时指出，爱情在17世纪中叶由中世纪摒弃感性情欲、强调对象美貌、德行、高贵等完美特征的理想型爱情转变为追求激情、在主动和被动之间不停换位的悖论型爱情（118-19）。而电的吸引与排斥，微弱的电流能够激发人轻微的快感，强烈的电击会给人带去阵痛乃至昏厥，这些对立性质使得电恰好适于比喻历史转型后的悖论型爱情。在电学实验史上，也确有将爱情和电联系在一起的实验。18世纪德国物理学家博泽（Georg Mathias Bose）曾让一位女士站在绝缘凳子上，然后利用暗藏的发电机让这位女士身上带上静电，随后邀请一位不知情的男士上前与她接吻，瞬间遍及全身的电流让男士觉得爱情宛如过电一般。这种被称为“带电的爱神”的实验在18世纪中叶一度风靡德意志地区（Specht 64）。此外，雷电在被富兰克林祛魅为放电现象后，其内涵也由原先作为上帝的怒火、天神的惩罚的象征延伸至表征两性爱情的隐喻，歌德笔下维特和绿蒂之间的爱情萌发于暴风骤雨来临之际，就是德语文学中经典的相关案例（Briese 17）。至于电成为艺术灵感的隐喻，是因为电的自发性、剧烈性等特征吻合狂飙突进运动以来流行的艺术天才观：正如电不遵循机械论的解释原则，天才也不再遵守所谓的规范诗学（Regelpoetik）,艺术原创性不依赖后天的练习，而是通过天赋与激情获得。需强调的是，克莱斯特在《洪堡亲王》中对其时流行的与电相关的情感隐喻并非单纯照搬，而是加以挪用与重构。其一，剧中纳塔丽（Natalie）、这一虚构人物的名字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与政治内涵，它取自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主人公的恋人、“美丽心灵”的化身娜塔莉亚（Natalie），实际影射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后路易丝。《洪堡亲王》原本是献给路易丝的，但不料她于1810年夏去世。这位普鲁士王后在世时协助丈夫腓特烈·威廉三世治国，凭借其亲民作风被视为市民美德的典范和女性美的象征，在反抗拿破仑入侵上属于积极的主战派，所以她的英年早逝也被描绘成是在艰难时局下的为国殉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洪堡亲王对纳塔丽游离于现实与梦幻之间、历经波折的爱情，可谓象征着作家在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前夜热切而渺茫的爱国愿景。克莱斯特不用一般的静电，而用表征着自然强力的雷电比喻其拳拳爱国之情，无疑是为了凸显出这份情感的崇高。在另一部爱国剧《赫尔曼战役》中，克莱斯特意味深长地将条顿堡森林战役这一德意志历史上抵御外侵的著名战役安置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522）；其二，克莱斯特对电作为天才与灵感的日常隐喻也作了改写，使得隐喻本体不再是艺术灵感，而是军事灵感；喻体既非电流，也非闪电，而是巧妙运用了德语中炮声与雷声的一语双关。拿破仑即炮兵中尉出身，对炮兵的集中使用在拿破仑战争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作用。可见，这一“雷”的隐喻也蕴含着克莱斯特的军事理论关切。
由此，可以进一步发现，克莱斯特用雷电去比喻爱国热忱和军事灵感，是反思了当时战争形态的结构性转变，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现代战争不再是君主之间的事业，而是民族之间的对抗，其模式从18世纪按照力学模型计算、带有几何学的规整性的王朝战争转变为充满复杂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更加依靠精神因素的民众战争（Böhme 398-401）。《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什么？》（“Was gilt in diesem Kriege?”）和《论对奥地利的拯救》（“Über die Rettung von Österreich”）等多文显示克莱斯特对这种战争的范式转移有着充分的自觉；他和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等普鲁士军事改革者也多有往来。普鲁士在1806年10月于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惨败于法军后，开始军事改革，举措包括推行普遍兵役制，用充满活力、具有自发的爱国奉献精神的民军代替被迫作战的雇佣兵，引入与传统线式战术相比更为灵活机动的散兵战术，并要求指挥官能够对日益复杂的战局作出迅速反应。这些战争中的情感因素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与电的自发性、灵活性、剧烈性和不可捉摸性都能构成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在《通往隐喻学的范式》中，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区分了残余隐喻和绝对隐喻，指出绝对隐喻可以言语化一些非概念性的、然而却是某个时代所思虑的根本性问题，其“真实性是实践性的……它给予世界以结构，表征无法经验、无法一览无余的现实整体”（25）。无独有偶，在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对变幻不定、无法被整体把握的现代战争形态进行系统理论化的同时，也用雷电比喻军事天才的灵感以及灵活机动、洋溢着爱国热情的民众战争：“指挥官的胆量表现在决策时对天才如闪电般迅疾、下意识作出的较高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127），“民众战争必须像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但另一方面，这种云雾却还有必要在某些地点凝结为较密的云层，形成一些将来能够发出强烈闪电的具有威胁力量的乌云”（399）。可以说，克莱斯特用雷电比喻洪堡亲王的冲锋激情，预示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所强调的情感因素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电学话语以隐喻形式进入军事理论话语：电取代了先前的机械论认识模型，成为现代战争的一种“绝对隐喻”。
行文至此，本文开头的问题应该有了解答。《洪堡亲王》剧中的情感书写不乏对静电感应、伽伐尼流电等18世纪重要电学发现的影射。克莱斯特借助静电感应的极化原则塑造了洪堡亲王在勇敢和怯懦的情感两极之间的往复与突变，所以主人公的死亡恐惧作为其中一极必然会被涉及，这也体现出克莱斯特对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的浓厚兴趣。同时，克莱斯特在剧中频频以“雷电”设喻，以描绘洪堡亲王违抗作战计划的冲锋激情的动机和内涵。细究之下，这其实是作家对18世纪电学蓬勃发展导致的电作为爱情和灵感的情感隐喻所进行的挪用与重构，它一方面基于作家其他文本中与雷电相关的互文线索，让洪堡亲王的这种激情升华为爱国热情和军事灵感，另一方面，由于电成为现代战争的绝对隐喻，所以这一情感隐喻最终指向了现代战争从王朝战争过渡到民众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因此，书写洪堡亲王的冲锋激情，是富含深意的。“文学是特定知识秩序下的产品，其中融入了时代的各种知识”，同时又“生成了独特的知识”（贾涵斐 31）。从整体上看，《洪堡亲王》这部剧作蕴含了浪漫主义文学、自然科学和现实政治之间的隐秘互动。
卢盛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和中德文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