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

_{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一生中做过许多演讲或学术报告，其中1904年1月25日傍晚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最为有名。自1887年以来，在面向中小学（普通公学）教师授课时，麦金德通常会选择诸如“欧洲与亚洲的地理及其历史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历史与地理”之类的主题，《历史的地理枢纽》是这类主题的“顶峰”之作。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篇报告是针对俄国的策论，甚至可以被视为“提供给英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一份长期政策建议”，即便一线官员会觉得它谈论的是大战略，不会有太多实用价值。}

_{这种看法当然是错的，要说它有策论性质不假，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因此而没有理论价值。如英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林·格雷（Colin S. Gray，1943—2020）所说，以策论为导向的理论往往会面临很快过时的风险，但麦金德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迄今仍能获得高度认可，这简直令人惊叹”。的确，对于西方人来说，麦金德认定“西方的巨大危险只能来自欧亚大陆”，那里崛起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会是西方的潜在威胁——“这是‘恒在的真理’（timeless truths）”，因为“世界自然地理的‘语法’不允许其他假设”，毕竟，自然地理的规定永远不会改变。科林·格雷曾担任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国防顾问，不难设想，他的看法会影响当今美利坚-盎格鲁帝国联盟的战略思维。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麦金德的断言首先破碎的是我们的“西方世界”观——我们眼中的“西方”（the West）包括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德国和俄国），而在麦金德眼里，它们永远都是敌人。}

_{“历史的地理枢纽”说带来的实际政治效果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问题是：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看，麦金德的“恒在的真理”——受地理环境差异支配的真理，与我们的“常识”观念中的英美式自由民主理想是什么关系，它在何种程度上或哪些方面扭转了杜尔哥（Turgot）的进步论历史哲学及其世界政治地理学的关注方向。}

_{麦金德在1887年的报告《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中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现在正接近地理大发现浪潮的尾声”，即便再出现一个斯坦利（Stanley，1841—1904），他“也没有本事为这个快乐的世界发现另一个刚果”。言下之意，地表上的生存空间已经被瓜分殆尽，接下来只会是人类围绕有限的生存空间的殊死搏斗。因此，在1904年的报告中，麦金德一开始就提出，地理学如今“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地理特征与历史事件的真实比例，并且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普遍历史中的地理原因的公式”（a formula of geographical causation in universal history）。地理学不应该仅仅“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与杜尔哥一样，对麦金德来说，地理学家应该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但与前者不同，麦金德关心的不是启蒙哲学式的全球地表上的历史变迁——不是关心“世界历史的原因”，而是世界历史将进入新的生存斗争阶段的原因：}

从今往后，在后哥伦布时代，我们将再次面临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系统将具有全球规模（side of the globe）。社会力量的每一次爆发，都不会再消散于未知空间与野蛮混沌交织的周边环境中，反而会从地球的另一端产生强烈的回响；其结果便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将因此被摧毁。[......]或许，各国政治家们最终已隐约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使得他们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从领土扩张转向了对相对效能（relative efficiency）的争夺。

当时英国的世界史学者仍然与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一样认为，“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是世界历史，“因为，正是这些种族孕育了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麦金德承认这一习传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它在如今的“后哥伦布纪元”明显已经过时。对麦金德来说，世界历史应该被看作人类之间生存斗争的经历，而“构成一个国家（nation）”与“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的聚合不同，它“往往是在共同的苦难压力和抵抗外部势力的共同需求下形成的”。在哥伦布纪元以前，人类的国家形成受自然区域的限制，而在“后哥伦布纪元”，国家形成需要经历的生存斗争已经全球化地交织在一起。

▲ 位于伦敦的哥伦布雕像

_{麦金德的观点与拉采尔（Ratzel）颇为相似——他在报告伊始已经两次用“有机体”（organism）来指称人类生活世界，而拉采尔在去世前一年（1903年9月）完成的长文《民族国家与种族》中则不禁感叹道：}

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人类乃共同体，我们本就是其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又怀有同样合情合理的种族情感，这两种倾向与判断让我们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历史告诉我们，精神强大与体魄强健者拥有实力；任何一个想要存续的民族，至少需要拥有捍卫自身领土、抵御有害影响的力量。然而，我们所达到的文化高度，却让我们在内心隐隐抵触公开承认残酷的种族斗争（Rassenkämpfe）的必然性。要是地球有更多空间就好了（Hätte doch die Erde mehr Raum）！可现实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居住得如此稠密：1.5亿平方公里的陆地，对于如今15亿人口的人类而言已然拥挤不堪，我们根本没有可能相互避让。

当然，由于麦金德与拉采尔各自所属的政治体所处的地缘位置不同，两者对作为生存斗争的世界历史的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基于生存斗争的世界史观，麦金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正是在抵御亚洲入侵的长期斗争中，欧洲才铸就了自身的文明”，因此，应该“将欧洲及欧洲历史视为从属于亚洲及亚洲历史”。注意麦金德说的是“欧洲”而非“西方”，事实上，古希腊罗马文明很难被说成是“长期对抗亚洲入侵的产物”。从地缘上讲，古希腊文明诞生在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它脚下的陆地既有欧洲部分，又有亚洲（小亚细亚）部分，每当欧洲部分的希腊“欲作安纳托利亚海岸东部爱琴海的霸主或建立帝国的企图，最后对两个部分希腊人来说都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也是一场灾难”。

▲ 近代欧洲历史地图，载牛津版《现代欧洲历史地图集》，1903年

麦金德的观点基于英国与俄国在中亚争夺地缘优势的博弈，他指着当时的牛津版“历史地图集”向听众描述了“现代欧洲政治地图中最明显的对比”：“俄国占据半个［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域”，而一群西欧国家仅“占有较小领土”。如此描述让人产生的直观印象是，前者在地缘态势上随时可能吞噬后者——麦金德还补充说，这一态势“只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言下之意，数百年来，欧洲东部的政治体虽然在不断重组，但基本趋势是俄国在“林中空地立国”后不断扩张。麦金德特别提到，“地形图并不表现直到最近还在支配俄国人迁移和定居的那一特殊的自然差别”。

_{可以看到，麦金德提出欧洲文明是“长期对抗亚洲入侵的产物”这一命题，意在渲染俄国威胁论，这就是其报告中的策论成分。他的描述基于17世纪以来至19世纪的欧洲历史，却闭口不提拿破仑远征俄罗斯——这明显不利于他的俄罗斯威胁论。为了证明自己的俄罗斯威胁论正确，麦金德把他的世界史目光拉回到公元5世纪：游牧民族（含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乃至蒙古人等等）“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

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什塔（Pusstas，［引按］匈牙利东部蒂萨河流域的大平原，匈牙利语称Puszta）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

当地的原住民——日耳曼人遭到驱赶，盎格鲁撒克逊人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了英格兰王国；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则“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亚洲人的入侵”，“无意中促成了现代法国的形成”。说到这里，麦金德并不避讳“文学化的史观”（the literary conception of history），他以极富修辞色彩的语句说：

所有这些结果都源于一群冷酷无情、毫无理想的骑兵（idealess horsemen）横扫无阻碍的平原——仿佛一把巨大的亚洲铁锤（the great Asiatic hammer），毫无阻碍地挥向这片空旷之地。

东面（亚洲）来的游牧民族与西面的欧洲原住民在这里展开的生存斗争，让匈牙利草原地带成了欧洲历史的地理枢纽。欧洲人不仅受到来自亚洲游牧人的入侵威胁，还受到来自海上强盗的威胁。由于欧洲是一个半岛，“欧洲的定居民族陷入了双重压力：东面是亚洲游牧民族的侵袭，其他三面则是海上海盗的骚扰”。然而，“这两种压力从本质上都不足以彻底征服欧洲，反而都起到了刺激作用”。毋宁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压力，欧洲人或欧洲文明才在生存斗争中茁壮成长。

▲ 《一千年前丹麦人是如何沿海峡而上的》 

赫伯特·阿瑟·博恩 绘，1890年

在麦金德看来，与亚洲游牧人的入侵相比，北欧海盗的攻击算不上什么。毕竟，从“荷马和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到15世纪的蒙古人，亚洲人对西欧的入侵史绵延长达2000多年。说到这里，麦金德开始第二次描述世界地理：上一次描述的仅是欧洲半岛，而且着重刻画的是东部，尤其是与亚洲连接的地带，这次描述的是“整个”欧亚大陆——他称为“旧世界”（the Old World）。那里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但由于气候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这片大陆边缘“相对狭小的区域”：欧洲濒临大西洋，印度和中国则分别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具有维持规模巨大的游牧民族的良好条件：

按照这一观察，“旧世界”的地理形态是“核心”（core）与“边缘”（margins）的二元结构，它决定了西欧人在16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地理形态。基于这种划分，麦金德的历史目光回到第一次地理描述所聚焦的东欧，开始描述13世纪以来蒙古部落入侵欧洲的路线。在此之前的三四百年间，塞尔柱突厥人从中亚崛起，已经率先“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欧洲半岛的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这引发了基督教欧洲的拼死反抗，即发起十字军东征——他在后来称之为“突围”，而且“都失败了”：

麦金德进一步刻画欧亚大陆的二元结构：由于它的北面是极为寒冷的冰带，就形成了“心脏地带”（heart-land，又译“腹地”）与东、南、西三面被三大海洋包围的“边缘区域”（marginal regions），后者的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新月形”（a vast Crescent）。由于受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雨水滋润，这一地带的内陆河流大多通向海洋。麦金德进一步按“自然形态”把这个地带划分为四个区域：欧洲半岛、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在他看来，四大宗教（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这四个区域大致一致，并非偶然，毋宁说，它们的产生与这些区域是人类的宜居地带相关。但麦金德仅仅细说了如今人们所说的中东区域（这个地理概念出现得很晚，它因靠近非洲而缺少水分，除绿洲地带外居民稀少，从而“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带和核心区的特征”，尽管主要是一个边缘区——毕竟，“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实力（sea-power）是敞开的”。麦金德由此解释了，为何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这片区域会周期性地出现属于边缘地带序列的帝国，它们以“巨大的绿洲农业人口为基础”。由于与地中海和印度次大陆有畅通的水上联系，这些帝国经历了无数次变革：既有来自中亚的斯基泰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又有源于地中海民族为控制东西方海洋间陆路通道而发起的征服：

_{尽管如此，麦金德并没有把这一区域定义为“历史的地理枢纽”。显然，所谓“历史的地理枢纽”要依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来确定，或者说得依据麦金德自己的战略关注点来确定。可以看到，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的二元性地理单元划分，对应于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区分。按照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呈现为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演进到农耕状态，再进到商业状态的进程。麦金德却不这样看，或者说，他并不首先从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来看人类历史。毕竟，地理条件决定经济生活方式，世界历史首先受自然地理因素制约：自然地理上的差异使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持续对立，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厮杀。}

▲ “心脏地带”与“新月形地带”示意图

载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_{中东地区“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带和核心区的特征”，我们以为这会给麦金德的地理单元划分带来难题，他却凭此巧妙地解释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认为正是“利用土地所允许的两种机动性——骑马与骑骆驼的陆地机动性以及船只的水上机动性”，阿拉伯人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舰队既控制过远至西班牙的地中海区域，也掌控过延伸至马来群岛的印度洋海域：}

_{中东这个边缘地带之一的民族同样试图征服心脏地带，这不与麦金德一直在渲染的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相矛盾吗？但他马上自圆其说：阿拉伯文明最终还是毁于“来自亚洲封闭核心区域的突厥异教徒”之手。事实上，麦金德有理由不担心这个“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带和核心区特征”的地区，因为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牢牢扼守住苏伊士海峡。}

_{随后，麦金德就从欧亚大陆的二元性地理单元划分推导出人类生存的两种敌对的“机动性”（the two mobilities）能力：}

_{“机动性”是军事术语，这表明麦金德首先看重的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凭靠航船的水上机动性显然比凭靠马和骆驼的陆地上机动性更为便捷，西欧人正是凭靠这种机动性发现了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线，从而得以将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沿海航运连接起来。即便路线迂回，西欧人终于“通过从后方施压”，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草原游牧民族所处的“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哥伦布的向西航行，“为基督教世界赋予了除飞翔的机动性（winged mobility）以外最广泛的实力机动性”。决定生存斗争胜负的是“实力”，所谓“实力的机动性”（mobility of power）指西欧人的“实力”凭靠海上的机动性掌控了“环绕着分散岛屿陆地的连续海洋”，实现了“制海权的最终统一”（ultimate unity in the command of the sea）——麦金德提到，这正是马汉（Mahan）上校得以阐述现代海军战略和政策的基石。}

▲ 1492 年哥伦布远航船队的三艘船只——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和尼娜号

_{世界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其政治上的显著影响是，欧洲与亚洲或者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的古典地理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颠倒：}

_{麦金德随即指出了这种包围态势所依赖的政治地理条件：}

_{麦金德在前面已经将欧亚大陆从西至南到东的边缘地带称为“新月形”地带，因此，现在他把围绕欧亚大陆的这一圈外部岛屿称为“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称为“岛屿”，在今天的我们听起来很奇怪，但对麦金德的大英帝国意识来说则很自然：“外新月形地带”大多是西欧王权国家在哥伦布纪元通过“政治占领”获得的土地——要么是英国的自治领，要么是其殖民地。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在这个“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屿中，唯有日本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大英帝国通过政治结盟将它拉入了自己的种族同盟。}

_{英国和日本原来都在边缘地带，现在两者都脱离旧的地理归属，成为“外新月形地带”的两个尖角。这样一来，古典的新月形地带就成了“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这两个表达式后来都成了地缘政治学术语。但与第一次描述边缘地带时明显不同，麦金德现在提到的这个地带上的政治体是“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换言之，古典的新月形地带在成为“内新月形地带”之后，其西沿向心脏地带推进了一大步。} 

_{回想麦金德论证欧亚大陆二元性地理结构的过程，他始终依托世界历史上的史例，这让他的论证看起来十分“客观”，无懈可击——其实不然。他承认，公元5世纪时日耳曼人的西进和公元11世纪时突厥人的西进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极大，相比之下后者尤甚——他在《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基础》一文中写道：}

_{麦金德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个地理单元，而是注重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历史关联，按此他应该提到，这两次西进都与中国王朝扫荡西域迫使游牧人举族西迁有关，以至于可以说，欧洲的政治成长受到东亚的历史大变动的驱动。麦金德后来用“杵”代替了“锤子”的比喻：草原民族有如一个“杵”，沿海西欧民族有如被“放在一个臼里”遭受锤打，由此产生了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威尼斯城市共和国乃至罗马天主教政体的品格，而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得以免遭如此打击，不过是因为“心脏地带”的东面和东南面有世界岛上“最巍峨广阔的高原”。麦金德没有提到，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不同，华夏民族成功融合了诸多北方游牧人，疆域推进至中亚边缘，其世界史意义更为重大。而且，蒙古势力进入华夏，恰恰是从那些“最巍峨广阔的高原”东沿从北面南下，然后从西面向东侧击中原王朝的后背。}

▲ 世界岛示意图

理查德・埃德斯・哈里森 绘，载《财富》杂志，1943年

_{然而，我们却不能说，麦金德的二元性地理单元划分错了。毕竟，内外新月形地带的政治地理单元划分才是麦金德的落脚点，它表达的是大英帝国当时的势力范围以及对全球的支配态势——麦金德心目中的“后哥伦布纪元”的世界政治地理格局。麦金德致力于论证的欧亚大陆的二元性地理结构，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的地缘政治观的核心要义：既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对西欧人来说是恒在的生存威胁，那么，这种包围态势就需要永远保持——麦金德让内新月形地带的西沿向心脏地带推进了一大步，为的就是紧缩这种包围态势。}

_{按照迄今在我国学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麦金德针对马汉的“海权论”提出了不同的“陆权论”——这种看法显然是错的。麦金德从未放弃海权论，他仅仅不相信，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成为海上大国便一劳永逸地取得了克制大陆强国的政治优势。相反，麦金德强调，哥伦布纪元已经结束，海上实力明显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外新月形态势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_{因此，麦金德在1904年用世界历史上的史例提醒英国人，当西欧民族的舰队遍布海洋进行海外扩张“并在不同程度上使亚洲沿海边缘地带臣服时”，俄罗斯组建的哥萨克骑兵也从北部森林走出，凭靠自身的游牧力量制服鞑靼游牧力量，实现了对草原的管控——接下来：}

_{16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有“两大运动”：不仅有西欧人跨越海洋的发现新大陆，也有心脏地带的强势民族在欧亚大陆东北部发现新陆地。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西欧人发现并占据新大陆凭靠的是海上机动性工具——舰船，自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新草原人也彻底更新了陆上机动性工具：蒸汽火车取代了马和骆驼：}

▲ 1890 年代，西伯利亚东段铁路施工现场

_{麦金德相信，就商业交通而言，海洋运输不及铁路运输便捷。麦金德回到了报告开始时的主题，他有理由认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仍然在于心脏地带民族向外进击边缘地带的本性：}

_{这看似突显了工业技术文明的进展对人类掌握地理环境的支配性影响，其实，决定性的动力因素仍然是生存斗争——技术的进展不过是工具罢了。}

_{麦金德强调的是，海上大国不能因掌控海洋就胜算在握，必须看到新的生存冲突趋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麦金德的世界地理-历史观是地缘政治博弈式的世界史观，与单纯从经济视角或文化视角看到的世界历史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简洁明了的三阶段论：古典纪元—哥伦布纪元—后哥伦布纪元。}

_{麦金德的报告以对已经开启的“后哥伦布纪元”的地缘政治分析结尾，几近于策论：}

_{不难看出，麦金德最为担心的是欧亚大陆上的“枢纽国家”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国家联手，这显然是站在外新月形阵营对欧亚大陆形成的包围态势而言的：为了实现这种包围，必须控制内新月形地带——这听起来已经像是后来冷战时期的策论。事实上，麦金德的这一政治地理单元划分对今天的美利坚帝国来说仍然有效，因为后者在“二战”以后已经接替大英帝国承担包围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使命。当今美国的地缘战略学者会说，20世纪末的美国“本应在东亚扮演的角色”与19世纪末的英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尽管存在一些关键差异，但“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理解，美国必须与英国和法国联手打造“东亚北约”，以巩固麦金德设想的“外新月形地带”对欧亚大陆的包围态势。}

_{麦金德在报告开篇就暗示，海上实力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离马汉的著作吹响海权论的号角才过去不到15年，在当时听起来相当不合时宜，因为德国、美国、日本等无不在追仿英国，竭力扩张海军。事实上，马汉的海权论大著出版后，马上就引起了大英帝国海军界的强烈关注，一个“民间性”的海军联盟（Navy League）随即成立（1893年）。鉴于帝国的版图辽阔、贸易遍及全球，这个组织呼吁扩充英国的海军力量，让大英帝国始终掌握“中间海域”（the intervening seas）的最高支配权，并提出了“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即英国的海军实力必须始终保持比紧随其后的两个海军强国的战列舰总实力高出10%，为此必须推行“大海军”（bignavy）。这个非政府组织最显著的“功绩”不仅是迫使自由党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下台，而且启发德国人在1898年也成立了舰队联盟（Deutscher Flottenverein）。在1899 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代表抨击英国人常把“海洋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挂在嘴边，不过是海上霸权的托词。英国海军的北美及西印度洋舰队司令约翰·费舍尔中将（John Arbuthnot Fisher，1841—1920）代表英国出席会议，他言辞激烈地反驳说，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需要一位“廉洁奉公的警察”（incorruptible policeman），至于这位“警察”应当归属哪个国家，则不存在任何讨论的余地，当然是非英国莫属。由于费舍尔在会议上表现出色，他获得了“战区海军最令人向往的职务”——地中海舰队司令，而他也很快锁定未来英国海军的真正敌人是德国而非法国。}

▲ 约翰·费舍尔中将（John Arbuthnot Fisher，1841—1920）

_{麦金德与马汉的差异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美国正在崛起，因此马汉依据英国的成长经验竭力宣扬海权论，而对麦金德来说，大英帝国需要的是增强实力，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但绝非仅仅是增强海上实力。在宣读报告后的讨论环节，政治记者利奥·埃默里（Leo Amery，1873—1955）在评论时抓住了麦金德的要点——“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铁路机动性对抗海洋机动性的问题”：}

_{利奥·埃默里出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官员家庭，早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前往开普殖民地，成了“米尔纳幼儿园”成员，因此他能看到麦金德报告的要害。然而，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报告一年后（1905年2月），麦金德在保守党的“同胞俱乐部”（the Compatriots’ Club）做了一次演讲——讲题为《人力：衡量国家和帝国力量的标准》（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以下简称《人力》）。此文通常被视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姊妹篇，两者合在一起看，对麦金德主张“陆权论”的误解会自动消失。}

_{麦金德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英国作为海上大国所拥有的全球商业实力端赖于其海上军事实力的支撑：}

_{换言之，海军的作用天生就是进攻而非防御——“战列舰应主动攻击或封锁敌人，巡洋舰应追捕敌方巡洋舰”。因此，英国舰队的规模和部署，主要取决于潜在的敌对舰队的实力。可见，麦金德丝毫没有不看重英国的“海权”，相反，他强调英国的海权并非“只在战时才发挥作用”，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不可或缺。他列举了19世纪末以来的几个事件，证明大英帝国“没有发生一次海战”就保持住国际地位，端赖于自己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1898年，英法两国在非洲东北部苏丹的法绍达村（Fashoda）为争夺地盘爆发冲突，由于英国海军的震慑才没有升级为战争，凭靠“不战而胜的海上实力”成功“阻止法国对非洲的掌控”。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同样凭借强大的海上实力，才成功阻止德国图谋趁机在其非洲东西海岸的领地以及延伸至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非洲南部第一大河，注入印度洋）的狭长地带扩张。麦金德没有忘了提到，正因为英国舰队为英日同盟提供的保障，才使得大英帝国在外新月形地带建立的防线得以实现闭环。}

_{但麦金德随即指出，大英帝国仅凭海权并不足以掌控陆地。固然，若没有对中间海域的掌控，英国无法守住印度。可是，若英国没有在英属印度半岛西北（今巴基斯坦北部）驻扎陆军，也很难维持对印度洋的掌控——“英国在印度的陆权与在西部海洋（the Western ocean）的海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_{麦金德提醒听众，必须看到俄罗斯和德国都是陆上强国，“且绝不缺乏原始、狂热的人力，而铁路正在将这些人力动员起来”。麦金德称：}

_{麦金德不仅提到欧亚大陆的陆上大国（俄罗斯和德国），还提到新兴的海上大国美国，它们的国家实力都在猛增，这使得作为岛屿国家的大英帝国不太可能再仅靠舰队保卫商业属地的地位来长期维持其全球地位。麦金德有理由担心大英帝国正在丧失其已经获取的世界性权力，但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大英帝国的威胁显得仅仅是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人及其现代后裔，现在我们看到，对麦金德来说，所有正在增长实力的国家都是大英帝国的敌人——除非与它们结盟，而世界历史证明，所有结盟都是权宜之计。他告诫听众，那些企望通过追求“普遍和平”来消除所有边界的人都是历史的健忘者，他们抱有的仁慈信念让自己看不到，大国竞争乃“恒久的斗争”（permanent struggle），这是一个自然事实。现代的“民族国家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已经在决定一切，“每一种武器——商业的、教育的乃至军事的——都被用于这一事业”。麦金德指出：}

_{这话再次强调了《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出发点：哥伦布纪元结束后，人类对自然地表的探索将转换为在封闭且有限的自然地表上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它“将考验各民族国家的全部能量”。事实上，麦金德在1902 年出版的《不列颠与不列颠海域》的结尾已经发出明确警告：}

_{这岂不是在说，大英帝国还应该扩张海军吗？《不列颠与不列颠海域》是麦金德主编的“世界区域”丛书中的第一部，应邀撰写《中欧》一书的德国地理学家帕奇对麦金德的视角感到不快。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诫德意志人，“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一样令人厌恶，它们对德国所置身的边缘地带虎视眈眈，中欧的政治单位若不联合起来壮大自己，迟早会被这两个帝国分割。面对两个大帝国的东西夹击，帕奇无奈地指望，“美国的发展和人口众多的东亚”也许能在将来平衡其势力。}

▲ 帕奇《中欧》1903 年英文版插图

_{没过多久，张伯伦就在内阁倡议实行“帝国优惠关税制”（Preference），即建立大英帝国关税同盟，以控制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经济，在经济上统一帝国，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他的理由是，国家实力最终取决于人口和幅员，而大英帝国在这方面显然远不及德国和美国等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除非让不列颠王国的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与联合王国形成紧密的政治实体，即模仿美国的联邦制让大英帝国成为大一统的“帝国联邦”。这必然要求治国理念的转变，首先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不能再抱住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观念不放，也不能再津津乐道所谓英国的“贵族自由”传统——毕竟，现在是群雄争霸的“帝国时代”。张伯伦还提议建立“帝国议会”，允许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政府有限分享帝国的权力，让大英帝国变成不列颠联合王国与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合伙办的“企业”。}

▲ 1902年的大英帝国版图 

_{由于威廉·格莱斯顿长期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多数英国政治家激烈反对张伯伦的提议。他果断辞去殖民大臣职务，走社会运动的道路，发起“关税改革同盟”。1903年5月，约瑟夫·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公开演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其表面上的主张是呼吁改革社会民生：提高英国工人的工资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场运动引发了持续多年的自由贸易与保护性关税的激烈争论，导致保守党内部分裂，甚至造成英国自17世纪的内战以来最大的议会分裂。今天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在21世纪初面临的处境与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处境有“历史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到芒刺在背，而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明显普遍偏低，没有为美国承担军事风险，且美国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严重失衡，“使得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海权国正在经历相对（尽管并非绝对）衰落”——为了扭转这一态势，特朗普政府果断发起了贸易战。}

_{自由党秉持自由放任式的自由主义观，反对英国的海外扩张，主张专注本土事务，其反对关税改革的理由是，保护性关税会终结廉价食品。张伯伦与自由派的斗争可追溯到19世纪80 年代关于爱尔兰自治问题的分歧：威廉·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承诺爱尔兰自治，张伯伦则主张帝国的大一统。 张伯伦斥责自由党人是“目光短浅、无视帝国利益”的“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er）。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固然惬意，但大英帝国真的承受得起“自由主义”吗？政治自由主义能让大英帝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身的立场吗？在圣彼得堡表达友好意愿，能阻止俄国人在中亚的扩张吗？自1864 年起的20年间，俄国人在中亚吞并的领土，面积已与小亚细亚相当。面对一个军国主义盛行的欧洲，单纯依赖自由放任原则不仅愚蠢，而且危险。英国若不在当下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实力不坠，终将沦为“三流小岛”（a third rate isle）——大英帝国的政策基础绝不能是温和的情感，而必须是实力。}

_{麦金德在1905年2月的演讲与仍在持续的关税改革论争有关，他用海权—陆权均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学主张为张伯伦的“人力”观辩护。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其工人、战士和母亲”；如果一个国家单纯追求积累财富，在“帝国内部”施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难免“导致一种不健康的分化，即一边是纯工业人口，一边是纯农业人口”。因此，即便是在帝国内部，也应该对贸易实行合理的关税控制。次年，麦金德出版了小册子《财力—人力而非统计数字，才是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则》（以下简称《财力—人力》），更为全面地阐述了一年前的“人力”论演讲提出的论题。}

_{他首先亮明自己的态度：反对继续推行“自然贸易”政策，即便这个语词“带有道德层面的意味，甚至近乎一种基督教式的理念”，而“全球自由贸易的理想则散发着和平与善意的气息”，相反，“报复性关税”一词却让人联想到仇恨与刻薄，“优惠关税制”乃至“保护性关税”则带有人为干预色彩，“甚至有些不健康，有悖自由精神”。这一说法足以表明，主张通过帝国经济一体化和关税保护增强英国实力的诉求，面临着英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的强大压力。麦金德随即亮出了他支持“帝国式关税”政策的政治学理由：}

_{麦金德提供的史例与《人力—财力》文中的相同，只是更为详细罢了。至于何谓一个国家的“实力”，麦金德认为首先是军事力量：为了维持既有的优势地位，大英帝国必须用军事实力施加压力，它“未必会留下根深蒂固的仇恨”，其实际影响也“未必一定得通过战争来体现”。换言之，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障和平不可或缺的手段。英国必须始终保持压倒性的海军力量，而非“够用”就行，这不仅是为了能在战争中维护国家安全，也是和平时期确保出口市场的准入条件。}

_{麦金德随即告诫，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现在已不足以让不列颠掌控全球秩序。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各国的军事实力此消彼长，以为现在英国的海军实力比过去增加了数倍，这样的观点毫无意义：}

_{基于这一分析，麦金德反对国家在军费方面“节省开支”：}

_{麦金德把“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和军事力量统称为‘人力’”，而有效行使军事力量需要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财富。因此，一国的真正实力在于财力和人力，这两者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财力与人力相比，后者更为重要。毕竟，“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围绕英国崛起的浪潮，并预测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因为不列颠的人口仅4300万，即便加上全部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白人也不过“约再增加1000万”，远不能与德国（超过 6000万）、美国（超过 6000万）和俄国（超过 1.3亿）的人口相比。}

_{麦金德建议，英国不应仅仅将“财力”视为“国际实力的基础”，必须致力于增强英国的“人力”，即“国家的劳动与作战能力”。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变动的确能够增强一个国家的财力，“但对工人造成的不良后果却削弱了国家的人力”。麦金德特别强调，“人力”不仅仅指大英帝国的总人口或企业雇用的工人数目，还应包括教育水平、劳动效率，以及劳动人口在旧产业衰退、新产业兴起时迅速获得新技能的能力。这意味着，人口不仅要看数量，还有看质量，即民众的平均素质——尤其教育水平，他称为“人民的效力”（the efficiency of our people）。}

_{在今天看来，麦金德的小册子更像是一篇地缘政治经济学杰作——他提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后者提倡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那些虽暂时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的一种防御手段”，只不过在当时德意志尚未成为统一的政治单位，这一理论还需要先“克服阻碍民族发展的敌人”之后才具备付诸实践的条件。普法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就“具备了与英国展开经济竞争的条件”。}

_{鉴于英国的经济在明显衰退，人口和制造业趋势有利于德国和美国等依托大陆资源的强国，麦金德建议，英国要保持大国地位，还得让“那些参与实力均衡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共同承担”制衡德国和美国的负担——帝国贸易优惠政策可确保建立帝国联盟；何况，兼容的经济利益也会加强帝国各地英国人的政治忠诚。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会提出内外新月形地带的政治地理单元划分。}

作者简介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会长。主要从事中西古典学、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史学研究。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凯若斯：古希腊语文学述要》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等，已出品750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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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安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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