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德性与神明（刘靖凡 译）
编者按：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6年第1期（总第8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本文为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W. Burns）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所做的学术报告（2024年11月）， 感谢伯恩斯教授授权本刊发表。
首先，我要感谢古典学实验班的邀请，有幸与你们一起研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以下简称“《战争志》”）中若干至关重要的片段。正如你们所见，这部作品记述了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战争（公元前431—404），在这场战争中，民主制的雅典几近击败寡头制的斯巴达，意图成为当时已知世界的尊荣主宰。修昔底德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指引后世，或如他的名句所说，成为“有益之物……永远的财富”（1.22.4）。因此，我们今天阅读此书，并非单纯出于好古之心，而是为了探究修昔底德记述的战争行动和演说，为应对政治与人类生活中恒久的困境与命题寻得坚实的指引。想必你们已注意到，这些永恒的命题和关切囊括了以下几点：人类是否必然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正义或公共利益要求的自我牺牲？修昔底德呈现了一些政治人物，这些人对神明是否干预人事所持的信念或疑虑，深刻地左右了他们的行动；那么，对于神意的关切，在一种健全的政治生活中究竟应居于何种地位？
▲ 伯恩斯教授“解读修昔底德”学术报告现场，2024年11月13日
修昔底德若仅止于书写一部浅薄的道德说教、英雄颂歌或单纯的警世故事，便绝无可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指引。他为我们呈现了政治家在真实政治生活中的审慎权衡，那个时代正是政治生活最为充分地自我展露的历史时刻。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们得以目睹那些杰出政治人物的行事，他们正在争夺各自渴求的目标，即自由与帝国。我们也聆听到他们的演说，这些演说旨在说服众人追随他们的目标，其依据则是他们对何者有利、何为正义或高贵的推论意见。修昔底德的书写使我们不止于旁观，而是加入到这些参与者当中。通过对演说与行动的编排，他让我们深深为之撼动：我们倾听这些参与者的种种慎思，从其胜败荣辱中汲取教益。通过审视这些杰出政治人物的功业，从中探究和领会政治生活的伟大与限度，我们最终不得不反观自身，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
各位已经阅读了修昔底德在第四卷和第五卷中记述的演说与行动。今晚，我将与你们探讨这两卷中的若干关键事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皮洛斯（Pylos）之捷、斯巴达的首次议和、布拉西达斯（Brasidas）的崛起、尼基阿斯（Nicias）和约的订立，以及米洛斯（Melos）对话。
▲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
一 德摩斯梯尼和斯巴达的弱点
在《战争志》的前两卷中，我们已经认识到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座城邦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驱使它们各自走向战争，并塑造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战争方式。概言之，斯巴达代表的是法律、尚武精神（warlike）和传统德性，仅在迫不得已时才对雅典开战。而雅典人代表的则是大胆的创新，尤以海战为甚，因而显得很有巧艺（artfulness）。遭遇瘟疫这一惨重而短暂的挫折后，雅典人仍具备对斯巴达的优势，尤其在德摩斯梯尼的军事领导下。在皮洛斯与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之役中，我们看到德摩斯梯尼的洞见已超越军事范畴，深入到政治事务、政治判断之中，正是这种政治判断促使他加强皮洛斯的防御工事（参见4.3）。他的计划是什么？德摩斯梯尼察觉到，墨瑟尼亚人（Messenians）所操方言与斯巴达奴隶相同，遂计划将他们驻扎在皮洛斯的一处设防安全据点内——此地天然险要，位于“昔日的墨瑟尼亚故土”。由此，墨瑟尼亚人能够渗入到斯巴达奴隶当中策动叛乱。借此，他能将战火引向斯巴达本土，从而动摇整个斯巴达政权（参见4.41）。他发明了游击作战（guerrilla warfare）。他的计划虽偏离了伯里克勒斯的防御性战争策略，但并未背离伯里克勒斯的战争目标，并且缓解了该策略的一个重大困境。它的直接成效是，斯巴达军队被迫迅速撤离，并中止了对阿提卡的年度入侵。他们转去皮洛斯，随即爆发激战（4.8–10）。大量的斯巴达统治寡头被派往靠近皮洛斯的斯法克特里亚，结果却遭到包围。此事令斯巴达大为震动（参见4.15），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被迫屈辱求和。
▲ 公元前425年的斯法克特里亚之役示意图
我们有必要准确把握德摩斯梯尼的皮洛斯之捷的意义，以及这场胜利对斯巴达政权特性的揭示。我们必须认清斯巴达人在演说中提出的和平的本质：这一和平意味着斯巴达霸权的终结，正如斯巴达提出在联合统治中自居于次要地位所表明的那样。此时，他们已经准备放弃遏制雅典扩张的最后机会——他们似乎更愿意统治一个由雅典主导的拉刻岱蒙（Lacedaemon），而不愿承受整个政权覆灭的风险。因此，他们愿意接受一项和约，使雅典人得以实现伯里克勒斯全部的战争目标。斯巴达人提出和约意味着，他们用行动承认自己已无力遏制雅典帝国；这是一种战败者的和平。这一提议表明，雅典已成功绕过斯巴达，将能够不受阻碍地扩张其帝国。自此，希腊各城邦将被迫接受雅典的领导[霸权]；斯巴达将无力保护这些城邦免受雅典的压力，遑论“解放”他们。斯巴达以次要成员身份与奉行帝国主义的雅典结盟，这无疑会使自己在那些曾视其为反雅典帝国联盟领袖的盟友眼中信誉尽失。并且，正如他们提议秘密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只要能立即达成和约，斯巴达人甚至甘愿在盟邦中背负失信和羞耻。
斯巴达对和平的渴求遭到克勒翁（Cleon）看似愚蠢的反对（4.21–22、4.27–29）。他在与尼基阿斯的辩论中夸口称，自己能在二十日内将斯巴达人带回雅典，这是全书中为数不多的几处笑料之一。然而，通过允许德摩斯提尼攻占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克勒翁最终竟带回了三百名斯巴达战俘，这与尼基阿斯这样的“温和派”雅典人的预期完全相悖。而对斯法克特里亚岛上斯巴达重装步兵之败感到震惊的，又岂止是尼基阿斯这样的温和派雅典人（4.40）。修昔底德说：“再没有什么比三百名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投降更令希腊人震惊。”（同上）他在记叙斯法克特里亚战役时揭示了这种震惊的根源：通过提及温泉关战役，他提醒我们，斯巴达人曾立下这一被世人深信不疑的誓言，声称任何武力都不能迫使他们缴械投降（μολὼν λαβέ），他们宁死也不行蒙羞之事。因此，当希腊人断定斯巴达人已非当年在温泉关高贵献身之人的同类，或认为斯巴达对自身丧失了信心时（4.36.3、4.40.1），这意味着：曾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迫使一个斯巴达人投降。然而，斯巴达人终究在死亡的威胁下投降；他们确实畏惧死亡，确实关切自身的利益。他们昔日的豪言，实则是对其法律所培育德性的夸耀，声称这种德性能够战胜这种关切的强大驱动力量。与其他希腊人不同，当斯巴达人被灌输的羞耻感显得有所缺陷时，修昔底德并不感到意外，他笔下的德摩斯梯尼也同样并不惊讶。
德摩斯梯尼在皮洛斯的胜利以及斯巴达表现出的怯懦，促使修昔底德向我们进一步揭示关于斯巴达的隐秘真相（4.80）。这场胜利表明，斯巴达的奴隶人口实则是其德性的核心所在。修昔底德指出，几乎整个政权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应对希洛人（Helots）问题（4.80，参见3.54.5）。相比在皮洛斯的投降，这一揭露对斯巴达宣称的德性而言更具毁灭性。首先，它证明斯巴达之所以长期未能扩张，并非出于任何选择，而主要是为了镇压其庞大的奴隶人口（参见8.24.4、8.40）。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宣扬的德性欲求的那种崇高的共同善，无非是对希洛人的镇压。修昔底德揭露，斯巴达人过去甚至曾实施过一种阴暗且具有欺骗性的谋杀，专门针对希洛人中最勇敢的那部分人。由于对奴隶的恐惧，加上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斯巴达人终于意识到，亦如科林多人（Corinthians）早已指出的那样（1.74），他们需要进行革新（4.55），也因此需要屡次乞和。
在斯法克特里亚俘获三百名斯巴达士兵，为德摩斯梯尼一连串令人惊叹的迅捷胜利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总结。德摩斯梯尼洞察了斯巴达政体的真正特质，从皮洛斯发起游击作战，从而触发了斯巴达对雅典长久以来的恐惧——“革新”，这种恐惧当年甚至曾促使斯巴达退出反波斯同盟，其核心正是担忧雅典会援助希洛人起义。通过迫使斯巴达屈膝，德摩斯梯尼彰显了雅典的霸主地位，实现了伯里克勒斯的所有战争目标。德摩斯提尼的胜利被归因于以下几点：一种伯里克勒斯式的对命运的理解，即缺乏对原因（causes）的认知（参见4.3.2）；一种从自身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一种根据自然调整方位的能力；一种使用虽机敏但不甚高尚的手段的意愿——借此，德摩斯梯尼在皮洛斯及其他地方击败了那些颇具声名、吹嘘温泉关美德的斯巴达重装步兵。他看穿了他们的声誉。
▲ 古希腊黑绘陶瓶上的重装步兵
此外，在克勒翁的协助下，这场胜利挫败了以尼基阿斯为首的雅典温和派的阻挠；这些温和派要么错估了雅典相对于斯巴达的实力，要么因过度谨慎而犯错（参见4.27–28、4.39.3）。最终，借此胜利，修昔底德为我们揭开了长期笼罩斯巴达的面纱，揭露出一个不堪的隐秘：身为“希腊解放者”的斯巴达人，高踞拉刻岱蒙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其庞大的塔基则是墨瑟尼亚的希洛人；维持它几乎成为这个政体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当德摩斯梯尼成功削弱了这座金字塔的顶端与底层的重要部分，整个拉刻岱蒙便面临崩溃威胁。由于无法承受这一挫败，斯巴达人将其解读为神罚（4.20.2，参见7.18.2），陷入了深深的绝望（4.55）。
简而言之，德摩斯梯尼的胜利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雅典式理解的胜利，它最初在斯巴达问题上体现、并隐藏在伯里克勒斯政策之下；这不仅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战胜了正义的需求、战胜了伴随的对正义之神的信仰。然而，斯巴达的低谷意味着她将从此崛起，或恢复她的力量和信心。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政治教训，雅典的胜利反而促使敌方阵营中涌现出一些领袖人物，他们原本难以脱颖而出，其中最杰出者即布拉西达斯。他睿智且胸怀抱负，抓住斯巴达困局提供的机会，超越了斯巴达的平庸。伟大的领袖人物正是如此：在他人只看见困境之处，他们看见机遇。他渴望荣耀，也确实比他人赢得更多。若不考察这位高贵斯巴达人的言行，我们对修昔底德在第一次战争中教诲的理解将不尽完整。
▲ 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
然而，这一表象仍具欺骗性；它是修昔底德高贵修辞的一部分。真正开始扭转战局、反击雅典的，并非布拉西达斯。斯巴达命运的转机，实始于雅典最初攻占西西里的企图所遭到的拒斥，而这一拒斥应归于叙拉古人赫尔摩克剌忒斯（Hermocrates）的演说（4.58及以下），正是他日后领导他的城邦挫败了那次更为著名的大规模西西里远征。我们接下来将首先审视赫尔摩克剌忒斯的演说。通过他，修昔底德揭示了一位杰出领袖应具备的心智与胸怀的品质。
二 赫尔摩克喇忒斯在革拉（Gela）
如你们所知，赫尔摩克剌忒斯出现在柏拉图的《蒂迈欧》与《克里同》这两部对话中。从《克里同》中的线索看，似乎本应有另一部对话《赫尔摩克剌忒斯》，因为苏格拉底已经同意他接续发言的请求。然而这部对话并不存在。在《克里同》中，雅典人击败了来自西方大岛的侵略者亚特兰蒂斯人（Atlanteans）。在此处，我们开始了解真实的故事：雅典入侵西方的大岛，却最终被击败。赫尔摩克剌忒斯是唯一横跨两场战争发表演说之人，他的洞见非凡宏阔。他的第一次演说发生在斯巴达的低谷和雅典的巅峰时期，标志着雅典真正的转折点。
面对雅典“援助”或征服的前景（4.59–64），赫尔摩克剌忒斯面向西西里人发表的演说，与我们即将看到的布拉西达斯的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并未许诺任何免于战争或压迫的永恒自由，然而这番演说却如此有效，以至西西里人听后便将雅典人赶走。赫尔摩克剌忒斯告诉西西里人：雅典人当然声称此行是为履行法律条约的义务，但他们实则意在攫取西西里的好资源。他指出，雅典人这种未明言的意图可从天性中推测。阻止他们的唯一方式，是让西西里归于西西里人，而说到此处，他不得不承认，这或多或少意味着让西西里归于叙拉古人（4.64.1）。
与迪欧多托斯（Diodotos）类似，赫尔摩克剌忒斯提出，在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时，正义与非正义的考量皆无关紧要（参见4.61）。因为，无论是力量还是事业的正当性，都不能确保成功。命运对正义与不义同样垂青。“因为复仇不会因曾受不义而获得好运，力量也不会因怀抱善望而必获成功”（4.62.4）。那些旨在纠正不义的尝试，尤其是出于愤怒的纠正，虽本意为好的，但实则可能带来伤害，故而不应当追求。然而，赫尔摩克剌忒斯能洞悉这一点，前提是他必须认识到，神明不会庇佑正义的一方去惩罚行不义之人，而这与我们将在布拉西达斯那里看到的信念相反。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正如赫尔摩克剌忒斯所说，不义的存在本身，并不保证一定能够成功地施加相应的报复。这一论断对“正义”观念的破坏，远比表面看来更为严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必须容忍某些不义。而一旦必须容忍不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应当获得好报之人，并不会因这种应然就真得到好报。这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我们之所以难以接受“不义”，或感到应得回报的缺失，正说明我们确实渴望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的欲望能得到满足，愿望能够实现，只因这些是正义的，只因我们配得上它们的实现。当我们由此意识到，自己在追求正义时其实渴望着个人的成功；当我们看清自己行正义之事恰恰是为了获取渴求的目标时，我们便会发现：寄望于通过自我牺牲来换取的事物终将落空，因为这些牺牲算不得真正的牺牲。由此，将不义视为必然、不可避免或不可克服的，就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我们通过正义之举或牺牲就配得上实现所有愿望。我们只能尽力争取力所能及的欲求，同时坦然接受世界无法满足我们最深切渴望的现实。而接受它，就意味着要将正义那被寄予厚望的因果力量看作徒劳而加以抛弃。这样的认知，使我们丧失了一直相信着的、获取最深渴望的途径。
修昔底德笔下的赫尔摩克剌忒斯，独自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认知。赫尔摩克剌忒斯于是能够说：雅典人渴求西西里的好事物无可指摘，亦不值得嫉妒（4.58）。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受天性驱使。不仅城邦如此，每个凡人亦皆因天性而追寻自身之善；这一切本无可厚非。当罪责与谴责的可能性随之消解，对神明干预不义的期待也便成了问题。既然我们无法指责邻人爱自己胜过爱我们，神明又岂会因此谴责他？正是洞悉了不会有惩戒大城邦的复仇之神，赫尔摩克剌忒斯才得以平静接受西西里人的处境，懂得何时该停止与西西里同伴的斗争。这种洞见使他超脱了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希望与恐惧，因而能在当下及后来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判断力。他不再执着于那些让人脱离现实世界的要求，也不再试图依照自己的渴望去改变既存的世界。
▲ 赫尔摩克剌忒斯像，19 世纪意大利历史插图
诚然，修昔底德并未将赫尔摩克剌忒斯论证的最终环节纳入其演说中，并且，赫尔摩克剌忒斯本人也很可能不会使用这一部分。但修昔底德确实在这一关键演说后不久，在一个更为安全之处，为我们补全了论证的最后环节。在波欧提亚（Boeotia）的德里昂（Delium），雅典人直接将赫尔摩克剌忒斯的论证运用于诸神及其圣所（4.97–98）。正是透过这段论证，我们得以目睹虔敬观念的彻底溃败。不过，让我们先审视布拉西达斯的生涯。
三 斯巴达复兴：布拉西达斯
皮洛斯的灾难迫使惯爱猜妒的斯巴达寡头破例授权给城邦最卓越的个体——布拉西达斯（参见4.79–80，对比3.79.3），命他在北希腊发动一场解放战役（参见4.79–80）。如修昔底德所述，布拉西达斯在此战役中的早期胜利，给所有后来反叛雅典的其他城邦的公民带来了希望，他们相信其他斯巴达人都会如布拉西达斯一般（参见4.108）。特别是七年后在与雅典人的对话中，米洛斯人能提及他的名号，以回应雅典人关于“斯巴达人不愿承担伴随高贵的风险”的指控（5.107–110）。
布拉西达斯的德性，他彰显的正义与节制、睿智与温和（4.81、4.108，参见6.55–56），使他的解放政策得以实现，这一政策最终为他赢得至高荣誉；我们将在斯奇欧内（Scione）见证他被拥戴为希腊的解放者（4.121），他在死后更是被安菲珀利斯人（Amphipolitans）以建城英雄或半神的身份祭奠（5.11）。他的德性亦使他在国家最黑暗的时刻为其争取到更有利的和平（4.81）。然而，问题何在？布拉西达斯的德性带来的两个结果显然相互冲突：为他赢得荣誉的高贵解放政策，实则令诸多希腊城邦沦为斯巴达与雅典的附庸。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恰恰在“西西里事件之后”（4.81），即当斯巴达试图独掌整个希腊之时，这个宣称自己的城邦不谋求帝国、只欲摧毁雅典帝国的男子，他那解放者的声名正是斯巴达行动的最大助力（4.81、4.86.1、4.87.5、4.8.2.4）。弱邦不得不仰赖强邦的保护，而保护的力量本身就是压迫的力量。一旦布拉西达斯说服雅典的属邦相信斯巴达能保护他们，斯巴达便获得了压迫他们的能力。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何种动因驱使布拉西达斯这样的人如此行事？让我们转向他的演说，看能否从中寻得指引。
布拉西达斯首次演说面对的是阿坎图斯人（Acanthians，4.85–87）。他此番演说要克服何种困难？阿坎图斯人既担心叛乱失败会招致雅典的残酷报复，又担心如果叛乱成功，斯巴达会强行在他们的城邦建立寡头政治。布拉西达斯承诺说，雅典军队在尼塞亚（Nisea）的避而不战已经彰显斯巴达的力量（4.85–87），而这力量将保护阿坎图斯人；他声称，若对解放的城邦强加寡头统治，将损害斯巴达的声誉；他向他们保证，斯巴达已立下最庄严的誓言，确保所有被解放的城邦既不受侵害，又可自由保持原有政体。但若阿坎图斯人拒绝反叛雅典，他将不得不迫使他们协助他解放希腊；斯巴达虽不谋求帝国，但以她追求的共同善的名义，他将焚毁他们正值成熟季的庄稼。
布拉西达斯的温和及其他品质赢得了人心，阿坎图斯人由此成为北希腊地区首个反叛雅典帝国的城邦。值得注意的是，他展现出的温和，部分源于他愿意接纳并运用关于利益之强制力的论述。例如，他希望托若涅人（Toronaians）相信，他并未因他们曾效忠雅典而心存芥蒂，反而将其解释为出于强迫（4.114.5）。这与他此前被迫效力的斯巴达将领阿尔奇达斯（Alcidas）大不相同。在对斯奇欧内人发表的更为复杂的类似陈述中，他赞扬他们做了对自己显然更好的选择（4.120）。换言之，他的温和显得与迪欧多托斯类似。这种温和，加上他对崇高行动所获荣耀的爱，或可解释我们为何会看到他向雅典娜献祭，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常被忽视（4.116、5.10.2）。布拉西达斯相信，雅典娜已向他昭示对他崇高事业的庇佑。
然而，尽管布拉西达斯通过在崇高事业中取得伟大成就赢得了他渴望的荣耀，他的演说却并不代表斯巴达的观点或政策。正如我们刚读到的，他的远征如同斯巴达政体中的绝大多数行动，根源在于希洛人问题，以及皮洛斯惨败后由希洛人问题强加给斯巴达的对和平的迫切需求。换言之，斯巴达人始终在利用布拉西达斯，企图凭借他的胜利迫使雅典人回到谈判桌前。他们准许布拉西达斯推行“解放”政策，正是要将这些被解放的城邦化作谈判筹码（尤其参见4.81.2）。布拉西达斯必然意识到了这一切：他深知自己在寡头制斯巴达的处境，更明白若非斯巴达陷入绝境，他根本不可能获得机会。由此，布拉西达斯采取的策略实则允许斯巴达利用这些城邦，直至将它们推向毁灭。
▲ 斯巴达勇士像，公元前5世纪初
希腊斯巴达考古博物馆 藏
我们能否为布拉西达斯辩护？或许可以认为，他的真实意图是要让斯巴达强大到根本无需通过交换城邦来达成协议，而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安菲珀利斯造船木材的重视（4.108.1、4.108.6），以及为保护斯奇欧内免受雅典海上袭击而试图掌控珀提代阿（Potidea）的举措（4.121.2）。或者说，他意图让解放事业取得无比的成功，使斯巴达无法回头。然而，即便是这种尝试，也将所有他要求效忠之人的生命和福祉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在布拉西达斯最需要援军的时候，斯巴达明显按兵不动（4.108.7），此刻这种风险便达到极致。无论如何，为期一年的休战协定（4.117）让斯巴达利用布拉西达斯的战果谋取私利的意图暴露无遗，甚至于，伯罗奔半岛的某些城邦看到这种政治风向，已开始考虑背弃斯巴达转投阿尔戈斯（Argos，参见5.14.4）。
最终签署的和约中，虽然规定投靠布拉西达斯的城邦可免受雅典报复，但斯巴达根本没有能力执行。最令斯巴达蒙羞的是，由克勒翁颁布灭绝法令的斯奇欧内（4.122），竟被拱手让与雅典人任其处置。由此，尽管布拉西达斯有宏大的计划，或许还希望通过解放足够多的城邦来向斯巴达表明fait accompli［木已成舟］，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他征战的最后一年里，他仍赖以成功的母邦不过是在利用他。由此，他其实将那些他承诺解放的城邦推入险境。事实上，修昔底德在记述各反叛城邦对布拉西达斯的灾难性的虚幻希望时，几乎直指他为说谎者——至少在他夸称仅凭现有兵力就足以威慑尼塞亚的雅典人这一点上确实如此（4.108.5，参见4.85.7）。至于那些更大的谎言，则留待我们自己去定论。
请理解，我并不是说布拉西达斯存心欺骗他所解放的城邦。相反，修昔底德引导我们看清，布拉西达斯知晓斯巴达的图谋，最终也明白自己无力阻止它，却因灵魂缺乏承受这一认知的力量而选择背过身去。这也正是在柏拉图的《会饮》（221c）中，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将他比作阿喀琉斯的原因。若我们重新审视布拉西达斯的首次演说，便能更透彻地理解他的这种软弱性。现在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他用以消除阿坎图斯人对雅典的报复、斯巴达强加寡头统治的合理恐惧的论据，无论单独审视还是整体来看都显得薄弱。因为，布拉西达斯那支由奴隶和雇佣兵组成的弱小军队，根本无力保护阿坎图斯人抵御雅典的海军力量；雅典人很有可能反击。而倘若斯巴达人真的违背据称已立下的誓言，在脱离雅典帝国的城邦中强力推行寡头政体，他们也绝不会如布拉西达斯声称的那般，需要为这可能带来的声名而忧虑。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阿坎图斯人为何在布拉西达斯以摧毁他们的庄稼为要挟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这些薄弱论据（4.88.1）。这份以希腊公共利益为名的威胁，伴以布拉西达斯对那些反抗者提出的意外温和的和平提议，确保了布拉西达斯的论点不会遭到最清醒头脑的审视。换言之，布拉西达斯希望阿坎图斯人和其他人相信，他们能够毫无代价地行事（参见4.87.2、4.108）；倘若他们识破他话中的虚假，并拒绝他的提议，便必须牺牲整个夏季的辛勤劳作得来的累累田禾。由此，他们渴望规避一种即刻的痛苦，或一个立即带来痛苦的选择，这种渴望驱使他们攥住布拉西达斯提供的微茫希望。换言之，阿坎图斯人实则在权衡的是布拉西达斯的威胁与希望，而不是将来受雅典报复还是斯巴达压迫的威胁。正如众多城邦所做的那样（参见4.108），他们开始寄望于这位高贵又温和的布拉西达斯，希望他见识到他们悲惨的境况和无私的美德，能够解决一切（参见4.120.3）。这些反叛城邦缺失的并非智慧，而是一种能力，去接受一个既艰难又充满困境的世界——我们在瘟疫中、在普拉特亚（Plataea）、在迪欧多托斯与赫尔摩克剌忒斯身上都见证过这种能力，而不是屈从于某人所许下的充满希望的承诺，指望他纠正一切、不为自己而为他们以高尚的行为克服一切困难。
雅典的盟邦被布拉西达斯的演说诱惑，希望唯独雅典在追求帝国时如此自私，只要推翻雅典，希腊的问题便能解决；所有人都将获得自由，并受斯巴达的布拉西达斯这样的高贵之人庇护。布拉西达斯声称用以约束斯巴达人的誓言，促使这些叛离的城邦克服了源自眼前事实的清醒恐惧。通过召唤那些用行动回应听众愿望的强大神明作为见证者，对这些誓言的呼求掩盖了利益的强制性。最终，无人能抗拒布拉西达誓言承诺的诱惑，他的名字传颂于众口，他是他们企盼的弥赛亚。然而，当希腊诸邦听信“布拉西达斯诱人却虚假的话语”（4.108），斯巴达人便径直按计划利用这些城邦。美梦终成噩梦，欢乐的舞步化作遭背叛的苦泪（尤其参见4.120–121、5.32.1）。
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被欺骗的人。修昔底德向我们揭示，布拉西达斯也欺骗了自己。他在斯奇欧内的演说（4.120结尾）表明，他逐渐意识到母邦未能达到他的期许，即意识到他高尚行动的限度。这种认知或许有助于解释这场演说的力量。此时，他已然知晓自己的事业注定失败，但却依然尝试这么做，这似乎是因为他渴望从这种尝试中获得不朽荣耀（参见4.81.1、4.87.6和4.120）。但若果真如此，他的愿望便是不融贯的：既然结局注定是他理应预见的惨败，他的事业就不可能光荣。我们不得不定论说，如那些被他威胁焚毁庄稼的阿坎图斯人一样，布拉西达斯未能以最冷静的眼光审视他的行动。正如他让阿坎图斯人以不清晰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身处的真实处境一样，渴求不朽荣耀的布拉西达斯自己，实则也被超越死亡的希望驱策行事。
诚如前述，布拉西达斯的温和部分源于他的这一论点：他主张那些弱小城邦中的敌对者不过是受雅典强权所迫才如此行动，故不应为此遭受责难（4.114.5）。然而，布拉西达斯始终未能将这个论点贯彻到底：在对斯奇欧内人的演说中，他既能够承认追求显见利益的行为是出于强迫，又在同一段陈述中否认了这种强迫性（4.120.3）。他在演讲中所透露的对自己行为的理解，与他的实际行为是完全冲突的。最重要的是，他始终不愿接受他的母邦需要谋求自身利益的现实，因为他不堪面对成为他们背叛行为同谋的可能性。他似乎从未考虑过（5.16.1），那份通过与斯巴达同胞对立换取的荣誉，如修昔底德向我们指出的，本身就被认为是属于他自己的利益。
简言之，布拉西达斯是修昔底德笔下荷马的阿喀琉斯。他比城邦的当权者更卓越，因早年的战功受城邦尊敬，却直至母邦陷入绝境时才获得统帅权。由于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他唯有通过为朋友高贵地死去来解决自身困境，以此证明他的德性与忠诚，亦即其言行的一致性（5.9.5、5.9.10和4.120）。为实现对被解放城邦许下的忠诚持久的友谊诺言，布拉西达斯最终必须在战斗中自杀。这位高贵的斯巴达人短暂而卓越的生涯所带来的教训，或许最令人难以承受。最终他选择了短暂而荣耀的生命，但正如我们所见，他的行为并非全然值得钦佩。他始终有所缺陷。
▲ 《阿喀琉斯之死》（局部），安东尼奥・巴莱斯特拉 绘
1738年，意大利维拉・庞贝・卡洛蒂别墅 藏
四 雅典人在波欧提亚：虔敬的堕落
在波欧提亚的德里昂，雅典人将赫尔摩克剌忒斯关于必然性的论述直接运用于诸神及其神圣居所（4.97–98）。透过他们的论辩，我们得以目睹虔敬的最终溃败。
德摩斯梯尼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进攻阿提卡北部的波欧提亚，意图给予斯巴达在此地的盟邦致命打击（4.76）。然而，由于一个失误，计划失败（4.89），远征军余部被叫停，那些率先占领并加固德里昂神庙的雅典人陷入困境（4.76、4.89–90）。他们被迫与看起来属于正义一方的波欧提亚人交战，最终在这场大战中惨遭败绩。但从修昔底德为此事分配的篇幅可见，他更重视关于遗体的争议（4.97–99）。在这场令人瞩目的交锋中，波欧提亚人指责雅典人占领其神庙并使用圣水实属渎神之举，因而拒绝交还雅典阵亡者的遗体以供安葬。雅典人则反击道，波欧提亚人拒绝按停战协议移交遗体，实则通过将此事变成政治角力的一部分，自愿亵渎了希腊的神圣律法，即便是正义的政治行动也应受神法的限制。波欧提亚人拒不归还遗体的行为，已用实际行动摧毁了他们自身的纯洁性或对希腊神圣律法的遵从（4.98.7–8）。
然而，雅典人并未止步于反诘波欧提亚人的渎神。他们针对波欧提亚人的渎神指控为自己辩护，声称他们是迫于需要而饮用圣水，故而即便诸神也不会责难他们的行为（4.98.5–6）。他们搅动圣水并非出于肆心（ὕβρις），或是蓄意违抗神明，而是出于必然性，这并非自愿，而凡是非自愿者皆情有可原。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雅典人宣称，即便是神明，也不太会责怪受必然性强制的行为；雅典人辩称，神明的要求远少于波欧提亚人。在向我们提出要求时，神明本身亦受到必然性的限定和强制。在修昔底德笔下，这是关于强迫的论证首次被直接运用于诸神所立的神圣之物，以此为由为违逆神圣开脱。
认识到这一论证的虔敬性质非常重要。这些雅典人怀着迎回同胞遗骨的深切渴望，正是这种需求催生并塑造了他们关于必然性的论辩。他们宣称，神庙中的祭坛是为非自愿的罪行提供庇护的地方，而他们自己一向保持克制，不会亵渎圣坛；如今，他们动用神庙与圣水实出于被迫。“我们没有亵渎神庙；我们也不会自愿亵渎它。”他们辩称，仿佛某些人当真会自愿亵渎神庙，而他们希望与这些人区分开来。他们比那些人更好，因为他们只有在被需求强迫的情况下才使用神庙，为他们只有在被需求强迫的情况下才使用神庙，为的是抵御侵略者，对抗不义。他们并非惯常受此强迫，而是被迫进入了某种印证了常规的例外。脆弱驱使他们如此行事；他们明确表示，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唯有在受必然性强迫的罕见情况下，动用并因此亵渎诸神所立的神圣之物才具正当性。简言之，雅典人将必然性奉为普遍约束的神圣律法中的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刻甚至没有提到自然，这与雅典人在斯巴达所说的，以及迪欧多托斯和赫尔摩克剌忒斯的说法都不相同。在自我开脱时，他们仍然假设神圣法则的存在，也承认自愿违法的可能性。整个论证过程中亦不见任何傲慢，必然性在此处仅仅限制了凡人遵从神明正义法则的能力，而这种限制，是正义的神明能够体察的。
▲ 阿波罗神庙遗址，位于今希腊科林斯，1950—1960年 摄
然而，无论雅典人如何理解自身，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指责波欧提亚人所做之事，正在他们的言辞中重演：那本该作为人类抵抗强迫、捍卫道德自由的至高屏障的神圣，却在他们的论证中屈服于强迫。倘若神圣本身也屈从于追求自身善好的强迫，雅典人的立场实则意味着任何违逆都不会受到神罚。雅典人试图为自己逃避神圣法则要求而作的辩白，反而摧毁了神圣的本质。尽管他们关于必然性的论证明确维护了违逆的可能性，但他们提到的那一驱使他们的强迫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当我们完全理解这一点时，便会发现雅典人的这套论证并未给肆心留下任何容身之所。
这背离虔敬的最终一步，并非雅典人自己提出或接纳，但已隐含在他们的论证之中。后来在米洛斯，雅典人将会明确表达这一观点，宣称神明也承认并屈从于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尽管此处的雅典人尚未把握到他们关于必然性的论证实际上已经摧毁肆心存在的可能性，但这一论证确已深远至此。
雅典人在德利昂的最终溃败，不仅受到这种坚定的虔敬观念的影响，还反过来加强了雅典内部抵制新观念的力量。他们将关于强迫的论证与古老的虔敬思想结合在一起，却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个影响另一个。由此产生或延续下来的不连贯性必然影响其行动；无论行正义还是不义，他们都无法摆脱自我怀疑。如果要完全严肃地接受强迫性的论点，他们必须放弃一切对神圣事物的依恋，但他们却无法做到。他们拒绝承认一切人类行为背后不可避免的自我关切，而是需要继续将自己划分为有德性的虔信者。但至少他们对强迫性的论点存有疑虑，这种疑虑或许也部分解释了他们在十七天后遭遇的失败。诸位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初战前的演说中（4.95），雅典统帅希波克拉底对神明只字未提，这与波欧提亚指挥官的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呼吁信赖被雅典人亵渎的神庙中的神明（4.92.7）。希波克拉底的沉默似乎源于负罪感，正如雅典人在回应波欧提亚人拒绝交还遗体时所承认的，他们确实亵渎了神圣，尽管以必然性为自己开脱。我们将看到，此次失败在促成所谓“第一次战争”终结的和约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此情势下，尼基阿斯重掌雅典的主导权。但细察和约条款及缔结者的动机便可发现，尼基阿斯缔结的和约对雅典实为恶约。事实上，若非雅典人受误导在此刻议和，便不会有“第二次战争”；他们本可击败斯巴达，并极有可能顺势征服西西里。
五 “第一次战争”的结论：尼基阿斯合约
斯巴达谋求和平的动机：恢复元气
自皮洛斯初败以来（4.17），斯巴达始终在寻求议和，正如我们所见，这主要是出于对本邦希洛人的恐惧。修昔底德对各城邦动机的记述表明（参见5.14），斯巴达仍因皮洛斯之败而担忧奴隶起义，加之与阿尔戈斯的和约即将到期，他们自知无力同时对抗阿尔戈斯与雅典。更关键的是，他们日益恐惧各自的盟邦会倒向阿尔戈斯，而修昔底德本人也证实了这种恐惧确有其据（5.14结尾）。因为雅典展现出的实力远超斯巴达预期（5.14，参见4.55、4.108和7.28.3），而我们在前文已看到，皮洛斯与斯法克特里亚的战败严重削弱了她的威名（4.40，参见5.28、5.75）。
斯巴达的关切正依照这个顺序展开，我们看到，她正按此顺序经由和约推进目标：首先确保内部稳定，再击败阿尔戈斯，最终掌控伯罗奔半岛。与皮洛斯败后提出的和议不同，这次的短期和平符合斯巴达全面构想的长期利益。斯巴达人虽仍心怀恐惧，布拉西达斯的战功却令他们不再相信败局已定。若能收复岛上的士兵，并拔除皮洛斯的希洛人避难所和据点，斯巴达便可终结这场战争对城邦存续的威胁，同时还能在不涉及与雅典的战争的情况下，消除阿尔戈斯对其伯罗奔半岛帝国的威胁。
这些动机既有力又合理。它们指向的是长期和平还是短期和平？只需审视斯巴达与盟邦的问题便可明白，唯有短期和平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背弃斯巴达、倒向阿尔戈斯的势力分为两类：拒绝议和者与反斯巴达者。前者仍被引发战争的强烈恐惧笼罩（5.17，参见5.22.1），他们像战争初期一样渴望着雅典垮台，因此认为和约不明智或不正义。他们认定斯巴达此时已衰落到可无视其意愿的地步（5.28），但若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即斯巴达停止严格执行条约条款，可以预见他们会回归斯巴达阵营；并且他们最终确与斯巴达主战派联手以达成这一目标。曼提涅亚人则另有所图：他们支持阿尔戈斯，是因为他们靠损害斯巴达在战争中建立了小帝国（5.29、5.69），且与阿尔戈斯一样是民主政体。可以预见，他们和厄利斯人将对阿尔戈斯更为忠诚。鉴于伯罗奔半岛的这一局势，斯巴达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履行条约条款（例如安菲珀利斯，参见5.21），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愿履行：她不愿与不满的盟邦决裂，希望日后能与他们和解以挫败曼提涅亚与阿尔戈斯日益增长的威胁。由此可见，斯巴达既无足够动机亦无充分手段强迫不满的盟邦遵守条约条款（参见5.35）；事实上，她反而被迫通过不严格执行条约来维系这些不满的盟邦。
对和约的不满日益滋长，这意味着斯巴达终须迎战阿尔戈斯与曼提涅亚，否则将失去其地位与盟邦（5.26、5.28）。斯巴达选择了战斗，并非依靠战术技艺，而是凭借其勇气赢得了曼提涅亚战役，挽回了皮洛斯败绩所损的声誉（参见5.75）。尽管与事实不符，斯巴达现在被誉为既勇敢又有技艺。这番声誉的重建产生双重效应：倚仗斯巴达者在此重建中恢复了信心，曾因目睹其初战中的无能而轻视她的反对者们则遭到挫败。这次胜利赋予斯巴达在伯罗奔半岛的行动自由，使她得以将曼提涅亚、科林多与波欧提亚重新纳入斯巴达阵营。曼提涅亚之战让那些反复无常的盟邦确信，斯巴达尚未准备抛巾认负（throw in the towel）。他们已准备就绪，或为保卫伯罗奔半岛诸邦而抗击阿尔戈斯与阿尔戈斯-雅典同盟，或如其宣称，为恢复伯罗奔半岛所有城邦的“独立”而战斗至死（参见5.33、5.77和5.79）。
修昔底德敏锐地指出，这番高调的“解放”宣言实则掩盖着斯巴达自私的利益。趁此地区再无与之竞争的帝国建立者，斯巴达能够在“被解放”的城邦中建立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参见5.81）。或许在读者眼中，斯巴达终究未能挽回声誉，依旧那般器量狭小（ungenerous）。但时至今日，我们或可在这个政权中看到一些令人惊叹之处。斯巴达无需像雅典那样通过改变政权结构来从危机中恢复。她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对其存续至关重要的事务，且无需为此冒险引燃民众的期望。斯巴达人不愿延续布拉西达斯的冒险政策，但他们在关乎核心利益时展现了承受风险的能力，并能够认知这些利益及其优先级。在通过条约消除国内奴隶的威胁后，斯巴达人通过在这场空前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曼提涅亚战役，进一步巩固了伯罗奔半岛盟友的支持。在短暂和平中，斯巴达人获得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并得以再度审视雅典的威胁（参见6.93.1）。由此，斯巴达人表明他们为何有资格统治、并优于战争中最为自夸的阿尔戈斯人；他们的审慎、稳健、决心和专注赢得了胜利，纵然斯巴达为平庸所治，她从和平中重生的过程依然展现出这个城邦令人惊叹的一面。
雅典谋求和平的动机：虔敬的重建
然而，一项对斯巴达未来战事如此有利的和约，注定对雅典无益，雅典人在此时寻求和平实属失策。就连最应为此和约负责的雅典人也很快承认，斯巴达并不打算遵守条约（参见5.46）。修昔底德更向我们揭示：在条约签订时，有足够的信息供雅典的有识之人预见到这项和约终将失败。雅典寻求和平的动机建立在对己方与斯巴达实力的误判之上。正如我们所见，斯巴达的奴隶起义仍在继续，盟邦叛乱也迫在眉睫。尽管雅典确实也担忧盟邦叛变，但修昔底德并未像分析斯巴达那样认为雅典的恐惧合乎情理（5.14.2，参见5.14.4结尾）。事实上，唯一曾发动雅典盟邦叛变的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已战死，修昔底德立即提醒了我们这一点（5.16）。此外，雅典已开始收复布拉西达斯攻占的城邦（托若涅已被收复，斯奇欧内正遭围困，参见5.2–3），而修昔底德刚首次告知我们，雅典的属邦严重低估了雅典的实力（4.108）。最终，既然斯巴达自身都对雅典-阿尔戈斯联盟心怀畏惧，自认不可能在两者的联合力量下取得胜利，那么雅典拒绝与阿尔戈斯结盟便显得很愚蠢。阿尔喀比亚德显然是这样认为的（5.43），而修昔底德认为他的军事判断向来可靠（6.15）。
当斯巴达借此和约恢复声誉之际，雅典却错失了推翻斯巴达政权的良机。雅典倘若坚持作战，很快便能摧毁斯巴达的势力，从而成为希腊的唯一领袖。然而，雅典让斯巴达得以恢复。那么是什么使她接受如此愚蠢的和平？
修昔底德为探寻答案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位即将主导叙事直至西西里远征终结的人物。在阐述了各城邦的和平动机后，他不寻常地描述了双方主和派领袖，尼基阿斯与斯巴达国王璞勒伊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的私人动机（5.16–17）。尼基阿斯被认为是和约缔造者（5.46），怀揣着寻求和平的高贵愿望。他旨在通过和约给雅典同胞、同时给自身带来利益，意图借此为雅典人“摆脱困扰”（5.16）。但若要对此信以为真，尼基阿斯必然对雅典的真实力量和最初驱使斯巴达开战的必然性（1.23、1.88）都一无所知。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强迫性从未消失，只是被更紧迫的强迫力暂时压制——斯巴达的损失迫使她重整旗鼓，在维持伯罗奔半岛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先解决帝国崩解的威胁，再与雅典重启战争。事实上，当斯巴达逐渐恢复时，修昔底德首次以自己的名义明确指出，正是斯巴达发起了这场战争（5.20.1）。尽管新条约使战争在中间七年里隐而未现（6.89），但它并未阻断战争；修昔底德提醒我们，“战争”因必然性而持续下去（5.25.3）。
凡明了这种必然性的人都可预见到和约的失败，尼基阿斯却未能认识到。由于某些原因，他未能认识到斯巴达为维持其盟邦的友谊，将不得不放弃严格执行条约条款。面对这种强迫性，尼基阿斯似乎相信，可能存在一种希腊城邦组成的共同体，其中各邦要么各自完全独立，要么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领导下；在他看来，波斯战争期间的那种合作是常规状态。对尼基阿斯而言，和约代表着一种根本的静止状态；他认为人们应当在法律下保持和平，因为法律所能保障的已完全足够。但这种和平是自然秩序的观点，与我们迄今所见完全不符。修昔底德描绘的世界本质上是危险的——正如赫尔摩克剌忒斯所言，和平必须通过诱导，即通过诉诸各方利益来维持。因此，尼基阿斯追求和平的这个理由，即他想要获得一个对自己或声誉无风险、无麻烦的世界，显得格外愚蠢。尼基阿斯似乎未能理解这两个强大力量真正的核心利益与处境，也没有意识到战争很快将再次爆发。
▲ 尼基阿斯（Nicias，约前470—前413）
对尼基阿斯而言，和约成了他躲避“命运”的避难所。与伯里克勒斯和德摩斯提尼对命运的见解截然不同（1.140），尼基阿斯的行动始终被对命运的忧虑支配：他尽可能躲避命运，又将现有成就归功于“好运”。对神赐命运的恐惧并非尼基阿斯独有。正如我们在德里昂的辩论中所见，雅典人始终纠结于罪责与神罚的关系（参见5.32）。事实上，更虔诚的雅典人的行动如一根红线般贯穿着第一次战争，尼基阿斯和约正是这些行动的巅峰体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提洛岛（Delos）的重新净化（3.104），这场仪式发生于瘟疫之后、德摩斯梯尼受挫于埃托利亚（Aetolia）之时，战争已持续六年，苦难深重，终点渺茫。它展现了雅典人对其所受苦难的自我谴责。随着对暴虐统治其他城邦的悔意逐渐增长，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他们依据“某种神谕”净化提洛岛，似乎是在赎罪。麦加拉失利、德里昂的渎神和战败、布拉西达斯策动的叛乱，最终促使雅典在尼基阿斯的引领下再次回归虔敬。在他的领导下，雅典先达成休战协议，继而在战争第十年伊始再次净化提洛岛。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此时他们第二次“后悔”（μεταμέλοντο）未能在皮洛斯告捷后及时达成和平（5.14）。
与瘟疫之后的和谈提议类似（2.59、2.65，参见4.21），此番和平似乎也是受雅典人的负罪感与对神罚的恐惧驱使。然而，不同于皮洛斯战后斯巴达主动提出的和约，最终以尼基阿斯之名达成的这次和平，正是伯里克勒斯最后一次演说中警示的那种和平。尼基阿斯相信“命运”是战争的仲裁者，却未能认识到斯巴达求战与雅典谋求帝国背后的强迫性，这导致了一个失败的和平。简言之，他希望通过和平使雅典“摆脱困扰” （5.16），通过和平使自己和城邦免受命运摆布，这种愿景被呈现为一种愚蠢的幻想。
修昔底德明确指出，雅典人在皮洛斯胜利后产生的希望是虚妄的（参见4.42、4.92）。他特别提到，当三位雅典将军未征服西西里而返回时，全都遭到处罚，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本可轻易征服该岛（参见4.65）。不过，这确证而非否认了他们重归尼基阿斯的领导在根本上不合理。那些破灭的希望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雅典人对其实际资源和力量的忽视，既与叛离盟邦的期待一致，也和瘟疫后幸存者的希望相似（参见4.108）。他们相信自己几乎无需任何准备就能战胜任何强敌，因此，由于缺乏对实际力量的关注，当在德里昂和安菲珀利斯接连失败时，这些希望便迅速破灭。但希望的破灭并未让雅典人迫降在现实的海岸，也没有促使他们仔细评估其实际力量、认清可能与不可能。因为，他们很可能也将过去的胜利归因于实力以外的因素。雅典民众不认为将军们的行动是战术失误，而将其视作道德问题，认定他们收受贿赂背叛城邦，尽管他们的错误程度远不及德摩斯梯尼的早期战役。他们的判断完全被膨胀的希望左右。如果说雅典人曾两次“后悔”未在皮洛斯胜利后议和（5.14），这种后悔也是在一种绝望中产生的，它与皮洛斯战斗中的希望一样缺乏依据。
▲ 西西里远征示意图
结 语
若非在“温和派”尼基阿斯的领导下，雅典缔结了那项既助斯巴达复兴、又阻雅典取胜的和约，斯巴达那种古旧的节制、德性与谨慎，对她而言本是致命的。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次战争。修昔底德亲自告诉我们，预言者关于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的预言最终被证实（5.26.4）。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七卷记载的西西里远征，雅典人在这场军事行动中遭遇了彻底失败，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一事件使其陷入与当年皮洛斯战败后斯巴达相似的境地。那些鼓动雅典继续、并尤其在西西里扩张的势力，始终与温和派相对立。而从伯里克勒斯的讣告中，我们已知晓最终摧毁雅典的内乱（στάσις）。在对科尔基拉（Corcyra）内乱的描写中，修昔底德提到神圣律法在此最先崩塌；随后在第八卷中，修昔底德赞扬雅典温和派的混合政体，称其为生平所见最佳政体。显然，修昔底德认同温和派的路线。正如我们所见，温和派的领袖是雅典人中最虔敬的尼基阿斯。在这场和平中，修昔底德引导我们与他一同停下来重新审视雅典人，此时温和派的尼基阿斯正在领导他们。为了生存，迟缓的斯巴达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朝雅典的方向靠拢，赋予布拉西达斯一定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始终由斯巴达权威掌控。
随着布拉西达斯在斯巴达地位上升，雅典人确实回归了虔敬，他们逐渐困惑于战争事件，尤其是自身厄运与神明对正义和神圣纯净的意愿之间的微妙关联。修昔底德既向我们展示斯巴达的布拉西达斯作为个人高尚生活的典范，也展现雅典的尼基阿斯作为虔敬生活的楷模。由此可见，若要求得生存，大胆的雅典必须保持尼基阿斯虔敬中的界限意识。恰如布拉西达斯为追求崇高而逾越休战协议之义，雅典在西西里也忽视尼基阿斯的警告而如此行事。
此外，在引入尼基阿斯时，修昔底德的叙述方式出现显著转变：既改变了对超自然事件的呈现手法，又明确引出了雅典人对西西里的首次远征。在第三卷后半部分中，关于西西里事件的大量记述与许多神圣相关事件交织在一起。读者很容易发现，修昔底德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具有重要意义。西西里及其相关事务围绕着对科尔基拉内战的描述，就像雅典最终厄运的鼓点；我们读到，正当叙拉古人开始建造海军时，赫菲斯托斯也在锻造某物，而后我们了解到，雅典终因叙拉古人的战舰改良技术而战败。整个作品开始呈现一种肃剧色彩。最终将雅典引向致命的西西里远征的并非尼基阿斯，而是阿尔喀比亚德。伯里克勒斯时代的雅典若要避免自我毁灭，唯有重归虔敬。修昔底德将伯里克勒斯式雅典呈现为一种诱惑，只是为了揭示其中的谬误。
▲ 《叙拉古海战》，木版画，1890年
这一观点因以下事实而更具说服力：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米洛斯对话先于西西里的灾难。通过将米洛斯对话置于西西里远征之前，修昔底德迫使我们思考两者间的关联，正如他在葬礼演说与瘟疫叙事中所做的那样。雅典最终战败的结局，配合修昔底德在米洛斯对话后叙述西西里灾难的方式，似乎推翻了我们所见的一切。修昔底德将米洛斯对话与尼基阿斯主导的西西里远征作为这部作品的转轴来安排叙事。由此可见，他对第一次战争的记述或许只是对我们教育的开端。这或许是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诱人的替代选择，它最终会被证明对我们是错误的，就像它证明对雅典人而言是错误的一样；这是一种若不亲身经历便无法完全理解的诱惑。现在，就让我们转向对米洛斯对话的审视。
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W. Burns），美国贝勒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哲学史、古典和现代政治哲学等。代表作有《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施特劳斯论民主、技术和自由教育》，并曾与托马斯·潘戈（Thomas L. Pangle）合著《政治哲学导论》，编有《历史之后？福山和他的批评者们》《回归理性：托马斯·潘戈贺寿文集》《布里尔施特劳斯古典政治思想作品指南》，与弗罗斯特（Bryan-Paul Frost）合编《哲学、历史与僭政：重审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争》。译有玛尔刻利努斯（Marcellinus）的《修昔底德传》。伯恩斯还是麦克米兰出版的“重启政治哲学”丛书的副主编，政治哲学丛刊《解释》的现任主编。
译者刘靖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学、古罗马政治史学，译著有《古罗马的寰宇——恩尼乌斯〈编年纪〉[残篇]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重磅书讯丨修昔底德《伯罗奔半岛战争志》（施特劳斯 疏 李世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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