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地缘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在《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中，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国家并非仅仅是一个法律或契约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他基于生物—政治学原则挑战传统的国家观念，将国家类比为一个不断生长、呼吸、为生存而竞争的政治机体。
这部写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作深入部析了国家如何通过地理扩张、经济竞争和内部政治发展来维系生命，阐述了地理因素在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契伦的“生命体”理论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派，特别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思维。
本书不仅是理解契伦思想及其“地缘政治”（Geopolitik）概念的必读之作，更是探究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国家理论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可以使读者在变乱交织的国际政治变局中重新审视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和生存竞争的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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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弁言 契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刘小枫
前言
导言 论政治学的自我反思
第一章 国家的一般性质
第二章 作为王国的国家（地缘政治学）
第三章 作为民族的国家（族缘政治学）
第四章 作为财政、社会、治理的国家（经济政治学、社会政治学、统治社会学）
第五章 生命法则下的国家
结 论 论国家的目的
附 论 作为科学的政治学
契伦及其对于德国政治学说的意义—瓦尔特•福格尔
▲ 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
德意志帝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1844—1904）在1904年离世，他万万没想到，仅仅十年后德意志帝国就卷入一场欧洲内战，并在四年后遭遇失败，而他心目中的楷模美国跨洋介入欧洲内战，竟然是德国战败的决定性因素。1884年的德意志帝国曾主导解决欧洲国际争端，到了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这个新生的帝国却成了被宰制的对象，即便它当时正在转变为自由民主政体。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尤其让德意志人无法接受的战后结果是，他们丧失了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欧洲领土：
德意志人普遍感到，在欧洲各国人民中，只有他们被剥夺了这些基本权利，他们对民族统一和主权的追求无非是渴望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拉采尔的《德国：家园地理导论》自1898年问世以来至大战爆发之前（1911年），十三年间印了三版，而在战后的短短两年间（1920—1921年）就连续两次再版。由于德国的边界已经被《凡尔赛和约》改变，出版社委托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堡的自然地理学家德瑞伽尔斯基（1865—1949年）对原作做了修订并有所增补。此人是慕尼黑大学地理学教授，早年曾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探险（1901—1903年），在南极洲约东经90度一处登陆，并将那里命名为“威廉二世海岸”（Wilhelm II Coast）。紧接着，拉采尔的学生推出了《政治地理学》校勘版（1923年），不久又出版了普及性节选本（1927年，共88页），魏玛民国终结前夕（1932年），《德国：家园地理导论》第六版面世，“二战”期间再次重印。由此可见，自“一战”结束以来，拉采尔似乎一直是德国政治地理教育的首席教师。但与瑞典人鲁道夫·契伦（1864—1922年）相比，拉采尔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尽管据说契伦青史留名，是因为他凭靠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发明了Geopolitik［地缘政治学］这个语词。“一战”爆发前夕（1914年6月），契伦出版了《当今诸大国》（Die Großmächte der Gegenwart），战争爆发后仅仅一个月，德文译本就面世了。如果这纯属偶然，那么，德译本在一年内九次重印不可能是偶然——至战争结束（1918年）的短短四年间，此书印行多达19版！在契伦的所有作品中，此书最为有名，版本也最多，后来经常被人提及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也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契伦 《当今诸大国》书影，1916年德文版
直到今天还经常有人说，“契伦与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一起，创立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其实，与马汉相比，拉采尔还算不上地缘政治学家，尽管他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地理学奠基人。至于契伦在何种意义上算是地缘政治学家，与马汉对观又有何不同，仍是有待考察的政治史学问题。契伦出生在瑞典中南部维纳恩（Vänern）湖畔多尔索岛（Torsö)的一个牧师家庭，那里离坐落在维纳恩湖与韦特恩（Vättern）湖之间的中古名城斯卡拉（Skara）不远。早在十二世纪，斯卡拉就是瑞典埃里克王朝（Erikskaätten，1150—1220）的“五个主教辖区”之一，而且是最早设立的辖区。契伦在斯卡拉读完中学后到乌普萨拉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史学（1880 年），一待就是十年，博士期间主攻瑞典自1809年立宪以来的政体变迁史，并以“内阁制的责任”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后（1890年），契伦留校任教，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到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Göteborg）支援“边疆”，那里刚建立的高等学院急缺师资。哥德堡濒临卡特加特（Kattegatt）海峡，面向大西洋，是瑞典最大的海港城市。由于新建高校专业设置不全，契伦同时讲授政治学和地理学，这给了他走向政治地理学的机会：在此之前（1892年），政治地理学并没有进入契伦的学术视野。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几乎是一回事，促使契伦学术转向的契机，除了哥德堡面向海外的地理环境和新建高校没有学科限制，还有十九世纪末的两场国际战争——美西战争和紧随其后在南非爆发的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契伦几乎是从头起步，边学边教，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成了他的基础读本。从这一意义上讲，契伦算得上是拉采尔的学生，他在36岁时（1900年）出版的普及性教科书《瑞典地理导论》（Inledning till Sveriges geografi)明显受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影响，而且像是在模仿拉采尔的《德国：家园地理导论》。日俄战争结束那年（1905年），契伦出版了两卷本《诸大国》（Stormakterna）——其中包括日本。在此之前，契伦去了一趟美国，考察正在崛起的新大陆（1904年）。表面看来，这部描述十九世纪末主要世界大国的著作像是如今的区域国别政治地理学，但副标题“当今高等政治学概要”则清楚表明，契伦的立足点是政治学而非政治地理学。契伦挪用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著名文章“诸大国”的标题作为书名，亦表明他有意识地承继了兰克政治史学的问题意识，试图通过描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兴大国重塑政治学。
无论是从政治史学角度重塑政治学，还是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比较历史上的诸大国，德国学界都已经有人尝试过。瑞典学术基本上属于德语学术圈，从《当今诸大国》所提到的文献来看，契伦相当熟悉德国学界的相关著作——其中甚至不乏“诸大国”这样的论题，而他的《当今诸大国》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他对何谓现代国家的政治学思考。
契伦把当时的世界大国分为“旧的”和“新的”两类，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其中不会有当时的中华帝国，因为契伦并不关注正在衰微的大国，而是关心新兴大国及其成长机制。1909 年，契伦前往东方旅行，考察俄国、中国、日本等国，并写下旅行志——《伟大的东方》（Den stora orienten，1911）。回国后，契伦陆续将两卷本《诸大国》扩充成四卷，依次分别为：《先前的诸大国以及奥匈帝国和意大利》（1911年）、《法兰西和德意志》（1912年）、《大英帝国》（附各种条约，1913年）、《美国、俄国、日本》（1913年）。紧接着（1914年），契伦又推出了四卷本的缩写本 《当今诸大国》——同年此书就有了德译本。
▲ 1899年的世界地图
按照契伦的描述，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有八个大国，六个在欧洲（英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法国、意大利），美洲和亚洲各一个（美国和日本）。欧洲六大国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五大国，其中有两个大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世界政治进入新历史阶段的真正标志是，欧洲之外的两个新兴大国——美国和日本——进入了世界大国体系。考虑到奥地利帝国演变为奥匈帝国、普鲁士融汇成长为德国只是近半个世纪才发生的转变，1914年的大国格局显然是晚近的历史现象。八国体系中各国跻身列强的成长史，甚至没有一国能追溯到比法国大革命前独立君主制时代更早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君主时代有两个大国已消逝于过去（普鲁士可以算作第三个），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国早已完全终结。就这样，在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国家格局中，我们看到了五个“业已卸任”的大国和六个生机盎然的大国，这种力量变化是过去四百年的总体趋势。直到我们所处的新世纪，欧洲之外的国家才开始加入大国体系，这标志着政治领域进入了世界历史的全新阶段。（张童童译文）这段话出自契伦为《当今诸大国》德译本第十七版撰写的前言，是在战争期间的1917年。契伦的《当今诸大国》恰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问世，似乎在为不断加剧的大国冲突提供预警，其实不然。契伦撰写《当今诸大国》的意图不是考察地缘政治的变动，而是重建政治学理论。1908年，契伦在哥德堡大学以“国家作为生命形式：经验性国家理论概要”为题做了系列讲座。十九世纪末，康德法哲学式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在德语政治学界颇为流行，它仅仅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界定政治体，仿佛国家不过“是一个受到严密监督的社会服务机构，它要受制于一个完整自足的法规系统，或者干脆与这个规范系统等同起来”——“除了规范或程序外，国家什么也不是”。契伦对这种狭隘的国家理论甚为不满，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把国家界定为生命“有机体”让他深受启发，并激发他不仅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理论，而且尝试以此来描述当时的世界诸大国：所有关于国家存在形式的科学研究，多少都得是基因学的。在这种视角下，诸大国不只是地理、统计或政治意义上的单薄实体，它们首先是生命形式（Formen des Lebens），而且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中最强大的。我们能看出，在自然选择的生存斗争中，有些国家诞生成长，有些国家则枯萎死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诸国也受着生命法则的支配，甚至也可以成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然而，就像现代生物学仅仅满足于观察、描述动物的外在现象，政治科学家也固守且止步于分析各国的宪法形式与实力大小。因此，政治科学需要更进一步，注意到国家的有机统一和内在本质。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各国生命力特性的答案，并进一步得知各国生命形式的限度究竟多大或多小。▲ 拉采尔《政治地理学》书影，1897年德文版
拉采尔的生物—政治地理学的影响痕迹在此明显可见。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15年），契伦在瑞典做了题为“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Världskrigets politiska problem）的系列讲座，讲稿随即出版。与《当今诸大国》一样，此书马上就有了德译本，而且一年之内印行三版。从目录就可以清楚看到，契伦已经尝试用他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学说来解释眼下的大国冲突。在契伦看来，作为生命机体的国家至少会面临三个层面的机理问题：其一是“地缘政治问题”（Geopolitische Probleme，页9—45），其二是“族缘政治问题”（Ethnopolitische Probleme，页46—102），其三是“社会政治问题”（Soziopolitische Probleme）—— 包含财政和治理（页103—126）。此书一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在德国迅速流行开来。1903年，奥地利地理学家罗伯特·西格尔（1864—1926年）在德国《地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曾用到Geopolitik这一语词，人们以为这是该词的首次出现。其实，仅仅两年后（1905 年），契伦就在同一杂志上撰文指出，他在1899年4月的一次讲座中，就基于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思想首次使用了Geopolitik，因此，西格尔算不上是第一个使用。1918 年，Geopolitik开始流行，契伦旧事重提，再次申明这个语词的发明权属于自己。当然，契伦也承认，他在1915年的学术报告《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中才实际运用这个语词。
罗伯特· 西格尔是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地理教授，战争爆发后他转向了政治地理学，1915年出版了小册子《奥匈君主国及其对外政策的地理基础》，后来发展成《奥地利的国家思想及其地理基础》一书，战后还以“地理学与国家”为题做系列讲座。但与契伦相比，西格尔的确算不上是地缘政治学家——遑论政治学家。契伦也不知道，在他发明Geopolitik一词的220年前，德意志的伟大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年）已在一份百科全书草案中构想过geopolitica［地缘政治学］。按莱布尼茨的设想，这门学科将描述地球上的国家与整个人类的关系，它与描述地球上人类各种族的geographiam civilem［政治地理学］有所不同，两者均对应于geographica naturalis［自然地理学］。不过，莱布尼茨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使用过这个语词，契伦自称发明者当之无愧。契伦受聘为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教授那年（1916年），他的第二部代表作《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出版，次年就被译成德文。这个译本译得匆忙，质量不佳，战后（1924年）又有了新译本，短短两年内印行四版，可见德国学界相当看重此书。在前言中，契伦声称此书的最初构想可追溯到他在1901年发表的一篇报刊文章《论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契伦将此文收作附录，以此表明他在写作《当今诸大国》之前已经有了“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观——他还强调，1913年的《当今诸大国》第四卷前言，已再次表达过这一重建政治学的构想。
▲ 契伦《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书影，1917年德文版
的确，《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与《当今诸大国》互为表里：前者阐述基于生物有机体论的政治学原理，后者则依据这样的原理考察晚近历史中的诸大国——有如考察活生生的生命机体。除导论外，《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全书分五章。第一章题为“国家的一般性质”可视为导论，从中不难看到作者与自由主义法治国家观辩驳的轨迹。随后三章分别论述“作为王国的国家”（地缘政治学），“作为民族的国家”（族缘政治学）以及“作为财政、社会和治理的国家”（经济政治学、社会政治学、统治政治学）。基于生物—政治学原则，契伦把国家视为由地理、民族、经济、社会、治理五大要素构成的政治机体。在描述具体大国时，契伦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体态灵活运用这些原理。毕竟，正如生命个体的生长带有偶然性，国家同样如此，其体格强弱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先是工业与贸易，其次是“纯军事领域”的实力，然后是“人口状况、宪制或社会阶层”，还有“国民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认知、情感力量的强弱大小、决策者审时度势与把握良机的才干”等。
第五章“生命法则下的国家”走向了国家哲学：自然生命有生有死，国家同样如此。以波兰王国的“精神解体”和罗马帝国的“自然溃烂”为例，契伦试图证明“国家的死亡”如何符合自然生命的法则。结束全书时（结语部分）契伦宣称，“个体的［德性］完善而非幸福”才是国家的目的，再次挑明了反对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政治立场。
战争结束时（1918—1919年之交），契伦在瑞典的政治学学刊上发表了三篇题为“政治学体系纲要”的系列文章，向知识界普及他的生命机体国家观——德译本合为一百来页的小册子。契伦首先用了一半篇幅介绍自己对政治科学的新理解，随后分五个部分介绍构成国家生命体的五大要素：地理［领土］（地缘政治学）居首，随后是政治民族（Demopolitik［人民政治学］），接下来是财政（经济政治学）、社会（社会政治学）和治理（统治政治学）。必须注意到，在契伦那里，地缘政治学始终是从属于政治学的次级范畴，而且仅仅是五个次级范畴之一。在《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中，论述地缘政治学的篇幅占全书五分之一，而在《政治学体系纲要》中则仅占全书十分之一。契伦并非对现实政治视而不见。因应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他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短论，“一战”期间（1917年）出版的短论集《世界危机研究》，篇幅与《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相当。文集分三个部分，依次讨论欧洲战争与和平的一般问题、德意志问题和特殊问题（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德意志问题被列为专门的一章，可见契伦相当看重。这倒不难理解，《当今诸大国》已经提到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特殊地缘政治困境：和其他大国截然不同，德国没有一处边界是开阔无阻的，没有可能从自家门前扩展开去。这是因为，德国的四周环绕着许多古老而强大的文化国家，它天然就被其他大国包围。由于地处中心位置，新生的德意志帝国注定要时时顾及欧陆政治。因此，地理位置从一开始就给德国带来了“独特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追求世界政治与顾虑欧陆政治的circulus vitiosus［恶性循环］。德国本土经常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强大的邻国常常示好，又可能反目成敌。因此，德国比其他任何世界大国都更受其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约束。如果德国非要参与全球竞争，那它就必须强大到足以抗衡欧洲所有可能的联盟，经受住随之而来的战争。地理的中心位置，使德国形成了信奉强权政治、以军事防御为基础的特点，也使其一开始就在新兴大国中与众不同。（《诸大国》，页8，张童童译文）同样要命的是，德意志帝国的生存空间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北德平原、中南部的莱茵河谷山区以及阿尔卑斯山高原地带、东南部的多瑙河流域，因历史原因形成三个不同的地理空间，甚至在政治观念上也有分歧：对于德国这个大国而言，一个更为危险的弱点是，德意志民族几百年来四分五裂的经历，使它无法形成罗曼各族那样的民族情怀。比如在美洲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德意志民族很轻易地就消融于其中了，这证明德国在民族认同上还存在着严重弱点。（《诸大国》，页13 ）▲ 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地图
《世界危机研究》中论述德国的文章写于1915年下半年，在指出德国犯下的战略失误后，契伦也为德意志帝国的未来出谋划策。他赞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看法，德国这样的欧陆大国若要保持政治独立，必须凭靠经济自足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这意味着德国必须在欧亚陆地上找到所有必需的食品和原材料，而非依赖海外供应，因为不列颠海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切断进口通道。契伦给德国的建议几乎是李斯特建议的升级版：通过建造远程铁路网让德国与整个中欧和东欧各地、法国沿海所有港口、俄属波罗的海各省乃至乌克兰、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连接起来， 以实现经济自足。契伦特别提到，这一方略针对的是盎格鲁—美利坚的海外扩张：英美人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无异于在铺设一条“覆盖世界之海的道路”（der Weg über das Weltmeer）。
契伦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料到德国会战败，而且败得如此之快，否则他不会费这番口舌。1922 年底（11月14日），契伦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8岁。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自己离世20年之际（1942年），一位移民美国的德国年轻人在书中写道：“纳粹地缘政治学家沿着契伦向德意志帝国指出的‘自然势力范围’前进”，有条不紊地向东南欧渗透，把多瑙河流域的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视为扩张势力的直接目标。其实，这位德国年轻人心里清楚，与马汉或麦金德对观，契伦的地缘政治视野还相当局促。 中译本所依底本为德译本：
Rudolf Kjellén，Der Staat als Lebensform，Vierte Auflage in neuer berechtigter Uebertragung von J. Sandmeier. Berlin，Kurt Vowinckel Verlag，1924。为更好地认识契伦其人及其学说，我们选译了20世纪20 年代一位德国学者的评介文章，供读者参考。
（书讯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弁言脚注略。）
作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瑞典地缘政治学家，首创 “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概念，为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奠基人之一，亦曾任瑞典议会议员、大学教授。其理论受拉采尔影响，核心是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是动态生命形式，由领域、生活、国民、统治、权利五要素构成，还主张融合地缘与族缘政治研究国家。代表作有《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当今诸大国》《世界危机研究》等。
译者温玉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德意志近代早期文学。编译著作有《启蒙时代的莱辛和他的友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论德意志文学及其他》（华夏出版社，2024年）、《作为悲剧的世界史——〈蒙特祖玛〉悲剧与史学笔记》（商务印书馆，2022年）、《驳马基雅维利》（华夏出版社，2022年）《施特劳斯学述》（华夏出版社，2022年）等。
编辑｜ 易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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