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句子似乎具有明确的“优生学”观点。低劣之人之所以品性低下，是因为他天生低劣，而且其天赋秉性也永远无法使他变好。他与高贵之人截然相反，后者天生良善，注定会成为好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感官、语言和心智，并能够获得德性。

在接下来的诉歌（183-192）中，忒奥格尼斯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优生学”立场。这首著名的诉歌以一个育种者的形象开篇：“我们精选纯种（εὐγενέας）公羊、驴和马。”（183）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显赫的家世背景（ἐξ ἀγαθῶν）。然而，忒奥格尼斯继续说道，人们看重金钱，一位贵族并不介意娶个低劣父亲的女儿，只要这位父亲拿出丰厚的嫁妆，同样，女士们也爱有钱人胜过爱君子（184-190）。

▲ 《柏拉图〈美诺〉疏证》，克莱因 著，郭振华 译

华夏出版社，2025年

忒奥格尼斯是古风时代末期政治动荡的敏锐观察者，这一时期以旧贵族的衰落、新兴寡头政治的崛起以及僭主制的初次出现为特征。《忒奥格尼斯集》独到地映射了公元前六世纪的“贵族自我认同”危机。传统贵族的价值观，包括身体的卓越（以体育竞技和战争为标志）、财富的积累与追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在公共领域的成就，已不再是“贵族”所独有，“非贵族”同样可以掌握。因此，《忒奥格尼斯集》揭示了“贵族”观念的演变，其积极的特质主要在道德和智性方面。诗人强调“安静”的德性，如良好的判断力、正义、节制、耐力、友谊、忠诚和可信度，与出身一样，下层阶级难以企及这些品质。在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中，对新的道德和智性价值观的探索（如重视探究和自我关怀）是常见的主题，贵族式的倾向同样显著。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第二首诗，它将教育与出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如苏格拉底在《美诺》中指出的，它与第一首诗形成了对比，后者是忒奥格尼斯对居尔诺斯的教育建议。

忒奥格尼斯接着说道，若医生们能够治愈人类的卑劣和愚昧(κακότητα καὶ ἀτηρὰς φρένας)，他们将获得丰厚的报酬(432–434)。

这首诗显得带着明显的贵族气。使卑劣者变得高贵，就像使愚者变得聪明一样不可能。从医生的比喻来看，卑劣是无法治愈的。它宛如一种先天性缺陷，一旦一个人表现出卑劣，就难以培养出良好的品性；即便教育也无能为力，例子便是贵族父亲育有品德低下的儿子。贵族父亲如何能有品德低下的儿子呢？若我们坚持“优生学”的观点，忒奥格尼斯已提供了一个解释：这是由于血统的混合，源于贵族男子与出身卑微但富有的父亲的女儿的联姻（183–192）。这样的后代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获得自由（535–538），因此他们也无法听从父亲的智慧之言。另一种“优生”的可能性在于，贵族父亲可能并非真正的父亲（俗话说 mater certa, pater incertus est[母亲确定，父亲不确定]），或者生育过程失败了。

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忒奥格尼斯集》中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首诗应从两个互补的角度来解读。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提及的“优生” 观念，然后探讨“教”的观点。生育并抚养一个人或许简单，但培养出一个好人却绝非易事。在此，ἐσθλός 被从伦理上定义为明智或心智健全之人（σώφρον），即具备优秀判断力和清晰心智之人（φρένες ἐσθλαί，νόημα）；相对地，κακός 则指愚笨之人（ἄφρονα），即心智不成熟、盲目或思维混乱。因此，在医生的比喻中，卑劣不仅被视为先天的缺陷，还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关键在于，对这类被愚蠢所感染的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因此，忒奥格尼斯告诫居尔诺斯，要避免与卑劣之人交往；否则，他可能会失去自己已有的（优秀的）心智（35–36）。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或者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绝对可靠的教育技巧，那么，即便遗传因素不尽如人意，正确的养育方式也绝不会失败。

《奥德赛》中的关于自然天赋与学习之关系的最终解答，可以在柏拉图在《美诺》中引用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忒奥格尼斯诗中寻得，其中出生与学习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诗句的含义相当明确：并非所有低劣的人都是生来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心地良善，却因模仿低劣之人的不良行为而堕落。那么，相反的情况是否可能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需要寻找与第305–308 行相似的诗句，这些诗句应当表明（实际上）良善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与良善之人的交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然而，在诗集中却寻觅不到类似的诗句，忒奥格尼斯始终保持着他的贵族式忧郁气质。

若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则可以这样理解忒奥格尼斯对居尔诺斯在与低劣之人交往时丧失其固有的优秀心智（νόος）的警示：居尔诺斯天生即为高贵之人，因此他天生具备了良好的心智。与品德高尚的人交往能够提升个人的禀赋，然而与品行低劣者为伍则可能导致天赋的堕落。在与低劣者相处的过程中，居尔诺斯逐渐偏离了高贵的境界，沉溺于低劣的层次。

伍德伯里在讨论柏拉图引用的忒奥格尼斯的两首诗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观察到，在第二首诗中，用来指代天赋的词汇并非νόος（在第一首诗中，诗人告诫居尔诺斯，若与卑微之人交往，便会丧失νόος），而是νόημα 或φρήνες ἐσθλαί（即心智或高贵的心思）。因此，忒奥格尼斯关注的并非教育引导的局限性，而是天赋的优秀是否遭到了扭曲，或者根本就付之阙如。伍德伯里最终得出结论，柏拉图“正确地认为，忒奥格尼斯在两首诗中都探讨了教育问题，但他忽略了天赋有时被假定存在，有时则缺乏，这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

大多数评论者一致认为，《美诺》中柏拉图引用的忒奥格尼斯的诗句，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而且“柏拉图几乎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首段引言中，诗人建议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应当追求德性的修养。而在第二段引用中，他则指出，在天赋不足或遭到损害的情形下，教育显得力不从心。关于苏格拉底为何会接受这种矛盾，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我将列举其中四种被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诗人通常被视为是提供优秀道德指导的人，因此苏格拉底努力削弱他们作为德性导师的形象。另一种解释是，苏格拉底指责智者们为了实现当前的论证目标，故意曲解诗人的诗句。柏拉图亦应反驳那些利用相同的诗句来应对类似问题的人。最后，苏格拉底正是通过这种自相矛盾来说明“未经知识支撑的观点短暂易变”。我将试着证明，柏拉图使用这一实际上并非矛盾的矛盾，意在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忒奥格尼斯本身。

我的解读基于四个预设。首先，当柏拉图展开一个较为冗长的论证时，他心中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目标，且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对话在两个层次上展开，既面向美诺，也针对外部读者。我的第二个预设是，尽管柏拉图在《伊翁》以及《王制》卷二、卷三、卷十和《法义》卷二、卷七中对诗人和诗歌提出了批评，但他对前人诗歌的引用有明显的比喻或风趣意味，而且借助诗的戏剧性表达来伪装自己的论证。第三个预设是，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特别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和《斐多》所描绘的苏格拉底——“被精心塑造为值得效仿的英雄行为的新典范”，在《美诺》中也应当能够找到这一痕迹。第四个预设是，在忒奥格尼斯的诗歌中，他把自己描绘为“因其生活方式而成为 δίκη[正义]的个人化身”。为了阐明最后一点，我将探讨《忒奥格尼斯集》所描绘的忒奥格尼斯和居尔诺斯的人物形象。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托马斯·沃利奇 绘，18世纪，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藏

五  榜样

正如先前所述，忒奥格尼斯经常自居为道德权威——他是一位明智（σώφρων）的贵族，始终坚持中庸之道（219–220、331–332），深知“何为人的高贵与美好”（652），能够准确地作出裁决（δίκη），确保双方均获得公正的份额（543–546），并且在“所有事务中”都“保持适度”（μέτρον；614），包括享用蜂蜜和甜酒（475–476）。《忒奥格尼斯集》中对节制的强调与苏格拉底的节制观相似，在许多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节制观是展现其道德权威的关键要素（正如他强调精确判断和正义一样）。

现在是时候提出居尔诺斯及其在《忒奥格尼斯集》中的角色问题了。诗人提及这位年轻人多达87 次，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忒奥格尼斯真的是他的导师和有情人？他来自何方，性情又怎样？

除了忒奥格尼斯的诗歌，仅拜占庭的晚期文献提及居尔诺斯这个名字。《佛提乌斯辞书》（Lexicon Photios）提到，居尔诺斯是忒奥格尼斯的被爱者；《苏达辞书》（Suda Lexicon）暗示，居尔诺斯是一位国王（βασιλεύς），这可能是把他与波斯国王居鲁士（Kyros）搞混了。纳吉对居尔诺斯的名字的解释很有趣。在探讨忒奥格尼斯作品中关于麦加拉（Megara）精英堕落的问题时（39–52）他指出，在赫西基乌斯（Hesychius）的作品中，κύρνος 一词被训读为“私生子”，并总结道：

尽管这种解释颇具吸引力，但赫西基乌斯的著作属于较晚期的文献，我们缺乏更早期的证据来支持κύρνος 具有这种含义的说法。然而，纳吉的见解是准确的，在《忒奥格尼斯集》中，诗人与这位男孩确实发生了争执。

居尔诺斯有双重面相。一方面，诗人对他赞赏有加，愿意献上最佳的忠告；另一方面，诗人对他感到失望。诗人的失望显著地体现在一首寓意深刻的诗中（237–254）。这首诗有16 行，忒奥格尼斯描绘了自己的诗歌如何赋予居尔诺斯翅膀，让他飞越浩瀚的海洋，出现在众多迷人青年的唇边；即使在居尔诺斯离世之后，他的名声也不会消逝，而是将永世流传，因为紫罗兰花环簇拥着的缪斯女神将护佑他；只要地球和太阳依旧存在，居尔诺斯就会成为诗歌的永恒主题（237–252）。这首诗的结尾两行打破了田园诗般的宁静，诗人感叹道：

居尔诺斯的个性似乎显得难以捉摸，带有几分傲慢的色彩。因此，居尔诺斯完全是个失败者的形象，缺乏羞耻（αἰδῶν）是低劣者（κακοί，δειλοί）的典型特征：诗人与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朋友（60–62）。居尔诺斯的行为不值得信任（66），他无法给予任何善意回报（105–108），缺乏感恩之心（853–854，比较955–956），也没有正义感和公正的心智（393–397；比较 441–446、1162a–d、1177–1178）。居尔诺斯缺乏忠诚、既虚伪又狡诈的秉性（87–90、119–128、253–254、963–970）表明，这位年轻英俊的贵族（ἀγαθός ἀνήρ）实际上是个低劣之辈（κακός）。忒奥格尼斯的诗作因其爱与恨或赞赏与厌恶的交织情感而显得格外引人入胜，对听众产生强烈的说教和心理影响。这些作品揭示了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和亲密的互动，而其最终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这一戏剧性的时刻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纳吉提出的“教育的自我戏剧化（didactic self-dramatization）”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在赫西俄德、梭伦以及忒奥格尼斯等人的古代诗歌中，这种自我戏剧化都有所体现。以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自述与兄弟佩尔塞斯（Perses）的争执为例，纳吉指出，

然而，通过佩尔塞斯和居尔诺斯这类“典型人物”，自我戏剧化的赫西俄德和忒奥格尼斯能够向观众提出规劝。

古斯塔夫·莫罗 绘，1857年

接下来，我将说明苏格拉底/美诺与忒奥格尼斯/居尔诺斯戏剧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探讨柏拉图为何引用忒奥格尼斯的诗句来诠释美诺。居尔诺斯和忒奥格尼斯在柏拉图笔下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不如说是模型即典型人物。一方面，我们有节制的忒奥格尼斯（诗人、导师、节制又正直的有情人），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捉摸的居尔诺斯（英俊且颇具天赋、有些放纵、行为不义而且狂妄的被爱者）。

在《美诺》中，节制是一个不那么显眼却至关重要的议题。与居尔诺斯一样，美诺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艺，并在对话结束时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节制。许多学者倾向于突出美诺性格中的不足之处：他智力平平，顽固地坚持普遍的传统信仰，缺乏耐心，且性格近乎专横。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经历安虞托斯事件之后，美诺的态度明显变得明智，更加愿意合作，并对探讨持开放的心态（96d、97d–e）。同时，苏格拉底也不再对他的缺点发表评论。在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显明了这一转变，他请求美诺说服安虞托斯相信美诺自己已相信的事情，以使后者变得更加明智（πρᾳότερος；100b7– c2）。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巧妙地引导美诺踏上了真正提升道德和智性的道路。然而，单次教学不足以产生持久影响（参见76e6–9、85c9–d1），若无后续的持续训练，美诺可能会重拾其傲慢的性格，从而面临失败的危险。

根据色诺芬《上行记》的记载，历史上的美诺确实遭遇了失败，他被刻画为一个对财富和荣誉充满欲望的形象，毫无忠诚可言，彻底自私且道德沦丧。美诺毫不犹豫地背弃了希腊人，最终落入波斯人之手，遭受罪犯般的对待，并以卑劣者的身份结束了生命。如布鲁克指出的那样，色诺芬的描述或许有所夸大，但他的评价大致准确。柏拉图的多数读者都熟悉这个故事，并且能够想到美诺的卑劣性格以及他那悲惨的结局。引用忒奥格尼斯，柏拉图可能是在暗示居尔诺斯和美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相似之处。

另一个相似之处，见于忒奥格尼斯的自我戏剧化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 “戏剧化”。在《美诺》中，柏拉图多次提及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在“电鳐谈话”部分，美诺认为苏格拉底选择留在雅典是明智的决定，因为若他前往其他城邦，仍然像这样和其他人交往（使人陷入困惑），作为异邦人，他极有可能会被当作巫师（80b7–8）。在与安虞托斯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即被指责过分倾向于诋毁雅典人并给他们带来伤害（94e3–95a1）。在对话的尾声，苏格拉底敦促美诺说服安虞托斯，让后者变得更加明智：“因为如果你能说服他，那对雅典的人民而言也是一件幸事。”（110c1–2）

通过这两项指控和一个请求，柏拉图戏剧化地展现了苏格拉底受审和被处决的必然悲剧，这无疑是对雅典其他民众（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一个警告，提醒他们避免重蹈覆辙，犯下同样不公正且傲慢的错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其境况与《忒奥格尼斯集》中的忒奥格尼斯颇为相似。他因柏拉图（以及其他苏格拉底弟子）的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方式，成为δίκη[正义] 的化身。然而，苏格拉底手中并没有像赫西俄德那样的（新）神谱，或如梭伦所编纂的法典。与忒奥格尼斯相似，苏格拉底只能将其δίκη[正义]理念诉诸他对同胞们的教诲（或者他的批判性讨论和生活方式）。然而，他的δίκη[正义]使命已然失败。像安虞托斯那样的极端保守分子，以及像美诺（或阿尔喀比亚德）那样的新贵，要么拒绝接受，要么缺乏足够的时间或意愿去学习和实践这一理念。雅典的公民普遍未能展现出更多的明智，他们缺乏 σωφροσύνη[节制]，这导致了堪称典型的不公正行为——对苏格拉底的定罪，他是“最优秀、最聪明、最正直（δικαιότατον）的人”（《斐多》118a16–17）。

柏拉图在《美诺》中还有一处提及苏格拉底的权威。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到政治家时声称，他们的品质并非源于知识，而是基于真实/良好的意见。这解释了为何他们无法教育他人，使其变得与自己相似。苏格拉底继续说道，如果真有具备知识的政治家，

那他在活人中，一定像荷马所讲的忒瑞西阿斯在死人中，荷马说，“冥府中人唯忒瑞西阿斯有心智，余者如魂影飘忽”。在我们这儿也是一样，在德性方面，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当中，的确如一件真实的事物为魂影围绕。（100a3–9）

▲ 盲先知忒瑞西阿斯

约翰·海因里希·弗斯利 绘，约1780—1785年

在《王制》卷七的洞穴寓言——也是教育寓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影子与真实世界的类比。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一个被解放的囚徒初见洞穴外“真实”世界的情景。倘若他重返洞穴并回到先前的位置，（源自洞穴的）黑暗会充斥他的双眼，以至他无法准确判断那些影子——包括正义的影子（517d4–e2）。洞穴中的囚犯会嘲笑他的“失明”，说他去了一趟上面回来弄瞎了眼睛——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问道：

对于一个试图替他们松绑、并把他们领到上面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把他抓到手、把他处死，难道他们不会把他处死？”（《王制》517a5–7）。

▲ 洞穴喻插图

扬·萨恩雷达姆 作，1604年

洞穴寓言中充满了冥府的意象，包括直接涉及《奥德赛》（11.489 =《王制》516d5–6）的内容，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忒瑞西阿斯的类比与洞穴寓言之间的联系。关键在于，忒瑞西阿斯和重返洞穴的哲人在某种层面上均处于盲目（或被遮蔽）状态，然而在另一层面——即对真理的洞察——他们却能洞悉一切；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与常人迥异，却都揭示了真相。斯科特强调了另一要点，他认为“哲人在教育领域的尝试往往不被社会所接受，正如在希腊肃剧中，忒瑞西阿斯与主要政治人物发生冲突的情形”。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将忒瑞西阿斯与苏格拉底等同看待？我们看到，在《美诺》中（71a8–9），苏格拉底坦率宣称自己对德性的本质一无所知，在柏拉图的诸多对话录中，他宣称自己对知识的无知也显而易见。科恩分析柏拉图对苏格拉底英雄式的描绘，或许提供了可能性的论据。在他看来，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辞世升华为德性的凯旋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苏格拉底对道德有着深刻的洞察，并且主动选择了死亡；第二，他为了自己所认同的人（包括朋友和雅典公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不具备忒瑞西阿斯的能力（如伊奥尼斯库所准确指出的），但已故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英雄——却拥有这种能力，他以一生的德行和英勇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在柏拉图的戏剧化描述中，苏格拉底拥有了忒瑞西阿斯的品质。他是唯一深刻理解德性的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与那些“囚徒”沟通，并一次又一次尝试“解放”他们，但他却无力改变他们。他们是“道德的行尸走肉”（moral corpse），只具备见到德性的影子的能力。其中一些人如安虞托斯，最终对苏格拉底下手，通过判处他死刑来彻底剥夺他的理解力。

《忒奥格尼斯集》中也有类似的时刻。忒奥格尼斯献上他精心写下的诗歌（769–772），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并用印章加以保护，确保无人能够将其玷污，反而要使之更加完善，并被公认为真理（19–23）。这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在他诗作中的“英雄”形象上得到了体现。因此，与苏格拉底相似，忒奥格尼斯也不得不面对其英雄主义的悲剧结局。尽管他未被宣判“身体上” 的死亡，却遭受了社会性的死亡判决。尽管他头脑清晰，出身贵族，但他的朋友却背叛了他（577、113、861），他的财产被剥夺（346、833–836），并被迫逃离祖国（1210、1215，比较209、893）。正如前文所述，他培养心爱的居尔诺斯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因为这位年轻人用虚假的言辞欺骗他（254）。

苏格拉底与忒瑞西阿斯的类比还有一点引人注目。（柏拉图）所引用的荷马诗句中包含πέπνυμαι[明智]一词，其含义为保持清醒并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这是荷马语汇中的典型词汇，在后世作者的作品中却极为罕见。然而，在《忒奥格尼斯集》中，我们两次遇到这个词：一次是作为对其他食客的警示，提醒他们保持清醒（309–312），另一次出现在第29 行——紧接《美诺》中苏格拉底引用的四行诗（95d3–e1=33–36）之前。这些诗句极有可能源自同一首诗作，忒奥格尼斯在诗中凭自己从贵族阶层习得的智慧（保持清醒，避免做出可耻或不公正的行为，以及远离卑劣之举）向居尔诺斯提出了忠告。保持清醒且完全掌握自己的能力，是拥有其他所有美好品质的前提。因此，πέπνυσο 一词应与《美诺》中最后两段引用的古文有关。

六  结论

即便我的最终断言可能有误，柏拉图或许未曾考虑过这种联系，苏格拉底与忒奥格尼斯的形象之间依然显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他们都拥有某些卓越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们成为道德行为的典范，并因此能够教导他人。我并非意在争辩苏格拉底与忒奥格尼斯的“哲学”之间存在任何显著的一致性；实际上，它们之间差异甚大。正如前述，柏拉图几乎不可能未察觉到《美诺》中所引用的忒奥格尼斯诗句实际上不存在矛盾。然而，柏拉图提出这一虚假的矛盾，很可能是为了吸引喜好思辨的（sophisticated）读者，让他们注意到忒奥格尼斯/苏格拉底与居尔诺斯/美诺角色之间的相似性。

在我看来，《美诺》中的苏格拉底与《忒奥格尼斯集》中的忒奥格尼斯，至少在四个关键方面有相似性：他们都展现出健全的心智，同样凭靠属己的生活成为正义的个人楷模，同样有意识地追求个人及他人的完善，而他们的努力结果均带有肃剧性色彩。忒瑞西阿斯的隐喻为柏拉图在《美诺》中引用忒奥格尼斯的诗篇提供了更深层的依据。

▲ 《诗歌与城邦——希腊贵族的代言人忒奥格尼斯》

张芳宁、陆炎 等译

华夏出版社，2014年

作者、译者简介

马图什·波鲁布亚克，斯洛伐克现代著名学者，科门斯基大学 (Comenius University in Bratislava) 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与神话学及其对当代社会和哲学话语的意义。

张芳宁，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海南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在《浙江学刊》、《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合译）《诗歌与城邦——希腊贵族的代言人忒奥格尼斯》。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古希腊哀歌全集翻译、注疏与研究》。

新书上市丨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面对美诺——柏拉图〈美诺〉讲疏（1966）》（陈明珠 译）

书讯丨《柏拉图〈美诺〉疏证》（郭振华　译）

新书｜黄俊松《城邦政治与灵魂政治：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书讯丨罗宾逊《柏拉图的灵魂学》

新刊发布｜《古典学研究》2025年冬季号

编　辑｜刘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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