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文章写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我不会过分强调其连贯性，我希望各篇文章能如其最初的目的而仍各自成立。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同我的其他学术著作紧密联系，它们几乎都在处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此：现代史学为何以及如何呈现出当下的形式？像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相信历史事实与史学虚构有着根本差别；神话、传奇以及宣传是一类，而历史则是另一类，现代史学首要的目标和棘手的任务就是将它们区分开来。在我年轻的时候，老的信条就已被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渐渐破坏并开始显得幼稚，且在我的一生中，此种境况不断加剧。我见证了相对主义、主观主义、视角主义的持续增强，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共同宣告了那曾打动我们学科创立者们的“高贵理想”已经死去。但我始终不愿承认。

不过，不论一个人在当前史学理论关于真实性的争论中秉持什么立场，史学实践都如往常一般无二。虽然其主题已被极大地扩展了，现代史学兴起与发展的原初问题仍一如既往的紧迫。事实是（如果我能用这个表述的话）历史学家们在实践他们的技艺时似有一个关于“如何做”的共同信条。否则，我们怎么解释这一专业的学位认证需要论文答辩呢？又怎么解释那些典型的规范我们活动的书评阅读和会议论辩呢？当然，这些施加于我们自身和学生身上的学科训练已存在很长时间，也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一历史也可以被批判性地审察，并且（如同所有好的史学所承诺的那样）为我们当下的境况提供一些教益。如果一个人要认识到过去与当下存在联系，认识到史学史的现实作用和对各方理论主张的价值，他并不需要成为一名“辉格党”。在我的大多数著作以及以下的文章中，我试图在广泛而棘手的主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我想，普通历史学家对其作品所含知识的理论问题大多漠不关心，普通的哲学家也差不多。像我的老师马丁利（Garret Mattingly）一样的历史学家们太过醉心于书写历史——比如他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出色解释，以至于遮蔽了其作品中的认识论难题。英美大学中的哲学家们全都致力于逻辑学与科学的主张，而对探知过往的历史学家们悬而未决的断言兴趣缺缺。我发现的一个例外是柯林武德（R.G.Colingwood），他写下了那一代人最好的史学和哲学著作，并且，他对史学知识的问题非常着迷。他是我研究中持续不断的灵感来源。柯林武德坚持实践优先于理论，他甚至写下了史学理论史的梗概，但还未完成就在1943年溘然长逝，使得这个问题仍有巨大的开放性。整个主题在当时非常新颖，直到最近才有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柯林武德（R.G.Colingwood，1889—1943）

因此，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复原一部分现代史学书写的历史。我从传统的观点着手，认为现代批判史学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我写了一篇关于瓦拉（Lorenzo Valla）揭露《君士坦丁的捐赠》（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为伪作的著名时刻的文章。我很快了解到，这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发现早已被人预见，他同一位英国人皮科克（Reginald Pecock）分享了这一发现。而皮科克也独立地发现了这一古老的骗局。然而，我很快又发现，尽管这些不同的学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瓦拉是唯一采用人文主义文献学而非学院派逻辑学来解决历史难题并推进这一学科的人。在众多论证中，他首次揭示了该文献的语言及其对当时场景的引用是完全时代错乱的，这即是说，《君士坦丁的捐赠》中所描绘的情况与其所设定时代及背景都不相符。瓦拉以一个文艺复兴语法学家的身份来理解这些问题，他对拉丁语的历史变迁变得非常敏感，并开始认真地加以研究。我逐渐明白，现代史学方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古典文献学的延伸，它从对古典文本的复原与意义的有限关注，扩展为通过所有的遗迹来追溯和解释整个过去。除此之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8世纪末用了整整一百页来叙述（文献学）这一学科，并将之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称的文化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尼布尔（Niebuhr）到兰克（Ranke）等许多最具创新性的现代史学方法建构者和传播者，接受的都是古典文献学的训练，并且他们可能有意识地将自己在这一基础学科中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历史学。

▲ 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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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易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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