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贵族-流氓”史观，重审刘项比较框架

▲ 主讲人张毅老师与主持人郭潇老师

张毅老师从历史写作中的“平行比较意识”切入，指出这一方法在中西古典史学中皆有传统，如普鲁塔克的《对照列传》与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而《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正构成《史记》中一对深具对照意义的文本。

长期以来，流行史观常将项羽视为“贵族英雄”，将刘邦简化为“流氓成功者”。张老师对此提出深刻质疑：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布衣天子”，刘邦的成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司马迁若仅以“流氓”形象刻画他，显然无法回应“普通人何以取得天下”这一根本问题，也无助于汉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因此，必须超越简单的道德标签，回到《史记》的文本深处，探寻司马迁的真实史识。

志向即命运：陈胜、项羽与刘邦的“理想类型”分析

▲ 主讲人张毅老师

张老师进一步将陈胜纳入比较视野，指出三人在发迹前流露的“理想”，实为其命运的逻辑起点：

陈胜的理想是“富贵”，其“苟富贵，无相忘”的愿望具体而现实，也容易满足。称王后因乡人谈及往事而诛杀故友，正体现其格局为物质欲望所限，无法走向更广阔的政治建构。

项羽的理想是“取而代”，展现出极高的个人配得感与颠覆性。他的一生正是不断“取代”的过程——从杀殷通、诛宋义到弑义帝。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使他无法建立共享共赢的秩序，虽能摧枯拉朽，却终失天下人心。

刘邦的理想是“大丈夫”，这是一个开放、可发展的精神标杆。它不设具体目标，而指向一种不断向上的人格成长，使刘邦具备学习、适应与团结众人的能力。

德性、洞察与天命：刘邦“纵徒”事件再解读

为具体说明刘邦的独特政治品质，张老师重点分析了“丰西泽纵徒”事件。面对役徒逃亡、难以交差的绝境，刘邦并未强压管控，而是洞察到自身与众人实为“命运共同体”，从而主动释放役徒，并宣布“吾亦从此逝矣”。此举不仅体现出他在危机中的决断力，更彰显了与人共命运的政治德性。也正因此，他赢得了十余人的自愿追随，奠定其事业的第一块基石。后人评此事为“异日得天下根本”，实非虚言。

司马迁的史学抱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张老师总结指出，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感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有受命如此之亟者”，对秦楚之际的时代剧变充满了探究的欲望，他试图解释这样一个苦难动荡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是如何到来、又如何结束的，试图回答是哪些力量参与、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司马迁认为，陈胜之“发难”、项羽之“灭秦”、刘邦之“践祚”，分别代表了反抗欲望、暴力破坏与秩序重建三种历史力量，这三种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缺一不可。而最终，历史会选择赋予社会秩序和安定的人，这是民心的选择，而民心正是天意内在逻辑。而司马迁通过三人本纪的对照叙事，正是要回应“天命何以转移”这一根本问题，完成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使命。

在问答环节，现场师生与张老师展开了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贺方婴研究员就讲座中将刘项比作阿喀琉斯与奥德修斯的观点进行探讨。张老师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阐释：此类比较的核心在于精神气质的映照，而非人物经历的精确对应。他指出，阿喀琉斯与项羽、奥德修斯与刘邦，分别代表了两种经典的王者气质类型。然而，史诗叙事与历史著作的体裁差异，决定了前者能够完整勾勒英雄的成长弧光，而后者则必须受限于历史事实的骨架，因而未能全然展露历史人物性情中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随后，岳圣豪助理研究员就“布衣天子”叙事与《史记》中其他解释体系（如谶纬天命、德运相承）之间的张力提问。张老师指出，司马迁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性的历史探究，而非单一的说教。在《史记》的宏大文本中，他融汇了《易》学思想、天命观念乃至神秘的谶语等多种解释脉络，让它们彼此对话、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对秦汉鼎革这一巨变的复杂理解。

本场讲座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为听众带来了一场富于启发的古典学思想之旅。

 ▲ 合影留念

张毅 | 《春秋》、《左传》以及春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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