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8、第9合期，1934年。此据《缪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卷《冰茧庵读史存稿》录文。结绳之世，典籍靡闻。文字既兴，简册斯起。坟典丘索，茫昧无稽。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见于《左氏》昭十二年传。皮锡瑞《经学历史》：“《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按《周礼》本作‘三坟五帝之书’，皮引误。）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丘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钺按：《汉书·艺文志》录古书为详，而三坟之书已不载，马、郑诸说或出附会，故皮氏谓可不深究。
《文献通考·经籍考》：“《索隐·史记三皇纪》言：‘《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日疏仡纪。’则上古之书盖不可胜计。然其说荒诞，故无取焉。”故考古典籍而取其粲然可征者，其惟六艺乎？六艺皆周官旧典，古者政教合一，学在官府，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章氏论之详矣。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一之一)“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一之二)
▲《圣迹图》之《删述六经》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六艺设教，其来已久。仲尼躬将圣之姿，处衰微之世，昌明遗文，（邢昺《论语》疏：“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有教无类，六艺之教，始及凡民，师弟传业，异于官守。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据《国语》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即有《诗》《礼》《乐》《春秋》《故志》等。《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人物应答之辞，皆常引《诗》《书》。他们交接用《礼》,卜筮用《易》,可见当时至少一部分的贵族人物皆受过此等教育，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一之二)
及夫干说时君，卒不见用，退而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述而不作”，自白已明，是孔子之于六艺，仅有删定之功，至谓六经皆孔子所作者，妄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钺按：据《史记》所载，则孔子于《诗》《书》《礼》《乐》皆删定，《易》则为之传，而《春秋》为所自作。然既曰因“史记”,则亦述而不作之意。故龚自珍《六经正名》谓孔子未尝作六经，其言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今文家多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廖平《知圣篇》曰：“六经，孔子一人之书。”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曰：“六经皆孔子所作也。”
《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韩非子·喻老》：“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
秦并天下，燔灭《诗》《书》。典籍掌于博士，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一之二)
按秦所焚者仅私家之书，官守所藏固未尝缺。《诗》《书》、百家语皆掌于博士。及项羽焚咸阳而故籍荡然。惜乎萧何先入秦，仅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而不知收博士官所藏之典籍也。（说本刘大櫆《焚书辩》）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始于孝惠，中更文景。虽补逸搜残，犹书缺简脱。武帝闵之，置官建策，秘府渐充。
《汉书·刘歆传》移太常博士书：“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钺按：《史记·自序》曰：“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诗》《书》往往间出”一语，乃统后而言，非谓高帝之世。高帝时所收定诸书，仅律令、军法、章程而已，至惠帝除挟书之律，至文帝时《诗》《书》始稍出，观刘歆之言自明。《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至于成帝，书颇散亡。乃使陈农搜求，刘向校录，子歆嗣业，卒底于成。向每校一书，辄撮其指要，随竟奏上，载在本书。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歆总括群书，著为《七略》，曰《辑略》、曰《六艺略》、曰《诸子略》、曰《诗赋略》、曰《兵书略》、曰《术数略》、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阮孝绪《七录·叙目》：“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摄其指要，著为《七略》。”
▲ 刘向像
载《至圣先贤半身像》册，台北故宫博物馆 藏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卓识鸿业，辉映千古。盖自兹以前，无部次群书之举；自兹以降，鲜推阐大义之功。故论校雠之业，奉刘氏父子为元始，亦推刘氏父子为最尊。
《汉书·刘向传赞》：“《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荀悦《汉纪·论》：“孝武皇帝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绌百家。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方分，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隋书·经籍志》：“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张尔田《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序》：“自来为校雠者夥矣，莫高于刘向氏。大哉，校雠之为学也!非其人博通古今学术，而又审辨乎源流得失，则于一书旨意，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当汉成世，既命谒者陈农求遗书，向独为之检校，区分类例。今观所传叙录，提要钩玄，往往一二语即洞明流变，有不待详说而厘然者。故孟坚撰史，至以辩章旧闻推为司籍之功。”郑樵《通志·校雠略》：“《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其次则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亦有条理。惟刘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缘刘氏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辩之曰：“按此以为冗杂不明者，由于不肯尽心细读故也。且六艺、诸子之中，亦非不存图谱。其显见者，如《易》家有《神输图》一篇，《论语》家中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儒家有《列女传颂图》，又《礼》家明堂阴阳中有《明堂图》《明堂大图》，见《隋书·牛弘传》。道家伊尹书中有《九主图》，画其形，见《七略》《别录》,非图谱之类欤？至谓刘氏胸中无伦类，是何言也？郑之菲薄前人，乃至如此！”按：荀悦《汉纪》：“歆遂撰群书而奏《七略》……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是歆所著录仅万馀卷。《隋志》言“三万三千九十卷”，误。王莽之乱，焚毁无遗。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负帙而至。石室兰台，弥以充积。班固掌焉，遂志艺文，删节《七略》，以备篇籍。
《隋书·经籍志》：歆“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别录》自《唐艺文志》著录之后，后世无传焉。虽亦见于《通志·艺文略》、焦氏《经籍志》,皆虚列其目，非实有其书。盖亡于唐末五代之乱，宋初人已不及见矣。”又《〈七略〉佚文叙》：“《七略》自《唐艺文》之后，《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晁《志》、陈《录》《通考》《宋志》皆不著录。盖与《别录》同亡于唐末五代。”“阮氏《七录·叙目》曰：‘班固因《七略》之词为《汉艺文志》。’是《艺文志》皆班氏删省《七略》之文，亦即《七略》之节本也。又曰：‘《辑略》即六略之总最。’而《志》但载六略，不及《辑略》。盖《辑略》亦析入六略中，章氏《校雠通义》谓‘班固删《辑略》而存其六’者，非也。”
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故金、章二氏，并加推崇。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班氏之志艺文也，在当日不过节《七略》之要，为史家立其门户。初不自以为详且尽也。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歙县金修撰榜语予曰：‘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修撰经术甚深，故能为此言，予深叹服。”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六艺》：“《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十三之三)乃知几谓其宜去，渔仲讥其无伦，偏见隅解，有愧通识。
刘知几《史通·书志》篇：“伏羲已降，文籍始备。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续汉》以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乎？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批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惟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朱彝尊《经籍考·著录篇》：“班固《汉书》依《七略》作《艺文志》,诚良史之用心，而史家体例之不可少者也，而刘知几《史通》反讪之，谓‘骋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见之褊乎!”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按《艺文》《经籍》之可贵，贵其纪实。有存佚新旧之可稽，篇卷异同之可考，何谓‘频烦互出’‘以水济水’？是直于是《志》体要未尝详究者。至谓‘《艺文》一体，古今是同’,亦必无是事。其同者，必其书之未亡者也，然而不同者多矣。”郑樵《通志·校雠略》：“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玄》,《易》类也；《法言》,诸子也；《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无伦类。”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郑樵校雠诸论，于《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十之一)又《郑樵误校汉志》：“郑樵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十一之一)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班氏此一条注明云：《乐》四，《箴》二。宋时传本不应有异，乃以四书为三书，以《乐》、《箴》为一书，又以为杂家。扬雄本传云：‘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宋《中兴书目》尚有扬雄《二十四箴》一卷。观于此，可以悟《乐》《箴》非一书矣。儒家旧有止五十一家，亦非五十二家。即此数语之中，其谬误已如此，尚欲诋呵古人乎!称扬雄所序者，承《七略》上文刘向所序之例，就其重者而言，并入儒家亦未始不可也。”至如焦竑，乃就后世四部之例以纠其非，则益不足论矣。
焦竑《国史经籍志·汉艺文志纠缪》：“《周书》入《尚书》,非，改杂史；议奏入《尚书》,非，改入集；《司马法》入礼，非，改兵家；《战国策》入《春秋》,非，改纵横家；《五经杂议》入《孝经》,非，改经解；《尔雅》《小尔雅》入《孝经》,非，改小学；《弟子职》入《孝经》,非，改《管子》;《晏子》入儒家，非，改墨家；《高祖传》、《孝友传》入儒，非，改制诏；《管子》入道家，非，改法家；《尉缭子》入杂家，非，改兵家；《山海经》入形法，非，改地里；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数术，汉互出，今总入五行。”章学诚《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十二之一)又，“焦竑以《汉志》、《周书》入《尚书》为非，因改入于杂史类。其意虽欲尊经，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十二之二)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按《七略》体例自成一家，为千古首出之作，实无所谓非也。若杂史、集部、经解、制诏、地理五类，并后来四部之例，汉时所无。以此纠《汉志》之缪，不自知其缪也。他如《战国策》改纵横家，晁《志》之例也；《尔雅》改小学，《旧唐志》之例也；《晏子》改墨家，柳子厚之言也；《尉缭》改兵家，而不知兵形势家亦有《尉缭》,《隋志》犹分别著录，实不可改也；阴阳等五门改五行，《隋志》之例也，皆非其所心得。亦如作《国史志》,钞袭郑氏《艺文略》,而稍稍附益，于明代内府所藏全不相涉，是真《史通》所谓‘频烦互出’者，皆不足与之辩也。”《后汉书·黄香传》：“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又，《孔僖传》：“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又，《安帝本纪》：永初四年春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又，《灵帝本纪》：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隋书·经籍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馀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文献通考·经籍考》：“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郑默始制《中经》，区别朱紫。
《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晋书·郑默传》：“默……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晋武代吴，收其图籍。汲人发冢，更得竹书，荀勖、束皙、并预校理。
《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孙皓大惧……降于军门。濬……收其图籍。”
《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十月戊寅，“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馀万言，藏于秘府。”又，《荀勖传》：咸宁初，“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又，《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钺按：汲冢书出土之年月，《武帝纪》以为咸宁五年，《束皙传》以为太康二年，而《晋书·律历志》则以为太康元年，同出《晋书》,所载各异。日人神田喜一郎作《汲冢书出土始末考》谓：“汲冢书出土之时日，实咸宁五年十月，而翌年太康元年官收其书，藏于秘府；更翌年为太康二年，始命束皙、荀勖、杜预、卫衡等当时学者始亲校读之。据如此事情，关于汲冢书出土之时日，生出一时传闻之误，遂至各据所传者，有咸宁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之说，可以想像。”
▲ 《竹书纪年》书影，（梁）沈约 注，（清）洪颐煊 校
勖遂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共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晋书·荀勖传》：“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但标题言，不论作意。四部之分，实自勖始。然六艺诸名，犹袭《汉志》。
《隋书·经籍志》：“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刘石猾夏，书复失坠。元帝鸠聚，仅三千卷。李充因勖四部之法，换其乙丙之书，总没篇名，仅次甲乙，始畔刘《略》，别著新法。自时厥后，世相祖述。
阮孝绪《七录序》：“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隋书·经籍志》：“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南北分立，百有馀年。声名文物，南朝为盛。宋、齐、梁、陈，历代搜集，著录最多，至七万卷。惟永元之末，火烧秘阁，周师入郢，元帝焚书，典籍之厄，二者为甚。其部次群书，另次新目者，如谢灵运、王亮、谢朏、任昉、殷钧，皆因循四部，无所革易。惟王俭、阮孝绪析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暅于四部之外，别增数术。王俭则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之分，悉仍汉旧，仅易标名，别立图谱，以全七限，道佛附见，合为九条。孝绪斟酌王、刘，更为新录，别史于经，附兵于子，变文翰为文集，合术伎为一录，佛法仙道，判为外篇，分部题目，颇有次序，虽非汉旧，实师其意。
《隋书·经籍志》：“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阮孝绪《七录·序》：“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乏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孝绪少受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染。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采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伎，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缺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王、刘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王、刘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馀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纪传之末。自斯以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隋书·经籍志》：“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初年，已收经史。孝文、宣武，广求遗书，且诏令儒生，专精校考。尔朱之乱，散落人间。
《隋书·经籍志》：“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魏书·李先传》：“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又《孝文帝纪》：太和十九年六月，诏薛昙宝求天下遗书。又《儒林·孙惠蔚传》：“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今依前丞相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篇章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诏许之。”齐迁都邺，颇更搜集，广征众本，参校得失。五经遗文，殆无遗阙。
《隋书·经籍志》：“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北齐书·文苑·樊逊传》：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逊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馀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
▲《北齐校书图》（局部），（北齐）杨子华 绘
宋摹本，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藏
《隋书·经籍志》：“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北朝藏书，此其梗概。隋唐以前，书籍抄录，流传既稀，采集匪易，搜藏之责，惟赖官府。
按隋、唐以前，私家藏书者殊少。如蔡邕有书近万卷(见《博物志》),张缅有书万馀卷，沈约聚书二万卷，任昉、王僧孺皆聚书至万馀卷（均见《南史》），皆载在史册，传为美谈。故每逢丧乱，辄遭亡失。经籍之聚散，恒视朝代之兴亡。牛弘论书，曾举五厄。
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史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典籍，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然皆仅论大者，小厄犹不计焉。故书雅记，递渐沦亡。《汉志》所录，十不存一。旧文放佚，文献无征，徒使好学之士悯惜嗟叹而已。隋开皇之初，下诏求书，平陈已后，经籍渐备，补续残缺，凡三万卷。许善心区分类例，更制《七林》。
《隋书·经籍志》：“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馀卷。”《隋书·许善心传》：“(高祖)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炀帝即位，益好坟籍。嘉则所藏，多至卅万。帝命秘书诠次，除其重复，析为三品，藏之两厢。甲乙部次，尤沿官目。古迹名画，特起二台。道佛之经，别撰目录。
《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文献通考·经籍考》：“（炀）帝好读书著述……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幮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幮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钺按：《汉书·艺文志》录古书为详，而三坟之书已不载，马、郑诸说或出附会，故皮氏谓可不深究。
及魏征撰修《隋志》，见存八万馀卷。没其甲乙之称，题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名，至唐始定。后世相沿，逮清未改。
《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倪粲《明史艺文志序》：“刘向为《七略》,班固因之而志《艺文》。王俭、阮孝绪为《七志》《七录》。魏征因之而著《经籍》。四部之名，自唐而始定：曰甲部，经典小学诸书；曰乙部，史家编年纪传等类；曰丙部，诸子百家在焉；曰丁部，骚赋别集系焉。下逮有宋，亦沿其制。”
▲ 《隋书经籍志》书影
（唐）长孙无忌 等撰，明刻本
典籍既繁，部居多舛，辨章流别，美意渐失，故后人有家法不明、著作日下、部次不精、学术日散之叹也。
《校雠通义·宗刘》：“《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二之一)张文澍《论艺文部署》：“华夏学术，统于六艺。《七略》所列，诗赋属《诗》,兵书属《礼》,术数皆明堂之职，方伎皆王官之守，与诸子九流同为六经支裔。然诗赋之于《诗》,与《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于《春秋》一也。一以多分，一以寡合，则后世据例分史，亦固其所至。《兵书》《数术》《方伎》三略，不合于诸子，章氏谓有立言、明道、守法、传艺之殊，然农家之言，往往言艺，亦入诸子，则《兵书》以下三略之分，或以校自他人，部表较帙之故。后世之书，独多文史，子兵伎术，继起绝鲜。体本同根，奥非异器，彼可以多而分，此可以寡而合，则总之诸子谊未有乖，但当审其叙次，毋使于杂。纲合目分，家法部次，未尝泯灭，故华夏艺文，四部非泛也。”(见《学衡》第一期)
然则沿袭千年，惮于改作，固亦良有故欤。唐初因隋之旧，复更搜集，置官缮写，藏于内库。
《新唐书·艺文志》：“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馀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唐会要》：“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新唐书·崔行功传》：“初，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雠正二十员，书工百员。征徙职，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功不就。”玄宗诏命重臣，详加整比。民间异本，官借缮写。四部区分，另造新目。轴带帙签，悉皆异色。著录之多，至八万卷。安史之乱，尺简不存。
《旧唐书·经籍志》：“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雨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新唐书·艺文志》：“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新唐书·马怀素传》：“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封常山县公，进兼昭文馆学士。笃学，手未尝废卷。谦恭慎畏，推为长者。玄宗诏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更日番入。……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断，签幐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肃代购募，文宗搜访。开成之间，四库复备。黄巢干纪，又皆焚散。
《旧唐书·经籍志》：“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新唐书·艺文志》：“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旧唐书·经籍志》：“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馀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馀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综观唐代典籍，数更散乱。藏书之盛，莫过于开元。刘昫据之，以志《艺文》。
《新唐书·艺文志》：“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旧唐书·经籍志》：“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五季之时，神州云扰。干戈相寻，不遑文教。而唐、周两代，下诏求书。十国典籍，吴、蜀为盛。
《册府元龟》：“同光元年二月，制：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计，详列九流。爰自离乱，悉多遗逸，须行搜访，以备讨寻。天下有人能以经史及百家进纳者，所司立等第酬奖。”又，“显德三年十二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纳。其进书人，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卷帙少者，量给资布。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文献通考·经籍考》：“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于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馀卷而已。”又，“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文献通考·经籍考》：“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按中国隋唐时已有镂板，然仅刻字书、小学、《文选》、《初学记》诸书，而不及经典。后唐长兴间刻《九经》，为经籍镂板之始。
▲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五十九书影，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厥后刊刻益多，日转万纸。学术流播，于焉称便。然印板匆促，校雠多谬，购求既易，研读不精。是以赵宋以还，得书日便，而治学精博，反逊汉、唐。是亦考学术消长者所应致意者矣。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裹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清波杂志》：“印板文字，讹抵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第七章《刻印》：“自唐以前多大儒，学者思想之渊深、学问之该博俱胜宋以后人。是可见学术之消长不仅视工具之利钝，全赖学者努力之结果何如耳。”宋初有书，仅才万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
《宋史·艺文志》：“宋初，有书万馀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太宗以降，历代右文。谕旨访求，命官勘校。外建崇文之院，内贮太清之楼。仁、徽两朝，俱定书目。崇文一录，至今见重。宣和之间，藏书最盛，著录卷数，多逾七万。靖康之难，馆阁荡然。
《宋史·艺文志》：“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馀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馀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归于太清楼。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脱误，则主于校书郎。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文献通考·经籍考》：“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间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于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于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又，“景祐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又“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厘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祐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乃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四库提要·史部目录类序录》：“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最古。”又，“《崇文总目》”条下曰：“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策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 《文会图》，（北宋） 赵佶 绘，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高宗南迁，搜访遗阙。四方之藏，稍稍复出。宁宗之时，续有所得。编次书目，增于《崇文》。厥后虽国步艰难，而尚文不辍。
《宋史·艺文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
《文献通考·经籍考》：“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骙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综赵宋一代，凡四修书目。元初删其重复，合为一志，共为书十一万馀卷焉。
《宋史·艺文志》：“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之时，始集经、史。灭金平宋，收其图籍，秘书所藏，彬彬可观。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世祖至元四年，徙置京师，改名宏文院。九年，置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及大兵南伐，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伯颜入临安，遗郎中孟祺籍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图书，由海道舟运至大都。秘书所藏，彬彬可观矣。”《元史·太宗本纪》：五年春正月戊辰，崔立……以南京降，取图书。又复广集书板，立署掌之。时儒佳著，下命刊行。故文雅彬郁，度越辽金。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唐以前藏书，皆出抄写，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内。自国子监、秘阁刊校外，则有浙本、蜀本、闽本、江西本，或学官详校，或书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夸。世祖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立兴文署以掌之。”《明史艺文志补》：“故元奎章、崇文之积，不下于历朝。其尤可嘉尚者，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进呈，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学刊行。故文雅彬郁，度越辽金以前诸代。”《明史艺文志补》：“明太祖既克建康，龙凤丙午，即命有司访求书籍。元都既定，大将军徐达尽收奎章、崇文秘书图籍及太常法服、祭器、仪象、板籍，归之于南。先是，洪武初设秘书监、丞，仍元制。十三年，从吏部之请，罢之，而以其职归于翰林典籍。”成祖迁都，复载而北。妙选天下耆儒，撰辑《永乐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凡经两次修定，为书二万馀卷。
《明史艺文志补》：“成祖永乐四年，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及建都北平，命修撰陈循取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连舸匮载而迁之南者，复改而之北。成祖承业，颇修文事，命儒臣辑《五经》《四子》《性理大全》,颁之郡邑学宫，以训生徒，复选天下耆儒、宿士、释道之人，辑《永乐大典》，多至二万馀卷。”《明实录》：“《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明永乐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进，赐名《文献大成》,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缙同监修，与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于永乐五年十一月奏进，改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御制序》：“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以为气者，天地之始也，有气斯有声，有声斯有字，故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揭其纲而目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其馀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
《春明梦馀录》：“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块垒，此实系当日本意。”然古书佚本，赖以保存。清代撰修《四库》,辑录三百馀种。嗣后诸儒，续有钞撮。
按《四库全书》中，得自《永乐大典》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后全祖望、杭世骏、钱大昕、徐松、赵怀玉、孙尔准、缪荃孙等皆有所钞撮。惟惜嘉庆以降，逐渐缺轶。庚子之役，散归异国。懿此宝典，遂至沦胥，可哀也矣。
袁同礼《永乐大典考》：“修《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三卷。嘉庆十五、六年，阮元总阅《全唐文》，曾移至于文颖阁。道光八年，重修《一统志》，钱仪吉曾奏请重辑《大典》未尽之书，谕俟《统志》修毕再议。《统志》成而西陲兵起，钱亦降官，遂又搁置。咸丰庚申之变，摧残弥甚，已失旧观。缪荃孙谓光绪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着。余丙子入翰林，询之清神堂前辈，云尚有三千馀册，癸巳询，云则有六百馀册。是则被人零窃者为数已不少矣。义和拳之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大典》遂付劫灰。今散于国内者，或为馆人所盗窃，或为联军所分掠。我国固有之物，不复见于中土，亦文献之一大劫也。”仁、宣二世，累叶承平，积书益富。遂辑文渊所藏，撰为书目。虽潦草塞责，远愧刘、荀，然一代秘书，借此稽考。
《明史艺文志补》：“仁、宣二世，世既承平，文物益盛。宣宗始命杨士奇等辑《文渊阁书目》,第有篇名，而无卷帙，姓氏称缺略焉。宣德八年，命少傅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及《说苑》之类，各录数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琼苑岛，以备观览。当是之时，典籍最盛，而通集库皇史成以贮金匮石室之藏者，又不与焉。其后太平既久，文治益隆，翰林馆阁、两京胄监、部署郎曹各有所贮，下至郡邑诸学卿士大夫，或捐所有，或益所无。虽未能尽括天下之典籍，亦称略备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文渊阁书目》四卷，明杨士奇撰。所录诸书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但有册数而无卷数。自《七略》以至《崇文总目》,记载中秘之书，未有如是之潦草者。特以所列书名，尚足以考证存佚，姑存以见一代储藏之略而已。”厥后诸帝，不知好文。内阁所藏，亡失过半。崇祯之末，大盗移国，缣缃卷轴，益不可问矣。
《明史艺文志补》：“嗣后诸朝，多不好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轶过半。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始请于阁臣，躬自编类，更著目录，则视前所录，十无一二。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迄乎崇祯之末，大盗移国，钟虡为墟，缣缃卷轴又可知矣。”逊清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世祖已知崇尚经术，礼优儒臣。康、乾二帝，勤敏好学，稽古右文，文教彬彬，于斯为盛。殿刊群书，凡百馀部。官刻之多，振古未有。
按康、乾间武英殿雕刻御制钦定之书，凡经类二十六部，史类六十五部，子类三十六部，集类二十部。其最著者，若康熙朝之《图书集成》《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子史菁华》《全唐诗》《历代赋汇》等，乾隆朝之《四库全书提《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等，皆巨著也。又纂集《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宏伟浩博，震古烁今。《图书集成》肇始康熙，成于雍正。
雍正《御制〈图书集成〉序》：“圣祖命广罗群籍，分门别类，统为一书，成册府之巨观，极图书之大备。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祇承，既多讹谬，每有阙遗，经历岁时，久而未就。朕绍登大宝，思继先志，特命尚书蒋廷锡等重司其事，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穷朝夕之力，三载之勤，凡厘定三千馀卷，增订数十万言，图绘精审，考定详悉。书成进呈。”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清）蒋延锡、陈梦雷 等辑
清雍正四年（1726）内府铜活字印本
大凡列为六编，析为三十二典，为部六千，为卷一万。贯三才之道，通万方之略，简严赡备，地负海涵。
雍正《御制〈图书集成〉序》：“其大凡列为六编，析为三十二典，其部六千有馀，其卷一万。始之以历象，观天文也；次之以方舆，查地理也；次之以明伦，立人极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学、经济，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咸具于是矣。故是书之成，贯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该，通万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海涵地负，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备，后有作者又何以加焉？”自刘氏校录以还，虽志艺文者代不乏人，然皆胪列书名，加以部次，校雠考订，阙焉无闻。至乾隆撰修《四库》，始具别裁，旌别兼施，等差有辨。
《四库全书凡例》：“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威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四库全书凡例》：“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四库馆办理采书、校书、辑书、还书诸事，皆甚有条贯。一，采进手续：由各省督、抚访得遗书后，坊肆者给价，家藏者官为装印，钞本者缮写副本。先列书名、作者及书中要旨奏闻，俟令汇齐，送馆校办。二、校书手续：馆员将送进各本互为校核，考字画之伪误者、卷帙之脱落者、编第之倒置者，并参酌晁、陈诸人议论、撰为考证。又隐括书中要旨，撰为提要。再择叙简明略节，注明应刻、应钞、应存书目，进呈御览。三、辑书手续：辑录《永乐大典》,先详阅全书，并与《图书集成》互校，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先摘目奏闻，候旨裁定。四、钞书手续：校核各本，奉旨决定后，即交由馆中缮书处缮写成册，须俟帝信手抽阅，不见讹舛，始为定本。五、还书手续：敕撰本、内府本，用后仍送原处存贮。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如系购进者，汇交武英殿，另行陈设收藏。借用者，则原本付还本家。还书时，在外省者由各督、抚派员领回，分送本家；在京者亲赴书馆领回。(本《〈四库全书〉答问》)
河间纪昀，总任纂修。戴、邵诸君，分司其役。评判考订，号称精审。惟集部之中，颇有疏舛。
《越缦堂日记》：“《四库总目》虽纪昀、陆锡熊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震，史部属之邵晋涵，子部属之周永年，皆各集所长。今之言修《四库》书，尽归功于纪氏。然其虽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专家。经、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史则耳山本精于考订，邵氏尤为专门，故所失亦鲜。子则纪氏涉猎既遍，又取资于贷园，弥为详密。惟集部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按《四库全书凡例》谓：“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其所举之例，“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关国政，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名家、墨家、纵横家……今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例，并入杂家……皆务求典据，非事更张。”又谓：“焦竑《国史·经籍志》多分子目，颇以饾订为嫌。今酌乎其中……使条理秩然……以便检寻。”又谓，“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并一一考核，务使不失其真。”《四库全书凡例》谓：“至其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馀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宦寺之作……外国之作……亦随时代编入焉。”又谓：“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至于汪晫所辑之《曾子》、《子思子》，则仍列于宋。吕楠所辑之《周子钞释》诸书，则仍列于明。盖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四库全书凡例》谓：“历代敕撰官书，如《周易正义》之类，承诏纂修，不出一手。一一详其爵里，则末大于本，转病繁冗。故今但记其成书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缕陈其爵里。又如汉之贾、董，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以及韩、范、司马诸名臣，周、程、张、朱诸道学，其书并家弦户诵，虽村塾童竖，皆能知其为人，其爵里亦不复赘。至一人而著数书，分见于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见于第一部，后但云某人有某书，已著录，以省重复。”《四库全书凡例》谓：“《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巳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四库全书凡例》谓：“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又谓：“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倚声填调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并蒙皇上指示，命从屏斥。”又谓：“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又谓：“九流自《七略》以来即已著录。然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今但就四库所储，择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盖……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四库全书凡例》谓：“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痒，用著劝惩。”又谓：“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郭象《庄子注》书影
前后纂定，凡历十年。存书七万卷，存目九万卷。建立七阁，南北分藏。
按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至四十七年告成，总计存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造文渊阁于北京紫禁城内，造文源阁于圆明园，文溯阁于奉天，文津阁于热河，为贮藏之所，此称“内廷四阁”。又建文汇阁于江苏扬州之大观堂，文宗阁于镇江金山寺，文澜阁于浙江杭州圣因寺之行宫，亦各藏《四库全书》一部，此称“江浙三阁”。然乾隆之撰修《四库》,虽阳为光昭文教，而实欲皋牢才俊，以安反侧。又恐排满学说散布民间，欲假求书之名，行焚书之实。故当时销毁之书，多至万部。雄主淫威，亦可畏矣。
按据当时兵部报告，销毁之次数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共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自孔子删定以还，二千年间，典籍聚散之迹及著录校雠之要，粗具此篇。征文献者，可观览焉。
▲《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影，民国年间影印本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生于直隶迁安。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中文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主要著作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有《缪钺全集》（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