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叙事
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
[英]欧布里恩 著
朱琦 刘世英 等译
华夏出版社，2025年3月
（丛书：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政治史学丛编）
是否存在共同的欧洲身份？如果存在，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启蒙叙事》审视的是，在18世纪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政治和民族争议背景下，诸如伏尔泰、休谟、罗伯逊、吉本以及美国史学家拉姆齐等重要人物的文学和史学成就。欧布里恩比较并评价了这些作者，探究他们的思想对统一欧洲文明理念的智力投入程度和其本质。这一研究敏锐且具原创性，它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入启蒙运动的过去和现在、叙事的政治用途、民族意识的欧洲背景等当代议题。
本研究讨论的这些史家，有时会自称为“哲学”史家，如今人们讨论他们时也常常这样称呼。这个词有诸多含义，其中之一是，他们的史书在评价来源和洞悉因果时，对各种起作用的认识论过程有二次（second-order）反思和讨论。本书各章分别讨论了每个史家对那种“哲学”问题感兴趣的本质。然而，我首先讨论的当然是自己对这些作品修辞方面的理解。这些史学中的“哲学”与修辞学并不矛盾（例如，对新历史科学的潜在偏见），而是偏离叙事建构主题的一种附属物。18世纪史家把他们的作品与自然或数学科学类比时非常谨慎。就连伏尔泰——他在很多非史学作品里探寻过准培根式或牛顿式的自然历史法则——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坚信，史学阐释主要在现象或然性范围内处理问题，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是叙事。
▲ 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无需多言，需要关注的是下述事实：近年来，人们常常认为，正是启蒙运动催生了重大的解释性神话即那些“大叙事”（master）或“元叙事”。据说，西欧人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过去、将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权，仍然在对自己讲述这些东西。把启蒙运动作为（关于政治的和内心解放的、国际和平和“普遍世界主义形势”即将到来的）元叙事源头的观念，源自康德的论文《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1784）。据康德说，科学地从外部纷乱无序的各种事件推断出解放的秘密机制，是史家能够而且应该给予读者的最伟大的礼物。
▲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后”）现代理论家们普遍发现，康德的普世主义史学在意识形态上很可疑，他们察觉到，很多18世纪到20世纪的史学版本在前认知层面（precognitive level）隐藏着各种元叙事，对于这些元叙事，他们表达了自己政治上的敌对和哲学上的怀疑。根据这种“后”现代评论，或许可以说，18世纪史学中的世界主义观对叙事的控制性抱有一种康德式志向。那不是一种模式，而是西方人讲述的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西欧即将获得自由和全球统治权的故事。18世纪史学很容易沦为那种循环指控的对象，就像任何开始广泛传播以及宣称具有普遍解释效度的史学叙事都可能被说成是大叙事或者元叙事一样。但是，这里研究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宣称其有效性具有普适的、不变的逻辑特征或属性，但据称所有元叙事都具有这种特征。罗蒂（Richard Rorty）回应利奥塔尔（Lyotard）的元叙事理论时，称赞这些史书对现代诸社会朝向“没有解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without Emancipation）的趋势的赞同态度。以18世纪的术语来讲，这要求他们在熟知哲学和坚持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对其前辈和同辈的大叙事持怀疑态度，对基督教普世史学的排他性及其年代学持怀疑态度，例如，对英格兰辉格党人的党派神话、苏格兰长老会传统的神赐必然性、美国独立宣扬者们关于在美国即将到来的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许诺等持怀疑态度。这些史家的继任者和同辈在过往中寻求恒久性和延续性，而他们却想要给历史分期分段，指明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的各种政体形式、文化形式甚至意识形式。我书名里的“启蒙”一词不暗示任何隐藏的逻辑，或伏尔泰、休谟、罗伯逊、吉本和拉姆齐的叙事史学背后存在某种令人欢欣的必然性。以此类推，本书不指涉任何关于欧洲启蒙运动或“启蒙工程”的存在或本质的一般论题。
目前，“启蒙运动”成为现代批评理论中出现最频繁、使用最不经考量的术语，常常在定义和讨论“后现代”时作为其负面极点出现。同时，在史家和文艺学者那里，针对泛欧洲启蒙运动的旧历史编撰学让位于一种更复杂的描绘——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和文化论争舞台的智识生活。正是在这些18世纪论争的背景下，我试图不涉及关于启蒙运动的一般论题，清晰地分辨出此处考量的所有史家共同分享的中心理念，即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文明的时代。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理念流露出史家所在时代和国家的一抹自信，但更常被视为一种有责任心的清醒认识，即生活在与过去世界相比奇迹更少、英雄行为更少或文化创新更少的现代世界，有何裨益与局限。恰如怀特（White）的解释，对过去的叙事描绘产生出“冷静意识的错觉，以为能够面朝世界洞悉其结构和进程”。18世纪的人认为当代比过去更文明，这种观念导致了这种四处弥散的意识错觉。它的确是错觉，虽然在所有这些史学作品里，这一现代式明晰容易突然陷入令人失去方向的虚幻。虽然这些史家一度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但他们却从未幻想无需媒介直接通向过去，他们总能意识到过去和现代世界之间的中断。这一时期，道德和文化的古今之争在这些作者的作品中以史学的方式重演，这些争论里，更古老的参照框架充实了“现代”这一理念。总之，书名中的“启蒙”一词是想表明，我想从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早期和启蒙现代的各个时期中，厘清欧洲历史的通用描述模式。这些史书的共同之处是，它们全都发展出同一种快速解读欧洲史的新标准，即将这段历史视为从中世纪封建体系到现代商业社会体系的过渡。这一时期的很多学者非常熟悉这种对现代欧洲发展的一阶（而非元）叙事轮廓，然而鲜有人相信伏尔泰对这种轮廓的形成有贡献。中世纪封建-农业时期的政治特点是（除了贵族以外的所有人的）自由的缺席，法律特点是贵族司法体系具有地方性和压迫性，文化特点是各种艺术形式有表现力却不精致。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展示了，城市合并、新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扩张、司法行业威望和学识的增长、贵族财富的相对下降等因素如何从内部瓦解这一中世纪世界。吉本的叙事批判地体现在，也交融于他对中世纪历史的解读中，但他却一直不愿意把罗马帝国纳入历史分期的比较模型里，我将探索个中原因。这一时期的所有记录，都没有（甚至伏尔泰或吉本也没有）把天主教会简单地视为一个压迫机构，也没有在任何一个阶段把通向如今更文明时代的旅程刻画为一个连续的世俗化过程。
▲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
很多史家识别出（却没有指明），在15到16世纪有一个现代早期的过渡时期。那时，在很多国家，强大的集中王权在与贵族或宗教的党派纷争中获胜。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把强大的君主国描述为（对其也持普遍欢迎态度）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由此使自己与17世纪被他们经常引用的大多数史家和学者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统一的主权权力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对其有着怀旧式的偏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欧洲国家，不管其实行代议制还是某种恰当法制，这种偏好都很容易破坏其法学和史学术语，那是当代政体争议中普遍使用的术语。
他们还鉴别出一个现代末期，在此时期，商业活动的增强让人们更容易获得财富，所以数量不断增长的人们也更容易获得自由（在大不列颠，这种自由被形式化为代议制）。在拉姆齐、罗伯逊和休谟的作品中，现代欧洲国家的帝国行为被解释为这一商业期的一个方面；矛盾的是，这些帝国行为扩展了同时也危害了这一商业期确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罗伯逊推测，国家尚未在政治和商业上做好准备，西班牙人就过早建立了帝国。拉姆齐担心，他的国家在北美大陆上将要形成的领土帝国，可能给刚刚建立的美国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危险，那是旧世界的殖民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危险。
欧布里恩(Karen O'Brien)，曾任牛津大学国王学院英语文学教授、牛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任杜肯大学副校长。擅长英国、美国、法国启蒙时期史学。另著有《女性与18世纪不列颠的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