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64）：欧洲历史上的世俗化之争》（刘小枫主编，娄林执行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4年7月），阿里·穆罕默德·伊斯巴尔（ʻAlī Muḥammad Isbir）撰，白昊东译。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在《论政治》中，阿维森纳（Ibn Sīnā/Αβικέννας，980—1037）深刻理解了政治话语的根本核心，展现出过人的天资。但谢赫导师（al-Shaykh al-Raʼīs，即阿维森纳，“谢赫”系尊称。）所谓的政治，与当今世界流行的庸俗意义上的政治完全不同，后者只是基于实用主义标准和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
伟大哲人阿维森纳将政治建立在存续（al-Wujūd）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他认为政治与存续的本质一致，不仅是在普通层面上的存续，而且是在道德层面（al-Mustawá al-akhlāqī）上必要的存续。人总是根据对他周围事物和对其自身的政治观点，最终形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生活的总体愿景。
其实，阿维森纳的立场也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认为人人平等会导致人的败坏与毁灭，因此，神（Allāh/θεός）使人处于不同的等级，存续无知者和有识者、存续富贵者和穷困者、存续统治者和顺从者。
在个体的巨大差异中，神圣的正义（al-ʻAdālah）以最美的形式彰显，因为社会中所有的元素都汇聚到一起形成了金字塔，每个人都有他要发挥的作用。这种理解可以追溯到希腊哲人，特别是柏拉图和他的城邦（al-Dawlah）理论。
在这方面，阿卜杜·拉赫曼·巴达维（ʻAbd al-Raḥmān Badawī，1917—2002）曾评论柏拉图的城邦：
柏拉图认为，城邦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而是由许多人构成的。这些人在本质上（al-Ṭabīʻah）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人类灵魂（al-Nafs al-Insānīyah）的迥异，且这种差异甚至是普遍存续的。正如人的灵魂分为三种：血气（al-Qūwah al-ghaḍabīyah/θυμός）、欲望（al-Qūwah alshhwyh/ ἐπιθυμία）和理智（al-Qūwah alʻāqlh/νοῦς）。城邦亦如此，根据人划分为三种，一些城邦优于另一些。一类受理智支配、一类受血气支配、还有一类受欲望支配。城邦的类别与存续的类别也是如此，我们说存续，要么是形式（al-Ṣūrah）或理念（al-Mithāl/εἶδος）的存续、要么是正确观念（al-Taṣawwur al-ṣaḥīḥ）的存续、要么是有形事物（Almḥswsāt）的存续。
这对应于我们所看到的社会阶层。若真如此，那么真正的存续就不是形式的存续。由于理智是一种主导力量，是一种必须控制血气与欲望的力量，因此控制城邦的力量必须是由理智主导的、代表形式知识（Maʻrifat）的力量，这力量源于哲人阶层，能够引领新城邦的最高阶层必然是哲人阶层。
这同样适用于第二阶层。既然城邦需要抵御外敌和平定内乱，那么它就需要一个代表血气的阶层，即武士阶层。其中，勇气（al-Shajāʻah）和血气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也帮助哲人中的统治者（Alḥukkām）执行他们为了第三阶层的利益而发布的命令。
第三阶层是欲望的阶层，指农业、贸易和生产带来的各种物质利益。柏拉图全然不在意这些人，他并不关心他们的状况，这些农民、工匠、商人只要遵循公共道德和传统立场就够了。由于这个阶层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Almilkyh），正是这一特征，使这个阶层处于这一水平，而这种权利（al-Ḥaqq），即所有权，是其他两个阶层绝对禁止的。要么享有所有权，但以作为第三等人为代价活着；要么过着共同的生活，没有所有权，也没有谋取利益的倾向。
就此，我们极为清晰地发现了柏拉图轻视劳动的立场。
在此基础上划分城邦，每一部分都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每一部分都做到了它该做的一切，不疏忽不怠慢，那么这种制度就到位了。
▲ 《斐德若篇》《王制篇》中的三分灵魂战车譬喻
亚里士多德在其师柏拉图的理论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泰勒（Alfrid Idwārd Tāylwr，1869—1945）说：亚里士多德反对一切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制度的革命性社会思潮。他说，如果我们让奴隶过上低于他所能过的最好的生活，事情肯定会更糟，但奴隶制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异邦人（al-Ajānib）”或“野蛮人（al-Barābirah/βάρβαρι）”，即非希腊人，实际上不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也不具备过上文明商人或学者般的生活的能力。这些异邦人“不是作为“野蛮人”继续生活，而是在文明的希腊社会中处于仆人的位置，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发展，并达到理智（al-ʻAqlī）和德性（al-Akhlāqī）的最高水平。“色雷斯人”是一位彬彬有礼、富有同情心的希腊奴隶主的奴隶，过着原始野蛮人般的色雷斯人生活。因此，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既符合了他的利益（Mṣlḥt），也成就了他的幸福（Sʻādt/εὐδαιμονία）。即使他失去了无法正确使用的自由（Ḥurrīyat），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带来损害。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如此明目张胆地蔑视人性，而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在一个恒常的事实中显而易见，即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应在其间倾尽精力与可能的领域。一个人取走不属于他的、属于别人权利的事物，这是不被允许的。一个城邦如果由一个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Almqdrāt al-ʻaqlīyah）的人来统治，并由他管理与城邦有关的各类事宜，就是绝对的错误。然而，事实却与现实和理智背道而驰，我们观察到许多护卫者（Awliyāʼ al-amr）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因素而左右决策。这是阿拉伯各国随处可见的现状，懦夫取代勇者、愚人凌驾于智者、吝啬鬼代替慷慨者、无知者成为教师、白痴成为向导、败类取代伟人、自由之敌在讲坛上宣讲、鼓吹仇恨的人扮演人道主义的角色、乌合之众摆布人民、暴徒将他们愚蠢的想法强加于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毁灭。每个人都致力于自然（al-Ṭabīʻah）所赋予他的领域，所以，理智者（Alʻuqlāʼ）必须始终回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至于泰勒所言，亚里士多德蔑视其他民族，视其他民族为野蛮人，这是完全不准确的。凡阅读过《形而上学》第十二卷阿拉伯语译文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这句话的上下文中说：“父辈们曾说（Qāla al-Ābāʼ）”和“父辈的意见（al-Raʼy al-abawī）”，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父辈的意见”是指东方迦勒底古人的观点。出于敬重之意，亚里士多德将他们描述为理智者之父，从而将他们提升到了最高的境界。
▲ 阿卡德模制滚筒印章印模，刻有迦勒底古人祭祀场景
这证实了亚里士多德对某些民族不良德性的了解促使他鄙视不良本身，并强调某些民族没有发展的天赋，因为他们屈从于兽欲和蛊惑人心的信条。值得注意的是，阿维森纳力劝王者（al-Mulūk/Kings）进行哲思，这表明他鄙夷那些远未用理智审视事物事实的时任君主（Umarāʼ/Princes），阿维森纳并不止于此，他还要求君主的仆从或王者的追随者也根据他们的等级和能力进行哲思。阿维森纳认为在领袖（al-Raʼīs）和被统治者（Almrʼwsyn）之间的各种生活事务中运用政治技巧（al-Mahārah al-siyāsīyah）也同等重要，每个人都必须为城邦的利益竭尽全力。阿维森纳以透彻的洞察力认识到，他所处时代的君主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理智潜能（al-Imkānāt al-ʻaqlīyah）与普通人别无差异，所以他以同样的口吻教导君主和民众。▲ 《阿尔咯比亚德接受苏格拉底的教诲》
必须强调，阿维森纳根本不承认除哲人之外的任何领袖（Riʼāsh），因为哲人就是王者。证据就是，谢赫导师在《治疗书形而上学》（Ilāhiyāt al-Shifāʼ）中指出，选择哈里发（al-Khalīfah）的标准是：他的理智，仅此而已。最具理智的人是领导者，那又有谁的理智能胜过哲人的理智？无论如何，阿维森纳强调了一个人管理自己的家庭状况的重要性。家庭管理实际上是一门由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独立存在的科学。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al-Siyāsāt/Πολιτικά）第一卷专门研究了家庭管理，并将这篇文章作为研究城邦的前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是社会（Jamāʻat）真正的核心，家庭作为一种满足日常生存的手段而存续。当几个家庭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个村庄，而村庄存续的目的比家庭存续的目的更全面，因为村庄能够更充分地安排劳动，满足更多的需求，比起家庭维护自身的安全，村民也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当几个村庄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个城邦。在城邦中，必须实现社会的最优存在，使每个个体都到达幸福之巅。
▲ 妇女将羊毛纺成纱线和在一台直立的织布机前工作的场景
遗憾的是，阿拉伯人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正在撕裂公民（al-Muwāṭin）的生活。他没有住房、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空间也没有价值，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的重要性取决于他拥有的金钱和他的统治地位。一个人并不会因其作为人而受到尊重，盲目的命运和时代的改易使那些思淫欲者拥有一切，控制一切，所以他们兽欲的人生观就成了标准，他们的行为就成了规范。生命就此受到恶毒的诅咒，这就是哲人建构理想国度的原因，例如柏拉图《王制》（al-Jumhūrīyah/Πολιτεία）中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al-Qiddīs awghsṭyns/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的上帝之城（Madīnat Allāh）和法拉比（al-Fārābī，872—950）的完美城邦（al-Madīnah al-fāḍilah）。建构理想国度的想法都坠入了深渊，从这里开始出现了诸如阿维帕斯（Ibn bājt/Avempace，1085—1138）在打算实施他所谓的统一管理（Tadbīr al-Mutawaḥḥid）时所做的尝试，或者阿威罗伊（Ibn Rushd/Averroes，1126—1198）在柏拉图《王制》一书的注疏中对生活之残酷与丑陋的看法，阿威罗伊相信城邦处于不断崩解（Inhiyār）的状态，因为城邦没有遵循哲人的教诲，也因为城邦中从事哲学工作的人大多是伪君子（al-Munāfiqīn）。阿威罗伊精彩地说：如果一个真正的哲人碰巧在这些城邦长大，他就会像一个被困在猛兽中间的人，既不能加入它们的腐败，也不能免受它们的侵害。因此，哲人更喜欢独来独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总之，法拉比所说的矇昧的（Jāhlh）、堕落的（Fāsqh）、易变的（Mtbdlh）和迷途的城邦（Ḍālaah）才是主宰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城邦。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深刻的洞见，城邦的使命不仅是为个体实现幸福，更是捍卫个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在一种情况下是正当的，那就是这一民族是无知落后的，高贵的民族（Shuʻūb rāqyh）对他们的统治为他们提供良善（al-Khayr）。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人们在一个被绝对正义的法律（al-Qānūn al-ʻĀdil al-Muṭlaq）统治的城邦中参与城邦社会的必要性。
▲ 《所罗门王审判》尼古拉·普桑 绘，1649年，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藏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明智（Fahm/φρόνησῐς）和德性（al-Faḍīlah），人们为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出发，很明显家庭是城邦的核心，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给予家庭大量关注并对其细节进行哲思的原因。
家庭由丈夫、妻子、子女和仆人组成。男人是一家之主，因为自然赋予了他整全的理智（al-ʻAql al-kāmil），所以他应当参与家庭和城邦事务。至于女性，她们则不太理智，她们并不是天生就具备参军参政的能力，她们的工作就是在男人的指导下照顾孩子和家庭。而维持家庭所必需的财富则是通过奴隶获得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制度，并将奴隶定义为“生活的机器（Ālat al-ḥayāh）”，因为机械工作的必要性违背了自由公民的尊严，奴隶是“家庭机器”，这意味着他帮助管理家庭内的生活，不在田间或工间工作。
总之，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家庭如何根据需求获得财富，批评那些寻求财富积累的人，并呼吁限制一个人获得财富的权力。
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深深地存续于阿维森纳的脑海中，他呼吁通过建立住宅和家庭来组织生活。
阿维森纳指出了保存物资和管理与家庭生活有关的所有事务的重要性。这就是婚姻的重要性，而结婚的理由首先必须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以保存后代。生育使家庭成员数量增加，而这就需要雇佣工人和仆人，因此男人就会成为发号施令者。
在了解了家庭成员、奴隶及其在城邦中的地位等方面的总体情况后，谢赫导师开始详细说明如何在生活的各种事宜中运用政治智慧（Alḥunukh al-siyāsīyah），从“人与自身的政治”开始。他强调通过理智避免欲望的重要性，即避免导致腐败的不良欲望。既然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那么他最好向他信任的友人询问以改之。事实是，向一个有知识的（Wāʻin）人求助，向他咨询自身的缺陷（al-Naqṣ）并寻求建议，这是哲人、医学家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本·扎卡里亚·拉齐（Abū Bakr Muḥammad ibn Zakarīyā al-Rāzī，864/865—925/935）在他的《灵魂医典》（Kitāb al-Ṭibb al-Rūḥānī）一书中谈到认识一个人的缺点时所提及的。拉齐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出于对自己的爱、出于对匡正和精进自己行为的渴求而节制自己的欲望，也无法用纯然不杂的理智目光审视自己的本性（al-Khalāʼiq）和行为，一个人很难辨别其中的过失和应受谴责的特质，如果他不觉察并认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改正它，因为他不觉得它是丑陋的，不觉得应当努力摆脱它，一个人应当凭靠理智者处理他的事务，依恋他、与他同在、询问他、恳求他，并敦促他知无不言，让他知道他的缺点何在。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最值得渴欲、最值得珍视的，理智者仁慈待他，他教导他而不恭维他，当他松懈时理智者鞭策他，当他欺骗时理智者训诫他。
事实上，阿维森纳以敏锐的智慧强调到，最值得建议也最需要建议的人是领袖（al-Ruʼasāʼ）。因为无人高于领袖，他们相信自己的意见（Ārāʼ）高于所有人，他们的行为代表了绝对的正确（al-Ṣawāb al-kāmil），没有人可以质疑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天赋天资。由于他们的追随者、奴隶、士兵以及那些向他们谋取利益的人对他们的阿谀奉承、作诗谄媚，甚至跪拜神化，他们越发无法觉察自己的缺点。更糟糕的是，无论谁与他们对峙，都可能要受到监禁、惩罚、处死、酷刑，或羞辱之苦。所以，无论谁能够劝告他们，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凌驾于人类（al-Bashar）之上，他们无法面对错误。一位开张圣听的领袖出现意味着神已经将整个城邦笼罩在巨大的怜爱之中。但问题是：由谁提供建议？由谁永远提供建议下去？在这里我们发现，进谏者本身就是灾难的根源，正如德国哲人黑格尔所说：“教育者本身需要受教育。”
▲ 《对年轻君主的教育》
绘像挂毯，安托万·卡隆 设计，1611—1627年 无论如何，阿维森纳试图扩大人类可用的工作方式，因此他将人分为两类，一类因继承（al-Wirāthah）或工作而富有，另一类则缺乏钱财。阿维森纳指出，生产技艺胜于商业贸易，而且一个人选择生产技艺更好，因为商业贸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比生产技艺更大。 根据阿维森纳的说法，荣耀的工作分为三类：首先是基于个人的自我认识（al-Maʻrifah al-dhātīyah）和个人资历的工作，例如大臣和政治领袖；其次是基于优异文学的工作，例如写作、修辞学（ʻIlm al-balāghah）、占星学（ʻIlm al-nujūm）和医学；再次是基于勇敢的工作，例如武士。总而言之，阿维森纳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人们在经济层面上应该如何行事。 随后，谢赫导师继续阐明对待作为妻子的女人应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三种基础：绝对的威严、完整的尊重以及专注于重要的事情。阿维森纳随后讨论了男人如何对待子女以及抚养孩子的有效方式，然后是奴隶。至此，政治就完整了，因为它包括了所有背景下不同类型的人。
经典与解释（64）：欧洲历史的世俗化之争
华夏出版社，2024年7月
（点击图片进入官微店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