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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

施特劳斯如何思考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骆耕译）

编者按

本文原题目为《评敏科夫〈施特劳斯〉论科学》，作者为丁宁（Nathan Dinneen），骆耕译，叶然校，选自《经典与解释（61）：欧洲历史上的永久和平愿想》（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2年10月）。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原有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文。

▲ 敏科夫《施特劳斯论科学：思索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敏科夫（Svetozar
Minkov）的《施特劳斯论科学：思索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可能会给读者留下如下印象：敏科夫正试图在施特劳斯（Leo
Strauss）研究领域门口树立一块牌子，上书“不懂自然科学者不得入内”。乍一看，这条限制似乎并不明显（obvious），因为敏科夫[在前言开头]就用了如下小标题——“施特劳斯表面上（apparent）对科学保持沉默”。

在一个脚注中，为了说明施特劳斯表面上对宇宙论（cosmological）或科学思考不表态，敏科夫在施特劳斯给其学生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的一封信中找到了证据。施特劳斯强调，他的才能何等地“完全限于处理to anthropina[属人事物]”，所以他不相信，他有才能评判伯纳德特为解读[柏拉图]《蒂迈欧》（Timaeus）而作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敏科夫指出，施特劳斯还是颇具才能地评论了伯纳德特这番努力，比如，在引人瞩目地讨论了伯纳德特的政治哲学（political-philosophic）论证之后，施特劳斯还评价了伯纳德特的宇宙论论证。

这个例子有趣地说明了敏科夫的如下主要观点：“与第一印象相反”，施特劳斯确实反思了自然科学的基本前提，哪怕他不是作为现代科学家这么做，而是以哲人的方式这么做。

敏科夫如同一位侦探，在施特劳斯作品织体（Strauss’s body of work）中寻找蛛丝马迹，追踪线索并提出问题。他以全部精力致力于辨识，施特劳斯以什么方式处理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为了确立自己的论证，敏科夫从[施特劳斯]已刊和未刊文字中筛选出海量材料，包括书评、论文、专著、信件、讲课录音听写稿、笔记和旁注。此外，鉴于敏科夫全书有四个部分，且每个部分有两章，故读者自己也需要有如一个侦探，把成对的篇章放在一起反复对照，方能理解敏科夫的论证。

▲ 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

第一部分是“恢复苏格拉底式科学之前所需的政治学和灵魂学前提”（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econdition for Recovering Socratic Science），在这一部分，敏科夫评论了，施特劳斯如何思索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与柏拉图《法义》第三卷。

第二部分是“哲学的诸起源与本性”（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Philosophy），在这一部分，敏科夫梳理了施特劳斯如何批评里茨勒（Kurt
Riezler）对一种博综性科学（a comprehensive
science）所作的尝试，并把这番梳理与对施特劳斯《自然正当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第3章的讨论配成一对。

在第三部分，敏科夫考察了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至深主题，即神学政治问题（the
theologico-political problem），所以这一部分的标题是“属神启示与科学的可能性”（Divine
Revel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在这一部分的头一章，敏科夫谈到了施特劳斯如何在一篇书评中支援柏拉图，这篇书评就是为怀尔德（John Wild）《柏拉图的人论》（Plato’s Theory of
Man）而作的书评。在随后一章，敏科夫转而讨论施特劳斯《霍布斯的宗教批判》如何重要。这一章的结尾讨论了唐格维（Daniel Tanguay）和迈尔（Heinrich Meier）各自对施特劳斯的描述，唐格维说施特劳斯提供了一种“对哲学的虚弱辩护”，迈尔则说施特劳斯提供了一种“对哲学的强大辩护”。顺便说一句，这一章的结尾还富有教益地（pedagogical）讨论了潜在哲人的主题的适当推进（the proper progression of subject matter for the potential
philosopher）。

最后，第四部分是“现代哲学和科学的诸基础和诸导向”（The Found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Science），在这一部分，敏科夫先用一章总结了，在施特劳斯1962年关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课程中，科学与政治学[各自]处于什么地位；然后，敏科夫用另一章解读了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利》（Thoughts on
Machiavelli）最后六段，从而阐明了，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解关系到对现代科学诸基本前提的理解。

可惜，在这篇书评中，我不可能合情合理地论述以上每一章。作为替代，我打算讨论我发现的最有价值也最有启发的内容，以便引介敏科夫这部具有挑战性的专著。

先请单独思考书名《施特劳斯论科学：思索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敏科夫明确地把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彼此关联。这种关联到底是什么？二者是本质上不同的探究领域吗？表面来看是如此，但正如我下面将要表明的，对敏科夫来说，政治哲学可以不同寻常地（eccentrically）纳入自然科学。另外注意，书名没有呈现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但是本书的谋篇当然对比了古代或苏格拉底式科学与现代或培根式科学。那么，书名暗示了此二者能够结合为一个整体，还是暗示了这是一个虚幻的或不完整的整体？

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敏科夫在无限定的科学（science as unqualified）与现代科学（science as modern）之间徘徊，并且多次提到苏格拉底式科学。说到现代科学，有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社会科学。施特劳斯当然关注，现代自然科学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科学，以及这对我们理解属人事物意味着什么。施特劳斯尤其关注，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属人事物是否是一种滥用。敏科夫恰当地指出，对施特劳斯来说，现代科学已经断绝了同智慧的任何基本关系，而且如果科学和智慧二者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只会是纯粹偶然。施特劳斯得出这个看法，源于他悉心研究“现代科学的道德和形而上学基本前提”（fundamental moral and metaphysical premises of modern science）。

考虑到这一点，敏科夫着手论证“施特劳斯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发现了现代物理学的诸基础和诸困惑”。对敏科夫来说，施特劳斯探索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和新自然科学各自内部的极端或反常面相如何具有首要意义，从而发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和新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隐秘关联”。特别是，如果现代科学“自认对属人事物保持沉默”，那么，当我们不关注上述极端面相时，上述隐秘关联还会显示出什么呢？寻找一种博综的、统一的科学，似乎并非现代科学的必需之事。或者说，倘若真的是这样，属人事物与现代科学主题之间，似乎就没有本质不同。换言之，这导致如下观点失效且成空，这个观点就是，属人事物具有特殊的和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转向了苏格拉底吗？苏格拉底式科学呈现了一种不同的进路吗？这种进路一方面开放获得一种博综性科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维持人类的独特性——这个存在类别（the
species of being）从大全（the whole）内部保持对大全开放。此外，这种进路是否以某种方式将科学与智慧交织在一起？当施特劳斯考察现代科学诸基本前提时，他无法侦察到这里说的方式。

敏科夫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的书首先关注苏格拉底式科学及其可能性（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有第三部分第5章，以及第7章有关片段）。在作前述论证时，敏科夫首先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人身份”和施特劳斯的社会科学“专业”联系起来。乍一看，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既然施特劳斯声称他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而不是神学（divinity）”，故他远离了一种博综而普遍的科学，因为选择专攻一个知识领域时，一个人的关注点会变得太狭窄，以至于看不到整全。然而，如果那个知识领域是理解所有事物的关键，又当如何呢？这样一个关注点的狭窄，不会表现为一种“限制”，而是表现为一种开放，即“对所有事物、对自然整全（the
whole of nature）、对属神事物”开放。如果“施特劳斯的‘狭窄’问题和苏格拉底问题一样古老”，那么，敏科夫就是在鼓励读者思考，正如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也“从未停止‘在他的众同伴中’默默思考每个存在者是什么……即使他并非‘和他的众同伴一起’思考这个问题”（这句话是敏科夫引自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 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高诺英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施特劳斯认为，某种意义上，属人事物是所有事物的关键。这个观点从理论上挑战了现代科学，这尤其是因为现代科学既不关心对属人事物的严肃研究，也不关心那种想要获得一种健全的常识性视角的欲求。对敏科夫来说，[现代科学]“不关心或无视一个基本问题的真知，而这伴随着拥有次要或暂时问题的海量知识”，与此相比，获取“一个基本问题的真知远远更具科学性”。苏格拉底式科学恰恰关心诸基本问题的真知，而这似乎成了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主要分歧所在。这种状况让敏科夫的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科学缺少科学性。所以，施特劳斯表现得比很多科学家们更关心，一个人如何获得一种“既关于整全也关于一个人自己的真科学”。

在考察这个目的时，敏科夫试图捕捉施特劳斯如何努力恢复“苏格拉底式”科学，这种科学似乎与“施特劳斯的科学”同义。敏科夫有点神秘地声称，这种真科学的核心是“存在、灵魂和logos[理性]”的结合。敏科夫只有一次在其他场合明确提及这种结合，当时他在讨论施特劳斯为怀尔德写的书评。在那里，敏科夫把施特劳斯的解释视为“柏拉图式的”。

明确来说，对敏科夫而言，施特劳斯的解释是：

柏拉图式的，因为这种解释探究了，当理解整个属人处境时，存在什么障碍。就怀尔德的情况来说，这些障碍的根源是，对于罪恶、正义和拯救，持有未经审视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即施特劳斯的书评]绝无仅有地把存在、灵魂和logos[理性]结合了起来，因为施特劳斯审查了logos[理性]和某种人的灵魂——这种人不成功地尝试从事哲学探究——从而审视了自然的可理知性（the intelligibility of nature）问题（页79）。

要理解未经审视的信念如何塑造了我们宇宙论思考，就得从灵魂和运用理性的能力开始探究存在，尤其注意心智（mind）如何部分地参与“世界的构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奇怪的是，对敏科夫来说，似乎苏格拉底式转向未必是从自然科学转向属人事物研究，因为他称政治哲学为一个“自然理论科学类型”（kind of
natural-theoretical science），从而把政治哲学纳入自然科学之下。在敏科夫的论述中，难以说清楚的是：既然政治哲学关注前科学的（我是说，健全的）常识——因为政治哲学探究属人事物，且探究“对我们来说首先”存在的东西（what is “first for us”）——那么，政治哲学的这种关注如何能够同时成为哲学本身的基础？对敏科夫的施特劳斯来说，如果属人事物是所有事物的关键，换言之，如果“人是一个小宇宙（microcosm）”，那么，在属人事物的本性方面从事哲学探究，会表明政治哲学不只是科学的一个前提，而且是哲学本身的基础，以及敏科夫所谓苏格拉底式科学的基础——这就有些悖谬了。

敏科夫认为，就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来说，但凡政治哲学表面上只限于探索属人的和政治的事物时，这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探究每个存在者是什么”。这种探究立足于对施特劳斯所谓“理智异质性”（noetic heterogeneity）的发现。据敏科夫所说，这种发现依托如下常识性观念：世界上诸存在者之间有本质差异，如人和动物，而且甚至人类内部也有“不同类型”，如哲人和非哲人。

▲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

人类内部有“不同类型”，这说明了，何以没有一种“对存在的单一而整体的体验”（single
total experience of being），因为在人类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智能力，从而没有同质的（homogenous）理智能力。这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种种自然不平等。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一个人的限度、一个人的能力。或如敏科夫所说，

这样一来，每个严肃的个体就变得有可能且有必要去发现他自己的真正需要，并看清这个世界——对他以及那些同他交谈的有理性能力的观察者而言可见的世界——是否以及如何能满足这些需要。

所以，苏格拉底式科学既立足于对理智异质性的发现，也立足于如下观念：人类灵魂是宇宙论的关键。

如今，人们认为，世界内部不存在诸本质差异，也就谈不上我们有能力以我们的心智去理解这些差异了，因为培根明确质疑“人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假设。在培根式科学的监护下，人们认为，灵魂不再是所有事物的关键。按这个思路，现代科学从自然研究中不再仅仅探索理论洞见。此外，施特劳斯声称，如果放任自流，现代自然科学会“暗含对诸本质差异的否认”。因此，现代人对实用知识的追求受如下目标激发，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人类的轻松（relief）而控制自然。这种立场降低了一种博综的理论科学的可能性，但施特劳斯相信，值得欲求这种科学，即便在他的时代这只是一个“虔敬的愿望”。

▲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读过敏科夫的著作后，人们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对施特劳斯来说，许多问题取决于“人是小宇宙”这个论点是否真实。人类有没有抵达实在（reality）的途径？如果有，这种途径受何种限制？我们又能否认识这些限度？然而，如果不可能有关于每个存在者本性的知识，那么，所有的理解都是“相对人而言的”，因为人类心智只有抵达现象的途径，而没有抵达物自体（the
things-in-themselves）的途径。施特劳斯努力赋予柏拉图式科学方式（Platonic
way of science）一个申辩的机会，并指出苏格拉底式立场与培根式或康德式立场之间“最严肃的问题”，故施特劳斯主张，

我们依据自然而模糊地意识到大全（the whole）的本质结构。……对柏拉图而言,不存在一条界线能清晰地区分可知事物与不可知事物。永远会存在不同档次（levels），而我们不可能为人类知识划定一个界限。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原则能帮助我们确立一个界限（页158-59）。

所以，施特劳斯引导他最严肃的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最值得悉心思考科学灵感的某些前设，这些前设关乎理性的能力，也关乎一个人的灵魂揭示（unlock）存在的能力。

读罢敏科夫出色的著作，读者将很可能会赞赏道，施特劳斯是迄今最全面地理解科学本性的人之一。然而，在读敏科夫全书过程中，他有一则对施特劳斯的引用，始终萦绕在我心间，这则引用见于前言第三个注释。我只能说“读者要小心”。这则引用指向1973年7月7日施特劳斯致索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信中说道，“我正在……写我对科学（=这个世界）的告别语，即一篇关于色诺芬《上行记》（Anabasis）的论文”。施特劳斯从科学转向他生命的终点，或在告别科学后走向他生命的终点，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难相信，他或许已经从哲学或苏格拉底式科学转向了别处。另外，这与色诺芬的《上记记》何干？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无论我们是否领会了施特劳斯的真实意图，如果不坚持猜想并反复猜想，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在读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