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

北方的秋雨比较缠绵，所以，下得久了，人们便把它叫做“淫雨”，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这个日子的雨正是这样子的雨。在这样子的日子里容易让人谈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别人去谈性是很理所当然的，如今的我却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的了，因为，我丧失了性的功能已经长达八十九天了。可是，我还是要谈谈它的，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所经历的一条狗的故事，它还让我产生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阅读卡夫卡的刊登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上的小说《一条狗的研究》的强烈欲望。

记忆中的那条狗是一条白狗，很漂亮。它那时候和我的今天一个样子，断了右腿，只能用三条腿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一个身子，还要拖拉着那条伤腿觅食。伤腿已经明显的畸形，向外拐着，成了一个钝角。狗眼哀怜地瞅着大地，屁股散了架似的塌陷下去。它是不是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呢？闪电肆无忌惮地撕裂着天空，明晃晃的，把农家瓜架上的扁豆花映照得紫荧荧的。它也在肆无忌惮地干着一个事情，全然不顾闪电有意无意的警告。它调动了全身的本事，采取了全部的手段，它集中了全部的骨头表现出来的坚挺，来往于动物进化史上亘古不变的那条本能与欲望的隧道。那份最本能的也就是最本质的快活，那份忘却一切的生与死的舞蹈，让它看不见任何的危险了，这时候，一条恶作剧的木棍夹杂着一个年轻人的狞笑给它划出了生命中一道苦不堪言的闪电……

骨折是可以让人和动物丧失某种本能和欲望的。

这时候，折断的不仅是骨头，还有一种本能的坚挺。

我越来越肯定，许多大师还停留在人性的不同高度的快感中的时候，卡夫卡早就秣马厉兵，挺进到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层面去探索与快感、快活、快乐与生俱来的苦难、苦涩、苦味中去了。也就是说，别的人还在研究着那条狗的快活的舞蹈，他就已经看到了木棍，看到了骨折，看到了丧失了某种本能和欲望的断了腿的狗的后来的日子。当然，卡夫卡的研究也是他的一种置身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把自己缩进蜗牛壳里，躲开世上一切的闪电，木棍，伤害，一门心思地冥想着人类许多好像不着边际的终极大事。真的难为他了。我的骨头和卡夫卡的一样子脆软，可是，我和人家老卡有着悲哀的不同，人家是骨子里很软，外表也很“熊”。而我呢，骨头很软，外头却气壮如牛。我的人生轨迹充满着这样的两面性。我不停地表演着这一套，往往是一边表演着一边在恐惧着。我的气壮如牛包裹着生命的欲望，随时与世界发生着摩擦，矛盾。即使世界来不及或者不屑惩罚我，我的骨头里的恐惧、神经里的抑郁、脸上的苦笑也足以让“我”活着受罪。卡夫卡给予我的最主要的还不是文学上的东西，而是他的生存的公式：躲进小楼的蜗牛哲学+天马行空式的冥想+生命和艺术融为一体的日子。

而要活得如此“潇洒”，首先就要删去那根又粗又长又坚挺又硬勃的欲望，人如此，狗也如此。

十六时四十分，放下卡夫卡，用伤腿独力支持着走完了一百二十八步。耗时二十分钟。其间，双手扳起伤肢紧贴身躯，让静脉回流片刻，顿觉力气恢复了。做了三次。

黄昏来了。我第一次发现梧桐树的叶子在天空中似乎是一片片阴影。今天的第三餐——骨头汤还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熬着，满屋子已经弥漫着那种准猪圈的味道了。可是，我还有点时间，我还想着把同一期上的高莽先生的文章《请注意，俄罗斯文学在崛起》念完。

知道了，英国人为俄罗斯设立了一个布克奖的专项——俄语长篇小说奖。首届得主为哈里斯托夫。他不能不活着，因为他不能不写作，他说：“如果我不写作，就不能想象我如何活得下去？”他的获奖小说《命运线》，写了五年，可是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让它出生。获奖后，却又被誉为“祖国后现代主义经典”。这些可爱的老毛子对文学总是这样子认真。封杀也认真，牛捧也认真。

九月六日

明日白露了，今儿个清晨却是闷热的，骨折了七十六天的我对天气、特别是温度敏感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多半度就知道热了，少半度，就知道凉了。天气的冷与热按理说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一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仔细想起来，人类好像还是万物的灵魂，万物离开了灵魂是不行的，当然，灵魂离开万物也是不行的。八点起来，在一张改制了的椅子上大便完毕。大便畅通真他妈的痛快，真是世上第一大美事。我历历记得，手术后的那个礼拜内的七天里，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种被堵塞的恐惧中不能自拔。无时无刻不感觉着我这个人只有进的门没有出的门。我不敢进食，我不敢喝水，我清楚地感觉出大肠内的潴留物在一寸一寸地增长，我想象着大汗淋漓、全身僵直地躺在便盆上，满脸憋得通红，周围的眼睛如脏水吞没了我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知识者的斯文。最主要的还是难受，那样的难受是不好形容的，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那样的难受如果解除了，让我做一条狗我也愿意。这样的经历七天里只有两次，却给我刻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许多年后，我整理着这个日记的时候，这样的痛苦还犹如昨天一样清楚。

回到卧室，开始走步。

一口气走了二百零二步。走完了坐下来，低下头看看伤肢的足部，上面的血管如蛛网般历历在目，整个颜色是白紫相间，以白为主。非常明显，比好的腿的足部要惨白得多。这样的惨白从骨折了就开始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好过。骨折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沉重的过程。骇人的肿胀每一天都几乎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抽去了几根肿丝，却根本就看不出来。不过，半个月半个月地过去了，肿胀还是消失了一些。最根本的变化，恐怕还是伤腿的缓慢的能够负重。这样的负重首先是从心理开始的。有一天，我突然敢于把整个身体的重量放到伤腿上了，让它支撑着。身体没有摔倒，半秒钟内，好腿迈出了一步，伤腿跟着上了一步。我的苍天。那一天是我的第六十八天。心理的负重大概来自生理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人的潜意识。骨折的康复绝对没有第二天醒来顿觉矫健异常的质变，它的量变又漫长得几乎没有变化。

从今天开始，我要仔儿巴细地读读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了。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就把它纳入了我的阅读计划，可是，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至的法国“新小说”热潮让我把它冷落在了枕头边。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又计划着把它给“解决”了，可是，那场与我毫不相干的风波又让我与它擦肩而过。进入九十年代了，我也跟着“市场”了，而“市场”是不“相信”长篇小说的。如果我没有遭遇命运抛物线上的那个“点”，没有骨折，也许，《铁皮鼓》这一辈子都不会去读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想起来为什么把它纳入我的人生必读书之列。

整体框架的荒诞，而细节与叙述语言的真实，生活化，决定了它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另类，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变种。脚踩两只船是会赚便宜的，当然，也会吃亏。不过，我还是把它看作现实主义的小说。它既有深邃的社会和人性的内涵，又有很强的魅力十足的可读性。读着它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的愉悦，让我想起了一九八六年去读那些“新小说”时候受的苦楚。一方面，它彻底地和那些个传统的现实主义由于岁月和模式、或者被思想所累而产生的一般化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它又一点也不做作地躲开了全部虚假的荒诞派作品所共有的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艰涩。

是一个傻子真诚的叙述。

这样子的叙述让你不忍心拒绝接受。

它的章法也很有意思，每一篇都包含着许多个没有顺序之分的几乎可以独立成章的小故事。它的叙述的节奏把这样子的章节划分配合得很默契。该歇着的时候就歇着，该连贯时候就连贯。它不像大部分长篇小说那样——第一章，一，二，三……让人没有办法停止下来，显得疲沓，冗长。也不像有的长篇小说那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一个小标题，却又顺而序之，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骨折处有酸楚，是筋的毛病还是骨头正在推陈出新？

《铁皮鼓》的叙述者是一个畸形儿，他用他的视角，他的语言，他的方式讲述着他的故事，还不时地中断以进行属于他的随心所欲的评说。是他让整个故事具有了荒诞的品格，并赋予故事奇特的深邃的人性和社会的内容。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说修改成一部长篇。叙述者变成一个生长在子宫中的八个月的胎儿，私生子。他讲述着他的爸爸和妈妈的故事。他把他的故事叙述完了，他渴望着出世，作一个完整的人。永远不像他的爸爸那样子许多年都过着两面人的日子。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不锈钢钳子，他在子宫中被搅成了血和水。他向世界呼救，然而无济于事，小说名字叫做《子宫里的故事》。

九月九日

今天是我的第八十个日子。冷气来了，秋风凉了。两行大雁向南边飞去，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了一个一字。昨儿个走得太多了，六百零九步。伤腿酸疼了一个黑夜，我也担心了一个黑夜。太阳照耀着我病床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非常仔细地查验了伤腿，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迹象。走着上厕所，感觉也和昨天没有什么不一样。稍稍放了心。今天不再走了，坐着看书。当然也是想看看坐一个上午伤腿踝关节的颜色如何。

《铁皮鼓》的情节链条只能是叙述者的回忆。节与节没有环环相扣，更无因果关系。叙述者的叙述是完全散文化的，他在很随便地讲着一些个人，一些个事，往往是东扯葫芦西扯瓢。用叙述者的叙述作为情节链的长篇小说如《追忆似水年华》，《铁皮鼓》是最散文化的，也是“散”得最好的。“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这是小说中的一句话，比起一些结构重梁叠架的长篇巨制来，它真的好像就是一条细线，可是，它细得扑朔迷离，它“线”得龙飞凤舞。这一种“线形结构”更具现代主义的神韵。

《铁皮鼓》的基本框架就是一个三岁儿要自残的宣言。他要把自己搞成一个畸形儿。这一切明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以后的日子里，这一棵荒诞的树木又长出了很自然的很真实的叶子和果实，树叶上还有虫子，花朵上还有蜜蜂。树顶上是飘动的白云，大树下有交媾的男人和女人。一切都是很社会的，很世俗的。

《铁皮鼓》中，有时候叙述者故意和奥斯卡分离，制造一种调侃的语态。如第六十四页：

叙述者常常在叙述中自觉不自觉地捉出“成年人”来调侃一番。他不愿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在叙述者的眼里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玻璃，玻璃，小玻璃》一节中，叙述者奥斯卡故意自我分离的细节很多。叙述者经常忘记了“我”就是奥斯卡，常常大谈“奥斯卡”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显得很有趣味，很调侃。因为叙述者是一个畸形人，他就有了从历史和人类身上挑选奇特、夸张、变形的细节的眼光，这种眼光就是《铁皮鼓》的风格。

奥斯卡始终沉浸在自我之中。这里也许透露了《铁皮鼓》的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外面的世界给予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世界是喧嚣的，到处充满了压力和剥夺。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似乎什么都有了，惟独没有了自我。对自我的迷恋在奥斯卡的身上发展到了极致——自残。处于自残中的他会暂时地和外面的世界分离，从而让“自我”产生一个坚硬的外壳，抵抗着外面世界的压力和诱惑。

这样的感受在最近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两个，一个来自小说，另外一个来自我的遭遇。我遭遇的也是一种“残”，不是自残，而是“他残”。自残也好，他残也好，效果都是一样的，“我”和外面的世界形成了一种疏离，从而让压抑的自我得到了某种解放。

九月十日

第八十一天了。

外面很凉，天空很阴。

早晨的时候，我发现骨折处的水肿突然消失了。我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问题，因为我感觉着昨天这里还是水肿着的。如果真的是那个样子的话，今天的奇迹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敢肯定，我的感觉因为始终的紧张变得有时候麻木了有时候失灵了。不管怎样，反正今天的事情很好，皮肤很轻松，犹如一张纸贴在骨头上。

十一点钟和《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通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也曾经遭遇过胫骨和腓骨骨折，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又回到家躺了三个月才好。着急是没有什么用的，骨折的康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也不要担心什么顾虑什么，骨头的再生能力很强。他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读外国文学，读《铁皮鼓》。他说，这样子就好了。他说他也是利用骨折的日子把海明威读完了。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上帝安排我们发生骨折就是让我们好好读一下外国文学的。”这句话我好像永远忘不了了。最后，他告诉我，我的小说《夏天的女人》已经发在《人民文学》十一期，稿子进厂了。

看来，《铁皮鼓》中玻璃象征人类的虚伪、虚荣、作假是不会错的。第一百三十八页，奥斯卡用他的魔术在干什么呢？他引诱别人偷窃。他用无声的——遥远的叫喊——把施特恩菲尔德商店的橱窗搞了一个圆口子，于是，一个年轻女人“身穿兔毛领子冬大衣”，把“那双浅黑色的高跟鞋一只接一只地从圆孔里取出来。没有破坏鞋后跟，也没有被锋利的切口划破她的手。高跟鞋子一左一右进入了她的大衣口袋。奥斯卡看见了她的漂亮的然而毫无表情的侧脸”。这个年轻的“新婚少妇”或者是“时装模特儿”露出了人类某一种真实的面孔，在“玻璃”被切开了一个口子以后。

九月十二日

缠缠绵绵的是今年的第一场秋雨。它在黑夜里用银白色的丝线织出了一缕一缕的飘带，一片一片的白茫茫的绢画。这个日子应该没有月光的，可是，这样子的秋雨是可以编造出胜似月光的意境来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早晨，如果这样子的秋雨没有停止的话，我要出门去。骨折了将近九十个日子的我要出门去。出门去对于一个骨折人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出门去是一种标志，标志着你的被折断的骨头已经开始连接。出门去是一种终结，终结了你的某种苦难和困难的日子。老天作美，早晨八点了，那样子的秋雨还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它让我的某种怯懦、某种借口粉碎了，它让我不得不产生勇气，把双拐夹在胳肢窝下，把那条伤腿抬起来，迈出了我的家的门榲。记得，当我的伤腿把脚步踏在外面世界的尘埃的时候，我想起的竟然是《铁皮鼓》里的那个畸形人进入尘世后的那种恐惧。恐惧也是没有办法的，尘世是要进入的，外面的世界是要去走的。好在我毕竟在“门外”走了许多年了，与外界的隔离只是很短的时间。一旦第一步走出门外，我就会走下去的。我走到了南方家具商店，它距离我的家有五十米的路程。我走到果品大世界，它距离我的家有一百米。

回来的时候，秋雨终于停止了它的缠绵。

今天，我要完成对《铁皮鼓》的阅读，我要重新把那个章节阅读一遍。这个章节就是《橱窗》，我把它看作是《铁皮鼓》的“书眼”。这个书眼我已经读了两遍了，在我骨折以后第一次走出门的日子里，我要再把它读一遍，作为对《铁皮鼓》的了结。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了结的，包括读书，读好书。

作者在《橱窗》里道出了他写作这本书的全部奥秘。构思的闪光点，思想的闪电撞击出的蓝色的电火花，划破思维黑夜的彗星都凝聚在这个《橱窗》里。玻璃，象征着人类虚伪的天性，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同时赋予人类的面纱。玻璃，组成了人类的橱窗，使得人类可以炫耀，可以展览，可以做广告，一言以蔽之，可以让人性得到虚荣的满足。而畸形儿的奥斯卡的恶作剧，便是要让人类在自己的橱窗面前露出本来的面目。他用叫喊震碎了橱窗，于是，“某些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某些规矩的老绅士，某些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你的声音的诱惑而去偷窃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身上还会有着窃贼的禀性的。更不用说那些个正人君子的转变了……有一个人，他也曾三次拒绝偷窃，最后还是动了手。此人便是埃尔温博士，检察官，州高等法院里令人畏惧的起诉人。”

奥斯卡还充满了自审意识，他也诱惑了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露出了大贼的面貌。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日改完

作者简介

毕四海，原名毕耜海，生于章丘，一级作家。曾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至1980年就读于枣庄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枣庄市文联工作，2001年调入山东省作协，曾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社社长、主编。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在《山东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第一声妈妈》。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有长篇小说《乱世之雪》及《毕四海文集》（七卷）、《东方商人》《财富与人性》《黑白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