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陷入那种难以名状的愤慨和怜悯兼而有之的状态之中，没有尽头，无可选择，为那些从上面看着我的人，为那个以为我酩酊大醉的司机，为那个向她妈妈讲述她爱情的姑娘，为那些呼唤死亡的病人，为那些还在躲避死亡的人们，为那些蜷缩在人行道边结了冰的泥泞里睡觉的流浪狗们，还有，为了我——那个固执地坚持下来抚慰那些证明经常得不到抚慰的人，我继续哭泣着。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安娜·布兰迪亚娜作 张志鹏译

批准我重新下去时颇费周折，可我一刻也未曾想过，这次出差会发生什么使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以前，我去过不知多少次了，压根儿没觉得我喜欢常回去看看的那些人会事前让我蒙在鼓里，对我隐瞒什么秘密。这次批准我下去之所以这么费劲，恰恰是因为每次重要任务我都能善始善终地完成。我也无需再熟悉和履行什么，因为我早已超过了这些起码的条件，即使这些苦差事令人激动不已。同其他人相比，我只不过是不把苦差事当成苦差事罢了，况且我自己也不期待任何变化。可有人认为我这次下去就是为了惩罚而非保护人。这种想法使我不寒而栗。我不指望得到提升，成为有权有势者，让人望而生畏，脑袋周围给画上“赶尽杀绝者”的光环。相反，如同往常一样，我坚持允许我抛头露面，我的面孔普普通通，同那些我应该认识的人的面孔毫无二致。在批准我这些要求时，他们带着那种少不了的同情和幸灾乐祸兼而有之的微笑。这使我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直到我上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安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公共汽车上拥挤得一塌糊涂，在坑坑洼洼的沥青路面上颠簸，就像行驶在起了风暴的海上。

清晨六时，那个混沌的时刻，黑暗和困倦尚未完全退去。人们已经同另一些陌生人一起运动起来，彼此谁也不看对方一眼，每个人只注意自己。每个人似乎都要拼命从自己的岩浆中挣脱出来，就像出生时那样，就像每天早晨都要力求被重新登记造册一样。谁也没有时间管我，这样更好：无论我对这里的一切多么熟悉，仍然需要一段时间重新习惯，以便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

更有甚者，出发时我的那种忐忑不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越是无缘无故，就越使人心烦意乱。有一次，我感觉有人从后面看我，我甚至回过头，但车里拥挤不堪，人们身穿大衣，头戴皮帽，手扶横杆，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汽车穿过成片的楼群，那些楼群外墙皮已经剥落，阳台用参差不一形状各异的玻璃窗封闭起来，勉强用来挡风、御寒和隔音。我开始以一种人性的、具体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截然不同于通常那种“万事通”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我觉得整个这悲天悯人的氛围（我恰恰为此而回来）需要我来维护，同时我也感到对此负有责任，我认为我不能去审判它和惩处它。

封闭的阳台里堆着橱柜，里面放着空瓶子、没有放花的花瓶、放着食品冷藏用的铝锅、生锈的工具、破机器，以及没用途的破烂儿。透过被将近一冬的雨雪弄得脏乎乎的玻璃窗，依稀可见落在这些东西上的灰尘因潮湿变得黏黏糊糊，给人一种更加肮脏的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丑陋，本应使我产生恻隐之心，但我却未能如此。在车里我的目光只是一掠而过，也不能不扪心自问，我是否为此而来，为这种丑陋而来，而恰恰就在这种丑陋里躲藏着众多生灵，其中大多数都一样的悲惨。还有，不管我觉得多么荒唐，我都不能不承认，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种丑陋令我有些反感，同时我内心也深感愧疚并且全身激起了一股热浪。身体上的感觉我无法描述，其他地方的感觉则更加难以体味，但对前几次来这里的回忆则是我这次重新回来不可名状的缘由之一。

我又一次回了回头，确信一定会发现我感觉到了的那道目光，它不是从脑后而是从前面肩膀的高度投射过来的，这高度使人焦躁和不安。汽车出了楼区之后，就不像刚才那么拥挤了，只是依然没有空座位而已。坐在座位上的人没有人看我一眼。大多数人都透过玻璃窗望着郊区那些屋顶苫着油毡的平房和院子里的葡萄架。

再过一两站就是终点站了，而终点站也是占地几公顷的医疗区的入口。这里矗立着一幢幢不得随意出入的大楼，整层整层的手术室、实验室、检测和治疗器械、洗涤室、药房、厨房、诊室、办公室，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病房。这些病房里尚且活着的生命盼望着已经迈开的脚步能停住。

我回忆起了第一次下来时的情形。那时我尚且没有发觉放弃任何上级权力部门时的那种幽眇意趣。对我的眼睛而言，那一幢幢大楼通体透明，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遭受痛苦，我在大楼之间飞来飞去竟然没有发现油然而生的怜悯之心。就在那时，在同一时刻，我看见并听见了他们所有人在说话。出于条件反射，我纳闷那些留在汽车里的人当中究竟有几个是患者，我又一次回过头，颇感惊诧。

就在那时，我看见她正在贪婪地注视着我。确切地说，并非我故意这样说，我的目光已经掉进了她的黑眼球里而不知如何才能出来。我甚至忘记为什么要回头，究竟要看什么。我索性在座位上彻底转过身，不再为看个究竟而歪着脖子保持那样痛苦的姿势。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简直就像掉进了阴沟那样掉进了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一双像总怕吃不饱的怪物一样的眼睛。我出发时的那种不安情绪中断片刻后，这时令人恼火地更加厉害。为了弄个究竟，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车门走去，几乎两肩之间都可以感觉得到她的目光。

实际上，汽车已经到达终点站，人们下车后匆忙向各医院的总出入口——雄伟的大门走去。她也下了车，为了追赶我，她几乎一溜小跑，我的第一个条件反射是加快步伐，以便拉开距离。然后，或许出于好奇心或某种莫名其妙的阴暗心理，我放慢了脚步，让她从后面赶上我，最后我停下脚步，甚至就是为了等她。

她急忙走近我，像下级对上级那样，谦卑、恭敬，同时又有某种孩子气，似乎她的恭顺是属于年龄差距方面的问题。我不知她觉得我年龄多大，我则很难说出她的年龄，比如十五至四十岁之间，但无论怎么说，也是在十五和三十岁之间，或者更小一点。她离得越近，就越显得年轻，显得更加没有戒备。她身材相当矮小，身子单薄，显得比实际身材略高一点。但是，她的拘谨，或者说腼腆妨碍她变得楚楚动人，也使她畏首畏尾，似乎像要掩盖什么生理缺陷。见我停下来，她也胆怯地停下脚步，瞬间，她甚至向相反方向动了一下，但马上镇静下来，越来越慢、越来越不自信地向前走，目光搭在我的目光之上，似乎以我的目光为支撑点，以至使我感到，如果我突然闭上眼睛，她就会因失衡而摔倒。

她来到我身边时激动不已，我原以为她随时会哭出声来，显然，这样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

“您要对我说什么吗？”我试图帮助她。“我能对您有所帮助吗？”

但是，姑娘没有回答，继续看着我，眼睛里噙着的泪水扑簌扑簌地滚到面颊上，然后停留在围在脖子上的围巾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再一次询问，主要是想说点什么。因为自己不仅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甚至从未怀疑过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这就使我感到自己更加滑稽可笑。

“您贵姓？”她终于开口了，似乎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或者说，无论如何，这或许也是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

我未料到她会这样，不无幽默地回答：

“安格尔【安格尔是罗马尼亚人名字，通常不熟悉的人之间用姓】，您为什么要知道我叫什么呢？”

“为了还能找您。”她回答得虽然简单，却使我完全解除了武装，本来想问她“你找我干什么”，可这句到嘴边的话却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改口问了别的：

“你在这里上班吗？”我随便地指了指周围的医院。

“是的，”她答道，显得很感激，精神焕发起来。“我是肿瘤所的护士。”突然她显得很幸福，好像让我同她一起分享一个特大喜讯。

“啊，在癌症患者病房，”我也微笑着答道，好奇地看一看她作何反应。

然而，她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她把我的微笑错当成了对她的嘲讽，脸顿时阴沉下来，如同突然关闭的台灯，看到的只是落满灰尘的旧灯罩。实际上，这就是她给我留下的印象，覆盖她的灰尘使她的色彩变得模糊起来。

“您也在这里上班吗？”她问道，略带胆怯地加了一句：“您是大夫吗？”

“不，我是来探视的。”

“是吗？”她高兴起来。“那您来探视谁呀？”

“来探视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我简单回答了一句，为了打住谈话。

“我想让您告诉我是谁，说不定我也认识呢……”

“我该走了，”我对她说。“你也要迟到了。再见。”

我急忙随便向一个医院走了过去。

“再见，”她高兴地回答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喘着气跑到我身边。“我们什么时间再见面啊？”

“还见面干什么？”我问她，未停下脚步。

她却停下了，我听到从后面传来她那微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

“因为……因为……我……”

我回头看见她几乎瘫倒在地，面颊上的泪水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扑簌而落。正因我出于对她的怜悯而加快了步伐，我也几乎感觉受到了威胁。

每次下来之前，我都不愿预料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像其他人一样，我觉得随着情况的进展去发现事情更加令人激动。不去进行预测甚至成了我整合与构建任何一种虚幻平等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可从未想过居然会出现什么令我不知所措的情况。我没想过并不排除某些人可能已经做过了。头儿们再一次验证我是否就那么一根筋地心向民众，那么拒绝往上爬。往上爬不仅能得到保佑，也能遭受到更高级别的惩罚。但是，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检验结果事前已经知晓。然而，这个面颊上带着那圆圆的泪珠和被平庸的灰尘模糊了色彩的生命，即使很痛苦，在一个彻头彻尾杜撰的、结局已经知晓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无意识的分子罢了。

走进楼房，我尽量忘掉所发生的事情。我从这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从这张病床到另一张病床，这一整天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我试图抚慰的既有人们的痛苦，也有人们的恐惧。我不止一次发现，对痛苦的恐惧比痛苦本身更加难以承受，正像如果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那么死亡几乎就毫无意义。我在一个几乎透明的生命的病榻旁逗留许久，散落在枕头上的银发还能大体显示出非物质躯体已经反映不出的年龄状况。她紧闭双眼，面部轮廓清晰——恰似一幅直接放在枕头上的素描，只有嘴唇微动，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重复着“主啊，快结束了吧，主啊，快结束了吧”，没有丝毫的恐惧，愿望如此的强烈，以至不理会她的愿望简直就是一种无谓的残忍。她不惧怕死亡，但我必须陪伴在她身旁，以便使她不要失去希望，死亡已经临近，而且一定会到来。其他绝大多数人需要我，就是为了使他们接受这种思想。他们甚至不知道需要这个，苦苦哀求我去他们那里，把我围拢起来，目的是让我驱逐死亡，使他们幸免于难。他们的思想不能实现他们的躯体已经明白的事实：死亡已经在那里，他们只能安于死亡的最终显现。

傍晚，我已经累了，当然这也是出发之前我所企求的特权之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何以要自讨苦吃。但我觉得，如果我不像他们一样辛苦，我就不可能了解他们，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显然，就像没有人强迫我必须乘坐公共汽车一样，本来我可以继续安逸舒适下去。可是，如果一切都那么简单，或许就碰不到那个奇怪的姑娘了。我是在发现她像孩子一样坐在医院的台阶上仅仅几分钟之前才想起她的。

“我都不指望您来了。”她看见我幸福地跳了起来，有一点点抱怨，就像参加幽会时我迟到了一样。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同时问道，也带有一种抱怨，但意思恰恰相反，同时对我称呼她为你而她称呼我为您这样的称谓接受起来很自然。

“我在等您呢。”她答道，对我的问话感到意外。

我没有勇气再问什么，我停下脚步，不知下边接着该做什么。但她却继续说道：

“我可以一直等您到明天早晨。反正我已经给邻居打电话了，让她告诉我母亲，就说我今晚住在朋友家，让她不用担心，我还请邻居帮我母亲热一热饭，因为我母亲有病。朋友离我们家不远，都住在科良蒂纳那一带。如果我知道您耽搁那么长时间，我本来可以跑回去伺候她吃饭，然后再回来。可是我哪儿知道啊，我也不敢误了见您的机会呀。”

她像鬼魂俯身，说话快得好像发了烧。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您从什么地方出来，但我觉得，我就应该在这儿等您，我知道您肯定会回来的。从今天早晨我就知道，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听她这样说，我茫然不知所措，不能确定是出于对她的同情，还是出于对她的恐惧？她竟然试图拉住我的手，我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往旁边迈了一步，她像一条挨了打的小狗向后退了一下，显得格外恭顺，话到嘴边突然又沉默不语。

“小姐，”我不知该接着说什么。“我怕是一个误会……我不是你所认为的……”

她不顾一切地扑到我身上，弄得我不敢再继续有任何动作。

“你不能在不听我怎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干脆把我抛在一边不管，”她突然停住，似乎一时忘记我应该知道什么，“你不能装作不认识我……我不存在……”

医院门厅里，几个好奇的人透过玻璃门，另外一些想进医院的人停在台阶上，像看热闹一样看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突然，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赶快溜掉，干脆跑得无影无踪，把她独自一人留给那些好奇的人们。可这样不仅是懦弱，也是对我所竭力支持的全部事业的否定。此外，我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上峰那里的某人正在看着我按照他写的剧本表演的那场戏而恣情欢笑呢。

所以，我尽可能自然地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尽可能温柔地对她说，“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我觉得，她冷不防被我拉住，刹那之间，她几乎因失去平衡而倒下，然后像孩子一样，让我拉着她的手，既不显出高兴，也不觉得吃惊，只是顺从、轻松，因为终于可以如愿了。

我们进的那家甜食店在无轨电车终点站。那是一座直接在冰冻的土地上架设起来的玻璃房子，在摆放着一块块白色、粉红色和浅绿色各式糕点的橱柜前，放着三四张金属支架玻璃面的冷冰冰的桌子。

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对面而坐，她两只眼睛望着地面，终于沉默下来，我头一回仔细而好奇地端详着她。

我依旧很难说出她的年龄，正如我很难说她的头发是金黄色还是褐色的一样。她的头发缺少光泽，属于那种昏暗的浅咖啡色，我不由得想起这样或许难以辨别出丝丝白发。她身材矮小，面无表情，这就是我形容她最确切的词汇，如同本来用浓墨重彩描绘之后又用抹布擦了一遍，留下的则是大致的线条与色彩。然而，她毕竟有令人怦然心动之处，才使我没有把她放在医院台阶上不管，也没有以一走了之和销声匿迹来吓唬她。也许这就是那种不试图进行防范或掩饰什么的目光。她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我，两手托腮，好像要把整个面颊无条件地奉献给我。

我们俩谁都不说话：我是因为不知该说什么，她显然因为不感到需要说什么。她静静地望着我，带有一种足够的自恋，我因羡慕她的这种感觉而颇感意外。这使我不得不考虑，从今以后，我永远也不要这样去看别人。

“我听您说话，”我以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毕恭毕敬的口吻对她说。

“不，我求你，最好我们什么都不说，”她急忙打断我，出乎我的意料，她竟亲昵地把一个指头放到我的嘴上，“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使我不爱你，不管我对你说什么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感觉。”

我不能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至少语法上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对她用复数第二人称“您”，她对我用单数第二人称“你”。而这种颠倒，只是表明我们定义上的区别罢了：显然，当她真实、真诚、纯洁、无秘密时，我则处于一种虚伪、不能讲真话的那种令人局促不安的境地，并非我要撒谎，而是真话没有人会相信是真的。她的优势来源于她的真实，而我的神秘则堕落成一种阻止我做出自然反应的困窘。

“毕竟，如果你了解我，你自己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误会……混淆，因为我不是现在这里的我，不是你可以爱的那个人……假如我可以向你解释的话……”

“你想对我解释什么？解释你是外国人？解释你已有家室？解释你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解释你不爱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爱你，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我只要你让我在你身边。”

“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试图打断她，尽管我明白这分明是在撒谎，因为我永远对她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我有力量和残忍这样做，她依然没有办法搞明白。

所以，她似乎并不在听我说话。她像一个对新买的玩具着了迷的小孩，攥着我的两只手在桌上玩着，抚摸着我的两只手，如同抚摸着比主人更加善解人意的生灵。我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自己既无可奈何又滑稽可笑，同时，我还认识到，我对她的怜悯和她对我的爱恋（这种感情完全占领了她，像一场疾病或太强的光线一样吞噬了她）之间存在着我永远也无法描述的质的差别。我所能够弄懂的全部问题是，真正强势的是她，不是我这个一出生在世就具有优越感的人要教育她什么，而是她这个科良蒂纳地区的护士值得我学习。我甚至感悟到，如果不想虚度此生，就必须学习。

“你答应我在你身边，是不是？”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茫然地盯着我的眼睛，显得有些奇怪，好像同时既要尽量多看，又要什么也不忘掉。

她说话声音很低，平铺直叙，一点也不抑扬顿挫，她意识到她在说车轱辘话，其实她的眼神比她说的话表达得更加完备。

“你不把我赶走，不躲避我，让我在台阶上等着你并且一起走，是不是？你答应让我告诉我的同事从值班室看着我们，对不对？”

她这样问我，并不期待答复，虽然这不是一些夸夸其谈之类的问题。索性就让她把想说的话都痛痛快快地倒出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想对她说点什么，说一点不使她害怕的，相反，还能增加她的幸福感的话。但是，一方面，我不知说什么好，另一方面，不管我说什么，明摆着都不如沉默，因为她可以把沉默理解为某种认可。所以，我沉默就够了。

“上帝啊，”她低声笑了。“如果妈妈知道我找到你了，知道我谈情说爱了，她该有多么幸福啊，让她也认识你，或者看你一次，就一次，我就非常高兴啦。”

“该关门了，对不起，”在用人造奶油装饰的糕点柜台后面传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悦耳的、充满善意的声音，表达的意思与那几个词汇刚好相反。

他们可能听到了我们说话，并且试图保护我们，正如恋人们都受到保护那样。

“我们该走了，”我对姑娘说，谨小慎微地起身，当心避免有催促之嫌，给她穿上那件寒酸的大衣。她急忙把她那条没有什么特色的围巾缠在脖子上。

她突然沉默起来，宛如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没有丝毫反抗就让我领着出了门，但并不显得如愿以偿。情绪突然低落，几乎是悲伤，只要我能看到她重新精神焕发，让我再一次羡慕她，我情愿为她付出一切。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索性暴露自己的身份，把那个使我们分离的秘密作为礼物献给她，我突然张开双臂，使她喜出望外。但我不知道恐惧是否大于惊喜。

外面天色早已完全黑暗下来。刺骨的寒冷。终点站停着四五辆公共汽车，其中一辆里面有一半乘客等着开车，但没有司机，几盏脏兮兮的灯泡光线幽暗。昏暗之中，对人和车辆来说，时间似乎已经停滞。

“这就是我们那趟车，”她说。“明天见。”

她的两只眼睛虽然已经十分疲倦，但未流露出丝毫怀疑。很清楚，对她而言，一切都是早已决定好了的。

“明天什么时候？”我本来想问，可那样就过头了。

连我都不知道明天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点点头，看不出我在撒谎，只是热切地希望为她好，帮助她，鼓励她。我甚至想抬起手去抚摸她的面颊，但我觉得这动作时间太长，只是把她的衣肩平整了一下。从她的眼睛、皮肤、鼻孔的颤抖、嘴唇的颤动而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激之情，在那肮脏的黑暗中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她向我走近了一步，踮着脚用她那双小手，抓住我的衣领，孩子似的，脸贴着我的大衣停留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跳上了那辆正要启动的公共汽车。

我留在车站，望着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摇摇晃晃逐渐远去的公共汽车。后车窗玻璃像电视屏幕那样把她定格在那里，她发了疯似的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变得越来越小。我也向她招手，直到不见她的踪影。然后，我放下疲劳的双手，许久，这个小小的停车场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一辆辆公共汽车在昏暗的日光灯下熄灭了车灯。瞬间，我试图想象以我为中心所表演的这出戏，会给从上面看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但这种想法立刻就消失了。我像触了电似的发现：我竟然都不知道她的姓名。

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闪过要问她的念头。每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一切时，我感到，令我内心不安的并非不知道她的名字，而是我没有想过要问她，她一定会发现我对她缺乏兴趣而痛苦。突然，对宇宙万物的一种巨大的、撕心裂肺的怜悯之心笼罩了我，那个热恋的生命是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她一次，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气承担起她无谓寻找的责任，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力量把她独自一人留在陷阱之中。我只知道有人比我们知道得要多，他知道我将干什么，她将干什么,以及将要发生的一切。

只有在感觉到我的面颊潮湿，泪水开始缓缓地无声地往下流淌时，我方才意识到我已经开始哭泣了。首先我感到吃惊，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但是在我吃惊之前，哭泣就已经变成了似乎要把我撕得粉碎的不能自已的失声恸哭，以此来反抗那种无穷无尽的不公正，我个人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部分而已。我继续哭泣着，前额贴在日光灯那冰冷的电线杆上，我感觉到我在怎样溶解到神经质的发泄之中。同时，这也是我这次回来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饮酒过度损害健康，”从一辆发动着的公共汽车里，我听到了司机那冷嘲热讽的声音。

我深深陷入那种难以名状的愤慨和怜悯兼而有之的状态之中，没有尽头，无可选择，为那些从上面看着我的人，为那个以为我酩酊大醉的司机，为那个向她妈妈讲述她爱情的姑娘，为那些呼唤死亡的病人，为那些还在躲避死亡的人们，为那些蜷缩在人行道边结了冰的泥泞里睡觉的流浪狗们，还有，为了我——那个固执地坚持下来抚慰那些证明经常得不到抚慰的人，我继续哭泣着。这时，天气越来越寒冷，我早已从肩上扯下了权力标志，可肩膀疼痛的四周依旧使我感到阵阵刺痛。我所放弃了的翅膀使我疼痛，如同不再有双腿的截肢者们的双腿依旧使他们疼痛一样。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1期，责任编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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