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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人免于和周围的人与事纠缠，保持距离——这难道不是进步的使命所在么？而且别人的悲欢苦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您说，一个人怎么就不能独处？哪怕是独自出门呢？

留心，约伯，听我说，保持沉默。

——《约伯记》（33∶31）

让一个人免于和周围的人与事纠缠，保持距离——这难道不是进步的使命所在么？而且别人的悲欢苦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您说，一个人怎么就不能独处？哪怕是独自出门呢？

有人问了：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学术会议，有国际友人参加。要求得是博士，得有人去。我们知道这些会议是怎么回事：三两个侨民——他们总是参会。喝点小酒，把宾馆一住，做场讲座，出席大型酒会——然后就回家了。讲座之后还会有人提问，而你身后是几个健壮的汉子，他们脸膛通红，指着手表——到点了。这些汉子是本地的教授，外省那些人现在都是教授，就像在美国南方——但凡一个白种男人，都是法官或者上校。

那么，谁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呢？我主动请缨：想去看看拉多加湖，还有别的一些地方。“不是拉多加湖，是奥涅加湖。”“有什么区别？您去过彼得罗扎沃茨克？”“我也没去过。”

*

火车站是个挺可怕的地方，我打扮成真正的旅行者的样子，这可以保护我。我貌似淡然地走向车厢，好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我经常光顾火车站，抢劫我没有意义。

从莫斯科开往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火车，顺便说一句，路上要走十四个半小时。火车上的旅伴几乎总是麻烦制造者：喝啤酒，扔烟头，灌“巴格拉季昂”和“库图佐夫”牌白兰地，高谈阔论，还有就是寻衅滋事。

火车开动了。目前还好，只有我一个人。

“查票了，请把车票准备好。”

“姑娘【这里指的是女列车员】，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我呢，您看……嗯，就是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她打量了我一番：“那就看您要干吗了。”

我能干吗呢？！

“我就看看书。”

“要是看书，那就五百卢布。”

这时突然上来两个人，差点儿误了火车。他俩都在下铺，坐着呼哧呼哧直喘气。唉，活该你倒霉！出行不利。真烦人。你们坐吧，我不打扰了。我爬到上铺，背过身去。他俩在下边忙乎。

第一个人看上去普普通通，没啥文化。头、手和鞋子都显得又大又笨拙，嘴巴微微张开——一副蠢相。满头大汗的蠢货。他掏出手机玩起了游戏。“叮铃叮铃”的铃声意味着赢了，如果输了，就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摆弄拉链——也是一种噪音，还时不时地吸吸鼻子。但人好像还不糊涂。

第二个人在我下铺，没好气地说道：“把外套脱了，废物。”这人是个暴脾气。“别出怪声。”

真难受。车轮在“咣当咣当”地响。下面的手机“叮铃叮铃”响个不停。这还怎么看书？难道一路上都得这样吗？

我来到走廊上。隔壁包厢的人在聊天：“俄罗斯属于那种椭圆形国家，”一个年轻男人声音悦耳地说道，“与美国或德国那样的圆形国家不同。顺便提一下，我在这两个国家都住过很长时间。”一个女孩高兴地惊呼一声。“俄罗斯，”那个男声继续说道，“就像一只蝌蚪。在俄罗斯，人们坐车只能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人口相对集中的‘蝌蚪躯干’除外——那里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步行就可以。”

这是我左边包厢里的情形。右边的包厢里，人们在喝酒，几个男人用手撕扯鸡肉、掰西红柿，碰杯，放声大笑。

   

我回到自己的包厢。天啊，时间过得太慢了，火车这才驶离莫斯科。

又过了半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特维尔了。那个蠢货还在“叮铃叮铃”地玩手机。另一个人来了精神。

“关掉声音。”

“托——托利【托利和托利亚都是阿纳托里的昵称】，这……”

如此说来，他叫托利亚。个子高高的，大概有一米九，手指又长又白，指甲是圆的。脸长得没什么特点。嘴唇很薄。面色似乎有点苍白。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是不太喜欢托利亚。他身上没有气势，仅此而已。Anaesthesia dolorosa——痛性感觉缺失【医学术语。一种罕见的神经症状，患者身体某部位失去了正常的感觉，但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你用手去摸，却分辨不出自己触碰到的物体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我是不是太挑剔了？人家可是头脑清醒，彬彬有礼，尽量不打扰别人啊。

“报纸，买报纸了，新出的报纸。”

谢谢【此处原文为法语词的俄语音译】。我们知道你们的这些报纸总爱登些什么：女网球运动员当着男记者的面脱衣服，电视主持人的家庭悲剧，亿万富翁的女儿被绑架；保持腹部平坦的秘密；犯罪新闻；某人英年早逝。呸！不过，托利亚还是买了一份报纸，“哗哗哗”地从后往前翻。过了一会儿，他对那个蠢货说：“走。”

我只独自待了一小会儿。出门在外，还能怎样呢。

在大家放松身心准备睡觉之前，又发生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

第一件事，是隔壁包厢——就是有人喝酒的那个包厢——的一个酒鬼误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相机，醉醺醺地打开门，准备拍照。托利亚一下子冲到他跟前，然后马上转过身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啊哈，原来是克格勃，契卡。现在清楚了。

醉汉把我拉到他跟前——当时我正准备去刷牙——让我给他和他的朋友们拍张合照。“咔嚓”一声。好了吗？不，还没好呢。我还得听他讲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几乎趴到我身上了：酒味儿、汗味儿、烟草味儿——喏，你就闻吧。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就像在美国那样。

当年他妈妈给了一百卢布让他买相机，可是后来钱没了——她又收了回去。而他从小就喜欢摄影。是这样啊，啊？！我深表同情，然后准备走开。

“站住！”他要给我朗诵一首诗，超级棒的诗。

“对不起，”我说，“我肚子疼。马上就回来。”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在……冻土带，铁路沿线！”【《在冻土带，铁路沿线》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创作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的诗歌作品】他吼道，一边吼一边张开双臂做拥抱状——冲着所有闪避不及的人。

事实证明，我那两位邻座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你想想，克格勃啊。一句话不说，身上也没有怪味，而且还注意保持距离——也像我一样，讨厌和别人凑得太近。

第二件事，是离得最近的厕所不能使用了：马桶里被人塞满了报纸。那些浸湿的彩色图片——是干吗用的呢？

第三件事，是泡茶的水只是温热而已，可能还没烧开。

“苏——苏——苏沃克【原文为совок，本意为收垃圾的小簸箕或撮子，苏联解体后被用作苏联、苏联人或与苏联有关的一切的代称，也用来指代虽不属于苏联时期但带有苏联特点的人或现象】。”托利亚说道。

不，他不是克格勃。

车厢里熄灯了，试着睡觉吧。是什么把他俩联系在一起的呢？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既不是亲戚，也不是同事。也许是同性恋？谁知道呢。不过这关我什么事？也许就是同性恋。这种事在普通人中间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常见。

耳边依旧响着“叮叮咣咣”的声音。心疼自己。我睡着了。

*

我睡着了，而且睡得意想不到地香甜、长久。醒来的时候，迎接我的是清晨的阳光、窗外的白雪和刺骨的严寒——这一点是根据枞树的状态做出的判断。

我没去注意那两个旅伴，独自走出了包间。火车停了。“斯内奇”——应该是我没看清站牌上的字。停车期间使用厕所……还是等等吧。唉，再过两小时就到期待已久的彼得罗扎沃茨克了，就有宾馆、热水和美味佳肴了。现在我的心情好多了。真是的，我怎么这么娇气！

我的邻座已经收拾停当：托利亚显然根本就没有躺下睡觉。他坐在窗边，激动地转着脑袋瓜：“怎，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啊？”

“好像到斯内奇了，”我说，“斯内奇站。”

“什么？谢雷，我们这是在哪儿？”

“停车半小时。是斯维尔【指的是斯维尔河，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东北部最大的河流】。”谢雷此刻给人的印象好了很多。他没有在玩小孩爱玩的游戏，也没有瞎说。

谢雷离开了，火车开动了。我草草洗了把脸，喝了点热茶，心情也好些了。我想做日常在做的事情了：吃早饭，开开玩笑，八卦一下莫斯科的教授们，向年轻的女博士献献殷勤。我们不会晚点吧？走了一圈，打听了一下。好像不会。

哎呀，我的邻座怎么了？现在，在大白天，托利亚一个人待着，显得特别可怜。

“阿纳托里，您不舒服吗？”

“什么？”他扭头看着我。

天啊，他全身都在发抖！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多次了：病人在住院后过完第一天之前，常常会开始发抖，驱赶邪祟，甚至还会跳窗户——酒精中毒症！就这么简单。原来托利亚是个酒鬼。

“姑娘！姑娘！”我喊道，“这位乘客酒精中毒了，您明白吗？酒精依赖。有药箱吗？”“没有药箱。”真是苏沃克！糟糕！得赶紧去找列车长！可是去哪儿找他呢？“给他点葡萄酒吧，我来付钱，否则他会把你们这儿全砸了！”

“您别急，这位乘客！”列车员说，“他的朋友在哪儿？”

“他在那个斯卫理还是斯威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下车了。”

“他怎么能在那儿下车？他的票是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列车员大声喊叫着，“他用报纸把厕所弄得一团糟！他拿走了整沓报纸！难道卫生纸不够用吗？”

这关厕所什么事？乘客不舒服，需要她帮忙，而不是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他在那边恐怕正在用头撞墙了。完了，来不及了，他病情发作了。

“我们这就来处理您包厢的问题，先生！我们会把他赶下车的！”列车员跑开了。见鬼，我也不敢进包厢了，而是站在门口等着。

比亚日·谢尔加站。警察来了。是的，这个人能处理好问题。我，一个医学副博士，都处理不了，他能处理好。捷尔任斯基同志对真理有着敏锐的直觉。【出自高尔基的回忆文章《弗·伊·列宁》。小说中的这句话与高尔基原话略有出入】

“来，证件准备好。”

他只扫了一眼我的证件。不过托利亚这边却出事了，非常可怕：他一下子蹿到小桌上，抬脚用靴子踹窗户。第一脚没踹碎，但后来还是踹碎了：玻璃片，冷风，鲜血。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警察用橡胶警棍击打托利亚的双腿，托利亚于是伸手抓住上面的架子吊在那里，后来扑通一声摔到地上。我没看到他们是怎么把他拖出去的，因为列车员把我带到了隔壁包厢，那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和那个女孩身边。

托利亚在我们车窗下被殴打了不止一分钟：跑过来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穿得过于单薄了），还有一些警察。他们用黑色的警棍和拳头打他。我们这儿就是这样治疗酒精中毒症的——直说吧，这可不是什么罕见病。还需要详细描述吗？他们有个术语，叫“强行拘留”。有那么一刻，我好像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尽管隔着双层玻璃很难听到声音。

他们一边打人，一边念叨着什么，甚至还问了些什么。谢雷也被他们不知从哪儿拖了过来，也在挨揍。他很快就摔倒了，护住脑袋，缩成一团，他们对他倒是没使那么大劲。打累了，这些维护秩序的人。

*

我们隔着窗户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后来火车开动了。

“可怕，太可怕了！”女孩哭了。我们干吗要让她看呢？“真恐怖！我不想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不想！”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种情况，”年轻男子说，“但是何必为这种事唉声叹气、长吁短叹呢，没有意义。”

我没有马上意识到是自己闯了祸。当你犯了致命的医疗错误之后，总有一段时间，你会傻呆呆地看着病人、仪器屏幕和自己的同事，大脑里一片空白。

“这打人的和被打的，他们可真是绝配，”年轻男子继续说道，“要是伯克利的教授让人这么打了，他一定会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可是这两人就能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土——不要紧，耽误不了办喜事【俄语谚语，原文为до свадьбы заживет，即没什么，不要紧，不值得为一点不顺心的事或病痛而烦恼的意思】。”

“那换了是您呢？”我问道，“您会怎么办？”

“我吗？”他微微一笑，“我就跑了。”

依我看，我们仨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那挨打之前为什么不跑呢？”女孩插话道，“正常人不该在这里生活。”

我的新同伴又笑了：“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我可爱的女伴，我该怎样忍受这次旅行。这列火车上连双人包间都没有。”

我环顾四周：奇怪，这个包厢看上去跟我那间一样，可是这里却透着整洁和安宁。那个年轻人身上散发着好闻的男士香水味。是的，他也是去参加学术会议的。他以前是医生，现在的身份是出版商，出版一本杂志（就像普希金一样），是某个协会的会长，还有很多其他头衔。小桌上放着半瓶“拿破仑”牌白兰地。还有那个女孩，也确实可爱。

“您应该喝一小杯。”他随身带着小酒杯，用玉石做的，不知道是缟玛瑙还是碧玉。玉石酒杯。嗯，白兰地也是上好的。

年轻人解释了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走的原因：是因为文化。

“比如，对我的美国朋友来说，triple A 指的是美国汽车协会。可是在我们这里，三个 A 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又补充道：“还有商业。”他就是这么说的——商业。

在你一手酿成两个人的不幸之后，喝点白兰地暖暖身子也挺好！

“您绝对正确，”年轻人继续说，“这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国家。”“难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要知道，我们并没有雇佣这些人来保护自己。一种消极的淘汰法则在这里起作用。结果就是：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不可能有仁慈的警察！体制会把他们排除在外。那还能干什么？改变体制。再有就是内部流放。实在不行，”他悲痛地摊开双手，“那就降低对生活的要求【这里原文用的是英文的俄文拼写】。”

我捕捉到了女孩的目光。嗯，是的。降低对生活的要求。

有人用力敲门：“十五分钟后到终点站。”我得回自己包厢去取行李了，邻座要帮我，我道了谢。

*

包厢里一片狼藉，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我知道托利亚和谢雷是做什么的了。在板铺下面，挨着我的小皮箱放着两个巨大的蛇皮口袋，拿着这种袋子到处走的只有一类人——倒爷。这样我那两位旅伴之间奇特的友谊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两个大不相同的人都当了倒爷——而且他们遭受野蛮殴打的原因也变得一清二楚。

“跟竞争对手算总账，”年轻人同意我的看法，“警察设的一计。”

“既然是设计好的，干吗那么卖力？”

“为了寻开心呗。我不是跟您说了么，警察不是人。”

倒爷。我的聊天对象就这一领域的人类活动有话要说。

“您看到没有，他们在履行重要的社会职能。”他用那动听的声音说道，“我们所有人，整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都想要同一种东西——昂贵的衣服、劳力士手表，可是有些人买不起瑞士产的劳力士。”他摆了摆左手：“而您的那两位倒爷——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给那些人提供了中国或别的国家造的‘劳力士’，不过这好歹也是手表啊，能显示时间，而且看上去还挺好。”

蛇皮口袋好沉！现在该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交给列车员？不，这个坏蛋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年轻人耸耸肩，我把袋子拖到走廊里：“您能帮我弄走吗？”

“要不这样？”他想了想，“把您的皮箱给我。否则我拖着这两个可怕的袋子看着像什么话？”

那好吧，谢谢。我想讨好他，于是说道：“您的女伴真可爱！”

“您得了吧！”他答道，“皮肤不好，长得也不好。只能打七点五分。”

不知为什么，我确认道：“满分是十分吗？”

“不，满分是七点五分！”他笑着说，“而且她稀里糊涂的【这里原文为英文】。——您明白吧——满脑子浆糊。”

他和她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这让我很满意。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会为此感到激动。但是我和他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度过这段时间，这着实让人非常难过。

列车员冷漠地打开车门放我们来到站台上。有人来接那位姑娘了，我们和她告别，然后等待搬运工。随后，我们紧跟在那人后面走着，看到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参会者”，看来这次会议确实很重要。

年轻人坐进出租车之后，说道：“您呐，别想着您那两个让人揍得半死的家伙了！”随即这位出版商嘿嘿一笑，因为他头脑中冒出一个笑话：“揍得半死——听起来有点像ISBN【这句话包含着一个谐音梗：“揍得半死的”原文избиенных与ISBN（国际标准书号）的俄语发音颇为相似】。”

“但要知道正是我给他们惹了麻烦！这么说不准确——是灾难！”

“哈，”他摆摆手说，“知识分子的负罪感。现在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打击倒爷。该习惯了：生活本来就是不公正的。您就别去想这件事了。”

“不行，”我自语道，“他是个俗人。可我不能不管这件事。”

入住酒店之后，我要来电话簿，到处打电话。内务部、俄铁股份公司、联邦安全局——一大堆缩略语。奇怪的是，很容易就打对地方了。“过来吧，上校会接待您。”于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已经乘坐出租车奔向一座黑乎乎的、毫无特色的楼房。我带着蛇皮口袋。上校正在等我。

*

上校的门上黄底黑字写着“沙茨”，下面是“谢苗·伊萨科维奇”【施廖马·伊茨科维奇（1936— ），本名谢苗·伊萨科维奇，俄罗斯远东地区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和社会活动家，对药物成瘾及酒精依赖问题颇有研究。从上下文看，上校与这位医生同名。下文中的“真大胆”指的是他把医生的别名也写在了门上】，再往下，括号里写着“施廖马·伊茨科维奇”。从没见过这种写法。真大胆。

办公室的主人谢苗·伊萨科维奇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他穿着背心和运动裤坐在沙发上，旁边没放枕头和被子，什么都没有。谢苗·伊萨科维奇一只脚已经伸进靴子里了，另一只还没有。这是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身材矮小，秃头，也没留胡子，但是耳朵和鼻子里——都是不该长毛发的部位——却长出很多毛。他的双手、肩膀和胸脯都覆盖着黑灰色的汗毛。我想：“长得真像以扫【《圣经》中的人物，传说为以撒和利百加的长子，雅各的哥哥】。”

该怎么称呼这位上校呢？施廖马这个名字既适合他，又很让我喜欢，但是大概只有自己人才能这样称呼他吧？

“我是沙茨上校。”他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向办公桌——还是没能把另一只脚伸进靴子里。

明白了，上校同志。

他肚子很大，手臂粗得和举重运动员的一样。鼻子大大的，肉乎乎的，毛孔粗大。脸颊上也坑坑洼洼的。眼睛不太好形容：我几乎没看他的眼睛。上校走到桌边，把制服外套穿到背心外面，然后坐了下来。

我有所准备，介绍说我是一名医生，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医生，”他说，“公职人员。”沉默。“坐吧。”

我坐到对面的小椅子上。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大的抛光桌子，一个沙发，几把椅子。看得出来，这里最近刚装修过。

“哈迪斯【希腊神话中的冥王，宙斯和波塞冬的兄弟】？”

我点点头。真是可笑：公职人员哈迪斯。他不也是如此么。或者，我们还是谈正事吧？我开始讲述：和我同行的那两个倒爷，客气点说吧，遭遇了非人的对待，有人借上校的同行之手找他俩算总账。希望上校能够不偏不倚地秉公处理此事。至少应该物归原主。

上校时而点头，时而轻轻摇头。

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简短地应答，基本上一直在骂人。我不喜欢脏话和粗鲁行为，但这些东西在这里却很应景。

墙壁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画像。只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插着一些小旗子。野心勃勃。搞不懂墙上插小旗的逻辑。

“好的，快点结束那边的事情吧。”他放下话筒，转而对我说道，“我们以前有个党小组长，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德米特里奇是德米特里耶维奇的简称】，是个好人，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瓶白兰地，八点整的时候就已经醉醺醺的了。”

我干吗要知道这个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得了吧。

“……所以他偷藏了那么多白兰地，足够每天早上来一瓶。你明白了吗？”

我姑且听着。

“……可是就在这个地方，”他冲着电话点头示意，“一个国家机关的领导被查抄了一千三百万美元——全是现金。他单位同事都半年没领到工资了。你告诉我，这个怪人要一千三百万美元干什么？”

确实令人震惊。但是这跟那两个不走运的倒爷有什么关系？

“倒爷？也可以这样说。你看。”

上校拿出一份报纸，就是火车上有人要卖给我的那一份。

“通缉双重谋杀案嫌犯，”我读道，“彼得罗扎沃茨克人……”还有一张托利亚的照片，留着小胡子。照片上的他在酒桌旁边，面带微笑。遇害者是一名男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少女。他们让托利亚到自己家里去住。

真是荒谬：那个男人带着小女儿生活，把房子卖了，想搬到小一点的房子里去，托利亚喊来了同伙……对，我明白了，那人叫谢雷，谢尔盖。

“不，不是谢尔盖，”上校说，“谢雷——出自他的姓氏。出于调查需要，不方便公开嫌犯的姓名。”

我艰难地折起报纸，把它还给上校。我的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对不起，上校同志，”我终于说道，“但这是一份黄色小报，而且任何报纸都不能作为证据。请原谅，这没有说服力。”

“怎么，你是陪审团吗？还得让你信服？”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明白，报纸上写的是真事。

上校拿出几张照片，说：“你说你是医生？喏，你看。”

我们学过法医学，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开始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而且没能掩饰住自己的不适。

“给，喝点水。”他给我倒了点水。

托利亚和谢雷是怎样杀死那两人的，我就不讲了。有些事情是任何人都没必要知道的。

我对上校解释说，我没睡好，空腹喝了白兰地，嗯，总之……

“可以理解【此处原文为德语词的俄语音译】。”他回答道。

“这些照片是干吗用的？”

作证用的。让嫌犯在本地的客户开口说话。

他们根据从公寓里拨出的电话查出了凶手。所有的号码在自动电话局都有登记，我以前不知道。凶手中的一人或两人都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打过电话，作案之前打过，而且，重要的是，作案之后也打了。漫游资费很贵，他们想省钱。

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那套房子里跟尸体一起过了夜，这让我极度震惊。患者死亡之时，你会想敞开窗户，尽快离开病房，而这两个人……是的，在现场待了一夜，甚至可能是两夜。

“我的天啊！”我吓呆了，含糊不清地说，“我居然跟两个杀人犯一起过了夜！而且还睡得挺安稳！什么也没感觉到。我的天啊！”

上校对这番话没有任何感想。

“别去想他们的事了，”他说，“杀人犯也是一般人。”

又来电话了，他又是听得多，回应得少。我又能缓口气了，很高兴能舒缓一下情绪。他放下话筒。

“这里面是什么？你看过了吗？”他问的是蛇皮口袋。

没看，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看。他拿起口袋，轻松地放到桌子上。力气真大。

“手别碰啊。否则还得提取指纹。”

电子产品。游戏机——这肯定是谢雷的。上校打开一个琴盒。

“这是什么？”

“长笛。”

小女孩会吹长笛？——见鬼，我又开始难受了。

“未必，所有这些东西有可能来自不同地方。”

衣服。连私人衣物也不放过！不，这是用来蒙圣像的。

“圣像，”上校说，“你信上帝？”不等我回答，他又说：“现在所有人都信教。我们这里甚至连犹太佬也戴十字架。”

我本能地抬手摸了摸脖子：项链是不是露出来了？希望上校没注意到。我突然不想惹他不高兴。

书。不是书，是集邮册。

“你懂邮票吗？”

不，我哪懂啊？我只知道有的邮票价格昂贵。

上校把东西放回口袋里：“这些东西都值钱。”

“我好奇的是，那两个凶手，脖子上戴着十字架吗？”

“有什么可好奇的。我跟你说——他们也是一般人。”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对人如此不了解？为什么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我又喝了口水——已经有点适应这里了。

上校开始收拾那些口袋。

“坐下。你做得都对。协助了我们调查。不然我们还得去市里抓你。”

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巧合。原来，在同一列火车上还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侦查员——他是来抓捕他们的。我想起那个穿运动服的人。只是巧合而已。他们也有可能根本找不到嫌犯。破案几率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谁跟你说的？哪个怪人说的？”

上校微微一笑，温和地说：“什列马兹。”

我掌握的词汇里没有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什列马兹，”上校高兴地重复了一遍，“就是吃奶的孩子。”

我这次来彼得罗扎沃茨克，难道就为了让人说我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令人难过。

“在美国，”我说道，“就不是非要用警棍打人不可。有固定的程序。我说这些可不是在袒护凶手。”

“在美国，”他回应道，“我告诉你是什么样。”

于是，上校给我讲了他父亲的故事。

*

老沙茨，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战争初期应征上了前线，但是没能参加战斗：一九四一年八月，他们整个部队被包围后就投降了。沙茨弄到了一名阵亡乌克兰红军战士的证件，因此没有被立即枪毙，也没有落入集中营，而是先到了一个劳动营，后来又转到另一个。最后，他到了鲁尔区【德国重要的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的一座煤矿。

“你知道德语‘沙茨’是什么意思吗？”

宝藏、财富、财宝。上校点点头说，他父亲能勉强说点德语——战前大家都学德语。就这样，他来到矿山后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毕竟，你想想看，战争何时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家里人情况怎样——这些全都是未知数。劳动营不是灭绝营，但是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这里的人，侥幸生还的只有十分之一。

去当翻译吗？不，这种事绝无可能。首先，要像所有人一样，才能不被人注意到；其次，营地里的正常人全都秉持苏联那套思维。只有败类才会在没有受到更多胁迫的情况下跟德国人打交道。沙茨的做法不同：他不止完成一个人的工作量，而是干双份的活儿。为此他能得到一些奖励：面包啦，烟草啦。他戒了烟——可以说，吸烟原本是他唯一的乐趣，但他还是戒了，为了有更多的食物，为了好好干活，完成指标。他用烟草跟同伴换食物，所以总能吃饱。有时他第一个从矿井里出来，就从看守那儿偷点东西——土豆，鸡蛋，面包。只偷吃的。被抓到就要挨打，打得很凶，每次打二十棍。德国人讲规矩。整个后背都被棍子打得乌青。他们打他，但没打死。

“最后也没发现您父亲是犹太人？”

“甄别活动期间没发现。在浴室里大家帮他遮掩，他对自己人编了个理由。”

“包茎。”

“对对。后来被发现了。还是我们自己人泄露出去的。”

沙茨的犹太人身份暴露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成了“有用的犹太人”——那时德国人用这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情况。他不得不完成三个人的劳动量，还要忍受德国人和自己人的折磨。不过，营地里真正的虐待狂并不多。看守也都是普通人。

“一般人。”我意有所指。

“对，一般人。”上校没有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

虐待狂不多，不比现在多，但其中有一个女人——劳动营管理主任的妻子。父亲说，她是个漂亮女人。她喜欢穿着鞋子踢人的裆部，强迫囚犯当着她的面脱裤子。总之就是寻开心。玩过头了。

美国人解放了他们。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包围了劳动营，等着看守投降，然后被囚犯打死。他们可以等一天，两天。保持距离。这是美国人惯用的手段。德国人想成为他们的俘虏，但是他们要德国俘虏有什么用呢？

“他把她怎样了？”我问。

“强暴了。明白了吗？他最先强暴了她。”

“那后来呢？后来她怎样了？被人杀了？”

“嗯，可能吧，”他耸了耸肩，“所有德国人都被打死了，未必有人幸免。”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请问，您父亲怎么看待【这里的“看待”一词，原文用的是动词过去时】德国人？”

“正常啊。为什么‘看待’这个词要用过去时呢？我父亲还活着。他只是恨德国人不给他发补贴。他在德国人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作为沙茨出现过。”

他父亲还活着。那他现在做什么呢？“什么也不做，有什么可做的呢？喜欢逛市场。经常回忆那个德国女人。以前我母亲还在的时候，他闭口不谈，可是现在，聊那个女人比聊自己老婆还要频繁。”

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光线。我突然想迎合一下上校，哪怕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但他背对窗户坐着，我看不到他的眼睛。我尝试说点什么：关于情绪失控，关于老年人的性欲。医生的职业属性似乎赋予我一种权利，让我可以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在整个战争期间，”上校说，“我父亲没有杀过一个人。要是你的美国人当时能以应有的人道方式释放他，如今他就不会想起那个德国女人。”

上校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渐渐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是不是该走了？

我最后问道：“那你们地图上的小旗子代表什么呢？”

他突然大笑起来，昏暗中能看见他的牙齿：“什么也不代表。小旗子就是小旗子。仅此而已。”

那好吧，我要走了。

“你不戴帽子就出门啊？”上校问道，“有帽子吧？”

“有，甚至有两顶：一顶鸭舌帽和一顶暖和的针织帽。”

“把针织帽戴上。”

*

彼得罗扎沃茨克：黑暗，寒冷，到处是冰，街灯昏暗，什么都看不清楚。

晚上，在国际会议的大会上，我遇到了那个声音悦耳的年轻人，就是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他跟我分享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说它“也像其他地方一样糟糕”。他还表示，回到莫斯科后想继续和我交往。一起吃顿饭怎么样？说好了，我请客。他顺便问了我一句：“打听到之前那两个让人揍得半死的人的情况了吗？”好样的，可找到话题了。

“没有，”我回答道，“没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5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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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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