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夜色中,我敢说,有一首神秘而又阴郁的诗在空中徘徊,让我重拾希望——通过写作达到人们渴望的心灵融合,满足最大的渴望。在这个故事成为书写幽灵的故事前,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让我不禁要笑着补充说明:这是由一个幽灵写就的故事。
塞尔吉奥·圣塔纳作 丁晓航译
如果说我艰辛而又乏味的生活中有什么值得记录的,那就是成为了博阿维斯塔【巴西城市,位于该国北部】飞往圣保罗临时航班的一名乘客。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前因——也许事出偶然,但后来我感觉那是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也就是把我带入那为数不多的乘客之列的情况,毕竟我本来要坐的航班起飞时间是次日上午九时。
在旅店房间里,我虽然服用了两片随身携带的安眠药,却依然无法入睡,原因是从对面夜总会传来地狱般的声响,透过关好的窗子和窗帘,与布满灰尘的老旧冷气机的振动声混杂在一起。磁带不停地放着,都是些专为不入流的迪斯科舞厅录制的音乐,各地那些烂透了的电台都在播放,听不出有何不同。我的音乐品位并不高——在这方面没接受过任何教育——但凡有旋律的音乐我都能容忍。除了不三不四的音乐外,还有窃窃私语声、绝望的欢笑声、抑闷的尖叫声、汽车和摩托车的噪声,以及偶尔传来的救护车与警车的鸣笛声。
我能在夜晚幻想出一些痛苦场景,太过痛苦,以至于我并不情愿把它们写下来——哪怕自己在这方面拥有(鲜少展露的)神秘天赋——毕竟体验过就够了。事先说明,我总能想象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街对面有人面临被刺伤的危险,由于头脑里某种强迫症作祟,我感觉自己置身于这场争斗之中,有时作为袭击者,有时又作为受害人。
对失眠者来说,想象远比现实更可怖,我恼怒地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我住二楼,那家夜总会——起了个可笑的名字:“舞之夜”【原文为英语Dancing Nights】——闪亮的霓虹灯发出极刺眼的光,隐约照进我在“旅行者”酒店的房间,给屋里的陈设添上一抹惨淡的色调,凸显出我绝对的孤独。
我在楼下夜总会门前看到的,和你对这类场所能有的期待并无太大不同。这里仿佛世界尽头:醉醺醺、不修边幅但看似有钱的乡巴佬们已经有了伴儿,来来往往,乘出租车或开着自己的摩托和汽车,轮胎发出尖叫声。一辆警车就停在适当的距离外,仿佛预料到会有事发生,准备即时干预,实际上,在这个有贩毒、走私和嫖娼行为的区域,警察会按潜规则行事。女人们进进出出,或在夜总会附近守候,身体随着里面的音乐摇摆或靠在广告牌和汽车旁。她们看起来比常在此类地点出现的那些人要年轻多了,穿着超短裙、小衬衫和小靴子,梳着怪发型或扎着细辫儿,都在盲目模仿杂志或电视中的造型。她们浓妆艳抹,姿势老练。“人间地狱”门口的广告牌和彩球发出红、紫、绿、黄的光,忽明忽暗,给她们脸上和身上的皮肤注入一种戏剧般的神秘感、一丝不确定性,甚至还有一抹诗意。
由于经验丰富,我知道那些妓女会随着我们的靠近而逐渐失去魅力和活力,尤其是在她们脱去衣服后,最终她们只展示了妓女生活留下的印记。然而,付出金钱、和完全陌生的女性在一起,这会让一些男士着迷,我本人有时也身陷其中。尽管很快我就会失望,但在她们开始脱衣服的那一瞬间——带着所有女人共有的优雅——我内心有了一个新的希望,一种兴奋和期待,不能单纯解释为肉欲,而是一种更大的渴望。
我急忙穿上衣服,下楼到大堂门口。我还没有轻率到在这种地方让陌生女子把我领进某个屋子里,于是问值夜的门房能不能带人进酒店。那人没吭声,右手拇指在食指上搓了搓,动作不易察觉,意思无非是“行”,只要给点好处。我递给他十雷亚尔【巴西货币】,他什么也没说,把钱揣进兜儿里。我走出了大门。
我正准备过马路去“舞之夜”,听见有人叫我,是孩子的声音,轻得就像耳语:“来呀,叔叔。”我往左看去,看到一个女孩儿站在巷口的一片阴影里。那里不在我房间窗子视野范围之内。女孩儿再次开口:“在这儿呢,叔叔。”
我走近她想看个究竟,惊愕地发现她穿着一条低胸的红色连衣裙。裙子侧面开了一道长口,露出女孩儿的一条腿。虽然她涂着口红且摆出一副站街女的姿态,但看起来还是个孩子。是的,就像生日派对上获准装扮成女人的女孩儿。
我在她面前停下脚步,尴尬地沉默着,听到她说:“跟我来吧,叔叔,八十雷亚尔。”
就在此时,一名男子从阴暗的巷子里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快步来到我们身边,拽下女孩儿连衣裙的肩带,露出了她的胸,带着既谄媚又不屑的微笑说道:“您看,胸还没怎么发育呢。”
的确,在比别处白些的皮肤上只有两个肿起来的“按钮”。我本能地望了望那辆警车,车内的两名警察没什么反应。
我得说说那个男人。和这一地区很普遍的矮胖棕皮肤男人不同,他肤色浅些,个头高些,也更瘦,脸刮得干干净净。他穿着白裤子和蓝色丝质衬衫,应该是挺贵的,却掩盖不住他低下的品位。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没系上,露出一条金链子,也许是真金的。他笑时,看得出牙齿经过了细心护理。从第一眼起我就讨厌他,他具有人类——尤其是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可憎的品质。看到他死了,甚至是亲手杀死他,会令我开心。也许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假如恶魔能在这个边远落后的失意城市附身一个人的话,就会挑中他这样的滑头。那个女孩儿正痴迷地看着他。然而,我还是回了一句:“胸都还没发育,我怎么知道她是女人?”
“让他看看。”那男人命令女孩儿,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女孩儿笑了,就好像这是一出排练好的恶作剧,她撩开了裙子侧面的开口。在移开视线之前,我不由得盯着看了一番,仿佛被自己的惊恐施了催眠术,因为那个女孩儿几乎没有体毛,应该尚未进入青春期。
在评判(包括自我评判)一个男人时,只看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想法吗?客观上是这样的,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想法不仅能逃避一切监督,还不会产生后果。我随即把那二人抛在身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回酒店,可还是听到了那个男人的笑声和话语:“您要是改主意了,再回来找她。”
门房好奇地看着我,因为我独自一人返回酒店,而且肯定面色铁青,但他什么都没问,一定是担心雷亚尔被讨回。直觉告诉我,他和那个皮条客是串通好的,那些警察应该也是一路货色。
我上楼进了房间,坐在床上,正是在那时,我弄清了自己有多么恐惧和着迷,不由想立刻离开那个鬼地方。留下来,我就会时时刻刻与下楼带回那个女孩儿的欲念做斗争,哪怕只为观赏她睡觉的模样:一动不动,像一个精美的、被保护的洋娃娃。然而谁又能说她不会赤身裸体地躺在我怀里?
我拿起电话簿,给机场打电话,想知道机场是否还开着,我能不能在那儿待到天亮。尽管不抱任何希望,我询问了有没有那个时间飞往圣保罗的航班。与所有的预测相反,我得知有航班,一小时四十分钟后起飞,而且和我原定的航班属于同一家航空公司。
“我能用明早的机票吗?”我问。
“请稍等。”接线员说。有那么一会儿,我听见电话另一端里他同别的员工正在讨论,不知说了些什么,随后他回复我:“这是一趟特殊航班,如果您的情况紧急,也可以搭乘。”
在酒店门前上出租车时,我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被那个巷子吸引过去。那里空无一人。我怒不可遏。不过,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我能分辨出自己的愤怒中还混合着怨恨。愤怒是因为我想象那一地区某个粗暴的男人,也许就是那个恶魔般的保护人,正亵渎着女孩儿的身体;怨恨是因为我感觉女孩儿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人类的情感总是至少有两面。如果世上真有好男人,那不过是一些把内心秘密成功隐藏起来的人。
我如释重负地告别“旅行者”酒店、“舞之夜”夜总会和那里的烂音乐,还有那条小巷,仿佛把我的一部分邪恶丢弃在那儿,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奔向机场。所谓的机场不过是一个大厂房加一条跑道。透过围栏可以看到一架巨大的飞机停在跑道上,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走进大厅,注意到有一群人——当然是乘客——正坐在候机椅上。其中几个穿着一身黑衣,眼睛红红的,应该不只是因为缺觉。我看见有人在哭,感觉有点蹊跷,但没太在意,拎着手提箱走向航空公司的值机柜台。
“您是亲属吗?”员工问我。
“亲属?”我很惊愕。
“对,死者的。”
“死者?”我更加惊愕了。
“就是四天前坠毁在森林里的飞机。他们没告诉您这是趟特殊航班吗?要把遇难乘客的遗体运回圣保罗,来这里接遗体回去的亲属们不用付钱,航空公司负责一切开销。”
我想起在报纸上读到过发生空难的消息,不过没太在意,我和这个事件不沾边儿,只是在事发两天后才到了那一地区。
“不,我不是亲属。”我说着出示了机票,“他们在电话里说我可以乘坐这班。”
“是的,有空位。”对方说,观察着我的反应,“而且好在是直飞。您不必担心,棺材都放在行李舱,尸体已经在太平间做过防腐处理了。”
我不会有任何顾忌,只想离开那座酷热难当又令人压抑的城市。我又困又饿,拿着登机牌四处张望,想找一家营业的小吃店。没有,但很快我发现旁边有位年迈的黑人女性,肩上挎着一个咖啡壶。她拄着拐杖,左腿从膝盖上面的位置截了肢。我向她要了一杯咖啡,喝起来新鲜可口。老妇人瞪大眼睛看着我,想必听见了我与那名员工的谈话。
“您不怕和他们一起飞?”她用极微弱的声音问。我注意到她嘴里没有一颗牙。
我笑了,这是那晚我第一次笑起来。老妇人就好像悬在一根连接生死的细线上。
“死人吗?”我问,“他们能干什么?连再死一回都不可能,所以这架飞机绝不会坠毁。”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我的腿,它还在吗?”老人家指着自己的残腿。当晚令我再次感到惊讶的是,老妇人在我面前比划祝福的手势。不知何故,这触动了我。我多付了些咖啡钱给她,把手轻轻搭在她肩上,深情地告别。
我喜欢飞行,因为在途中不觉得自己真正身处某地。如果可能的话,我情愿永远也不到站,因为终点——无论航线的哪一端——带给我的始终是忧伤,简直无法忍受。之前我说过,我的生活艰辛而且乏味,现在我可以解释原因了。作为一家制药公司的审计员,我得走访一些城市的分公司,查看销售额和账目,同烦人且喜欢谄媚的经理们共进午餐,训诫一些人,恭贺另一些人,我对这一切缺乏热情。晚上,我住在公司微薄的差旅费所能提供的酒店。总之,这是一种令人无比厌倦的官僚主义式流浪生活。然而,回圣保罗并不能让我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回到一种无聊的生活。更糟糕的是,在这座城市,有一天,某个女人背叛、抛弃了我。关于她我不想多讲,点到为止。不管怎么说,这能解释我为何接受了审计员的职务。
我感觉这次航班胜过其他航班。因为那些死者亲属——人数并不多——被安排在商务舱和头等舱,经济舱只有我和另外四五名乘客,我可以独自待着,坐在尾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远离所有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受打扰。更庆幸的是,夜间没有耀眼的阳光,我可以观赏夜幕上的星星;不见大地,就不用回忆它带来的所有艰辛。
飞机成为天空中微小的发光点,我很惬意,感觉自己被一分为二了,幻想着像孩子似的站在地面上,仰望着飞机,想象自己身在其中;作为中年人,我喜欢知晓自己正悬浮在地球之上,像是太阳系中一个正在移动的点,并且能感受到太阳系自身也在飞速移动。整个太阳系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被混乱和无限时空所吞噬,我们会消失在其中——这想法让一些人感到恐惧,却令我陶醉。而且,在那个夜晚,有死者们在行李舱里秘密陪伴,他们无法撼动的平静催生了我的种种想法。
既然决定着手写作——这也许是所有诅咒中最大的一个,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文字达到自己所渴望的心灵融合——我允许自己提前透露,是的,有很多次我想到过死亡。然而,我的一部分超越了单纯的求生本能,更愿意顺其自然地发展,直到自行灭亡。我应该意识到,即使只为了体验那趟航班,一切自我克制和等待都是值得的。写作也是如此。最终,我写的东西更有诗意了,更少受到恐惧和暴力的污染——这些原本是会妨碍我写作的。
说回到航班上,我中断了令自己沉浸其中的思绪,接过空姐递上的晚餐托盘。我的确饿了。食物挺可口,有上好的牛肉、烤土豆和蔬菜,也许是为对受邀而来的乘客——那些死者亲属——表示敬意,这想法让我觉得可笑;我还想到,生命不过如此:肉吞噬肉,又或者,在蠕虫的帮助下,肉吞食自己。我并不是在装深奥。在博阿维斯塔的太平间里,他们给尸体用了各种化学产品,尽管如此,客舱下方的旅伴们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一进程可能会被高空的冰冷气温打断,但很快就会恢复。
我品尝着一款不错的葡萄酒,也许是被它的香气激发了灵感,死者们的分解过程出现在我脑海中,就像一种精妙的创造,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身体里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都会被清除:臭气、粪便、性欲、肉体的疼痛,以及某个不可捉摸的地方——有时被我们称为心灵,有时称为精神——的疼痛。这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似乎不依附于任何物质,不受任何约束,尽管我们大体知道并非如此。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理智,但如果理智缺失……
好吧,读者们——如果我有读者的话——从一开始我就提醒过你们,请记住我头脑中有某种狂热和焦虑,因此我更情愿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而这一次,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驱使下,我将不再有所保留。
行程较长的航班总有一段无事发生的平静期,托盘已经撤走,乘务员也休息了。时间来到黎明前,曙光即将出现,但还没有光的迹象,时间仿佛停滞了。
就在这一期间,我见到了她。她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很有可能是从商务舱乘客所在的区域过来的,有帘子把那边隔开了。
她沿着过道朝我这边走来,估计是去洗手间,或是去机尾的小厨房,然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尽管周围有几十个空位,她走过来坐到了我身边,没征求我同意,也没解释原因。
她显然很年轻,穿着黑色连衣裙,整洁优雅,让人难以估计确切年龄。她非常自然地把头依偎在我胸前,看样子是要我抚弄她的头发——用一种对待小女孩儿的温柔。但她穿着正式,脸上和嘴唇上没有化妆,表面大胆,实则端庄,显得和小巷子里的女孩儿迥然不同,那个已经被我远远抛在身后的女孩儿又浮现在眼前,简直就像幻境。
“你是亲属吗?”我小心翼翼地问,觉得她可能是空难的遗孤,想从我这个在她看来既谨慎又慈爱的男人身上寻求安慰和帮助。
“不,我已经在他们之中了。”她说着把脸转向我,面带微笑。我试图破解那笑容,并未发现有嘲弄之意。
“他们是谁?”我想起了机场的黑人老妇。确实存在无法想象的、理智所否认的事情。我心跳加剧,但没有丝毫恐惧,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驱使,更深地钻进那片黑暗之地。有种熟悉之感。在那里,我感觉很好。
她唯一的回应是紧紧搂住我的身体,匆匆吻了我的嘴唇,带着一种苦涩和压抑的欲望,然后把脸紧贴在我肩上,仿佛是用这些举动、通过我来抓住某样东西,就像抓住生命本身。否则,如何解释这么漂亮的一个年轻女性——是的,那一刻她就是一个纵情的妙龄女子——会被一个像我这样老气、长着皱纹、目光无神、内向和忧郁的男子吸引?有一刻,我开始怀疑,她会不会是个花心女郎或是“专业选手”,试图傍上那些只因为坐了飞机就被她视为富人的男人。这想法很愚蠢,因为外表和穿着都表明我只是个平庸之人。
我的疑虑在承认爱她的那一刻就完全消散了,我从没如此爱过一个人。我和她素不相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的那种感觉似乎只能在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萌发。两个陌生人默默感知对方内心最隐秘的东西,就像埋藏的钻石蕴育着火花。既然如此,我想她可能也会爱我,因为她通过观察外表能看出我会成为哪种人,想成为哪种人,以及事实上是哪种人。也许我该重申一下,我从不具备——至少从未展示过——任何优秀品质。
那一刻,她展现出她是个真正的女人,身体和美貌都绽放了。她的人格——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是完整的。也许正因如此,我像是退回到了很多年前,反而把头靠在她胸口,让她抚摸我的头发。我解开她连衣裙的两颗扣子,轻轻触摸她的乳房,它们被她胸前的直顺黑长发遮挡着——像是要把我俩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她把一只手伸进我的衬衫里抚摸我,抚慰那些压迫着我的数不清的过失——是它们造就了那一刻之前的我。由于担心用淫秽行为冒犯她会使我们不欢而散,我不再做更出格的事,显然,有一条界线是我不能跨越的。我们就这么待着,不知过了多久,我在那完美的温馨氛围中睡着了,直到空姐叫醒我,让我系好安全带,调直椅背。飞机即将在圣保罗降落。
我又是独自一人了,巨大的失落感和幸福感一同涌来。我若想回到生命中最幸福、最充实的那个时刻,只需想想之前发生的事,就能感到满心的欢乐和期待。在飞机舱门边或机场里,我也许能再次见到我的女性旅伴,想必她已然回到死者亲属的行列中。天亮让人回归现实,我想象不出有其他可能。
回到一个对我不友好的城市,这一次并不痛苦。但是在飞机降落到跑道后,我觉察到,在那些走向廊桥的悲痛亲属中,并没有谁看上去像是我在夜里爱过的女人,哪怕是从远处看。请注意,我不能用恋人这个词。我甚至问了守在舱门的员工,是否还有人没下来,他回答说:“没有了。”这次航班的专用到达大厅变得就像殡仪馆,我身处护送尸体的亲属与接机亲属重逢的悲痛场景中,尝试寻找她,却是徒劳。
如果某一天有谁读到我的作品,能想象出当我走向即将把自己带回圣保罗的出租车时,内心有多忧伤。等待我的是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然而,我的一部分在安慰我,提醒我:“这样更好,如果我和她——女人,女青年,女孩儿——重聚了,也许一切都会消失,因为我看不出下飞机后我们如何能建立关系。她怎么会让我这样的男人分享她的生活?凡事顺其自然吧,至少我能把她留存在记忆中。”
到这里,潜在的读者会自问并问我:“可她是谁?幽灵吗?是从飞机上的临时太平间走出来,坐到你身边的空难死者?她不是说她已经是‘他们’中的一位了?”
不知我是否已经把这段故事讲清楚了,尽管我爱幻想和做白日梦,又有夜间恐惧症,但我不是迷信之人和神秘主义者,最多是有些不可知论者的疑问罢了。当我凝望夜空和遥远的星辰时,曾经或正在吸引我的是天文学的浩茫与深邃,而不是占星学的神妙、超自然现象和玄学。
但是我不否认,为了查实所有的可能性——在这个故事里的另一件事发生之后——我去了几家报社的编辑部,从那次空难的新闻报道中查寻相关资料、讣告,主要是找住在圣保罗、由我乘坐的航班运回的女性死者的照片。由于尸体登机时可能会出错,我甚至查看了外州的女性死者记录。然而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任何人与那位旅伴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相似。如果你们允许我开个玩笑(此刻我心情不错),我想即便她真的死了,也不会是因为那次空难。我承认这一想法让我快乐,因为我不想看到她在完成净化仪式前就已肢体破败。
然而,我能对那些深度怀疑者——我认为自己有权被包括在内——说些什么?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那些喜欢按常理解释梦的人会指出,我的内心太过孤独,那个年轻女子不过是我的欲望在“旅行者”酒店及周围罪孽之地受到压抑的体现。此外,那次航班的特异氛围、与死者近距离相伴的现实都可能会侵入梦境,也许还有机场那个黑人老妇的影响。
有可能,根据我在梦中有过的各种体验来看,梦中的时间和空间具有间断性或者并发性,场景和人物可以相互切换,我的经历之所以像一场梦,唯一原因是女旅伴的外貌总在变化,从女孩儿到成熟女子,不断呈现在我的意识中。无论处在清醒还是半清醒状态,我都愿意去相信。事实上,到第二天早上,她比小巷里的女孩儿离梦更远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持续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尝试过的身体接触是有触感的,就比如那个吻,在这段文字中,它将永远印刻在我的嘴唇上。我确实触碰过她美妙的身体。远不止这些,在那个温暖的怀抱中,我感受到鲜活的情感,感受到那种圆满和热度,这一切让怀抱成为了我们(触碰尸体时)所认知的死亡的对立面。
哦,语言是多么不足以描述最宝贵的情感啊!愿那些读到这段故事的人能想起和某个人共度的激情时刻。那些有幸亲身体验过的人更容易理解我。
我还应该提醒你们,在我们最亲密的接触——没有跨越优雅和广泛适用的礼仪界限——发生之后,我睡着了,哎,是的,被睡意包裹着,也被她包裹着,我亲爱的女旅伴。于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情形:一场梦发生在入睡之前,至少是完全睡着之前。
一场幻觉,怀疑论者会这么说。还应考虑到一点:我在飞机上喝的酒和在旅店里服用的安眠药混在一起了。是的,一场幻觉,一切皆有可能,也许就发生在清醒和睡眠之间。然而,如果真是如此,特殊的时长和存在感让这场幻觉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胜过所有其他经历。并且,它绝不只是内心体验,正如我说过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件。
一个有骨有肉的幽灵,那些嘲讽者会笑的。面对之后我经历的事,我也会同他们一起笑,尽管动机截然不同。
我住的楼在一个中下阶层社区。我走进楼里慢吞吞的老电梯,疲惫不堪,只想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一觉。飞机抵达时间比原定提前了很多,我能睡上几小时,然后去任职的公司露面,汇报旅行情况——当然只限职务相关内容——也许要开始写报告。
我的公寓是两室一厅,由一条过道相连,朝向其他一些楼房的背面。楼一座挨一座,拥挤不堪。出行前,我关上窗子,拉好窗帘,室内比平日里更加昏暗,进到里面,就像回到了夜晚。
也许是因为黑暗,或是因为怀旧,我感到这个空间中有另一个存在,有人在那儿;或者,不如说是附在了我身上,谁知道呢?正如前面所讲,即使不能称为企盼,至少我愿意和我的女旅伴重逢,再次见到航班幽灵。
客厅里,除了非常熟悉的家具和物品的轮廓外,我什么都没瞥见,内心因期待而悸动,我沿着过道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为那个臆想中的、如此模糊且躲躲闪闪的来者制造惊喜。
我走到卧室门口,看向昏暗笼罩的室内,看到的情景大大超出了想象,哪怕是一个混乱的头脑也想不到。我既惊愕又恐惧,在疯狂和死亡之间徘徊。
一个男人(如果我该这么定义他)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我能悟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坐在床上盯着我,这情形令人难以置信。我无法通过面部特征判断他的年龄,用了几秒钟——如果时间可以计量的话——辨认出那人就是我自己。仿佛我能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去旅行,另一个在家里静静等候,也许是在时间之外的空间里。
认出对方后,不一会儿,幻影就彻底消失了,留下无尽的疑问:他究竟是自己出现的,与我无关?还是我在过度疲劳和歇斯底里时臆想出来的?尤其是在经历了之前几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之后。
但是,那短暂瞬间足以让我——还有坐在床上的我——看到自己的两张脸。其中一张脸在门口,上面印着致命的疲惫和极度的孤独与忧伤,就像我在“旅行者”酒店时的感受。而在另一张脸上,我看见了自己,那是航班上女旅伴所看到和感觉到的我。她看穿了我的面具,为的是像我爱她一样爱我:爱我可以成为的人,或者,谁知道呢,爱真真实实的我,克服根深蒂固的重重障碍。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一把配套的椅子,有时我坐在椅子上用手写那些平庸的报告,它们唯一的美德就是让我远离自己,远离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偶尔会不由得写一些没什么用、糟透了的东西。即便如此,它们也有存在的理由和自身的价值。
我打开窗子,让清新空气和光亮进到屋里,而在我的书写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夜晚。在夜里,我注视着那些年轻女孩和“舞之夜”的彩灯;小巷口的女孩儿和她的恶魔;像女巫似的浮现在我面前的黑人老妇;还有我自己,在所有感官——尤其是那些深藏的感觉——都亢奋起来的状态下。
在这篇作品中,我主要写到搭载了死者和一位中途来到我身边的女乘客的一次午夜航班,我的手能感受到“另一位”的轻盈,非常开心自己能让她重见光明,拥有形体。在这里她将永远属于我。
夜色中,我敢说,有一首神秘而又阴郁的诗在空中徘徊,让我重拾希望——通过写作达到人们渴望的心灵融合,满足最大的渴望。在这个故事成为书写幽灵的故事前,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让我不禁要笑着补充说明:这是由一个幽灵写就的故事。
塞尔吉奥·圣塔纳(Sérgio Sant'Anna,1941—2020),巴西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被誉为“短篇小说大师”。1966年毕业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法律系,后赴法国巴黎读研究生,曾就职于里约联邦大学传播学院,并为《巴西日报》《圣保罗页报》等多家主流报刊撰写专栏。1969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幸存者》,后陆续推出《拉尔夫的忏悔》《微妙的罪行》等多部长篇小说,另有中篇小说《亚马孙河》和诗集《马戏》等作品。圣塔纳是一名实验性很强的作家,擅长运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细腻的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内心的矛盾,令读者产生共鸣。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圣塔纳曾四次荣获巴西文学最高奖项——雅布提奖。他的写作风格对新一代巴西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4期,责任编辑:马琳。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