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轻盈的日本重重落下。对水的记忆仿佛一道禅宗谜语（“一只手鼓掌的声音是怎样的？”）。那无形的、近乎无重量的液体又在诉说什么呢？

日本的符号蕴藏着比字面释义更为深刻的内涵。模糊不清之处不在于环境，而在于观者的目光：旅行者应该看清自我。

和之沙

胡安·维约罗作 曹雅玲译

机场的特征总是乏善可陈，它们满足旅客的临时需求，看起来塑料味十足，让人不由神经紧张、加快脚步。但这些缺点也并非一无是处。只有在这些玻璃和铝架构筑的穹顶下，机场才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建筑的独特愉悦感。

航站楼的符号体系是中性的，通用且易懂。其间通行一套属于世界游民的语法，没有形容词和副词。或许可以在这儿活成全球化的流亡者，做个拥有一席之地却无所归属的人？

这一幻想在墨西哥城成为了现实。在我搭乘飞往东京的航班时，一个日本人已经在贝尼托·胡亚雷斯机场住了一整年，甚至还成了小有名气的地标。人们来找他合影，但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生怕闻到臭味或是沾上什么，也怕他突然发疯，咬了谁的耳朵。这个住在机场的日本人变成了野生宠物，仿佛一只雪貂，既非家养，也不属于动物园。对了，他的头发也跟雪貂毛一样。

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前往这个被罗兰·巴特称为“符号帝国”的国家——那片领土上遍布精心编纂的陌生信息。与此同时，在我的国家，一个日本人反其道而行之：他生活在机场——这块无主之地上的一切都通俗易懂。

日本航空的飞机起飞后，乘客们开始打喷嚏，仿佛出席一场告别仪式。

日本是过敏大国，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因为花粉症戴口罩。据说，外国人在这里住上五年，也会开始对花粉过敏。打喷嚏是归化的特征之一。

到达东京后，我没太在意戴口罩的规范。日本和谐的异域风情有种让人安心的效果：即便什么都看不懂，也没关系。在表意文字的包围下，穿梭在高效运转的环境中，唯一不协调的元素就是你自己。

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一副行家做派——每天更换白手套，还掌握着数据库。

来成田机场接机的司机说，我们的路线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建议我耐心一点（这些都是翻译告诉我的，她名叫梨惠【这个日语名字可用罗马字写作Rie，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微笑”】，人如其名）。我以为即将第一次在日本目睹哥斯拉式的灾难景象，结果大失所望——只是车辆剐蹭，事故双方正在等待保险人员。行车速度也只受到一点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日本人对细枝末节的执着。

这里的交通网络像树叶脉络一样精妙。再没有哪座岛屿拥有如此繁忙的交通。四下都很喧闹，但各处均运行有序。这里也有“高峰期”，但也只是常规范围内难以察觉的轻微变量，轻微到只会影响到那些“微观专家”，即所有的日本人——他们人人都能品鉴出一杯茶到底是用七十度还是七十五度热水冲泡的。

跟这么多驾驶专家打过交道后，我居然有机会看到出租车司机出错。我让他带我们去国立能乐堂，可万万没想到，他开到了一家医院的急救坡道上。“看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也会犯错，我就放心了。”我这样对同行的翻译说道。“我已经向他的公司投诉了。”她答道，“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负能量专业户：一切都不好，接下来会更糟。他们通报贪污、诈骗和抢劫的消息。诊断结果让人沮丧，但与解决方案相比，病症本身反而显得更容易承受。在马德里或者墨西哥城打车可能会听到一场死刑辩护。日本的出租车司机更喜欢聊历史。他们描述幕府将军的习惯，仿佛自己当过他的幕僚。有位司机的手机里还保存着一张金阁寺【金阁寺是日本文化遗产的重要象征。1950年7月2日，见习僧人林承贤在金阁寺的舍利殿（金阁）纵火，震惊了全日本】烧毁前的照片。即便聊到政治，也多是为了强调日本人对此并不关心。六成的选民不会参与投票。国民的热情倾注在棒球、相扑和经济福祉上。

一般来说，学外语时最先学会的是脏话。而我在日本学到了敬语。我的应急用语让我能得体地表达绝望。

我在日本从没遇到过性格恶劣的出租车司机。汽车也跟司机一样彬彬有礼：连车门都是自动开关的。

按摩和冥想让日本人放松，但他们获得精神平静的最好方法是不给小费。在日本的十五天里，我不再陷入要么小气要么挥霍的双重困境中。

反倒是没带名片让人不安。我的名字和职务仿佛坠入虚空之中。交换名片的仪式俨然现代版的茶道。

没有身份凭证，自我介绍只能从我家人与日本电视节目的联系开始。我是看《铁臂阿童木》长大的，我夫人曾以为自己是“彗星公主”，我儿子属于“宝可梦”部落，我女儿则属于“哆啦A梦”王国。就像在列举每个人的星座。我的家人变得通俗易懂了。这个方式非常有效。说到底，外国人不就像个漫画人物吗？

上井草车站外，有一尊高达塑像。在动画特效中，这个机器人击溃了一切可以消灭的东西。人们把它当做一尊武装的佛像，向其供奉硬币。

创造出史无前例的高达系列的动画工作室日社，就位于这片房屋低矮的街区。由于很难找到大型场地，办公室和发行工作室分布在不同的楼里。二百五十名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那里工作。他们并不负责故事构思和设计创作，只是开发适合DVD和PS游戏主机的场景。如同身处神道教的神社，室内所有人都脱了鞋，只穿袜子。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防止街上的灰尘损坏电脑，而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舒适感全在袜子里。

我和渡边信一郎【渡边信一郎（1965—），日本著名动画导演，隶属于日昇社。代表作《星际牛仔》《混沌武士》融合了多种文化和音乐元素，深受全球观众喜爱】交流了半个小时。他导演了日社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星际牛仔》。他的长相让人忍不住联想：简直跟哆啦A梦一模一样。

我说日本动漫热衷于绘制圆圆的大眼睛，这一评论让他非常惊讶。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圆眼睛的海蒂【海蒂是日本动画《阿尔卑斯山的少女》（1974）的主人公。动画改编自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1827—1901）的小说《海蒂》系列，海蒂原为欧洲人物形象】也是“日本风”的形象。“我从没注意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漫画就应该是这样的。”他说道。圆圆的大眼睛不是西方化的标志，而是虚构的象征，证明它源自想象。

“最难动画化的是走路。”渡边说。移动的姿态决定了人物的逼真程度。重心是人物的灵魂。阿童木行走时伴有初代机器人的僵硬。渡边创造的动漫人物走起路来仿佛游荡在破败街道上的存在主义者。动画的历史就是脚步的历史。

我于残冬时节抵达日本。所有人都在谈论樱花。记者们四处寻觅绽放的樱花树，网站上也可以实时关注花期变化。

这一无处不在的主题适合用作性格测试。乐观者看到繁花似锦，悲观者却一无所获。

自然以象征的力量主宰着日本的生活。日本在历史上甚至曾经从自然灾害中获益——台风两次帮日本抵挡入侵。日语里神风【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里的仿宋体原文皆是日语罗马字】是“神来之风”的意思，指这种有防御力的风暴。

日本文化也是自然景色的延展。俳句就遵循了植物学原理：诗歌宛如花开的一刹。我在京都见到了奥雷里奥·阿西亚音【奥·阿西亚音（1960—），墨西哥诗人、翻译家、摄影师，热爱日本文化，译有多部日语诗歌选集】——这位在日本找到了舒适区的诗人曾担任墨西哥驻日本文化专员，现在是关西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如阿西亚音所愿，他的长相逐渐拥有了东方人的神韵：像是一位心情愉快的幕府将军。在《丛中月》中，阿西亚音翻译了五十多首俳句。其中，歌人文屋康秀比较了含糊的庭院语言与决然的海洋修辞：

庭中草木褪芳华，

浪尖白花不知秋。

【这首俳句从西班牙语转译】

从何塞·胡安·塔布拉达【何·胡·塔布拉达（1871—1945），墨西哥诗人、画家、外交官，墨西哥现代诗歌开创者，将美洲景观、东方文化意象与日本俳句形式融入西班牙语诗歌】开始，日本诗歌与墨西哥诗歌保持着一种奇异的关联。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根据东方舶来的诗句写出了自己的诗歌。他翻译的藤原定家于一二一六年赢得皇室和歌比赛的那首俳句，就是内化风景的优秀典范：

思君终不见，

浪静海黄昏。

卤水釜中沸，

侬心亦似焚。

【译文参考刘德润编著的《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

在日本国立能乐堂，我欣赏了十五世纪的剧目《芦刈》。作品讲述了一段漫长的分离。戏剧张力蕴藏在未表演出的部分。在能剧和歌舞伎中，收获之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快乐的前提是充分经历过痛苦。没有困难就没有回报，享乐与风险相伴相随。

一只河豚的毒性足以让三十人丧命，仿佛美味的俄罗斯轮盘赌。专业的厨师能去除有毒的内脏，意趣恰恰在于他有可能失手。

据日本朋友说，现在大部分河豚都是养殖的，没什么危险。但这点一直秘而不宣——食客追求的就是赌命吃河豚的刺激感。

严谨的日本园艺会弯折菊花的茎杆来实现人造的美感。植物感受不到疼痛：它们表现疼痛。盆栽和庭院中生长着深浅不一的苔藓，这是贫瘠中诞生的快乐。

《芦刈》中有这样的台词：“培养诗艺难过数尽沙粒。因此更需培养。”打理庭院是一场愉快的受难。而打磨语言意味着一系列更大的挑战：诗歌是自然中最困难的部分。

《芦刈》的结尾浓缩成一个隐喻：“历经严冬的花儿终于在春天绽放。”这句简单的描述充满力量，一则因为我们知道获得治愈前经历的苦难，二则因为那微薄的回报却短如昙花一现。

甚至色情作品中都有一种春日美学。日本艳星几乎都是女孩子，正值花季，而遮挡住生殖器部位的那组像素块宛如一张赛博折纸。

日本是屏幕之国。人们从手机短信中抬起头，随即看到挂满整栋高楼的耀眼广告牌。

高度虚拟的日本社会催生了家里蹲一族，这个名词源自日语中表示“独处”“蛰居”含义的词，指那些无限期待在房间里、只与电脑打交道的青少年。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如此描述这些舍弃了社会生活的人：“他们内心悲伤，几乎没有朋友，大部分人白天睡觉、躺着，晚上看电视、玩电脑。在日本他们也被称作‘光棍寄生虫’。可以说是杜尚发明的‘光棍机器’【“光棍机器”是比拉-马塔斯在《光棍机器博物馆》（1982）等作品中描绘的装置，源自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1913年前后提出的概念，指一种结合了荒诞、情色和机械元素的虚构机器，象征人类与机器、欲望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现实。”

在一个处处讲规矩的国家，学业失败都有可能导致自杀，家里蹲与此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一抑郁症的新变体究竟是来自后工业化的疏离，抑或像盆栽或折纸一样，是一种精心培养的艺术呢？是什么让两成的少年用这种方式离群索居？

在某种意义上，家里蹲一族就是胆小的武士——这个曾经在几个世纪中让日本年轻人心驰神往的职业，在现今这个和平年代的国家再难兴起了。绝大多数的家里蹲家里蹲是男性，他们几乎都符合三岛由纪夫强调的现代武士的特征。在自杀之前几年，三岛写下了《叶隐入门》——一本关于十八世纪武士道经典《叶隐闻书》的随笔。选择这一存在方式的基本条件就是蔑视生命和远离一切世俗诱惑。武士是富有魅力的局外人【原文为英语】，是远远地爱着别人、等待着牺牲时刻的浪漫主义者。“《叶隐闻书》是尝试以死亡调和太平盛世的一剂烈药。”三岛如是写道。

在切腹自尽前，这位武士写下一首诗，将其世界观浓缩在五句之中。武士诗人的存在超越了自身，用血与美完成了自然秩序的更新。

日本文化崇尚武士，质疑网络隐居者，但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类人。家里蹲一族是为逃离现代社会的平庸。他们在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界中阵亡。他们是鬼魂，是延期的自杀者。

也许第一个家里蹲正是武士道的先知。《叶隐闻书》来自山本常朝的口述，由他的追随者田代阵基整理而成。山本曾是十八世纪一位幕府将军的侍臣。根据传统，藩主去世后，他也应该自杀殉主。但一纸文书废除了这个规定，他并没有自尽，却也由此隐退，过了二十多年家里蹲的生活。

现代日本不再认可暴力的效力。正如山本在他人生的第二幕所做的选择，当代武士追求离群索居，有时候也会经历挫败，拿起手枪：正是在一位家里蹲劫持公交并开枪射击后，这个群体开始为人所知。

我们是否见证了未来武士的孕育？隐居是暴力的“B面”吗？它能消除暴力，还是会暗中滋生暴力呢？

高科技造成电子产品成瘾，人们纷纷养起电子宠物——比如拓麻歌子【拓麻歌子是日本万代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虚拟宠物玩具。玩家通过屏幕照顾从蛋中孵化出的虚拟宠物，包括喂食、清洁和陪伴等。如果照顾不当，宠物会生病或死亡。这种互动玩具曾风靡全球，成为90年代的经典电子游戏之一】和任天狗狗【任天狗狗是任天堂于2005年推出的一款虚拟宠物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饲养、训练并照顾小狗，享受互动乐趣】，需要给它们喂食虚拟的寿司或狗粮——但也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弃养现象。很多先生（老师）不使用这类小玩意。东京大学的西语文化学者寺尾隆吉先生没有手表、手机和手账本，但这完全不影响他在“索尼”的祖国愉快生活。他最奇特的爱好之一是计算日本人什么时候灭绝。虽然这个岛国目前人口过载，但负增长的出生率预示着，到了公元三〇〇〇年世界上只有二十七个日本人，而到三〇八五年将只剩下一个日本人。

地球上最后一个日本人会是什么样子？他肯定要么一动不动，要么在加速冲刺吧。日本在时间的利用方式上展现出极端的双重性——是静与动并存的天堂。

有时候，这两种时间相伴出现。在禅宗里，平静也是高速的心理活动。京都最有人气的寺庙之一——龙安寺的枯山水庭院——就是用十五块石头挑战理性。整个景观看起来像是漂流的小岛、穿云的群峰或是探着脑袋水过河的动物。人们在木质缘侧上观赏庭院。从缘侧这头走到那头，游客可以计算石头的数量。虽然可以轻松数出一共十五块，但没有任何一个角度能一次性看到全部的石头。寺庙给人们上了一堂透视课：整体并不意味着完整。

思考或观赏能剧的动作让人享受慢的好处。然而，日本也是新干线的国度，这些“子弹列车”有秩序地在岛国纵横飞驰。站台上根据座位编号标记出旅客等车时应站的位置。我很快看懂了这些标志，却上错了车。我等的是开往京都的快车。发车前十分钟到了一辆车，我以为就是自己要坐的那一趟，却误上了前一班列车。对于这个绰号“子弹头”的交通方式来说，十分钟像永恒一样漫长（也只有在外语里才把它叫作“子弹列车”；新干线的字面意思是“铁路主干线”；日本人不需要记住列车如子弹一般的行驶速度：他们觉得理所当然）。

下车后，乘客步履匆匆。他们的步伐很小，似乎只是去附近走走的样子。拥挤的地方是无法练成长跑选手的：在日本，人们身边总是紧挨着什么，总是需要加快脚步追赶什么。

在日本的十五天里，阴阳相生。几乎所有事情都体现出二元性。神道教的神社附近往往建有佛寺，展现着不同宗教的共存互济。有的人生前信奉神道教，却想要以佛教仪式办理丧葬，以便往生。

二元性也出现在日常对话中：“我上网找家传统餐厅。”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邀请我吃饭时这样说过。

人工和天然的融合在餐厅中随处可见：橱窗里摆放的食物模型是塑料的，主推的菜品则是当季的。我在日本时正值冬去春来，这意味着到了吃鳗鱼和樱叶料理的时节。

罗兰·巴特认为，日本料理属于绘画的一个分支。日料不仅赏心悦目，还以系列的形式呈现。在这个系统里，所谓“主菜”的概念是一种亵渎。要学会品尝连续不断的小巧菜品。

“我已经变得非常日本化了。”奥雷里奥·阿西亚音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相机给刚上的一道菜拍照。彼时我们正在京都的一家餐厅，传说日式涮涮锅就诞生于此。奥雷里奥非常完美地融入了日本，甚至患上了花粉症，还很骄傲地享受着初期的症状。与此相比，在为名画般的美食拍照时，他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如果说菜品呈现的是转瞬即逝的艺术之精巧，橱窗里的面条模型则展示出塑料所能企及的奇异光泽——好看到让人想要舔一口那些玩具美味。

在这个茶之乡，咖啡带来了高度现代化。每个街角和站台上都有自动售货机，销售冰咖啡、热咖啡、低卡咖啡、黑咖啡和拼配咖啡。

在某一时刻，旅客需要经历失望——愤怒让差异感得以留存。我之前讨厌罐装咖啡。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喝起来并不像是任天堂产的果汁。罐装咖啡不够“正宗”，但也没有过分怪异、难以下咽。

日本人崇尚制服、游行和旗帜。我去京都的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天是京都对大阪的德比，但现场气氛并没有那么热血沸腾。看台观众轮流唱起从阿根廷球迷那儿抄来的助威歌。入场时，我收到一张写有行为规范的纸条，包括下雨时不得擅自离开座位。

日本球迷的简单与有序让热爱球场乱象的人大失所望。相反，很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警察看起来像支球队——他们的制服和动作有种游行的感觉。

日本人钟爱吉祥物，警察的吉祥物叫Pipo君，取名来源于巡逻车的警笛声。

在这里，攻击性往往体现为自我毁灭的特权，就连执法力量都在卖萌，这样的国家能有多暴力呢？

在Pipo君的管辖下，没有明显的冒犯行为。我没看出日本人如何表达不悦。礼貌只会在开启新的礼节时中断。似乎没人有意冒犯我。几天后感到的不自在反而让我松了口气。远离了一切伤害，我却想念起有机会冒犯别人的时候。日本让我的本质暴露无遗。我想念辣椒，也想念唐突的发言和正当但愤懑的抱怨：“你们别这样对我！”在日本，我感觉自己有冲动想要打破些什么。在每一次失调中，我才是那个不安定的因素。

怎么能质疑一个时刻保持和谐的环境呢？我所访问的这个繁荣国家，历史上曾经在满洲屠戮中国人，以残忍手段镇压韩国人，毫无征兆地轰炸了珍珠港。现在这里是否还存在军国主义倾向呢？

东京的靖国神社【作者在下文中指明靖国神社混淆受害者和战犯，同时暗示游就馆对历史的歪曲重读，体现出他对靖国神社的批判立场】供奉着战死的亡灵，不区分受害者和战犯。想重建民族主义的人士经常去那里参拜。外层庭院成排摆放的酒桶贡品说明了神社的受欢迎程度。

另一方面，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对日本的军事史进行了重新解读。这个私人机构并不遵循官方意识形态；不直接宣扬复兴军国主义，而是将这段历史与武士道传统联系起来：日本需要面对来自大自然和强大邻国的威胁，保卫本国脆弱的领土。以这种方式理解日本的人最喜欢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1603—1868），同时不认可明治时期（1868—1912）——那时日本的执政者主张对外开放，还留起了欧式的小胡子。

二战结束时，大江健三郎尚处幼年。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象过天皇会发出人的声音。自此，天皇从神坛跌落。

皇权不再神圣，国家跌入消费主义的深渊，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对于三岛由纪夫而言，这意味着丧失尊严。在自卫队总监部的天台上，三岛发表了最后的演讲，鼓动人们重拾武士道精神。

自卫队还会重新挥舞武士刀吗？我认识一位日本女士，她从军的儿子因为无法忍受极右翼的复辟而选择退伍。访日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朝鲜核武器的讨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该在遭到袭击之前采取行动。

如何在政治参与度极低的民主国家建立共识？日本是一部公认规约的总目。这些广泛接受的强制形式是如何确定的？

几乎所有人都拥有手机，但没人质疑为什么不允许在电车里打电话。这一规范是如何制定的？有时，广泛的需求还会变成法律。一位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的墨西哥朋友说，他为倡导尊重他人的政策做出过贡献。连续几个月，他都在电车里高声打电话，其他乘客只能用有教养的沉默来表达怨恨，直到日本通过了禁止在电车里打电话的法律。按照我朋友的理论，正是一部分的“行为恐怖分子”（他骄傲地将自己包括在内）促使他人达成一致。

凌晨，涉谷区随处可见东倒西歪地走出酒吧的日本人。村上春树在小说《挪威的森林》中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混合了放纵和矜持的日本，你可以看到一名高管在公共场合酩酊大醉，大喊大叫，模仿神风特攻队【作者以失控的酒后醉态与神风特攻队的姿态作比，表现出他对神风特攻队的批判立场】而不觉得丢脸。总有受控的空间供人失控。

这些酒吧只有船舱大小，村上自己也开了一家。逼仄的饮酒环境反而让人在离开时格外畅快。到了街头，醉醺醺的日本人看到月亮开始嚎叫，宛如芥川龙之介笔下的鬼怪。

喝醉的人和看见幽灵的人值得同样的尊重。

日本大男子主义盛行，却也不乏非常强大的女性形象。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作品探索女性的隐秘力量。在对情欲与残酷的精妙刻画中，百无聊赖的男人总是爱上让他们在愉悦中毁灭的迷人恶女。

日本男性酷爱在外喝酒，女性中却少见这种狂热。艺伎优美地出席聚会，像一株花树或是一条古朴的挂毯，为人斟酒却不共饮。有时候也会看到女性主导的娱乐。朋友带我去京都一家餐厅吃饭，那里不用点单，菜品一道接一道地端上桌，仿佛一串没有尽头的味觉字母表，其中唯一让我难以下咽的是泡在绿色胶质里的甲鱼肉块。餐桌旁是一条小溪，白鹭乘着月光在水中觅食。在河岸那头，一名舞伎（艺伎的学徒）身着彩服，摆好造型供游客拍照——化白面妆，樱桃小嘴。艺伎在茶屋工作，那里的餐食往往价格不菲（人均消费标准是上千美金），于是很多游客选择跟舞伎合影。她如雕塑般的宁静与河对岸楼上的喧闹形成鲜明对照。这家餐厅很窄。一层有板前位——我们所在的位置——楼上有个木台。招待我的东道主是一位日本历史学家，那天晚上身着华丽的和服。听到楼上的喧闹，她告诉我，三个“女”字组成的表意文字就是“吵闹”的意思。

这群喧哗的客人磕磕绊绊地走向了出口，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两个男人——此前都默不作声。他们的脚步惬意而温顺，与那些总以两步之遥走在妻子前面的男性截然不同。

为了去筑地市场，我四点就起床了。这个海鲜市场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软体动物和细嫩的鲸鱼肉。众多冰柜和无处不在的冰霜打造出一个局部的冬天。

多亏日本基金会的帮助，我拿到了海鲜供应商区域的参观许可。在办公室做了登记后——那里看上去就像建筑工地上的工棚——我领到了一双橡胶雨靴和一张显眼的证件。

拍卖金枪鱼的地方仿佛躺满了空难遇难者的飞机棚。每条金枪鱼都放在一块板上，旁边有一张纸记录重量和来源。供应商会纵切一个小口，查看肉质的颜色——必须达到标准的樱桃红色。

他们一副登山者装扮，手持手电筒细细检查着金枪鱼。

清晨五点，拍卖随着一阵铃声拉开序幕。叫卖人尖着嗓子拍卖商品。买家和卖家用手势沟通，与棒球手的沟通暗号相似。竞价时用手指，成交则用另一套动作。

一条深黑的新西兰黄鳍金枪鱼重达三十六公斤。起拍价是每公斤五千二百日元（约52美元，这个价格在拍卖中可能攀升至天文数字）。

我还看到在越南、印尼、澳大利亚和墨西哥捕获的金枪鱼。它们经由复杂的空运路线保鲜运输至此。冷冻金枪鱼的起拍价是一千五百日元。

拍卖会从凌晨五点持续至五点四十五分。所有的鱼销售一空，参与拍卖的人脸上无喜无悲，全场在歌舞伎般的严肃中结束。只有叫卖的人在用各种数字总结这次拍卖。

在筑地市场，一块优质金枪鱼（600克）要卖四千日元。

日本的书法让文字呈现出近乎流动的形态，只有书法家能看懂。

我在京都的一家杂货铺购买了一只宇治地区的赤土陶壶，上面有一位书法家的题词。我询问这句话的含义，引起女店员之间的讨论。她们都不是书法家，但好几位都有亲戚懂书法，辨认出“女”和“心路”这些字。这就足够让我买下它了。

巴特撰写《符号帝国》来走近日本难以解读的语言。由于不会读也不会说，游客从显而易见的事物中解脱出来，唯独能理解——或自以为理解——那些反常之物；仿佛进入一片深不可测的森林，那里的每件物品、每棵新芽都是或看似是某种象征。

就像店员们辨别茶壶上的题字，在日本的十五天里我也解码了一些表意文字。余下则是匆匆闪过的符号、云朵和枯山水庭院中的沙粒——它们是通向理解的必经之谜。

我在下午五点离开东京，又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到达墨西哥，在漫长的一个小时里经历了一场过渡仪式。

那个日本人依然顶着一头雪貂毛滞留在贝尼托·胡亚雷斯机场。有段时间他接受了一个日本女人的邀请，搬到对方在墨西哥城的公寓居住。但那种居家生活不适合他。只有机场能让他身处又不在任何地点。

回来这些天，我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我发现墨西哥物价很低，一切缓慢而无序地运转。到处脏兮兮的，人却很干净。这在我的日本目光看来也太奇怪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喝水的时候，墨西哥的水尝起来是一种浓稠的液体——都是因为我连续喝了十五天软水。

于是，轻盈的日本重重落下。对水的记忆仿佛一道禅宗谜语（“一只手鼓掌的声音是怎样的？”）。那无形的、近乎无重量的液体又在诉说什么呢？

日本的符号蕴藏着比字面释义更为深刻的内涵。模糊不清之处不在于环境，而在于观者的目光：旅行者应该看清自我。

END

作者简介

胡安·维约罗（Juan Villoro，1956—），墨西哥作家、记者。活跃于报业，写作涉猎题材广泛，其中不乏游记随笔，代表作有《骤然微风中的棕榈树：尤卡坦之旅》（1989）等。

《和之沙》（Arenas de Japón）是维约罗2009年11月发表在墨西哥《自由文学》（Letras libres）杂志第131期上的一篇纪实游记，记录了他在日本旅行期间的所见所思。维约罗以其标志性的敏锐与诙谐呈现出“符号帝国”日本的古与今、动与静、传统与科技、有序与无序、繁荣与桎梏等多重张力。他带着拉美作家的目光观察异国风景，感受陌生文化，于行程尾声领悟：旅行实为梳理自我认知的契机，出走亦是回归。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4期，策划与责任编辑：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