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年少时有一个梦想，一个真实存在于我模糊意识中的多姿多彩的梦想：我要和哥哥一起周游世界。我们先看看欧洲，然后就去亚洲，在亚洲的村寨中安度余生。当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样的梦想当然不会在我这个接受过苏联教育的大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个梦想是我为自己和哥哥“引进”的。

亚 洲

叶莲娜·图卢舍娃作 李冬梅译

我年少时有一个梦想，一个真实存在于我模糊意识中的多姿多彩的梦想：我要和哥哥一起周游世界。我们先看看欧洲，然后就去亚洲，在亚洲的村寨中安度余生。当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样的梦想当然不会在我这个接受过苏联教育的大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个梦想是我为自己和哥哥“引进”的。

我上十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收到了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现在的孩子当然不可能理解，当你收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包裹时会是怎样的心情。现在大家生活中应有尽有，甚至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什么都不想要，也不再幻想什么，因为你可以了解到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生活。而那几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美国和欧洲偶尔会给苏联运送来一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如果你妈妈在工作单位领到了一盒奶粉或者一盒肉罐头，那简直就是莫大的幸运。奶粉和肉罐头吃完后，还要把那些小罐子清洗干净，储藏一些小东西。但我们收到的不是那类通常意义上的援助食品，而是一些装着特殊礼物的盒子：这些礼物是美国孩子为俄罗斯的中小学生准备的，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这个援助项目的宗旨是：希望美国的孩子们不只赠送礼物，还要和遥远的苏联同龄人建立书信联系（我奶奶说，他们这是先用物质腐蚀青年一代，然后再灌输资本主义思想）。但美国人有点弄错了俄罗斯中学毕业生的年龄。我们收到的那些盒子是美国中学毕业生寄来的，他们十九岁左右，而那时俄罗斯的中学没有四年级，因此我们毕业时十六七岁——到底多大，就看每个人的入学年龄了。这样的学制为没考上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便利：可以再报考一年，因为还差一岁才能应征入伍。

总之，是不是同龄人并不重要（虽然在这个年龄差一岁你就觉得有代沟）。主要是这些礼物送到了我们这些中学毕业生，而不是哪个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手里。我们这群幸运儿都从教室里跑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那些盒子里装着的礼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收到的那个盒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一捆好看的、系着蝴蝶结的铅笔，一支修正笔和一瓶涂改液（唉，我小时候晚上练习写俄语字母，因为写错而急得大哭时，你们在哪儿啊？！），几把刻着数学公式的亮闪闪的尺子，几个A4纸大小的彩色活页笔记本。当然，吃的也有，有酸酸甜甜的口香糖、跳跳糖和几包三角形的烤薯片。盒子里还有一个计算器，紫色拼蓝色，带太阳能电池。那个计算器小小的，可以放在手掌上。

我这位笔友（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毕竟我们是三个俄罗斯学生给两个美国学生写信）叫史蒂芬。“俄语叫斯捷潘。”我奶奶是这么翻译的。史蒂芬给我寄来了他的照片。我略微有点失望：他不是那种穿着运动装、剃着寸头的典型棒球运动男（男孩子们都希望自己的朋友中有这样的人），而是一个瘦弱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粉刺，一头垂肩的鬈发。我和我那兴奋不已的爸爸捧着一本厚厚的大词典，用了两个晚上才把史蒂芬的信翻译过来。我已经不记得他写的那些关于友谊、资本主义和人权什么的空话了。但我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自己要报考大学的遗传学专业，因为他某项测试的分数特别高，已经有几所学校准备录取他了，而在上大学前，他要计划一个间隔年【原文为英文Gap Year，指学生在升学（如高中到大学）或工作前后主动暂停常规学业或职业，用一段时间（通常为几个月到一年）进行旅行实习、志愿服务或其他自我提升活动。目的是探索兴趣、积累经验或调整人生方向】。这个词我们怎么也翻译不出来，但是从他后面的叙述中我们猜出了大概意思。在信中，史蒂芬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地讲述了他的想法：中学毕业后，他要先周游整个欧亚地区，也就是说，他要在领略完这片大陆的风光、游历过不同的国家后，再到大学里集中精力学习，而到高年级，他就要开始学术研究了。按照他的说法，“以后即使再有去别的国家待一两个星期的机会”，也得等七八年之后了。唉！我爸爸后来一连几个晚上都反复说起这句话，那语气实在无法描述。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沉默不语，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大概只有我奶奶陷入了惊慌和恐惧。在那一刻，我们谁也没想到，十五年后，我们国家的公民也可以很方便地去土耳其度假了，就像苏联时期去阿纳普【阿纳普，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城市，黑海沿岸的度假胜地】和雅尔塔一样。不过，奶奶没有活到这两个旅游圣地没落的时候。

我说不清史蒂芬的信在我心中激起的，是少年才有的那种极度叛逆，还是狂傲自大。我饱受折磨，从最初感觉愤怒和不公，发展到一个孩童对这个世界痛彻心扉的怨恨。给史蒂芬的回信我们写了三个晚上，然后我又誊写了一遍。当然，我们主要就是问史蒂芬在这个间隔年的具体计划、他的旅行路线，以及那个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关键问题：“这次旅行的费用由谁承担？”【此处原文为英文的俄语拼写】

史蒂芬的第三封来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们大约是四个月以后收到的。此后我就不想再给他写信了，因为，您看，他在信中写的那些话无异于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他说去亚洲之前还“必须”先去中欧和南欧。而去北欧，您明白吧，他的时间不够。他觉得去北欧是为了享受大自然，需要慢慢地品味（冰岛温泉浴、挪威长峡湾、瑞典垂钓）。但是间隔年的时间不是十二个月，而“只有”六七个月，因为夏天中学毕业后，他要先打工赚旅费，而第二年三月份他就要准备考大学了。

史蒂芬亚洲之行的计划更加庞大：他打算从南亚“最安全”的国家，比如尼泊尔和印度开始，然后向东进发，最后去日本，因为从那里回国比较近。去欧洲和随后去亚洲的机票钱，史蒂芬的父母答应在中学毕业时给他，他们已经商量好了。顺便说一句，我哥哥两年前中学毕业的时候，父母送给他一套牛仔装，我去参加学校的迪斯科舞会时，他借我穿了一次。而在游历过程中，史蒂芬要把旅游和参加志愿活动结合在一起。爸爸解释说，这有点类似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你帮忙干活的地方同样不会向你支付报酬，但可以提供食宿。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如果你在法定节假日涂刷树木，或者帮助学校清理校舍废旧的教具杂物，绝不会有人粗暴地呵斥你，讥讽你以后只配去当工程兵，你会获得在别的国家小住一段时间的邀请，品尝那里的美味佳肴，享受当地人的热情接待……

总之，失望和委屈的情绪笼罩着我。一想到如果不幸落榜，我的间隔年就是去打一些不晓得是什么的零工（能有人雇佣我就不错了），还要听父母没完没了地唠叨服兵役的事，我就彻底绝望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更是沮丧到了极点，似乎只能去为祖国服兵役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知道吗？服兵役就像俄式轮盘赌：你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全胳膊全腿地回来，几率是百分之五十。

哥哥和我关系一直很好。他从心底里同情我（大概也是同情他自己），一直尽力鼓励我，说我一定会心想事成。按照当时的标准，哥哥还算是幸运的：他入伍后没有被分配到别尔江斯克【别尔江斯克，现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城市，亚速海北岸港口】或者北极地区，而是留在了莫斯科。但是史蒂芬的来信也让他的内心泛起了希望的涟漪。我们一起反复阅读史蒂芬信中那些让人浮想联翩的文字，在布满灰尘的地球仪上寻找他的旅行路线，设想我们在那条路线上会怎么走，还会去其他什么地方看看。

起初我们只是留意那些有趣或者可笑的地名，比如比萨【比萨，意大利中西部城市】和菲格拉斯【菲格拉斯，西班牙巴塞罗那北部小城】。后来哥哥开始往家里带一些只有大学生圈子里才能弄到的外国杂志。杂志的内容乏善可陈，里面有一些乐队和汽车的照片，文字是介绍一些公园和游泳馆的。渐渐地，我们开始聊起了梦想中的旅行，聊得非常具体。只是我们梦想中最终不是回到家里，而是去了亚洲，就是这个小地方，这个在地球仪上让我们擦拭得异常光亮的地方。我和哥哥对亚洲的想象远不如欧洲丰富：我们只是从印度电影、东方童话、探险故事和中学地理课上有限的介绍中了解到一些皮毛。瑜伽、日本武士、中国的万里长城、雨季、筷子——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亚洲。顺便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把像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兄弟国家列入亚洲。这些国家不是典型的亚洲国家，我们的地理教材和苏联时期的电影对此都有介绍。我们想要去的是那些不熟悉的亚洲国家。尽管完全不了解亚洲，但我们还是确信，定居亚洲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我最终还是考上了大学，进了经济学院，那里招录的基本上都是女孩子，所以男生报考很少会被刷下去。我也开始在学校的各种圈子里搜罗外国的小饰物和杂志。我准备了一本四十八页的大记事本，用来粘贴我搜集到的外国题材的图片，有些图片是我没有经过杂志主人允许就剪下来或者撕下来的，为此还挨了两顿打。但是为了梦想，我在所不惜！而大学里军事教研室苏联时期【国防部在大学里设立的军事训练机构】背离培养合格军事人才使命的种种行径，更是坚定了我远走异国的信念。

我们家只有奶奶偷偷地信教。在她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之前，我们每年都要到她那个小村子度过夏天。奶奶很少领我们去教堂，总是非常谨慎，因此上教堂的那些经历我一直记忆犹新。奶奶没有教我们信仰上帝，但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个什么人，具体在哪儿不知道，可以帮助你，如果你苦苦恳求他的话。至于说人们为什么要去教堂，为什么要祈祷那么长时间，除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外，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村民们祈祷时特别虔诚，一直深深地弯着腰。他们低低的祈祷声在教堂里回荡，也打动了我这个少先队员的心。

那个“不知在什么地方的人”可能也听到了我的梦想。果然，他开始改变世界了，而且改变得特别彻底，我甚至都无法确信这一切是不是因我而起。我上大学那几年，我们国家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而变得动荡不安，革故鼎新与土崩瓦解同时在周遭发生着。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前，大学分配制度乃至整个苏维埃制度都已经烟消云散了。随着旧制度的消亡、新政权的产生，接踵而至的是成年人眼神迷茫，年轻人想法疯狂，社会上盲目自信、惶恐不安、踌躇满志的情绪蔓延，盗匪横行、倒买倒卖、返贫乞讨现象遍地。国界开放了，俄罗斯人像蚂蚁一样开始悄然移居世界各地，他们头脑简单，意气用事，无视法律，让欧洲人深感恐惧。

鉴于在家里连找到像样工作的希望都很渺茫（哥哥工作的企业先是转让给一帮手持大棒的觊觎者，后来又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我们就不再拖延自己的梦想了。旅行计划在我们的脑海里不知为什么和“欧亚大陆”这个名称的构成顺序一致：欧——亚。我们根本没想先去亚洲。我们要先去欧洲，然后再到亚洲，那里更远一些。

我和哥哥勇闯伦敦成功！虽然整个过程漫长熬人，当然也不完全合法——那时大部分跑到国外去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被抹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实属稀松平常。我们初到英国的时候简直感觉眼花缭乱！可是，我们买不起昂贵的皮鞋，不敢去豪华的饭店吃饭，我们没住过高档旅馆，也没去参观游玩。但没过几天，我和哥哥就卷进了以前完全陌生的生活旋涡中，只能随波逐流，能在里面漂多久就漂多久。说得难听点，就是等人把我们捞起来扔出去。我们在移民聚居的伦敦东区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带冰箱和洗漱间的大房间，一个楼层共用一个卫生间），然后每天流连于酒吧，在一个叫“卢塔多”的地下健身俱乐部打工，帮助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做健身运动。

我和哥哥操着一口苏式英语，又没有合法的证件，本来只能当装卸工。但我们很幸运，那家健身俱乐部的老板是巴西人，当年也是偷渡到英国来的。我们似乎过上了普通欧洲劳动者的生活。但实际上，在那个贫民窟里，大家不过就是勉强生存而已。说实话，那里没有白人，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

我和哥哥仅靠打工的收入生活，只能处处节俭。我们晚上的活动通常是这样：先到酒吧附近，等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出来透气的时候，就凑过去，开始一边说俄语，一边装作看橱窗或者读菜单的样子。几乎总会有一个喝醉的年轻人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然后开始高兴地用英语和我们说话，兴奋地喊着什么。看到我们微笑，又听到我们说了几句练熟的英语后，他就会请我们喝一杯。一个月后，我们和小区里三家酒吧的常客都有几分相熟了，他们每次在街上看到我们（如果是在他们又喝多了的情况下），都会邀请我们这两个“俄罗斯朋友”去喝酒。不过，我们可不胡来。我们从不点冒气的鸡尾酒或者威士忌，而只是“随便”要一杯啤酒而已。谁请我们喝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尽管只是在晚上。一杯酒我们能喝差不多三个小时，听着酒吧里醉醺醺的客人们含混不清的话语，享受着洋溢的青春，享受着酷酷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两三个月后，整个伦敦我们都走遍了，我们的英语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和哥哥开始讨论下一步计划，暗暗地大起胆子琢磨接下来该去哪里了。显然，游遍整个欧洲是不可能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证件检查非常严格，边境管控严密，指望着像现在这样能在什么巴黎或者柏林落下脚，那是天方夜谭。那些国家的移民法律非常健全。我们翻来覆去考虑一番后一致认为，该去完成我们的主要任务了。

亚洲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并且在不断催促我们。印度、日本、新加坡……在这里，在伦敦，徜徉在印度移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移民聚居的街区（这些街区昼夜喧嚣，人声嘈杂，弥漫着各种香料和一些莫名其妙的食物混合的味道），我和哥哥最终确信，亚洲才是我们的归宿。我的记事本里贴满了从亚洲人开的快餐店传单和单张菜单上裁剪下来的图片。我剪过印有食物和文字的图片，穿着民族服装、脸上胡乱涂抹着油彩的小人儿图片，还有一些是直接从大米包装袋上剪下来的。一家烟铺里的印度服务员送给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傲然挺立，背景是一条脏兮兮的河流。那条河我裁掉了，因为和我那些色彩斑斓的图片风格不符，而照片上的人我留下了：他裹着鲜艳的淡紫色头巾，额头上点着一个红点，身上那件长衫不知是游泳时穿的，还是参加什么仪式时穿的。有时候我还会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支燃烧过的熏香，说真的，在我们这个小屋里，这种香的味道不知为什么就不那么怡人了。亚洲的气息渗入了我们的居所：箱箱柜柜里塞满了印刷着象形文字的火柴盒、别人赠送的编织绳等小东西、那种用来悬挂在粉刷得凸凹不平的墙壁上的招贴画，以及一些清洗得干干净净的方便面盒子。

我们的梦想有了色彩，有了芳香，有了形状。这个梦想慢慢地变成了具体的规划：我和哥哥每天计算我们攒下来的钱，留意最便宜的航班，搜集各国的资料、办签证的信息和旅游线路。我们长大了，身体强壮了，父辈的教诲和处事原则在我们身上失去了生命力。世界变得完全不同了：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前景可期……现在只需捕捉到时代的潮流，就可以像儿时那样站在一个用旧门板做的结实木筏上顺流而下了（当年那个木筏差点在村中的小溪里搁浅）。

那是二月份。伦敦的天气格外阴冷：天空阴沉沉的，像刚刚洗过的袜子，一天要下几场冷雨，余下的时间里冰冷潮湿的空气笼罩着每一条街巷。采暖在他们那里非常昂贵，而苏联人糊窗户缝的做法房东又不赞同，看我们就像看怪物。我和哥哥把健身房的闷热潮湿当成福利，每天在班上暖和好身体，洗澡也在班上解决。家里的暖气我们只在睡前一小时才打开，免得床铺又冷又潮。我们在酒吧附近也很少有走运的时候：客人们现在都不急着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

一个星期二，哥哥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说他头痛难忍。他已经痛得没办法去卫生间了。我想去药店买药，但好像总有什么东西阻拦我：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找各种理由返回房间，似乎不相信哥哥，或者就是懒得去。可是后来哥哥的状况越来越糟，他开始呻吟、颤抖。

伦敦东区的上百栋楼房里居住着不同国家的移民和非法偷渡者，这些楼房无一不是墙皮脱落，破败不堪。我和哥哥就住在其中一栋楼里。当时只有有钱人才拥有手机，我们整栋楼里甚至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而街上的自动电话离我们这栋楼大概有二十米。我跑出去敲邻居家的门，但是没人开门。有的邻居是装卸工，一大早就去上班了；有的还没下夜班；还有的只是不敢开门。以前我和哥哥听到敲门声，通常也是坐着不敢出声，装作不在家。我明白了，只能自己想办法把哥哥送到医院去。我回到房间，想扶起哥哥，可他全身瘫软得像个布娃娃，似乎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活动。他说他什么也看不见——失明了。哥哥长得比我壮实，所以我使劲拽着他的牛仔裤和毛衣。可他一直嘟囔：“我要死了，我知道。”他还嘟囔着其他没用的话，像“告诉妈妈，我爱她”什么的。

我乱了方寸，惊慌失措地冲他发脾气。我把他拖到门口，接下来这件事就难办了：下楼梯。哥哥没法灵活地挪动双腿，我几乎是抱着他了。我们每下一个台阶，他就呻吟一声，说他的头要裂开了，他看不见，他害怕。我觉得那段楼梯仿佛没有尽头，我好像不是在下楼梯，而是背着一大袋核桃在上楼梯。我一边听着哥哥呻吟，一边尽力全神贯注地往下走。

我们好不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我恳求司机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医院。司机是个十分机灵的印度人。他说着一口可笑的印度式英语，哥哥一呻吟，他就摇一下那紧裹着大头巾的头。他说离这里最近的医院虽然不远，但是因为修路而堵车严重，哥哥可能坚持不到那儿。他问我可不可以去另一家稍远一点的医院，去那儿的路更好走。我同意了。一路上我一直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情绪失控。我觉得我们要来不及了，虽然路上只用了十分钟时间。哥哥坐在那儿，就像电影里的盲人，不停地摸我的手，摸车上的座位。出租车司机把车直接扔在医院旁的人行道上，帮我把哥哥搀到了医院门口，慌乱中我甚至忘了付车费。后来在医院里，我从钱包里取证件时才想起来。那个印度人大概等过我付钱……希望他好人已有好报。

哥哥被送进了观察室，然后有一位医生来找我。这位医生也是印度人，或者是巴基斯坦人，但完全是另一类人：气质不凡，穿着雪白的大褂，胡子剃得精光，头发也仔细打理过，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就像电视上的演说家。他对我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仿佛是一个王子。他说：“你哥哥服用什么了？”我说我哥哥什么也没有服用。我把早晨发生的事讲了一遍，说哥哥觉得不舒服，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他继续问我同样的问题，然后又补充说：“你们这些从俄罗斯来的年轻移民，医疗保险没有，在哪里工作也不清楚，像你们这样的人在伦敦成百上千。大家都知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现在不是玩游戏的时候了。你哥哥一个早上就失明了，而且意识不清。你不要再撒谎了，你说，他到底服用什么了？我们好帮助你们。”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在电影的慢镜头里，我只是执着地重复着一句话：哥哥的确什么也没有服用，我恳求他们帮助哥哥。可我心里早已怒火中烧，真想把这个胡说八道的笨蛋拍扁。大概是因为我的英语蹩脚，每说一个词都要思考一下，说出来的话才没有攻击性。可那个医生一直站在那里，重复着同样的话。也许他站在那儿的时间也没那么长，但我觉得，时间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这个蠢货不去救我哥哥，却跑来审问我。

后来他怒气冲冲地走了。我看见哥哥给人用一张床推了出来。让我惊讶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发明：推哥哥的那张床有轮子。我们冲进接诊室的时候，哥哥就被抬到了那张床上，然后推到了观察室，之后又推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我们国家，把哥哥从一张病床折腾到另一张病床上，可能整个医院都能听到他的呻吟声。这声音我后来又在梦中听了一年。哥哥被推出来的时候，双眼圆睁，不停地转动，但什么也看不见。他只是一听到声音就习惯性地转动眼珠。那情形实在太恐怖了，我吓得都没敢靠近他，只听到“送第四手术室”。几分钟后扩音器里说：“某某医生，第四手术室等您。”大概过了十分钟，又通知了一次，但通知的是另一位医生。就这样通知了好几次。我慌了，心想，他们谁也不想救我哥哥，都没有反应，因为我们是俄罗斯人。即使现在，俄罗斯人也不是特别受待见，那个时候更是都被当成了骗子或劫匪。

几个小时后我才知道，这家医院几乎所有外科医生都被召集到了第四手术室，他们一直在想办法确定哥哥到底怎么了，而哥哥的各项生理指标越来越差。我还知道，他们是尽力放下自己的病人、正在填写的病历或手上的午饭跑过来的，在哥哥病情稳定之前，要一直守候在哥哥身边。但是，这些情况我后来才弄清楚，那时已经快到傍晚了。而当时，扩音器里那个声音、那个重复了很多次的通知、一个又一个新的医生的名字，让人深感绝望。我当时一心以为，我们来自俄罗斯，对他们来说就是低等人，假如我们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那么早就给治好了。可哥哥一个人躺在那里，谁也不想过来救他。我很生气，责怪自己没有到他跟前去做最后的告别。我觉得接下来就会像那些能赚取老奶奶眼泪的电视剧里的桥段了：一个医生虚伪地装出表情凝重的样子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可事实上他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因为每天都有人死去。这时，我幻想出这样一幅画面：那个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的印度人走了出来，操着那口地道的英语说，我哥哥去世了，而作为回应，我直接给了他一耳光。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此时此刻还能做点什么来表达心底的愤怒。

如果哥哥真的抢救不过来，我就离开这里，躲到亚洲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我只身一人，深藏悔恨、痛苦和挫败感，堕落沉沦，醉生梦死，浪迹天涯。但是，哥哥最终还是被救过来了。原来他脑袋里长了一个动脉瘤，这个动脉瘤破裂了，理论上说，哥哥在来医院的路上随时都有可能死去。医生们说，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及时赶到了医院。哥哥的命保住了，但是整个治疗和康复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我是说光住院哥哥就需要住九个月，然后一年内不能坐飞机，因为医生们也不确信他能不能承受气压的变化。而在没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用火车或者汽车穿过整个欧洲把他运回俄罗斯也不现实。到处都有过境检查。

哥哥在医院里躺了差不多一年。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哥哥发病的时候，我们没有正式的医疗保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什么也不做。表面上看，按照这里的法律规定，他们甚至对病情危急的乞丐也应实施救治，为其处理伤口，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但只是名义上应当如此。事实上谁也不会给乞丐做检查，特别是在无法诊断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说是吸毒。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因此，那个发型精致的倒霉印度医生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跑来盘问我，还找保安威胁我，而且看来第一天不止他一个人饱受我执拗倔强的折磨。我实在无法弄清他们到底无偿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但急救手术是一回事，而后面的居留问题、治疗问题、用药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些事谁也不能通过医院的系统免费解决。我到处找熟人借钱，开始在打工的地方干双份工作，为的是能通过地下渠道给哥哥买到社会保险。当时政府管理机关还没有把各种信息录入电脑，这真是太幸运了。我简直不知道现在那些难民在欧洲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我不得不尽快成熟起来，您知道吧。只是在一瞬间你就明白了，什么少年时的梦想、什么梦想的翅膀、什么展翅高飞的感觉，这些终究都只是梦想而已。这些东西对你的世界来说太美好了，实在是过于完美了。可现实世界里只有你和你那垂死挣扎的哥哥。而所有的家人和依靠又在远方。连给他们打电话最多也只能一周一次，因为为了让哥哥活下去、站起来，每个便士都大有用处。

手术后，刚开始时医生们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诊断。人的大脑是个未知的领域，他们说，你永远不知道哪些功能会丧失，哪些功能还会恢复。于是，我决定向上帝求助。这个想法太缺乏新意是不是？如果你把它写进小说，评论家们马上就会说：“作者写的这个可以预想到的故事情节很让读者失望。”但是日久天长，你终究会明白，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是一段可以预知的剧情，平平庸庸，忙忙碌碌，浑浑噩噩，但也正是我们支撑着这个世界。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意识到，你也成了那些曾经对你求全责备的典型中年人中的一个，再后来又成了一个喜欢追忆青春的老头，总想与人分享人生智慧，只是你的人生智慧根本无人需要。

后来，人到中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责怪自己当时干吗要向上帝求助，责怪自己当时的软弱和胆怯。我那时年纪轻轻，敏感脆弱，只会到处寻求支持和保护。我需要帮助哥哥摆脱困境，同时还要让妈妈振作起来。爸爸在电话里只说他们过得如何，从不过问我们的事，只是让我给哥哥带好。每次妈妈把电话递给爸爸的时候，我都会长舒一口气，暗自庆幸不用安慰爸爸。在哥哥无法回家的那两年里，他们曾三次申请来英国，但都被拒签了。我觉得，这未必不是好事。

尽管我昼夜不停地工作，经常睡眠不足，但还是像中了邪似的，一有机会就往教堂跑。我竭尽全力地做祷告，在地上长跪不起，经常随身携带一本《圣经》，有时间就读。地铁上也许有人把我看成了宗教狂。我甚至连在麦当劳里也读过《圣经》。我努力向上帝祷告，竭力想要和上帝缔结契约……好笑的是，我有时候甚至都没看自己进了什么教堂。在那儿，在英国，有新教徒，有福音教派，什么宗教派别都有。我只记得，我当时发现所有教堂里都有一排排长凳，这和我们俄罗斯不一样。我很讨厌这些长凳。我觉得就应该像东正教教堂里那样，祈祷时都站着，应该让上帝看到你是多么虔诚。应该站着，最好跪着，应该先吃苦，然后才有权提出请求，好让上帝接受我的献礼。应该、应该、应该，吃苦、表现、吃苦、求助、恭顺、吃苦。

虽然手术过后已经不是几天，而是几周了，但医生对哥哥病情的判断依旧是“很严重”。我在迷茫和恐惧中渐渐麻木了：每次来到诊室，听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什么预后不明、病程迁延、有α-β脑电波。而你不在医院的时候，在家或者上班的时候，就只能猜哥哥是否还活着，因为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医院的人也不知道该往哪里给我打电话。

在某个过度紧张的时刻，你也许瞬间就会灰心丧气，所有的激情也会烟消云散。你现在就是一个机器人、一部机器：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有精打细算，完成一堆任务，并做出各种合乎逻辑的推断。一天早晨，我照例一边琢磨着当天的日程安排（这样的日程安排几乎已经一个半月没有什么变化了），一边清醒过来。我的脑海里异常平静而又自然地冒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非常明确，牧师布道时也经常提到，那就是上帝需要我做一件更大的事。只读《圣经》，只在长凳旁祈祷显然不够。于是，我决定向上帝献上祭品，就像《圣经》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因为读《圣经》，我的英语进步很快），你要向上帝贡献点什么，你要自愿让自己失去点什么。可是我，一个俄罗斯穷小子，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他的呢？我甚至连一支小小的蜡烛都买不起。我只有一个重要而宝贵的东西可以奉献给他……那就是我的梦想。用梦想换取亲人的生命也许不是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了。

那天晚上，我仔细地从自己那本“记录亚洲”的记事本上剪下所有的图片，揭下所有粘在里面的卡片，把它们胡乱拢成一摞，竭力克制自己不再翻看，然后就带着这堆纸片去了最近的一座教堂。在教堂入口处不远，离长凳还有一点距离，摆放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募捐箱。箱子上方的投放口足够长，但是比较窄，这摞纸片没办法一下子投进去。我一边把纸片分成几份投放，一边想，也许上帝就是想让我多费点功夫，想让这个缓慢的舍弃过程作为一种警醒铭刻在我的内心。我看了几眼自己的“劳动成果”，便趁着没人匆匆离开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教堂：不想看到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永远封存在了那个塑料箱子里，也不想看到神职人员已经清理了我献给上帝的礼物，只剩下一个空箱子放在那里。我已经完成了契约中我的义务，现在该他履行职责了。

我就这样把梦想奉献给了上帝，承诺永远不去亚洲。我觉得此后一切都该开始顺遂了，这样魔幻的想法破壳而出顺理成章。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哥哥的康复之路依旧十分艰辛；我每天照样忙到头昏脑涨；妈妈每次和我们通话时还是哭哭啼啼。但我的确已经尽己所能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释然了：我把那个梦想和内心的焦虑一起贡献出去，不再忐忑不安，不再心急如焚。我彻底放下了，认命了，不再有所期待。

两年后，我们带着印有“逾期不归，非法滞留”红色标记的护照回到家里。在新的俄罗斯，哥哥的康复治疗十分糟糕，费用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花了将近五年时间帮助哥哥恢复了语言能力和运动机能。这里的“我们”变成了我、我的父母、免费医疗机构的医生和护士、熟人介绍的收费康复师（其中有一半人的业务水平相当平庸）、残疾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朋友。我觉得，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一切都会好起来。为了照顾哥哥，妈妈放弃了工作；为了赚钱支付药费和按摩费，我和父亲有活儿就干；晚上大家轮流帮助哥哥进行康复训练。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日子也就过得很快、很充实了，甚至在哥哥康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因为惯性而无法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

十年前哥哥找到了一份在科学院宿舍楼当图书管理员的活计，那里还为他提供了住宿。他在工作上没有受到责难，每年享受一次为残疾人提供的疗养机会，有定期的体检。虽然哥哥至今每天仍需吃六片药，但还是打心眼里高兴，他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可以独立生活了。四十八岁还不算老，但按照他现在的健康状况，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已别无所求。

因此，我的亚洲之旅一直未能成行。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4期，策划及责任编辑：孔霞蔚。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扫码关注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楚梦

配图：楚梦

版式：楚梦

终审：琳琳

征订微信：ssap6565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