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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是无声的守护，像大树扎根泥土，默默撑起一片阴凉。那些沉默的注视、泛黄书信里的叮咛，都是文学里最动人的父爱注脚。“父亲”或“父爱”也是诺奖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中至关紧要的主题。在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与各位读者分享莫迪亚诺的自传体小说《家谱》（节译）。

家谱（节译）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 李玉民译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布洛涅-比扬库尔，玛格丽特路十一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佛来米人【佛来米人是比利时两大族群之一。主要居住在比利时北部的弗兰德地区】，他们在敌占时期的巴黎颇有点名声。我写犹太人，并不知晓这个词对我父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只因当年他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注明的。兵荒马乱时期，人与人往往萍水相逢，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婚生子嗣的感觉，就更谈不上家产继承人了。

母亲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安特卫普【比利时第二大城市】，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区度过的，位于基尔和霍博肯之间。她父亲先是当工人，后来成为测量员助手。她表爷是码头工人。康斯坦丁·默尼耶【康·默尼耶（1831—1905），比利时现实主义画家和雕刻家，擅长表现劳动者的生活】制作码头工人雕像时，就是请他当的模特。那尊雕像竖立在安特卫普市政府前面，如今还在供人瞻仰。我还保存着他一九一三年的账簿，他记录了他卸货的所有轮船：密歇根号、伊丽莎白维尔号、圣安娜号［……］【［……］表示未被译出的节略部分，下文同】大约六十五岁那年，他因失足坠落，摔死在码头上。

母亲还是少女时，就加入了红隼运动组织【比利时政府于1928年成立的青年组织。旨在培养青年人的——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年轻人——各项技能，并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体育等活动】，在煤气公司干活。晚上，她去听戏剧艺术课。一九三八年，她被电影艺术家和导演约翰·范德海登录用，参加他组织的佛来米“喜剧”巡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四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她当过歌舞演员，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音乐厅演出，那里聚集了许多来自德国的逃亡者，她最要好的男友，名叫隆·朗多，是个室内装饰师，一九四二年在布鲁塞尔相遇，戴着黄星标志（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

我缺乏足够的参照标记，就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九四〇年，比利时被占领之后，母亲就生活在布鲁塞尔。她同一个名叫乔治·尼尔斯的人订婚了。尼尔斯二十岁上就接手经营一家饭店；埃特伯雷饭店。这家饭店的餐厅，当时被宣传飞行中队的军官部分征用了。母亲就住在埃特伯雷饭店，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所有那些人我一无所知。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播报佛来米语节目。她还受聘于根特剧院，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巡演，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为托特组织【成立于1933年的军事工程组织，以其创始人、纳粹分子托特命名。在二战前和二战中负责德国及其占领区的工程任务。使用战俘做工】所属的劳动者演出，后来又北上，到阿兹布鲁克，为德国飞行员演出。

当年，她是个心硬的漂亮女孩儿。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一只中国种的长毛犬，她对狗不上心，随便托给别人照看，就像后来对待我那样。那只长毛犬从窗户蹿出去自杀了。那狗留下两三张照片，应当承认，它无限触动我的心，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

［……］

她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来到巴黎。格雷文【阿雷弗雷德·格雷文是德占时期德国大陆制片公司在巴黎的制片经理】在比扬库尔摄影棚让她试了镜头，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她进入大陆电影公司，做“译制”工作，为这家公司拍摄的法语片配写荷兰语字幕。她成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奥莱尔·比绍夫的女友。［……］

请原谅我列出所有这些人名以及随后的人名。我形同于狗，佯装有一幅家谱。母亲和父亲并不从属于任何确定的社会圈子。不管多么漂浮不定，多么模糊不清，我也应该在这片流沙中，竭力找出一些踪迹和方位标，犹如力图复原字迹模糊的一张户籍卡片，或者一份行政调查表。

父亲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巴黎，佩特莱勒街心花园广场，正是九区和十区的交界。他的父亲原籍为萨洛尼卡（希腊），出身于一个从托斯卡纳迁徙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家庭。在伦敦，在亚历山大港，在米兰，在布达佩斯都有表兄弟。［……］祖父少年时期就离开萨洛尼卡，去了亚历山大港。然而几年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委内瑞拉。我认为他跟祖籍和家庭一刀两断了。他到玛格丽塔岛【委内瑞拉所属的近海孤岛】，热衷于珍珠交易，后来到加拉加斯，经营起一家百货店。一九〇三年，他离开委内瑞拉，到巴黎定居，在夏托丹街五号开了一家古董店，出售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他持一本西班牙护照，一直到谢世，总在西班牙驻巴黎领事馆登记，而他的前辈则以“托斯卡纳臣民”的身份，相继寻求法国、英国与奥地利驻外领事馆的保护。我保存了祖父的好几本护照，其中一本是由西班牙驻亚历山大领事馆签发的。还保存一份证书，是一八九四年在加拉加斯开具的，证明他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祖母生于加来海峡省【位于法国北部】。她的父亲一九一六年住在诺丁汉郊区。不过，她婚后便入了西班牙国籍。

父亲四岁时丧父。童年时住在巴黎十区上城区。他对我说，他在夏塔尔学校住校读书，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回家。他在宿舍里，听得见巴蒂尼奥勒大道土台上街头演出的音乐。他没有通过中学会考。青少年时期我行我素。一俟年满十六岁，他就跟朋友们出入博伊拉法耶特饭店、蒙马特尔大街酒吧、卡代吧、吕纳公园。他名叫阿里托，而别人叫他阿多。到了十八岁，他就干起汽油非法交易的勾当，偷越巴黎入城收税处。长到十九岁，他就请求圣法勒银行经理录用他经营“金融业务”，他讲得头头是道，终于得到经理的信任。不料事情搞砸了：父亲那时尚未成年，司法介入了。二十四岁时，他在蒙田路三十三号租了一间屋，从我保存的一些资料来看，他常去伦敦，参加组建一家布拉维斯科责任有限公司。他和弟弟拉尔夫一起，在罗凯宾街租了一处家庭公寓，供他们母亲居住：她一九三七年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后来，他又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车站旅馆租了一间客房，没有付钱就走人了。战前不久，他受委托经营一家女式长筒袜和香水商店，位于马莱伯大街七十一号。那个时期，他可能住在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街（八区）。

战争来临，他毫无积蓄，已经过一天算一天了，到一九四〇年，他就让人把写给他的信件寄往蓬蒂厄街二十四号，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旅馆处。同年，他从昂古莱姆【法国西南部小城】发出一封信，告诉他兄弟拉尔夫，他应征入伍，编在炮兵团，还提到他们将一盏分枝吊灯典入当铺。在另一封信里，他请人将《石油信使报》寄到昂古莱姆。他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从事石油“生意”，有一个叫昂里凯兹的合伙人，组成鲁瓦雅利公司，经营罗马尼亚石油。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军大溃败，他正在昂古莱姆军营，并没有随同大批俘虏被押走，因为德国军队才开到昂古莱姆时，法德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他逃往萨布尔-道洛讷，一直逗留到九月份。

他返回巴黎，没有被重新清查为犹太人。他同弟弟拉尔夫住在弟弟的女友家，那是一个持英国护照的毛里求斯姑娘。那套房子位于索塞街五号，毗邻盖世太保所在地。毛里求斯姑娘因持英国护照，被勒令每周到警察局报到。后来，她被当作“英国人”，在贝桑松和维泰尔【法国东部小城。贝桑松附近】关押了数月。父亲有个女友，名叫赫拉·H，她是德国犹太人，在柏林曾与比利·怀尔德【比·怀尔德（1906—2002），犹太裔美国导演。美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订过婚。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在马里尼昂街一家餐馆里，他们正巧碰上身份检查，就被全锅端了，那个月刚颁布了法令：晚上八点钟之后，禁止犹太人上街和到公共场所去。父亲和他的女友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被检查员装上囚车，开到格雷夫尔街，由一个名叫施韦伯林的警官当面“验明”身份。想必父亲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他和女友被警察分开，正要把他送进拘留所的时候，他趁定时开关的灯熄灭的瞬间逃脱了。次日，赫拉·H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了，无疑是父亲托一位朋友进行了干预。是谁呢？我在心里时常这样发问。［……］

那段时间，父亲交往的所有人当中，我能对上号的有亨利·拉格鲁瓦、萨莎·戈尔丁、弗雷迪·梅伊沃，一个澳大利亚人，长雪橇冠军和汽车赛车运动员。战争刚结束，父亲就和他在香榭丽舍大街共用一间“办公室”，但我未能发现其存在的缘由……还有吉萨·库普林，一位俄罗斯女子，作家库普林【库普林（1870—1938），俄国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伟大传统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小说《决斗》《生活之河》，十月革命后间流亡巴黎】之女，她在几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还参加演出了罗杰·维特拉【罗·维特拉（1899—1952），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戏剧先驱之一，剧作有《维克托或掌权的孩子》】的一出戏：《海洋小姐们》……

差不多这就是父亲活动的世界。半上流社会?上流盗贼社会？趁着这个社会还未消失在冰冷漆黑的遗忘之夜，我再提一位俄罗斯女士，卡丽娜，人称“开心”奥尔洛夫，那个时期是我父亲的女友。她非常年轻时就流亡美国，二十岁时，在佛罗里达州演出歌舞，遇见一个棕褐色头发的矮个儿男人，名叫路奇·路西亚诺，彬彬有礼而又多愁善感，遂成为此人情妇。她回到巴黎，做过时装模特儿，为获得法国国籍而结了婚。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初期，她同一个智利人彼德罗·埃扎吉尔——“公使馆的秘书”——一起生活；后来，她独自住进马戏场街夏多布里昂旅馆，父亲常去那里看她。我出生后数月，她送给我一只毛绒熊玩具，我当作吉祥物久久保存，它也是一位消逝的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她三十八岁时自杀身亡，葬在圣·日内维埃芙树林。

我编制这个谱系，像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逐渐头晕目眩，喘息也越来越短促。诡异的人群，诡异的时期，什么都不明不白。正是那个时期，在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中间，我父母相遇了。两只蝴蝶不知不觉，迷失在一座没有方位的城市中。Die Stadt Ohne Blick【德文，意为“没有方位的城市”】。但是无可奈何，我就是从这肥沃的土层——或者粪土堆里生出来的。我搜集到的他们生活的这些片断，大多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关于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她都没有掌握：那是个浑浊的世界，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父亲带着他的秘密走了。

他们相识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在十六区舍菲尔街二十八号——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家中。父亲使用的身份证，借用了他的朋友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从此，占领时期孔蒂河滨大道十五号住户的名单上，就一直保留着“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我童年时在“五层楼”对面，从门房的玻璃门上就看得见。我曾问过门房谁是这位“亨利·拉格鲁瓦”，门房回答我说：是你父亲。这种双重身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之后我又得知，他在那个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然而，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母亲将父亲引见给让·德·乃和她的朋友们。他们觉得他有一种“南美人的怪样子”，还关切地劝母亲多多“提防”。母亲把这话传给父亲，他便打趣地对母亲说，下次见面，他的样子还要“更怪”，“让他们见了更害怕”。

他并非南美人，但因没有合法身份，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母亲去找他，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姓名我不得而知。他尤其频繁出入奥升路五十三号一家购物店，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战前他就认识了，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发自SKF公司【指始创于1907年的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的旧库存，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五十三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常向母亲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介：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成为里奇尔（奥什路五十三号购物店的名字）的合伙人。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成为里奇尔的用户。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

在占领时期，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尔-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尔-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四号设有办事处。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他一文不名时，又力图出手了。［……］阿奈·巴代尔，律师改行，一九四四年任老鸽棚剧院【始建于1913年，是巴黎颇具影响力的剧院】经理。父亲同他和他女婿乔治·维卡尔一起搞黑市交易。巴代尔寄给我母亲一部萨特的剧本《禁闭》，原名《他人》，他打算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搬上老鸽棚舞台。《他人》的这份打印稿，在我十五岁那年，还躺在我六楼房间的壁橱里。巴代尔考虑我母亲在大陆电影公司工作，同德国人保持接触，因而能从中斡旋，好让他快些拿到这部剧的审查许可证。

［……］

要结束这份幽灵的名单时，还应提及那兄弟俩：伊万和亚历山大·S，我总寻思他们是不是孪生兄弟。亚历山大有个女友，名叫茵卡，是芬兰人，舞蹈演员。他们一定是黑市的大佬，因为他们在伊万·S的豪宅，保尔-杜梅路一号大厦的套房里，庆祝过他们在占领时期收获的“头一个十亿”。法国解放后，伊万·S跟安德烈·加比松一样逃往西班牙。那么，亚历山大·S呢，他的下落呢？我心里不免琢磨。然而，真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吗？一想起人们在“红色海报”【1944年，德国占领者和维希政权杀害了法国抵抗小组的二十三名成员。事后，纳粹印制了一万五千份的红色海报到处张贴，称他们为红色恐怖分子】上看到的那些人的面孔，我的心就砰砰直跳。

让·德·乃和那个布鲁塞尔古董商，一九四三年初就搬离了孔蒂河滨大道的那套房间，我父母双双住了进去。在我最终厌弃这一切，丧失气力和勇气之前，还有一些他们在那个遥远年代生活的片断，不过在现时看来，他们那段生活照旧一片模糊。

他们有时同拉格鲁瓦及其女友德妮丝躲到阿布利，住进布雷欧古堡。那是座遗弃的城堡，原主美国人无疑因为战争，将钥匙交给他们，离开了法国。母亲骑着摩托，拉格鲁瓦驾驶他那辆轿车，奔驰在乡野的路上。一九四三年七、八月份，她和我父亲住在拉瓦雷纳-圣·伊莱尔一家旅馆。小里茨、乔尔吉尼-斯奇夫、西莫娜、杰斯奈及其女友西比珥，都去那里同他们会合，在马尔纳河中沐浴。这座古堡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和他们的“女人”光顾，其中有个“迪迪”及其女伴“迪迪夫人”。早晨，男人们开车出发，去干暧昧的勾当，很晚才从巴黎返回。一天夜里，父母听见他们在楼上房间争吵。女人骂她的男伴是“瘟鸡”，她从窗口扔出去一沓沓现钞，同时指责他拿回来这么多脏钱。假警察吗？盖世太保的帮凶吗？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父母就是在她家中相识的，她于一九四三年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但是从她家窗户跳出去时摔伤了。［……］

记得父亲只有一次回顾了那个时期，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俩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住处。他指给我看马里尼昂街街尾，说正是在那里，一九四二年二月他被塞进囚车。他还对我讲述一九四三年冬季，他被“某个人”告发，第二次被捕，押进拘留所，由“某个人”保释出来。那天晚上我感到，他很想给我透露什么事，话到嘴边没讲出来，只是对我说囚车挨个警局转悠，然后才返回拘留所。逮捕过程中，上来一位少女，正坐到他对面。很久之后，我试图寻到旧迹，但是枉然，无法确认那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三年的夜晚。

一九四四年春季，父亲接到几个匿名电话，打到孔蒂河滨大道的住处。一个声音直呼他的真名实姓。一天下午他外出时，两名法国警察按响门铃，要见“莫迪亚诺先生”。母亲明白告诉他们，她只是个年轻比利时女子，在大陆制片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德国公司。她这套房的一个房间转租给一个名叫亨利·拉格鲁瓦的人，她向他们提供不了什么情况。警探对她说，他们还会来的。父亲为躲避他们，就离开孔蒂河滨大道。我猜想已不是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那个叫施韦伯林的警员，而是稽查处的人员了——就是抓获萨莎·戈尔丁的那帮人。或者是巴黎警察局佩尔米勒警长的手下。后来，我拿一些面孔想要比对这些人的姓名，然而，他们始终隐藏在黑暗中，透出烂皮革的气味。

父母决定尽快离开巴黎。母亲在B家中认识的那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有位女友，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座庄园里。三个人，便投奔她去了。母亲带着冬季运动装，以备他们逃往更远的地方。他们在图雷讷的那座住宅藏身，一直待到解放，这才骑着自行车，随着美国部队的大溜儿返回巴黎。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父亲在巴黎，还不愿立即回到孔蒂河滨大道的住处，害怕警察又来找他算账，不过这次是由于他在黑市的非法活动。父母下榻的旅馆，这家阿尔西翁·德·布勒特伊旅馆，位于布雷特伊路和迪凯斯纳路的拐角，一九四二年父亲已经去那里躲藏过。他打发母亲去探探孔蒂河滨大道，了解事态如何变化。她被警察局传唤去，接受一次漫长的审问。她是外国人，他们要求她说明，她受德国人保护，一九四二年来到巴黎的确切缘由。她向他们解释，她和一个犹太人订了婚，两年来在一起生活。审问她的那些警察，想必就是数月前要以真名实姓逮捕父亲的那些警员的同事，抑或是同一些人。估计他们按照那些假名寻找他，终归未能识别。

他们放了我母亲。晚上在旅馆客房，就在他们的窗下，女人同美国兵沿着布雷特伊路大道散步，其中一位女子试图让一个美国人明白，大家等了他们多少个月。她数着自己的手指：“One，two……”可是美国人不明白，便模仿她的样子数起自己的手指：“One，two，three，four……”就这样没完没了。过了几周，父亲离开阿尔西翁·德·布雷特伊旅馆，回到孔蒂河滨大道时才得知，他那辆藏在讷伊一处停车场的福特轿车，六月份就被民兵征用了。乔治·芒代尔【乔·芒代尔（1885—1944），法国政治家，历任邮电部长（1934—1936）、殖民地部长（1938—1940）。1944年，被法国维希政府的民兵暗杀】遇刺身亡，乘坐的正是这辆福特，车身留有筛眼似的弹孔，被保存起来，以备警察调查之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父亲骑自行车到布洛涅-比扬库尔区政府，申报我的出生。我想象他回来的路上，经过这年夏天欧特伊—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个寂静的码头。

继而，他决定去墨西哥讨生活。护照都办好了，临行时刻又改了主意。战后，他差一点儿就离开欧洲。三十年后，他前往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与世长辞。这三十年间，他频频出行，去加拿大、圭亚那、赤道非洲、哥伦比亚……他徒然寻求的，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我心中暗道，难说他不是为了逃避占领时期那几年。那个时期他在巴黎的内心感受，从未向我坦露过。身受追捕的恐惧和怪异的感觉，形同明确列入猎物的等级，而他本人却不知晓自己究竟是何等样人吗？不过，还是不要替别人去诉说衷肠，即使打破折磨人的沉默，我也总是心存碍难。

一九四六年，父母一直住在孔蒂河滨大道十五号的五楼和六楼上。从一九四七年起，父亲又租下四楼。这是父亲极为短暂的一段相对兴旺的时期，直到一九四七年。随后就进入长期的所谓表面光鲜实则贫困的状态。他的工作伙伴有乔尔吉尼-斯奇夫，一个人称泰西埃先生的哥斯达黎加公民，以及路易·德·拉罗舍特男爵。他也是一个叫Z的人的密友，那人与“葡萄酒案件”有牵连。我外公外婆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照顾我。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只懂佛来米语。一九四七年，我弟弟吕迪出生，是十月五日那天。解放之后，母亲就到老鸽棚学校，上戏剧艺术课。一九四六年，在拉米绍迪尔【位于巴黎二区的一家剧院。始建于1778年】上演《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一九四九年，在影片《七月约会》中，有她几个镜头。

一九四九那年夏天，在昂蒂布角【和下文中的巴斯克海滨同在法国西南部】和巴斯克海滨，她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一个是俄裔的花花公子，弗拉迪米尔·拉舍维斯基，一个是巴斯克人，写诗的德·A侯爵。这种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兄弟二人，单独在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城市】待了将近两年，住在卡萨·蒙塔尔沃街区的小套间，照看我们的女人就是门房。我记不大清楚她的相貌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们在比亚里茨圣马尔丹教堂受洗，父母却没有出席。根据洗礼证书，我的教父让·曼特，是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学，我第一次上学；比亚里茨圣马利亚学校，位于卡萨·蒙塔尔沃街区。

一天下午，放学出来，谁也没来接我。我要独自回家，但是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那位司机把我送到慈善医院，嬷嬷用乙醚棉团捂上我的脸，把我麻醉过去。后来我就特别怕闻乙醚味。极其害怕。于是乙醚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功能，唤起我一种疼痛，随即又解除。记忆和遗忘。

一九五一年，我们返回巴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蒙巴纳斯剧院后台，母亲在《菲莱蒙的情结》中扮演个小角色。她正在台上，我害怕了，哭起来。苏姗娜·弗隆【苏·费隆（1918—2005），法国著名戏剧和电影双栖演员。两次获得莫里哀戏剧奖最佳女演员奖，三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也在剧中有角色，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好让我平静下来。

孔蒂河滨大道的套房。在四楼的房间，晚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和格格笑声，那是母亲接待她那些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位于巴黎左岸，始建于六世纪，为巴黎古迹之一】广场的朋友。我难得见到她，也不记得她对我有亲热或者呵护的举动。我总觉得在她面前，要保持一点儿警惕。她突然发火让我手足无措，而我挺注重教理，就祈祷上帝宽恕她。父亲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他经常跟两三个人待在那里，坐在椅子上或者长沙发的扶手上。他们交谈，轮流打电话，电话机抛来抛去，就好像一个橄榄球。父亲时而招募几名少女，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教她们接电话，说“他人不在”。他口授信件，让她们写下来。

一九五二年初，母亲把我们托付给她的女友，苏姗娜·布克罗。她住在茹伊昂若萨区，库尔泽纳博士街三十八号。我去上学，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贞德学校，后来又上镇上的小学。一九五二年在村镇教堂做午夜弥撒，我和弟弟都是唱圣诗童子。启蒙读物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美国作家J. F. ·库柏（1789—1851）的一部小说。以1757年英、法两大帝国在美洲争夺殖民地为背景，表现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自由、殖民者与土著内部的斗争】，我根本不理解，但是坚持看完了。还有安徒生童话，由阿德丽艾娜·塞古尔配的插图，以及《捉猫故事集》【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1902—1967）的一部童话故事集】。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天早晨，我和弟弟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巴黎。后来我听说，苏姗娜·布克罗因参与盗窃而被捕。在茹伊昂若萨区和巴黎之间，这片郊区的神秘，可不止这一桩呢。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我们一直在巴黎，我和弟弟去洛迪桥街上市镇学校。我们也常去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听教理课，能经常见到帕叟神甫，他在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讲道，住在波拿巴街一小套房子里。我找见帕叟神甫当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星期一，七月十八日。我想象你一定在海滩上建筑城堡……海水一涨潮，就得赶紧溜之大吉！这就像在洛迪桥学校的校园里，课间休息结束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巴黎的天气非常热。幸好不时下一场阵雨，清凉一下天气。如果教理课上下去，你就要用白罐子，没完没了给你的所有同学倒一杯杯薄荷水。不要忘了八月十五日的节日：再过一个月，就是圣母升天日。到了那天，你去领圣体，以期愉悦你在天母亲的心。如果你心灵善于讨她喜欢，她对她的帕特里克一定会很满意。你很清楚，假期也不应该忘记，要感谢仁慈的上帝给了你们所有这些美好时光。再见，我的帕特里克。全心拥抱你。帕叟神甫。”教理课的课堂，设在修道院街四号，一栋老楼的顶层——如今都改为豪华套房——和朝向富斯当堡广场的一间大厅，那里变成了一家奢侈品商店——改头换面了。我认不出我童年时期的街区了，就是雅克·普雷维尔【雅·普雷维尔（1900—1977），法国诗人，他的诗善于用奇异的形象，融入民间诙谐调侃的语言，深得知识阶层和民众的喜爱】和帕叟神甫重寻故地，恐怕也难认出来了。

［……］

这个时期我所看的全部读物中，作者有儒勒·凡尔纳、亚历山大·仲马、约瑟夫·佩雷、科南道尔、塞尔玛·拉格洛夫、卡尔·迈、马克·吐温、詹姆斯·奥利维·柯伍德、斯蒂文森、德·塞古尔伯爵夫人、杰克·伦敦，以及作品《一千零一夜》，我尤其记得《所罗门国王的米那钱币》，以及年轻的向导揭示他王子真实身份的情节。有两本书因题目而引起我的玄想：《珍达的囚徒》和《神秘之货船》。

［……］

在巴黎，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待在老鸽棚剧院后台里端，母亲已经上场了。一个在剧中演主角，名叫素姬·普里姆的女人，凶狠地对我们说，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她同许多年迈的蹩脚女演员一样，不喜欢小孩子。我寄给她一封信：“亲爱的太太，我祝愿您过一个极坏的圣诞节。”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既冷酷又不安的眼神。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和父亲乘坐六十三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布洛涅树林。湖水、平底小舟，坐上去划到微型港湾和湖岛木屋……一天傍晚，我们在布洛涅树林等待回程的汽车。父亲带我们走进阿道尔夫-伊翁小街，到一处私邸门前站住，他对我们说：不知道现在谁住在这里了——就好像这地方他很熟。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查阅街道黄页。这引起我的好奇心。十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阿道尔夫街六号那座私邸，在占领时期正是“奥托”购物处——巴黎最重要的黑市窝点——如今那座宅邸已不复存在，一九六七年，我又转到那条街，验证当年我们和父亲那次停留的地点：正好与六号相对应。猛然间，一股腐烂的气味，同骑马场和树林枯叶的气味相混杂。我也记得那个时期的下午，我和弟弟同父亲有时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圣芒德。让蒂伊门……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住进茹伊昂若萨区的蒙塞尔学校，我该把这地方的所有学校都去一遍才好。头几天睡在学生宿舍，夜里难熬得很，常常想哭。不过很快，我就开始一种自我训练，以增添勇气：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种法宝。当时，权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马来充当目标。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失去了弟弟吕迪。一个星期天，父亲和叔叔拉尔夫到寄宿学样来接我。叔叔开的车，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单独留下我和父亲。父亲在车里告诉我，弟弟死了。上个星期天，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大道我们的房间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我必须在五点钟返校，向他解释说，一个喜剧团要在学校的礼堂里，为学生演一场戏。那个星期天他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认为除了弟弟吕迪，他的死亡，我这里讲述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我一页一页写下来，就像在做一个笔录，或者写一份简历，例行公事，无疑是要了结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这只是一卷记录事件和行为的胶卷。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我毫无兴趣。反之，事情越是晦隐不明而神秘莫测，我就越是兴趣大发。极而言之，我还力图从毫无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来。我回顾到我二十一岁为止的事件，都是我浮面的经历——这种方法即是展现远景，而演员则在摄制场上静止不动。我想表达的这种印象，许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过：一切在透明中鱼贯而过，而我还未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成为住校生，在蒙塞尔学校一直读到一九六〇年。四年时间，军人纪律。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来。齐步走。排列，立定。全体立正。夜晚巡察寝室。高年级的几个爱捉弄人的学生“头儿”负责维持“纪律”。［……］

蒙塞尔学校有些缺乏关爱的孩子，是些私生子，和家人失去联络的孩子。记得有个巴西少年，与我同宿舍好长时间，他有两年没有父亲的音信，仿佛是被他们遗忘在火车站寄存处的物品。还有些人走私牛仔裤，已经闯过警察设的路障。学生中有两兄弟，甚至二十年后还被告上重罪法庭。青春往往是金色年华，然而是一种可疑的金色，是不好的合金。这些勇敢的少年，大部分没有前途。

［……］

一天晚上，父亲在楼梯上对我讲了一句话，难得的一句心里话，当时我还不大明白：“永远也不要忽略细节……我呢，很可惜，总是忽略细节……”

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又出现他的一个帮手，一个叫雅克·夏蒂雍的人。二十年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已更名为雅姆·B. 夏蒂雍。他寄给我一封信，谈了我父亲的事：

“他在孤独中死去，你不要太难过。你父亲并不厌恶孤独。他有一种想象力——老实说，只是在面对生意时——他细心地充实着这丰富想象力，也充实着他的头脑。他从来就不孤单，因为他同自己的构建总是那么默契，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子怪怪的，特别让人迷惑不解。他对什么都好奇，即使对他不以为然的事情。他本来是很容易暴躁的人，却能给人以平静的印象。他身处逆境的时候，眼里就放射光芒。他那双眼睛会睁得老大，而平常，他那稍显厚重的眼皮就遮护着眼睛。他尤其是个凭兴趣做事的人。使他的对话者更加惊诧的是，他懒得说话，懒得阐明他的意图。他只是简单地提示几句，还用手势隔断，伴随着‘就这样’……话尾还从嗓子眼儿带出磨擦声。懒得说话，再加上懒得写信，而且在他看来情有可原：他的字迹难以辨认。”

雅姆·B. 夏蒂雍很希望我写一写他一个朋友的回忆录：那是个混混，科西嘉人，名叫让·萨尔托尔，不久前死了，他同洛里斯通街的帮伙来往密切，在占领时期，他的头儿是拉封。“真可惜，你未能写让·萨尔托尔的回忆录，你认为他是拉封的一个老朋友，那就错了。他那是在利用拉封，当作他走私黄金和外汇的避雷针，法国人追捕他比德国人还要紧。要明白这一点，他确实了解洛里斯通整个团伙的底细。”

一九六九年，我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之后，他打来电话，留给我一个姓名和街道门牌号，我去那儿能找到他。那是德·瓦尔加先生的家，后来，德·瓦尔加先生牵连到杀害让·德·布罗格利【布罗格利（1921—1976），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公共事务部部长和外交部长，1976年被暗杀】的案件中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父亲，以及那个夏蒂雍，我们到瓦莱里安山散步。夏蒂雍五短身材，棕褐色头发，衰残的眼皮下面，黑眼球十分有神。他把我们带进一辆旧本特利车，车座的皮革都破损了——这是他剩下的唯一财产了。过了不久，他不得不同这辆车分手，骑自行车到孔蒂河滨大道来了。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天，我以挑衅的口气问他：“宗教，有什么用呢？”他送给我一本教皇庇十一世的传记，附上这样的题词：“送给帕特里克，读了这本书，也许就会明白‘这有什么用……’”

每星期六晚上，父亲和我往往单独在一起。我们经常光顾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戈蒙大酒店。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走在罗什舒尔大街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为了躲避阳光，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昏暗小厅：三角洲厅。乔治五世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记录片：《纽伦堡审判》。我十三岁时才发现集中营的景象。正是那一天，对我而言，事情有所变化。而父亲，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未谈起过，即使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英国之行，到博恩穆思，魏尔伦居住过的角落：散布在叶丛间的红色木屋、海水浴场的白色别墅……我不打算返回法国。没有母亲的音信。我还认为如果我在英国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拖长些，也会省却父亲许多麻烦。我投宿的家庭不能留我居住了，我就去一家旅馆的前台，身上带着三千旧法郎，他们让我免费睡在底层的一间改变了用途的客厅。继而，我每天早晨上英语课的学校校长，也为我开方便之门，留我住进楼梯下面的一间仓储室。我逃往伦敦，晚间抵达滑铁卢火车站。我穿过滑铁卢桥，只身来到这座仿佛比巴黎还大的城市，不免胆战心惊。我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进了红色电话亭，以对方付费的方式给父亲打电话。我极力向他掩饰我内心的惊慌。他听我说独自到伦敦，并不显得很意外，还以无所谓的声调祝我好运。尽管我未成年，布卢姆斯伯里街一家小旅馆还是给了我一间客房，但是只准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碰运气，到大理石拱门的另一家旅馆，他们同样无视我十五岁，给了我一间小客房。［……］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天夜晚，和母亲及其一个男友在学院街一家阿拉伯餐馆：库图比亚。时间很晚了，餐馆空荡荡的。还是夏天，天气很热。朝街道的门大敞四开。我少年时期的奇异岁月。阿尔及尔是巴黎的扩展，而巴黎能接收到阿尔及尔的声波和回响，就好像西罗科干燥的热风吹到土伊勒里公园的树木，带来一点撒哈拉和海滩的沙子……在阿尔及尔和在巴黎的街道，跑着同样的小型低座摩托车，张贴着同样的电影广告，咖啡馆里的电唱机放着同样的歌曲，叫卖着同样的油炸土豆丸子。在阿尔及尔如同在香榭丽舍大街，都是同样的夏天。那天晚上，在库图比亚餐馆，我们那是在巴黎还是在阿尔及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用塑性炸药炸毁了库图比亚餐馆。一天晚上，在圣日耳曼草场——还是在阿尔及尔？——杰克·罗莫利衬衣商店刚刚被炸毁。

一九五九年秋天，母亲在喷泉剧院演一出戏。星期六傍晚放了学，我就到剧院经理办公室做作业。我还在周围溜达，发现了皮加勒街区，乡野气氛不如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广场，倒比香榭丽舍大街更混乱些。正是在喷泉街、布朗什广场、佛罗绍街，我头一回拂着巴黎的秘密，我虽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却开始梦想我的生活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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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梦 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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