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 | 黄昕：身体的呐喊——读“边界与纽带：身体书写专辑”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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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们突破传统性别观和身体观的桎梏，在写作时回归女性身体。在她们的笔下，女性身体不再是迎合男性凝视和欲望的性客体，而是化作挣脱性压抑、消解父权制话语压迫的声声呐喊。她们穿过荆棘丛生的小道，手中笔杆化为利剑，砍断封建礼教的藩篱，凭借毅力和才华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并在其中挥洒翰墨、大放异彩。
黄昕
在女性主义者眼中，声音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它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身份。苏珊·S·兰瑟将声音定义为现实或虚拟的个人及群体表达观点和见解的行为。因此，女性失去声音就意味着失去话语权和主体性。自母权制被推翻，父权制确立主宰地位以来，女性就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西方，女性“失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修斯与佩涅罗珀的儿子特拉马库斯只是一个少不经事的小男孩，却能呵斥他的母亲佩涅罗珀，命令她回到房间里去，不允许她在吟游诗人等众人面前开口说话。即便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男孩，也早已默认纺纱织布等家务活才是女人该做的事情，而言说和公开演讲则是男人的专利。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也不乏被男性作家扭曲或篡改的女性人物：潘金莲是《水浒传》和《金瓶梅》中深入人心的“淫妇”形象，男性作家利用性别优势和话语权威对潘金莲进行恣意改写，无一不是将其塑造为奸诈、不忠的形象，罔顾历史事实。
女性需要发出声音，而写作正是女性打破沉默、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并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强有力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世界文学》第3期“边界与纽带：身体书写专辑”中的作品将女性书写的边界扩展到孕妇分娩、堕胎、单身母亲的生育、母女关系等身体主题。女作家们的写作内容不再局限于婚姻爱情，而是运用别具特色的身体话语，深刻地描写女性间的羁绊和自我认同，揭示当下女性艰难竭蹶的生存境况，彰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的作品远离宏大叙事，多聚焦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或细节，并运用意识流、碎片化叙事、内心独白、去势描写等叙事策略关注女性个体经验，颠覆了男性话语主导下的西方写作传统。这种写作方式符合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阴性书写”，其要点在于书写女性最原始、最真实的身体和欲望，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逐渐摆脱提及身体时的羞耻感和恐惧感。
本期身体书写专辑中的作品针对女性碎片化的经历，描写了真实的女性身体和体验。女作家们将大部分男性角色逐出文本，他们要么是缺席的，要么就是被弱化为不忠的、无能的、没有担当的形象，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几位怀孕的女性角色不论境况有多么艰难，她们都捍卫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有人选择忍受极大的痛苦生下孩子，也有人在犹豫与悲痛中选择了堕胎。在《不眠之夜》中，宫颈机能不全的孕妇玛丽娜·伊戈列芙娜独自在一所破败不堪的小产院中等待分娩，我们仅能从只言片语中得知她的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什么忙都帮不上，除此之外，他的姓名、身份、职业等信息一概不知。虽然无人陪伴，但玛丽娜仍坚强地生下孩子，就如她向医生喊到的那样：“让我站起来！做点什么吧，去你妈的！”作家克谢尼娅·布克莎坦率地直陈孕妇宫缩、分娩的过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最终生产的描写：“子宫涨大了，没有收缩。韦尔尼克、维尔萨维娅和玛丽娜现在是分娩三人组：一个人摇晃肚子，按压它，试图刺激子宫；另一个人一边喊‘再来，再来，再来！’，一边往外抠孩子。”极为真实和简单的语句却令人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生产时的痛苦、不易。《女孩奥莉娅》中的主人公奥莉娅意外成为单身母亲，而令她怀孕的男人在作者笔下同样没有姓名，他厚颜无耻，已婚后还去纠缠奥莉娅，得知她生下孩子后便音讯全无。奥莉娅虽饱受怀孕折磨，但是不主动向任何人寻求帮助，也不奢望依靠那个男人，她坚持一人生下孩子，同时继续完成学业，期间还有热心的新手妈妈们向她施以援手。奥莉娅的经历与她的母亲极为相似：母亲也有一位无能、隐身的伴侣，可她依然独立、勇敢，靠自身力量挣钱供奥莉娅读书。即便母亲对女儿单身生子的行为震怒不已，她还是会在每天早晨为女儿准备好满满当当的食物。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对于女性“柔弱、娇气、善妒”的刻板形象，展现出女性身体天然的力量以及女性之间的友爱和团结。《五月节》中意外怀孕的女主人公在当时堕胎尚未合法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堕胎，而关于孩子父亲的信息我们依旧一无所知。作者露西·考德威尔选取女主人公吃下堕胎药前后这一小片段进行着重描写，随着女主人公的意识流动，将现实与回忆交织，再现了女性身体被法律和宗教压抑的心理体验。在小说《有客来访》中，作者阿迪奇讽刺性地虚构了一个性转的世界：母权制取代了父权制，女性成为权力的主导者，而男性被贬抑为他者。在这个世界中，男性身体是被凝视和操控的对象，他们失去了身体自主权，甚至连手淫行为也被明令禁止；他们极为注重外貌形象，也会因为着装而被性骚扰......作者将这些受到不公对待的主体置换为男性，揭示出现实世界中可能被忽视的性别歧视现象，消解了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威。
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中的性别二元论一向认为女性身体是男性凝视和规训的对象，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曾指出，女性并非天然就是女性，她是在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而形成的，是被社会建构和异化为他者的人。女性由此被身体所禁锢，全然丧失自身价值和主体性。因此，女作家们突破传统性别观和身体观的桎梏，在写作时回归女性身体。在她们的笔下，女性身体不再是迎合男性凝视和欲望的性客体，而是化作挣脱性压抑、消解父权制话语压迫的声声呐喊。她们穿过荆棘丛生的小道，手中笔杆化为利剑，砍断封建礼教的藩篱，凭借毅力和才华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并在其中挥洒翰墨、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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