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微，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英国文学。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早期英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斯威夫特研究（20CWW010）”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汉娜·莫尔是英国废奴运动的女性代表人物之一。但她对待废奴事业的态度却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诗歌《奴隶制》中讴歌“高贵的野蛮人”夸西这一黑人形象，旗帜鲜明地支持废奴；在后来的“廉价文库”中则反复塑造皈依基督教的黑人形象，且不再使用“废奴”一词；到了庆祝废除奴隶贸易胜利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既往研究多将莫尔的态度转变归因于其与日俱增的福音主义热情，本文认为，莫尔的转变源于对废奴派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主义在英国蔓延，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受限，莫尔因此深感焦虑，她反思了废奴派回避国民的贫困现实、组织管理不善等问题，将精力转向了国内慈善事业。

关键词 汉娜·莫尔 《奴隶制》 “廉价文库” 废奴书写

引言

1788年，汉娜·莫尔（1745—1833）应废奴委员会之邀，发表诗歌《奴隶制》。《奴隶制》广泛流传，得到了霍勒斯·沃波尔、威廉·考珀和各区主教的高度赞扬，成为威廉·威尔伯福斯向议会提出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造势檄文。尽管该诗为废奴运动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但威尔伯福斯的议案仍因欠缺成熟的政治、经济条件未获通过。废奴派在议会受挫后，莫尔调整了《奴隶制》的个别字句，将诗歌题目改为《奴隶贸易》，多次再版。

莫尔与《奴隶制》，图片来源：Bing

1795年，莫尔创办了主要供中下阶层阅读的小册子“廉价文库”，并负责编撰工作。在百余册读物中，只有五篇与黑人相关的歌谣与故事。它们篇幅较为短小，其中一篇由她本人创作，即《泪之谷》；其他四篇为他人投稿，经莫尔修改后发表，分别为《扬巴的悲伤：黑人妇女的哀叹》（以下简称《扬巴的悲伤》）、《巴巴伊：善良黑人妇女的真实故事》（以下简称《巴巴伊》）、《一个虔诚黑人的真实纪事》、《黑王子：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下简称《黑王子》）。相较于《奴隶制》，“廉价文库”中黑人题材的歌谣与故事均属于“皈依叙事”，在文体上通俗浅显，在思想上也从歌颂黑奴夸西这一“高贵的野蛮人”形象转变为劝导黑人信仰基督教，倾向于一种精神上的安抚。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在立法上取得最终胜利，但身为英国废奴运动女性代言人之一的莫尔并未参与任何庆祝活动，而是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由于莫尔正式参与英国废奴运动和她接纳福音主义思想的时间节点十分接近，其行动又始终受到同为福音派的约翰·牛顿、威尔伯福斯等人的指导，一直以来，研究者对莫尔废奴书写的考察便基本遵循宗教驱动的思路。如西尔南称：“莫尔的废奴立场与她的福音主义信仰密不可分。”安妮·梅勒也认为，莫尔在《奴隶制》修订再版时增添的文字，是“福音狂热和文化沙文主义爆发”后的结果。对于莫尔启动“廉价文库”这一出版计划，丹尼尔·罗伯茨的观点是：“汉娜·莫尔在18世纪90年代后放弃诗歌创作，转而专注于小册子和散文领域，这一转变被视为她早期文学生涯与后来福音派严肃信仰之间的分水岭。”

诚然，福音主义是莫尔的废奴立场及写作策略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宗教因素，但本文认为，莫尔的变化并非全然出自个人信仰，也是她在面对难以抗衡的外部压力时做出的一个与其身份相符且当时女性可能会普遍采纳的选择。有别于学界以体裁更替为线索解释莫尔的创作转向，本文将从《奴隶制》与《扬巴的悲伤》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出发，参照莫尔在“廉价文库”中塑造的其他黑奴角色，分析莫尔废奴书写转变的具体表现。同时，文章还将分析法国大革命后莫尔对雅各宾主义的审视与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调整，试图论证莫尔对废奴派内部问题的反思，探讨莫尔从呐喊者转变为沉默者的原因。

一、从“高贵的野蛮人”到“皈依叙事”

《奴隶制》发表于18世纪80年代末，彼时莫尔皈依福音主义信仰不久，但不少研究者已将《奴隶制》视为莫尔福音主义信仰的产物。艾伦·理查森直接将《奴隶制》纳入福音主义废奴作品的类别中，淡化了莫尔写作的前后差异与变化。《奴隶制》确实带有福音主义的修辞特征：无论是对贩奴者的驳斥——“那些踏足你海岸的，绝非基督徒”，还是诗末机械降神式的结局，都能支持凯伦·斯沃洛·普赖尔的观点——“［全诗］根基是莫尔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对于黑人的宗教归属，《奴隶制》的措辞自始至终都较为柔和，即便个别表述出于文化等级论带有否定色彩，也因对黑人品格的真诚赞扬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他们有可以思考的头脑，获得感受的心灵／有坚定行动的灵魂，纵便怀揣着错误的热情。”在莫尔笔下，黑人异教徒的灵魂具有终极豁免权：“当蒙昧成为最有力的辩词／多少博学的智者竟要羡慕你！”“你不必承受那可怕的清算，‘滥用光明’／‘玷污知识’‘滥用自由’皆非你的责任。”对于基督教徒尤为忌讳的傲慢之罪，莫尔以慷慨激昂的语调为大洋彼岸的黑人申辩：

莫尔在此处言明，拥奴派通过调控价值评判的标准，可以顺理成章地贬低非洲黑人的文化道德体系。她带领读者重新审视了黑人的精神面貌，揭露并讽刺了拥奴派的虚伪。这样的辩护出现在诗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黑奴夸西——出场之前。根据莫尔的脚注，夸西的事迹来源于船医詹姆斯·拉姆齐《论英国蔗糖殖民地非洲奴隶的待遇和皈依》一书。这名黑奴因遭监工误解受了抽打，为自己失去了“身上没有鞭痕”这一引以为傲的特质愤懑不平，随后又在未经调解的情况下撞见了自幼陪伴其长大的奴隶主，最终决绝地选择自尽以证清白。拉姆齐表示，他想借由夸西的悲壮事迹证明“高贵的心灵和品格并不为白人所垄断”。莫尔沿用并转写了这一轶闻：

拉姆齐《论英国蔗糖殖民地非洲奴隶的待遇和皈依》，图片来源：Bing

莫尔提到铸像、著史、供奉等诸多铭记夸西义举的做法，着意刻画“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形象。不仅如此，她还在后文中批评了白人奴隶主：“而你，白皮肤的野蛮人！是贪图黄金／还是沉迷征服，让你失控。”莫尔对夸西这位毅然赴死的异教英雄给予了热烈的颂扬，其判断标准并未过多受到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影响。莫尔的传记作家斯托特在评述《奴隶制》时少见地将夸西和罗马将领雷古勒斯联系在一起，后者是莫尔早期悲剧作品《不屈的俘虏》中的主人公。这种勾连同样说明了《奴隶制》对此前作品的思想承继。与此同时，《奴隶制》还引入了17世纪末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小说中塑造的另一位“高贵的野蛮人”奥鲁诺克。结合莫尔的另一位立传者琼斯的看法，莫尔对福音主义的接近是“缓慢试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创作《奴隶制》时，莫尔的宗教信仰并未发展至“福音狂热”的程度。

在“廉价文库”五个以黑人为主题或主角的文本中，《扬巴的悲伤》在文体上最接近诗歌，文学表现力较强且篇幅最长，获得了较多学术关注。它与《奴隶制》是莫尔在废奴话题上仅有的两部诗作。或因如此，不少学者常将二者视为姐妹篇相提并论。两首诗都塑造了女黑奴的形象，《奴隶制》以寥寥几笔呈现了一对黑人母子的遭遇：

《扬巴的悲伤》则扩展成全篇以黑人妇女为第一人称的自述。弗格森注意到：“莫尔在《扬巴的悲伤》中赋予了非洲女主人公姓名和声音……通过将性别议题纳入主流视野，帮助缩小了女性奴隶与英国女作家及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然而，经过理查森的考证，《扬巴的悲伤》的底本来自苏格兰作家伊格尔斯菲尔德·史密斯的投稿，莫尔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原作讲述了一位名叫扬巴的黑人妇女在非洲黄金海岸被绑架并沦为奴隶的故事。主人公扬巴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三角贸易航行途中非人的待遇与种植园里的残酷折磨，最终选择投海自尽。在对女黑奴悲剧的铺陈上，史密斯的原稿和《奴隶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极有可能是莫尔选用该作的原因之一，但扬巴这一形象并非她的原创。莫尔的贡献及态度主要体现在篇幅有限却足以改变全诗叙事重心的修订部分之中：

在这里，史密斯笔下的扬巴在自尽时被莫尔插入的英国传教士打断，接受了突如其来的精神洗礼并得以“重生”。扬巴对家庭团聚的渴望，最终只能寄托于一种指向彼岸世界的宗教热望：“喔，倘若有哪位受人尊敬的好心传教士／偶然游历／到那遥远的非洲之地／还能在那片大陆上见到我心爱之人／请让他加入基督徒的行列里／引导他的灵魂升入天上的国度／从此恶魔再也无法分开／那被上帝联结并祝福的人们。”

值得重视的是扬巴与《奴隶制》中夸西的对应关系。如前所述，夸西与扬巴这两个人物都是莫尔从他人作品中提取出来并加以改造的形象，且保留了她的介入痕迹。夸西与扬巴均面临是否自杀的选择，但二者最后的走向却大不相同。在基督教的律法中，自杀是严格的禁忌。夸西为捍卫荣誉和尊严殒身，莫尔不仅在诗中保留了这种自杀行为，甚至颇费笔墨地赞扬了他高贵的品格。相反，她无法接受史密斯笔下的扬巴沉海身亡，特意安排传教士出场、劝说与传道，对人物命运及故事线的调整尤为明显。此外，和夸西流露出来的英雄气概大不相同，扬巴整体表现出一种朴实、无知的特质。这一点在两首诗的用词细节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奴隶制》中，无论是正文的描写还是脚注的补充，夸西对于主人的称呼都是标准的“master”，而扬巴“massa”的叫法显然带有西印度方言的色彩。

《扬巴的悲伤》后续部分集中描绘扬巴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从控诉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罪恶彻底转向自身对救赎及恩典的拜服：“如今我感恩遭受掳掠／因此得识救主圣名/悲痛化作欢欣喜悦／几乎忘却责问那罪行。”在理查森看来，经莫尔增补的《扬巴的悲伤》与她本人的诗歌《奴隶制》颇为契合；但通过对两首诗更为细致的比照，可以看出《奴隶制》中“高贵的野蛮人”变成了《扬巴的悲伤》里依靠信仰得救的“黑色羔羊”。不仅如此，“廉价文库”中同主题的文本也如出一辙地变成了“皈依叙事”。经莫尔改编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有断裂和矛盾的迹象。《巴巴伊》中，女黑奴巴巴伊将身患雅司病的英国弃儿抚养成人；多年后，养子在她的葬礼上赞扬这位非洲妇女的宗教信仰比许多白人更为“诚挚、严肃且知识丰富”，却有意模糊巴巴伊是在皈依之前救助他这个时间节点。《一个虔诚黑人的真实纪事》中，英国绅士在种植园中偶遇阅读、研习《圣经》的奴隶，听闻对方表示乐于在贵格会主人手下为奴；可事实是，贵格会自18世纪80年代起便严禁教徒蓄奴。《黑王子》中，到访伦敦的非洲王子奈姆班纳出席了下议院的废奴辩论，拥奴派的发言令他悲愤不已，随即表示绝不谅解英国贩奴者的罪行：

然而，宏阔的排比和熊熊怒气再次突兀地终止于“爱仇敌”“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两句短小的基督教箴言，王子的归顺是莫尔强加的安排。而她独立创作的《泪之谷》虽然没有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但直接将黑人遭受的痛苦视为“原罪”：

此外，《奴隶制》中多次出现诸如“自由”“灭亡”“解放”“禁止”等表达废奴立场的字眼，它们在“廉价文库”中也销声匿迹。正因如此，马库斯·伍德不无讽刺地批评道：“［在莫尔等人看来］唯一值得认可的自由奴隶是皈依基督教的自由奴隶。”克丽·安德鲁斯也对莫尔后期的废奴书写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解放奴隶是否是一个独立而合理的目标，抑或只不过是壮大信徒队伍的手段？”用弗格森的话来说，“莫尔重新调整了反奴隶制的话语，以适应当时紧迫的时局及福音派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时局如何？为何莫尔的宗教热情会在此时被激发？

二、雅各宾恐怖与性别壁垒：汉娜·莫尔的双重焦虑

宗教热情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被激发的。莫尔之所以转向福音主义，是因为她试图在18世纪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寻求一条维系秩序的出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风暴席卷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引发了连锁反应。英国公众起初对法国大革命怀抱憧憬，认为这一事件紧随光荣革命的百年纪念日而来，是启蒙理性引领下的伟大变革。汉娜·莫尔不无振奋地感慨：

然而，随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平民暴乱不断，隔海相邻的英国大众对雅各宾主义的恐惧情绪迅速上升。莫尔向蓝袜社友人伊丽莎白·蒙塔古表达了忧虑：“至于法国发生的各大政治事件，无论结果如何，它们的手段都难以让人感到欣慰。”很快，她认识到：“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即将接替专制和天主教的，是无政府状态和无神论这两个怪物，后两者将带来成倍的杀戮。如果说我们尚且不能对专制和天主教这二种暴政的终结感到惋惜，那么，有些人竟然还能为无政府状态和无神论这两种祸害的肆虐而喝彩，这又是何等可怖？”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动荡中，莫尔很可能看到了美国独立革命与1780年英国戈登暴乱的影子，这让她极为不安。她对美国独立革命持批判态度，并与自己一直敬重的埃德蒙·伯克产生了分歧——后者曾公开为北美十三州独立辩护，在《美洲三书》中激烈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美政策。随后，受乔治·戈登勋爵言论的激发，伦敦出现了大规模的暴力与骚乱事件，这对莫尔同样产生了冲击。法国大革命的走向让她焦虑，她在1790年再版的《奴隶制》（《奴隶贸易》）中添加的诗行再次厘定了自由的边界：“不是那种癫狂的自由。”她还强调了对秩序的追求和向往（“直至完美的和平得以永恒维系”），并以18世纪法国臭名昭著的强盗象征混沌的状况（“卡图什在森林里无法无天”）。

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持续外溢，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爆发了声势浩荡的奴隶起义。一时间，英国民众既对数十万计的叛乱分子感到震惊，又为糖价一路飙升影响了日常生活而苦恼，废奴运动与极端雅各宾主义的捆绑进一步加深。日渐脱离辉格党的伯克扬言：“如果英格兰那些出类拔萃的贵族和绅士，在逃脱瘟疫肆虐的气候和刀光剑影后，却成为战俘，被当成叛乱的臣民移交给黑奴组成的法庭，判成谋逆者、卖国贼甚至最卑劣的罪犯……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这一时期的英国几乎有意搁置一切与改革相关的事宜，避免任何可能助长革命的因素，连废奴委员会都停止分发宣传材料。根据布莱肯·凯里对同时期报纸的整理可知，“1792年之后，人们对奴隶制问题的兴趣急剧下降，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开始盖过了有关奴隶制的讨论”。莫尔的传记作者琼斯也指出：“两场革命——一场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另一场在西印度群岛——对反对废奴者大有助益。”莫尔及其主张废奴的同伴此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同年，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在英国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保守派人心惶惶。莫尔的好友贝尔比·波特乌斯主教不安地读完《人权论》后，意识到这本短小精悍的册子对于平民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请求莫尔提笔反击这类煽动性的文字。在波特乌斯的支持下，莫尔以“用小册子对抗小册子”的姿态迎战，将希望寄托于宗教，通过强调笔下人物谦卑、顺从、灵魂自我拯救的一面，引导群众远离颠覆现状的激进主义。正因如此，“廉价文库”中说服黑人皈依的文本兼顾了两重诉求：一则，莫尔选择将宗教学习和道德教化作为安抚黑人、避免流血的方案，对骚乱的始作俑者——无论是黑人奴隶还是底层民众——进行精神面貌的改造，通过维系等级制保障社会治安；二则，“廉价文库”在法国大革命年代为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提供一套缓解忧惧焦虑的维稳方案，通过一个个教化成功的案例让他们看到底层民众与黑人奴隶的可塑性和可控性。若无莫尔的改写和宣传，偏向激进主义的《扬巴的悲伤》原诗恐怕也很难成为广受各个阶层欢迎、频繁重印的废奴作品。莫尔早期废奴诗作强调宗教宽容与个人尊严，也曾对法国大革命有过期待，这种姿态与启蒙精神相契合；然而，在与激进主义抗衡的过程中，莫尔强调宗教虔诚，引导人们顺应天意、接受现实和自身既定的社会地位，以减少动乱发生的可能。

潘恩与《人权论》，图片来源：Bing

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种种后果中，性别规范收紧也给身为女性的莫尔带来了约束与压力。正如卡洛琳·富兰克林所言：“［法国哲学家］强调法国弥漫着的女性化风气已经发展得过于极端，这种风气是法国大革命暴行的根源。他们指责沙龙女主人们参与政治活动，还怂恿了激进的哲学家。他们明确呼吁女性退出公共领域，主张将男性的公民职责与女性的家务生活分开。”这种观点在英国亦大行其道。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点评走上街头的巴黎女鱼贩时写道：“地狱中所有难以言喻的可憎之物，都以最卑劣的女人的形式出现。”在与沃波尔的通信中，谨慎的莫尔其实也对女性的“越界”表露了类似的焦虑与反对：“倘若路易十四得知，自己那座‘伟大君主’的王座竟被一群女鱼贩推翻，我对他所有的怨恨便要释怀了。”这一冷嘲热讽的评论揭示出莫尔对于女性权利的保守立场，她深谙各种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所属性别的无助地位”，却不能也不愿越出妇女的领地范围行事。一直以来，莫尔参与废奴运动不仅要应对社会公众的指摘，还需心平气和地接纳男性同道的不信任。以莫尔最亲近的盟友威尔伯福斯的态度为例，后者宣称：“让女士们聚会、发表文章、挨家挨户地煽动请愿——在我看来，这些程序都不符合《圣经》中所描述的女性特征。”与此同时，威尔伯福斯还批评了另一位废奴派成员扎卡里·麦考利在《废奴月报》上宣传妇女活动的做法：“然而，我们都认为，最好不要谈论反奴隶制协会的女士们反对使用奴隶种植的蔗糖一事。”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莫尔不仅曾经多次携带废奴领导人托马斯·克拉克森绘制的《非洲船下层甲板平面图》与拉姆齐所著小册子在宴会上游说废奴，还是最早参加抵制蔗糖运动的妇女之一。大概也是受威尔伯福斯这种态度的影响，从现存的莫尔与威尔伯福斯的书信来看，几乎不见有关废奴议题的讨论，大多都围绕宗教、办学事务展开。

托马斯·克拉克森《非洲船下层甲板平面图》，图片来源：Bing

莫尔的另一位挚友沃波尔出于私人情感能够理解莫尔参与废奴的出发点与道德诉求，但他对同时期支持废奴但同情革命的女文学家巴鲍德明显缺乏耐心，并以古希伯来女士师底波拉的形象嘲讽其政治野心：

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女性本身就面对着严峻且不利的舆论环境，如果再大肆鼓呼废奴运动，就只会遭致更深的怀疑。回看莫尔的废奴书写，为了维护人格尊严与荣誉，《奴隶制》中的夸西最终选择自尽而未伤害主人，这固然让当时的读者稍感安心，却也隐约预示了莫尔在“廉价文库”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态度。若继续借助这类人物形象和女性感伤主义风格为废奴运动发声，莫尔势必将冒更大风险。因此，她在“廉价文库”中转而以非政治化的皈依叙事继续道德教化的使命，这既有利于扼制雅各宾主义在英国的扩散，也是对女性角色边界的自我调适。在《对现代女性教育体制的严正批评》一书中莫尔坦言：“［女性］才能的大厦，唯有建立在基督教谦卑这一宽广而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安全地矗立起来。”

三、“西庇阿的沉默”：汉娜·莫尔内省的另一种可能

“廉价文库”出版后，莫尔再无废奴作品面世。尽管她在1823年仍以会员身份加入麦考利创办的反奴隶制协会，但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公共领域里，莫尔对奴隶贸易及奴隶制问题却沉默以对，表现出几近抽离的态度。即使有人声称“‘廉价文库’应由公共刽子手烧毁”，莫尔也只是以平静的语气承受现实：“我常常遭到攻击，这是我的命运。我的做法是从不为自己辩解。”对于废奴运动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英国于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莫尔未发布任何与之相关的文字。普赖尔认为莫尔的沉默是年事已高所致：“汉娜的身体太过虚弱，无法直接参与辩论或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但由上述分析可知，无论从创作还是社会活动来看，莫尔的转变都与法国大革命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814年，听闻惠灵顿公爵夫人赴法演讲，莫尔仍对此颇有微词：“我不喜欢让我们的女士们这样担任‘公共演说者’的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莫尔将个人精力转投至更符合社会期待的济贫事业。慈善实践几乎占据了莫尔所有的心力，为穷人办学过程中繁杂的事务更让她分身乏术。也就是说，莫尔创作上的沉寂可能是工作重心有变，遇到争议时的缄默则可以用友人亚伯拉罕爵士的评价来解释——这是如同罗马将领西庇阿被污蔑叛国时一言不发的道德自持。但莫尔的“西庇阿沉默”并非全然消极，这可能还指向了她内在省视中除了信仰之外更为复杂的一面，即对废奴派自身问题的反思。

在1833年英国宣布全面废除奴隶制之前，废奴派的政治优势相当有限。拥奴派对手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废奴运动在动机、可行性与后果等方面存在诸多隐患。学界较少留意废奴派人士的自我反思，对莫尔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撇开宗教行善的一面，我们其实能从她对贫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中察觉她在转向“本土优先”的立场。拥奴派向来责怪废奴者舍近谋远、垄断苦难，却无视国内劳工及底层人的不幸状况。与莫尔熟识的鲍斯威尔在《禁止废奴》一诗中将国内乞丐、烟囱清洁工等“可怜虫”的求生境况与国外奴隶生老病死、吃穿用度皆有保障的生活并置比照：

鲍斯威尔力证国内现存的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救助需求远比大洋彼岸的黑人们更加紧迫，顺带在诗中揶揄莫尔等“蓝袜子”的软弱无力。而正是在鲍斯威尔写作此诗的1791年，莫尔就办学困难致信威尔伯福斯，信中深深感慨：“若非我亲眼所见，很难相信非洲以外的地方还存在着如此多的无知。”莫尔对英国底层人民的关怀以实际行动回应了鲍斯威尔的诘难。此后数年间，英国多次遭受经济萧条的冲击，莫尔在信件中屡次向朋友们表达对国内疾苦的深切感知：“我在两个相邻的教区里办了一所大型学校，那里的居民全都是贫苦的矿工，没有一个人能出得起一个子儿。如今生意太差，他们连一袋矿石都卖不出去，濒临饿死。与此同时，我们的那些副牧师竟然住在巴黎。这真的让我心痛不已。”她在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在与女性友人的这次交流中，莫尔试图将欧洲紊乱的物价视为推进废奴的必然代价和积极因素，可字里行间仍难掩对国内经济停滞的强烈忧虑。济贫工作为莫尔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并反思废奴运动的契机，各类慈善活动不失为她对废奴派“顾此失彼”嫌疑的一种补救。

值得注意的是，在莫尔态度发生微妙转变的18世纪90年代，废奴派还出现了运作上的问题。莫尔曾在《黑王子》中强调塞拉利昂公司及其成员对黑人王子奈姆班纳的无私指导和帮助，将废奴派为贫穷的“黑人效忠派”建立定居点视为高尚的事业。该公司由莫尔长期通联的好友亨利·桑顿创建，她的“廉价文库”也被指定为当地黑人的必读书目。但讽刺的是，塞拉利昂公司成立后出现了各种商业失误，为此，莫尔的一位同乡、曾与丈夫共赴西非建设这个企业的安娜·玛利亚·福尔肯布里奇现身说法，吐露了这片“希望之乡”上不为人知的内情：为禁止安娜与外界接触，丈夫对她施行了残酷的禁闭；与当地黑人结婚的白人女性，都是被拐骗来的伦敦底层妓女；公司向丈夫借款却拒不偿还等等。安娜以自身遭遇为据谴责桑顿等“废奴主义改良家的虚伪和无知”，随后冷漠倒戈，倒向拥奴派。虽然在莫尔的书信和日记中未见她对此事件的表态，但考虑到二者相同的生活年代、地点和重叠的社交网络，以及对黑人王子的一致关注，我们有理由推测莫尔很可能知晓此事。福尔肯布里奇夫人对塞拉利昂的批评主要有二：一方面，自由黑人殖民地内的剥削并未真正消除——个别学者也猜想莫尔可能是因为听到了这种声音才放弃解放黑奴的现实方案，选择诉诸“廉价文库”中的宗教手段达成精神救赎；另一方面，废奴派的伪善与管理不利带来了新的剥削。身为废奴精英们的女性部下，这是莫尔无力触及的难题，因为对废奴动机的猜疑甚至可能反过来对福音主义信仰的根基产生威胁。1807年，英国立法废除奴隶贸易，但并没有废除奴隶制，后续走向尚不明朗。六年后，莫尔和斯帕罗夫人少见地谈及废奴运动的前景：“我收到斯蒂芬先生的一封信，说他们对奴隶问题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但他并不乐观，我也一样。”在废奴派内部问题逐渐显现、废奴运动磕磕绊绊、尚未动摇奴隶制度根本的形势下，莫尔的沉默是一种审慎的观望，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反思。

结语

安·简·巴克兰在为莫尔立传时提示读者：“回望18世纪末期的莫尔，我们见证了她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身处知识界的核心地带，体现着时代的倾向。从今以后，我们在她的性格、人生目标和事业中发现的变化，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体对生命真谛及更高目标的觉醒，也不能仅仅视为个人成长的结果。毫无疑问，汉娜·莫尔的人生历程遵循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轨迹。”诚如此言，莫尔的废奴书写的变化过程凸显了黑人奴隶对基督教从不信到信的前后差异，但这并非只是她宗教热情由浅至深的简单映照。莫尔早期将黑人塑造成精神未受污染、天生良善的自然人形象，反衬出欧洲文明的道德堕落，既呼应了卢梭对原始状态的理想化追求，也响应了沙夫茨伯里鼓励作家描绘“纯粹野蛮人”品行的倡议。在她后来的皈依叙事中，黑人成为接受基督教文明秩序的社会人。而这种变化正好发生在英国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维多利亚时代的福音主义的阶段。莫尔写作策略的调整体现了她对这一时代潮流的敏锐把握。“廉价文库”面向的读者是中下阶层、黑奴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莫尔希望通过“廉价文库”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通过道德教化对民众的行为举止和道德品格产生影响，从而构建一个仁爱、有序、节制的社会。这是莫尔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然，而她的沉默或可被视为在废奴派问题尚未解决前避免贸然发声的克制。因此，与其说“廉价文库”是福音主义的传声筒，不如说福音主义提倡谨慎地改善社会的理念契合了莫尔的精神追求与性别处境。法国大革命期间，她虽然回避对抗和冲突，批判的锋芒有所减弱，但她始终怀抱着唤起公众良知的希冀。莫尔从文学创作转向慈善活动，是她将社会责任感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