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生活实验”与政治思想
内容提要 梭罗于1845至1847年间在瓦尔登湖畔实践了一种几乎完全独立的隐居生活，他称之为一次“生活实验”。这场生活实验的实质是探索个体从政治体独立出来的可能性。梭罗之所以会对这样一种完全不可行的“独立”感兴趣，是因为美国的奴隶制和对外侵略战争迫使他思考在一种高度控制性的民主体制下个人如何坚守良知的问题。这一思考催生了梭罗最重要的两部作品《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后者直接讨论政治问题，前者则看似只表述了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人生哲学，但这种人生哲学却仍然与美国现实政治紧密关联。
作为一段隐居生活的记录，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or，Life in the Woods，1854，以下简称《瓦尔登湖》)乍看起来是一本非常“出世”的书，不过，这样一本从头至尾谈论自然、谈论与自然相适应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书却偏偏与作者最激烈的政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49)创作于同一时期，这不免会引发读者去重新审视《瓦尔登湖》的创作意图。这究竟是一本隐逸之书还是介入之书？梭罗在书中批评的究竟是一般意义上与自然相对立的文明还是美国社会这一文明的特殊型态？梭罗之所以会在1845至1847年这个时间段去进行一场特立独行的生活实验，是否也与当时的美国政治以及梭罗自己的政治态度有关？本文将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勾勒出梭罗的政治面貌，以期纠正当前梭罗评介中“文化研究遮蔽政治思想”的偏颇。
有一点在我们着手讨论之前就可以完全确定：隐居在瓦尔登湖畔林中的梭罗对美国政治绝不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众所周知，刺激梭罗写作《论公民的不服从》的是他隐居期间与康科德市政当局为缴纳人头税发生的一场冲突，而梭罗之所以会拒缴人头税，就是因为他要在当时两个最重大的政治议题，即美墨战争和奴隶制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美墨战争前后的两国版图对比（蓝色为美国，绿色为墨西哥），图片源自Yandex
美墨战争和奴隶制问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作为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妥协，美国独立之初制定的宪法并没有禁止蓄奴，而是把它的存废权交给了各州政府，这导致建国后的八十多年里奴隶制在南方得以延续和巩固。与此同时，宪法也没有禁止新加入联邦的州实施奴隶制，这又导致由南方势力主导的领土扩张实际上等同于为奴隶制开疆拓土。1846年5月，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经过两年的角力，美国将大片墨西哥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从而为其称霸西半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美利坚“天定命运”的信仰者来说，这不啻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但在批评者眼中，这却是一场双重意义上的不义之战。一方面，它是对墨西哥的有预谋的侵略。美国不仅单方面吞并了德克萨斯，将当时仍居住着许多墨西哥人的边境地区划归己有，还强迫墨西哥以低价割让其他西部土地，这等于把处于弱势的墨西哥政府逼上死角，让它不得不以强硬方式捍卫主权，从而掉进美国布下的战争陷阱。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些有争议地区定居的美国人大多是使用奴隶的种植园主，而被侵略的墨西哥早已废除了奴隶制，美国的胜利实可谓粉碎了正义的废奴事业的果实。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普遍认为美墨战争乃由南部奴隶主一手策划操纵，其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棉花产地和更多拥有奴隶的州，以便在参议院中与北部没有奴隶的州取得更好的平衡”。而今，这一目标已趋近于达成，年轻的联邦虽然从各方面看都蒸蒸日上，但对于梭罗这样的良知之士来说，它的道德前景却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晦暗不明。
1845年7月4日，梭罗搬入瓦尔登湖畔的小屋，在那里度过了为期两年零两个月的隐居生活。这一天恰逢美国的独立日，梭罗选择在这个日子开始过一种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显然也是在向世人宣告自己的某种意义上的独立。那么相对于69年前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独立，梭罗又是在脱离谁而独立呢？他为什么要独立？这种独立究竟有何意义？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并未直接探讨这些问题，但却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对它们给出了清楚的回答。
梭罗与《瓦尔登湖》，图片源自Yandex
《论公民的不服从》最初发表时题作《论对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面对一个推行不义政策的政府，有良知的公民必须予以坚决抵抗，而最彻底的抵抗方式莫过于让自己从这个政治体独立出来。和拒向英王缴税的革命时期先辈一样，梭罗也把否认政府的征税权看作独立的一个关键标志：
有些人在向州政府请愿，要求解散联邦、无视总统的政令。他们为何不自己动手去解散它？也就是说，解除他们自己和州的关系，拒绝向州金库缴纳他们的税金？他们之于州，难道不正如州之于联邦？那些阻碍个人脱离州的原因，不也在阻碍着州脱离联邦？……我毫不犹豫地说，那些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应该立即有效地从马萨诸塞州政府撤回他们的个人和财产支持，而不是等到他们拥有多数票后才让正义得到伸张。他们有上帝支持就已经足够，而不必等待那决定性的一票。
事实上，这也是梭罗本人亲自践行的抵抗方式。1846年7月下旬的一天，也就是梭罗的隐居生活刚进入第二年的时候，他从林中回到康科德镇上办事，恰巧路遇税务官山姆·斯泰普斯，后者要求梭罗补足过去五年未缴的人头税(从1842年算起)，梭罗因不愿为奴隶制和对墨西哥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而拒绝缴纳(虽然税金只有区区每年1.5美元)，斯泰普斯当即提议由他代缴，梭罗出于原则再次拒绝，奉公守法的斯泰普斯只得把这个怪人关进监狱。当晚这笔数额不大的税款便由梭罗的一位亲戚补齐了——尽管他本人想抗争到底，因而坚决反对这种妥协——梭罗还是在牢房里度过了一夜。这次经历引发了作家对政府与个人之间关系以及面对国家的恶政个人应如何自处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其直接产物便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从时间上看，该文写于隐居生活的后期，但鉴于梭罗已停止缴税五年，且选择在独立日当天入住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我们有理由认为，《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所探讨的抵抗方式早已在梭罗头脑中酝酿多时。梭罗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瓦尔登湖》与《论公民的不服从》，都源于他在生活中采取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象征性行动，一次是在林中实践一种完全回归自然的生活，一次是以拒绝缴税抵抗政府恶行，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其实是同一个行动，二者指向的都是个人对于政治体的完全独立。
不过，梭罗提出的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却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有良知的人必须以有意犯法、公然抗命乃至于完全脱离政治体这样的极端手段来抵抗政府之恶，那么梭罗岂不是等于在说，其他更为平和的选择都是无效的？美国号称是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托克维尔早在十年前(1834—1835年)就写书向法国人热情宣介“美国的民主”，那么公民为何不能通过投票、请愿、发表言论、游行集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权利——去影响和改变政府的决策呢？梭罗当然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但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条路是达不到目的的。在《论公民的不服从》的开头，他这样写道：
政府本应是人民用来行使自己意志的工具，但情况往往是，在人民能够通过它采取行动之前，它早就被其他人扭曲和滥用了。看看眼前这场墨西哥战争吧，它明显就是少数人利用政府这个工具胡作非为的结果，因为人民，按其本来的意愿，从一开始就不会赞成这种行为。(“Resistance”：1)
托克维尔与《论美国的民主》，图片源自Yandex
梭罗的这一看法是颇具穿透力的。从表面看，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确实是受到美国人广泛支持的一项政策。19世纪40年代中期，《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撰稿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提出了一套所谓“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理论，认为美国在新大陆的扩张和统治是一种符合上帝意志的安排。这套理论契合了美国人的宗教狂热、种族本能和对经济机会的向往，立刻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而墨西哥战争正好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操演机会，仿佛天命正以最明白无误的方式向美国人彰显。据记载，在美国政府对墨宣战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整个国家都被一种拥护战争的歇斯底里所席卷：
在费城，有20000人参加了拥护战争的集会。在辛辛那提，12000人用鸣放礼炮、游行和演讲的方式庆祝扎卡里·泰勒的胜利。在田纳西，当局本来只招募 3000名士兵，却有30000人报名，一名申请人抱怨说：“比花钱买一个名额还困难。”这种情况在西部更为普遍，在应招的69540名服役人员中，有40000多人来自西部的各个州。(《美》：533)
这似乎是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的一次大爆发，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却清楚地看到，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对外扩张其实已是当时美国统治阶级内部达成的一种共识。从1837年开始，美国遭受经济萧条的严重打击，情况直至1845年才有好转，为了重新发展，“不论北部资产阶级还是南部奴隶主都积极寻求新的市场”(《独》：236)。其次，随着东北部资本主义和南部植棉业的高速发展，美国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废奴问题、劳资问题、土地分配、人口膨胀（特别是移民涌入）等问题等都在40年代变得尖锐起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统治阶级亟需一面能把各派政治力量团结起来的旗帜，“将美国人的视线引向外部……［以便］暂时缓解各阶级、各派别在国内问题上的争吵”(《独》：236)。对墨西哥发动战争在各方面都满足了美国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通过手中掌握的社会控制手段将这一需要传导至全社会，让普通民众把对外扩张也视为自己的切身需求，这便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全民支持战争的狂热场面。从这个角度看，“天定命运”说在40年代产生，其实也是少数人操控多数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美墨战争前后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让梭罗清醒地认识到，良知是永远无法在当前这种“民主”体制中占据优势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总是会被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操纵着做后者想让他们做的一切事情。这倒并非由于美国人天然缺乏正义感，而是因为他们朴素的正义感往往会被其他一些因素对冲抵消。有时候这些因素就其本身而言甚至是值得褒奖的，比如士兵对纪律的遵守和对义务的忠诚：
你看到一队军人，从上校、上尉到下士、普通士兵，以令人钦佩的阵列越过山丘和山谷走向战争，这战争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是的，违背了他们的常识和良知，这使得他们的行进格外峻急，令人为之心动。他们毫不怀疑，眼前要做的是一件该死的事；就性情来说，他们都向往和平。那么，他们现在是什么呢？他们还称得上是人吗？或者说，他们只是一个个移动的堡垒和武库，供肆无忌惮的当权者随意驱使？(“Resistance”：3)
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Patriotic Go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1962)一书中为许多美国内战前后的风云人物刻画了肖像，其中第九章写的是四位南方著名将领，他们的一个有趣的共同点是都对奴隶制持不同程度的保留态度：理查德·泰勒“不赞成奴隶制”，“希望它早日结束”；约翰·莫斯比“从不赞成黑奴制”；罗伯特·李“希望废除奴隶制”；托马斯·杰克逊虽然认可奴隶制的存在，但也“并非因为奴隶制本身是件好事，而是因为它是上帝允许的”。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对北方军造成了最大的威胁，这恰好可以给梭罗的上述评论提供一个注脚。
除了忠诚、尽责，还有一种看似利他的说辞也常被用来诱导人们去做一些明显有违朴素正义感的事。美墨战争初期北方报纸上曾有一种论调，说战争是有利于墨西哥人民的，因为“上帝会赐给他们民主和自由”，“在这个放纵了一代人时间的地方法治将会到来”。(《美》：533)这套话术出现在北方报纸上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大多数北方人对美墨战争有可能扩大蓄奴州的势力抱有疑虑，但北方人又自视为自由民主的发源地，为抵消反战观点在他们中间的分量，宣传机器便刻意强调战争在传播民主方面的积极作用。从那以后，每当美国政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时，这套话术便会被媒体拿来不断轰炸受众，了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当代时事观察者对此肯定不会感到陌生。
《美国通史》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980》，图片源自Yandex
当然，正义感也常常会被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所削弱。梭罗批评一些人口口声声反对奴隶制和战争，却“把自由问题推到自由贸易问题之后，晚饭后静静地阅读当前的价格走势表和来自墨西哥的最新战报，然后倒头睡着”(“Resistance”：5)。作为生意人，他们难免会盘算战争对生意的影响。如果战争破坏经济，那么战争就更加该死。但如果长远看战争能促进贸易呢？这样一来他们是否还会反对战争？正如当时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虽然从墨西哥抢来的地盘也许大部分要归种植园主所有，但如果战后能在西海岸的旧金山(当时仍属于墨西哥)建立一个美国的商贸中心——“建起另一个波士顿或纽约”，那么对亚洲的贸易将会得到极大的加强。(《美》：531)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东北部的资本家才甘愿把他们与南方种植园主的矛盾搁置一旁，在掠夺墨西哥这件事上达成共识、携手合作。
此外，对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的恐惧也会有效约束人们自发的道德感。如果个人都执意按照自己的道德“观点”行事，那么整个社会必然陷入分化、对立和冲突，而一旦社会不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其职能，退回到准无政府状态的个人便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敌人以及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个人必须学会把自己的观点放在对政府的服从义务之下。18世纪后期英国思想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讨论，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特地引述了他的原话：
佩利被很多人视为道德问题上的权威，在其讨论“公民对政府的服从义务”的文章中，他把所有这类义务都归结为一种权宜之计；他说：“当社会的整体利益需要人们服从时，也就是说，当抵制或改变现有政府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公共不便时，那么按照上帝的意志，人们就应该服从现有的政府，除非上述条件不再成立。”“一旦这一原则得到承认，那么每个特定抵抗行为的正义性就可以通过比较两方面因素的分量来计算：一方面是危险和弊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是纠正它们的可能性以及所要付出的代价。”对此，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Resistance”：4-5)
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每个人需要做出的判断是，如果我认为战争和奴隶制是错的并采取行动反对它们，而那些认为它们是对的人也采取行动支持它们的话，全社会、整个联邦会面临怎样一个局面？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往哪里去？南北矛盾加剧，国家是否会出现分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想象和面对的前景。但反过来，如果继续支持战争，其他一切维持现状，那么前景至少会明确得多：过剩的人口将安置在新土地上，社会矛盾将因之得到缓解，国际贸易会更加繁荣，而自由民主也有望推广到整个美洲。哪个更具吸引力？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简言之，以上列举的种种因素各会对一部分人群发生影响，而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效果便是，尽管很多人知道蓄奴和侵略是不对的，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会和少数当权者站在一起，构成一个稳固的多数，确保反对者难以得势。另一方面，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也满足于仅仅充当一个安分守己的反对派，如梭罗下面这段话所描写的：
有成千上万的人反对奴隶制和战争，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结束奴隶制和战争；他们自诩为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两手插在口袋里坐下，说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因而也就什么都不做……他们犹豫，他们后悔，有时他们也请愿；但他们没有认真有效地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充满善意地等待别人来疗救时弊，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后悔了。对正义的一方，他们最多只会给一张廉价的选票，无力地点点头，然后说一声“愿上帝保佑”。(“Resistance”：5)
他们虽然看似在表达反对意见，但通过把决定权拱手让给由操控获得的多数，实质上却是在给邪恶的政策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据爱默生说，梭罗从来不参加投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虽然投了反对票，却并不拒绝向国家缴税——财产税、消费税等不一而足——而他们的税款却在被用来支撑他们口头上反对的战争：
我曾听到周围一些人说：“我倒希望当局会命令我去帮助镇压奴隶起义或进军墨西哥，到时候我就要让他们尝尝闭门羹的味道”；然而正是这些人……却间接地通过他们的税金让当局轻而易举地就能找人来代替他们做这些事。他们赞美那些拒绝在不义战争中服役的士兵，但另一方面又不拒绝支持政府，让它还是能够把这场不义的战争继续打下去。(“Resistance”：7)
梭罗不甘心轻轻松松做这样的反对者，他要与奴隶制和侵略“完全划清界限”(wash his hands of it)(“Resistance”：7)，或者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不再用个人的“平庸之恶”参与铸就国家的大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达到这个并不算太高的道德标准，唯一的办法竟然是不承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自己对国家的服从义务，也就是说，宣告自己对于国家的独立。梭罗特意选择在1845年的独立日开始其林中生活实验，便是该行动背后的象征意义。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其基础必然是经济，梭罗的林中生活实验亦不例外。《瓦尔登湖》的第一章即题为“经济”，梭罗在这一章里详述了两年间他为维持一种最简单的生活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同时还以此为参照，对美国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做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考察。隐居生活赋予梭罗一副旁观者才有的敏锐眼光，使他得以在普通的经济现象中发现许多因习以为常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
1845年春，梭罗开始为计划中的隐居生活做准备。他用借来的工具，就地取材，在瓦尔登湖畔给自己盖了一座小屋，共花掉28美元1角2分5厘。房子建好，他又在屋边开辟出一块两亩半的农场，种了些最常见的作物，供自己平日里食用。他在这个农场上总计投入14元7角2分5厘（包括农具和种子费），通过自己的劳动，在第一年里共获得8元7角1分5厘的净收入，主要用于换取自己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如大米、蔬菜和少量肉类等。为维持这种生活，他每年只需在农场上劳作六周左右，其余的时间都可以随意安排，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观察自然、读书、思考、写作；也就是说，专注于生活本身。
相比之下，文明世界里的居民想安个家就要困难许多了。梭罗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上述数据，然后又去调查别人的生活成本，结果发现两者可谓天差地别：“［康科德镇的］普通房屋大概价钱为800元一幢，要积蓄这么一笔钱，需要花上一个劳动者10年到15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庭的拖累。”这里所说的一年是指整年的劳作，而非像梭罗那样仅仅抽出其中的六周；再者，大多数人都是有家庭拖累的，因此时间还要大大加长，而这就意味着，梭罗的同代美国人若想拥有一座自己的家宅，将不得不从青年工作到老。鉴于北美大陆当时相对稀少的人口和丰沛的自然资源，这样一个结果多少还是会令今天的读者感到吃惊。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一个人如果自己辛苦几十年，挣下一座家宅，传给子女，使下一代免于空耗生命，这至少还算得上是一种安慰，然而梭罗却发现，现实情况是，这个人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很可能还是要重蹈故辙，继续为名义上属于自己的那份产业还债：
我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也和别的阶级一样富裕，我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辛苦劳作长达20年、30年或40年之久，只为了成为其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他们带着抵押权继承下来的，或者是用借来的钱买下的……那种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大累赘……我向估税员询问情况时，惊异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一下说出十来个在这城里清清爽爽完全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来。若想要了解这些家宅的历史，你可以到银行询问房产被抵押的情况。那种确实用劳动还清了农场债务的人，为数微乎其微，每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看康科德镇里未必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据说商人中的大多数人，几乎100人之中有97人都肯定要失败，对农民来说也如此。(《瓦》：22)
也就是说，业主继承来的其实是一身的牵累，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个农庄，那么他的一生就相当于推着自己的谷仓、牛棚、耕地、牧场和林地“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进”(《瓦》：2)。至于那些没有家业可以继承的人，被裹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受欲望、攀比心或从众心的驱使，“也会觉得不拼命干活，便无以安抚和养育几立方尺的血肉之躯”(《瓦》：3)。就这样，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为生活奔忙的行列。经济活动就像是社会这片海域里的一个巨大漩涡，把大小过往船只全都吸进自己的内部。
当然，也并非没有人从这场游戏中获益。100个商人，即使有97个失败了，毕竟还有3个最终成了赢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大赢家。它虽然吸干了所有人的精力和生命，但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一笔补偿。印第安人确乎不用花什么钱就能住上自建的棚屋，但他们却无法享受几个世纪的文明带来的改良成果，如壁炉、水泵、百叶窗、大地窖以及更保暖的墙壁等；事实上，和“野蛮人”的居所相比，“贫穷的文明人”只需付点租金就能住上的房子简直称得上宫殿(《瓦》：21)。当代文明的另一项发明是铁路运输，虽然梭罗也时常怀疑人们是否能从这一发明中真正受益——正如他怀疑其他一切进步和改良一样——但从下面这段充满诗情的描写看，这项成就确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我碰见火车头带着一列车厢像行星那样运行——更确切地说，像一颗彗星，因为观看的人不知道火车以这样的速度朝着那个方向驰去，是否还能回到这边来……它的水蒸汽像一面旗帜，编织出一个个金花环、银花环在后面飘扬，像是我见过的一团团轻似绒羽的云朵，高悬天际，扩散开来，让阳光映照——像是这个正在旅行的半神半人，驱云赶霞，不久便要把夕阳映染的天空制成他的列车的衣裳；当我听见铁马鼻息如雷，让山谷发出回声，它的脚步使土地为之抖颤，鼻孔里呼火喷烟（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什么样的飞马或火龙放进新的神话里），仿佛大地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种族，配得上居住在它上面。(《瓦》：82-83)
不过，梭罗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欣赏现代文明展现出的力与美，另一方面也对为取得这一成就而付出的代价有清醒的认识。下面这段文字与上段一样富于诗情，但表达的却是对文明的牺牲品的怜悯，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文明本身的质疑：
可是，如果我们待在家里，只管自己的事，那么又有谁需要铁路呢？不是我们在铁路上驱车，反而是铁路躺在我们身上。你可曾想过，铺在铁路下面的那些枕木是什么？每一根枕木就是人，爱尔兰人或北方佬。铁轨就放在他们身上，而上面又盖上了沙子，车辆就平稳地在他们身上奔驰而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就是熟睡的“枕木”。每隔数年，便有一批新的枕木安放下来，车辆又在上面奔驰；因此，要是有些人喜欢乘车在铁轨上奔驰，就会有另一些人很倒霉地被压过去。(《瓦》：66)
这里所谓“很倒霉地被压过去”的人并不是指火车事故中的遇难者，甚至也不是指因建造铁路而伤亡的人，而是指那些为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依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普通劳工。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爱尔兰的劳工，梭罗让读者有空去看一看“铁路附近到处可见的简陋小屋”(《瓦》：24)，它们便是这些爱尔兰移民的卑微住所。梭罗用于建造瓦尔登湖畔居所的材料有一部分就来自他花4元2角5分从一个爱尔兰铁路工人家庭购得的小木屋。梭罗尝试过一种最简朴的生活，一种向“野蛮的”印第安人看齐的生活，然而，他的居所还比这个爱尔兰家庭的不动产的总价贵六倍。从这些爱尔兰人的悲惨境遇中梭罗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即文明在让一部分人受益时，必然会让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更糟，就像商业在造就3个成功者的同时会生产出97个失败者一样：
大概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外部境况被置于野蛮人之上越高，另一些人也就与此成比例地被贬得越低。一个阶级的奢侈是由另一个阶级的贫困来维持平衡的。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就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千千万万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人，吃的是大蒜头，死的时候很可能被胡乱埋葬。做完了皇宫飞檐的石工，夜晚可能回到一间比棚屋还不如的小屋子里过夜。(《瓦》：24)
借用前面的比喻，金字塔的基座底下也躺着无数沉睡的生命，他们是古埃及法老的奴隶，在此意义上，为美国修建铁路的爱尔兰工人则可谓当代的奴隶。美国的文明发展水平无疑要比古埃及高出许多，但在使用奴隶劳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并无根本差别。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在这方面做得同样糟糕：英国的“各类技工”支撑起了这个号称“世界大作坊”的国家的经济，但这些人自己却反而因此陷入贫困之中(《瓦》：24)。另一个显示该国统治者“卑劣性”的证据是他们治下的爱尔兰人的遭遇。爱尔兰“在地图上标明是白种人地区或开明地区”，但据梭罗称，爱尔兰民族的身体状况甚至不如“北美洲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上的岛民以及其他尚未因接触文明人而衰退的野蛮人”(《瓦》：24)。19世纪上半叶，大批在本地没有生路的爱尔兰人前往美国，继续在另一个国家里干最苦的活、住最差的房子。当然，和南方蓄奴州里的黑奴相比，他们的境遇还算差强人意。人类最野蛮的制度在一个号称文明新国家的一半地区里仍然合法地存在着。马克思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梭罗时代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棉花，而棉花的生产者便是南方黑奴。棉花种植业为美国从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提供了关键的资本积累，作为联邦的一部分，北方州应该说也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就这样，通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经济体系的观察，梭罗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其实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奴隶制经济：
有时令我惊奇的是，我们竟会如此轻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去专注于这种虽然罪恶却多少是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形式。我们有着这么多又精明又阴险的奴隶主，把南方和北方一齐囊括起来奴役。和一个南方的监工打交道已不容易；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就更加困难；但最坏的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瓦》：4)
就监督自己劳动而言，那些为还房贷而工作的人无疑是自己最苛酷的监工。他们把每天辛苦挣来的钱交给银行，是为了支付什么呢？答案当然是房价。但是梭罗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房价理应便宜下来，他通过自己动手盖房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置业者仍被索以高价，这说明什么？让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房价过高意味着劳动过于便宜，抬高房价，实际上等于压低劳动的价格。那么，又是谁在悄悄使劳动贬值、使普通劳动者不知不觉间更趋近于奴隶呢？这看来并非任何个人所能为，我们一般说，它是由市场或整个经济体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但这个市场、这个体制又让谁获益了呢？对此梭罗却早有明确的回答，那还是100个人中除去97个失败者外剩下的3个成功者。这三个人具体是谁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这个体系在产生极少数成功者——那些企业、种植园和铁路的拥有者——的同时，让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在债务的重压下辛苦一生，不仅如此，它还让爱尔兰劳工干最重的活却过得连野蛮人都不如，最后，它更是让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的黑奴在没有人身自由的状况下无偿劳动。这很像是一个金字塔，我们习惯于只把这座金字塔的最下层称作奴隶制，但事实上，整个金字塔的结构原则和营造方式从上到下并无本质区别。前文提到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多次批评他的大多数同胞没有对奴隶制表现出势不两立的反对态度，那时他并没有谈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但在《瓦尔登湖》的“经济”章中他却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普通美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奴隶制，耳濡目染，日久天长，他们对剥削奴隶劳动的不义性的道德敏感也自然而然地衰退了。梭罗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写作《瓦尔登湖》时也不过三十岁出头，不可能受到后者思想的影响，但他的“经济”章却体现出一种与马克思颇为相似的思考方式，即试图从人们日常的、习焉不察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关系中寻找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起源。在此意义上，它或可题为“美国奴隶制的经济根源”。
约翰·加斯的油画《美利坚向前进》，图片源自Yandex
梭罗为什么要远离美国的经济体系？——因为他意识到只要参与其中他就会成为“被压榨—压榨”中的一环，尽管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份子他在这个金字塔中的位置不会很低。在此我们看到一种与他远离美国政治体系十分相近的逻辑；只要参与并服从这个政治体系，他就不可避免会给邪恶的政策增添一份合法性、以平庸之恶参与铸就国家之大恶。
梭罗是个与自然有着特殊亲和性的人，对这一点，他的朋友爱默生和霍桑都有生动的记述。由于这一禀赋，他独自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实可谓如鱼得水，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孤寂的生活却是难以忍受、难于效法的。梭罗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并没有把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楷模推荐给他的读者，而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为一个先知和唤醒者，正如他在《瓦尔登湖》第一章的卷首语中所言：“我无意谱写消沉之章，倒要像报晓的雄鸡，站上栖木引吭高唱，只愿能唤醒各位街坊。”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他又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少数道德上的先觉者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重要的不是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善，而是社会中必须保有一点绝对的善，它就像酵母，会让整个面团发酵。”(“Resistance”：5)有趣的是，对这种关系，梭罗在《瓦尔登湖》第八章“村子”的末尾还给出了第三种形象的表述，而这一次，梭罗用的是一句从中国儒家经典《论语·颜渊》第19章中借来的格言：“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转引自《瓦》：125)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四书》达十次之多，他究竟从这些儒家经典中发现了什么与他心灵相契的东西？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梭罗为何认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绝对的善”(absolute goodness)——这种善也使得君子拥有“如风之德”，或使他成为像雄鸡一样的唤醒者——对整个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少数当权者何以能够操控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让他们不顾自己朴素的道德情感，心甘情愿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从而秉着平庸之恶参与并铸成国家的大恶。梭罗的看法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把诸如“不能侵略别的国家”“不能把人当作奴隶来买卖和使用”之类的道德律令当作绝对的善来服从。既然不是绝对的道德命令，那么它们至多只成其为一些道德观点或良好意愿，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很难不被其他观点、意愿及利益考虑所抵消。因此，一个人若想免于沦为被当权者操控的作恶工具，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培养自省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辨别对错并力求减少犯错，这是通往至善的唯一途径。梭罗从《论语·宪问》中引用的下段话讲的就是这个朴素的道理：“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转引自《瓦》：68)蘧伯玉作为(春秋时期)卫国的重臣，每天要做的事想必很多，但面对孔子的提问，使者只强调“欲寡其过”一点，对其他一概不谈，可见他明白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孔子因此而夸奖这是个出色的使者，实际上也是据此称赞蘧伯玉是个有德的贤人。
孔子与蘧伯玉画像，图片源自Yandex
儒家重视自省功夫，而人之所以每天都需要反省自己，是因为他每天的日常活动都在不停地消蚀他天性中的羞恶之心，使他不知不觉间在道德上变得麻木不仁。这很像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过程。梭罗也认为美国人每天从事的经济活动让他们对剥削和奴隶制变得麻木。由于两者在这方面见解相近，梭罗因而对《孟子·告子上》中的以下段落感到特殊的共鸣：
在早晨宁静而有益的气息里返回善良，使一个人在爱美德、憎罪恶方面，接近一点人的原始本性，就像是已经被砍下的林木又长出了新芽。同样地，一个人在一天之中做的坏事又使开始冒出的美德的萌芽无法生长，而且将它们毁了。美德的萌芽多次被阻止生长后，夜间有益的气息也不足以保全它们了。一旦夜间的气息无法再保全它们，那么人性便和兽性相差无几了。人们看这人的本性如兽性一般，就认为他从未有过理性的天赋。这些都是人的真实自然的感情吗？(《瓦》：221)
梭罗在这段话的英译中增添了一些原文所没有的要素：
天与地的微妙力量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深刻啊！我们试图感知它们，却看不见它们；我们寻求听到它们，却没有听到它们；与事物的本质相一致，它们不能与事物分开。它们使整个宇宙中的人们净化和圣化自己的心灵，穿上节日服装，向祖先献祭和履行义务。这是一个微妙智慧的海洋。它们无处不在，在我们之上，在我们左边，在我们右边；它们在四周环绕着我们。
新增添的要素使原文的涵义与梭罗所处的自然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独自身处瓦尔登湖畔，头上是天，脚下是地，宇宙环绕着自己，周遭充盈着“微妙的力量”和“微妙的智慧”，它们时时“净化和圣化”着人的心灵，让他仿佛听到一种超验的更高的法则发出的默示，而这种默示在社会生活中是很容易被日常事务的喧嚣所淹没的。显然，在儒家思想中，梭罗找到了超验主义的一种遥远的先声。
不过，在自然中倾听绝对的善发出的声音，目的还是要为社会保有绝对的善的种子。保有绝对的善的人在社会中属于绝对的少数，由于他们是当权者彻底控制大众的障碍，因而不可避免会受到种种排斥甚至敌视，这就使得保有绝对的善需要绝大的勇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呢？梭罗用《论语·子罕》中的一句名言来描写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转引自《瓦》：230)即便被整个社会敌视，这样的人也不会放弃绝对的善。梭罗在初写《瓦尔登湖》时，这样的人还只是他的一种道德理想，但十几年之后，他在废奴烈士约翰·布朗(John Brown)身上看到了这种道德理想的活生生的写照。
梭罗拒缴人头税，结果被关进监狱，所幸有亲戚替他补缴，加上所涉金额微不足道，他只在牢里呆了短短一晚。由于有这样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他的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别出心裁的立场宣示(如果不说是出闹剧的话)，既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也没有给自己招来严重的损伤，当然也不可能改变什么。不过，他的这次行动却包含着一颗非常有生命力的思想种子，这粒种子对甘地和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都产生过影响，后来又在马丁·路德·金那里发展成一套完整的非暴力抵抗思想。由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成功运用，它更是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种抗议活动虽然不可避免要在一定程度上触犯法律，它本身却在美国社会中获得了一种合法地位。
甘地与马丁·路德·金，图片源自Yandex
关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方法和目的，马丁·路德·金在《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一封信》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非暴力直接行动寻求通过制造一种危机状态、一种创造性的紧张关系来迫使社会直面它长期以来不愿正视、不愿协商解决的问题。它试图将这个问题戏剧化，使其不再被人忽视。我刚才提到，制造紧张局势是非暴力抵抗者的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听起来可能很令人震惊。但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害怕“紧张”这个词。我真诚地反对暴力性的紧张，但一种建设性的非暴力的紧张却是成长所必需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有必要让非暴力的牛虻在社会中制造这种紧张，以便帮助人们脱离偏见和种族主义，达到理解和兄弟般的互爱。因此，直接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充满危机的局面，从而让协商的大门彻底打开，不再被关上。
要造成一种“危机状态”，哪怕是建设性的危机状态，抗争者和国家暴力机器之间也必须先发生尖锐的对峙。这种对峙之所以会出现，就直接导火线而言，固然是因为抗争者有意触犯法律——比如，金写这封公开信时正被羁押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监狱，其罪名为“未经许可游行示威”——但和游行示威所针对的社会不公也就是种族隔离相比，金的罪名不仅微不足道，而且由于这条法律被用于维护社会不公，它本身就早已成为一条恶法。抗争者触犯一条恶法，使得国家暴力机器不得不下场镇压，而在整个过程中，抗争者却始终坚守非暴力原则，即使面对殴打和囚禁，也绝不以暴易暴，这就让恶法和种族隔离的维护者的非正义性愈加突出地暴露在公众眼前。如果公众还保有起码的良知，这样的事件将会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那些被长期忽视和回避的社会问题，并为寻求解决之道做出努力。综合以上要素，所谓非暴力抵抗实可谓一种以触犯恶法并耐心坚忍地承受其全部后果来唤醒社会良知的抗争方式。
把金的抗争方式与梭罗的抗争方式并置，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共性：两人都有志革除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大恶；两人都故意触犯法律并甘愿接受相应的惩罚；为引起关注，两人的抗争行动都颇具戏剧性；通过自己的行动，两人都希望能唤醒公众的良知，引发人们对现状的质疑。不同的似乎只是，梭罗的行动是纯粹个人的，他从来没有像金那样考虑过号召其他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壮大声势。由此而言，金所实践的非暴力抗争确乎可以说是对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提出的想法的一个富于创造性但又顺理成章的发展。
不过有趣的是，自《论公民的不服从》发表后，梭罗自己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但这个发展的结果却并非金式的非暴力抗争；相反，从他为约翰·布朗所做的激情洋溢的辩护看，梭罗后来所赞美的抵抗恰恰称得上是一种暴力性的抵抗。
约翰·布朗，图片源自Yandex
19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南北方围绕奴隶制展开的斗争日趋激烈。此时博弈的一个焦点是，西部大片新开拓区域，特别是内布拉斯加与堪萨斯，未来究竟将以蓄奴州还是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按照1854年的《堪萨斯 - 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这一点将由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民众以投票方式自行决定。为确保己方占上风，蓄奴州和自由州都积极组织移民迁入该区域，在当地，两派新移民也处处针锋相对，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史称“洗劫劳伦斯”(The Sack of Lawrence)。1856年5月，约八百名支持奴隶制的暴民涌进劳伦斯城，抓走几位废奴派领导人，焚烧和洗劫了大批房屋，还捣毁两家从事废奴宣传的印刷所并杀死一人。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著名的废奴派参议员在国会大厦被一名蓄奴派议员殴打致重伤。废奴派旋即对这两起事件做出回应，仅三天后，数月来一直在堪萨斯东部活动的废奴派游击队领袖约翰·布朗率领一支小队夜袭了波特沃托米一处蓄奴派定居点，不分老幼，砍杀五人。蓄奴派武装也立即展开报复，他们四处搜寻布朗的行踪，在位于奥萨沃托米的布朗指挥部打死了他的十余名手下。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迅速升级，几乎成为后来南北方内战的一个预演。据统计，战事共造成二百多人丧生。以堪萨斯当时地广人稀的状况，这可说是一个不低的伤亡率。
堪萨斯的战斗让布朗声名大噪，但他并不满足于仅在蛮荒之地间接地打击奴隶制。自1858年始，他更是放眼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传统蓄奴州，谋划在敌人的心脏开展游击战，为黑奴提供避难所并协助他们逃往北方。1859年10月16日，他率一支22人的突击队(其中5名是黑人)占领了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渡口联邦军火库以及一个武器和军需品生产厂，扣押了当地60名重要人物作为人质。他的计划是以此为据点，发动周围乡间的黑奴起义，形成一支奴隶解放军，再一路向南推进，最终解放全国的黑奴。然而布朗的突击队毕竟力单势薄，当地武装以及随后赶来的正规军很快对他们形成包围，经过多轮猛攻，困在军火库里的22人中有10人战死、5人逃离，包括布朗在内的其余7人被俘。布朗被控以谋杀、煽动奴隶暴乱和叛国罪，弗吉尼亚州的法庭很快判定罪名成立，布朗于12月初被处以绞刑。
游击英雄伊桑·艾伦，图片源自Yandex
这位废奴烈士的事迹能深深触动梭罗是毫不令人意外的。前文谈及，《论公民的不服从》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当国家作恶时，它的有良知的公民应当如何行动。梭罗对此给出的回答是，他应当与这个政治体切断联系：“一个人和这样的政府牵连在一起只会给自己带来耻辱，我一刻也不能承认这个实际上是奴隶的政府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我的政府。”(“Resistance”：4)梭罗自己就尝试退出这样的政治体，但他的行动至多只具有象征性，在旁观者看来，它更像是一个文人故作姿态的乖张之举。但布朗则不是如此，他的独立是真枪实弹的，他以公然武装挑战法律来宣告自己从一个蓄奴的政治体中独立了出来。梭罗把布朗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游击英雄伊桑·艾伦(Ethan Allen)作比较，认为后者远不如他伟大，艾伦“只是能勇敢地面对他的国家的敌人，而布朗则是在自己的国家作恶时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国家”。支持布朗以一己之身对抗整个国家的精神力量来自于他的“信仰和宗教原则”(“Plea”：147)——也就是《瓦尔登湖》中所说的“更高的法则”——这种对“真理和人的尊严”(“Plea”：147)的信仰让他认定，“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权利用武力打击奴隶主以解放奴隶”(“Plea”：153)。对于多数北方人来说，解放黑奴只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布朗却把它看做一条必须马上执行的绝对命令。在此意义上，布朗可谓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谈到的那种极为罕见的对“绝对的善”有格外敏感性的人的代表。这种人在社会中往往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有时甚至还会遭到敌视，这并非因为大多数人都天然不明是非，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算计自己的利益、习惯于把善当作一种仅具有相对价值的东西，因而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辞打动，有意无意间站到善的对立面，成为国家之大恶的帮凶。在《为约翰·布朗辩护》中，梭罗猛烈抨击了那些散布似是而非之论的喉舌，也就是被当权者收买和控制的各大报纸。它们无一例外地把布朗描写成一个“危险的人”、一个“狂热分子”、一个“被误导的疯子”，或是一个“傻瓜”、一个“虚掷自己生命的人”、一个“一无所获的人”(“Plea”：143)。许多不明真相的公众受到这些铺天盖地的一边倒舆论的影响，一时间也对布朗持负面看法，这令梭罗感到十分失望——他甚至说自己对同胞的尊重也因此显著降低。但他坚信，正如风之于草，布朗这样的大无畏行动必然会吹动民众，给他们麻木的内心“带来复苏”(“Plea”：154)。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而布朗的死还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趋势：“在布朗这件事上，要把公众的看法扭转过来不需要几年，仅仅几天或几个小时就足够了”，“他的言行已经开始让北方微弱的脉搏变得有力起来，一种高贵的血液正被源源不断注入她的心脏和血管中”(“Plea”：154)。对布朗这次看似失败的尝试，今天的历史学家也和梭罗一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不仅增强了北方民众的废奴呼声，也彻底改变了南方人的心态：
1859年约翰·布朗的袭击事件使许多南方的白人感觉到，绝大多数北方人要求解放奴隶，并愿意为此发动一场战争……在哈珀斯渡口事件之后，南方人愈来愈坚信脱离联邦和成立南部蓄奴联盟是当前南方的唯一选择。一份弗吉尼亚的报纸评论道：“在一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很多人还嘲笑说，解散联邦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但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快就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了。”将联邦捆绑在一起的绳索终于被解开了。(《美》：578-579)
梭罗没有把对政府的抵抗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是颇耐人寻味的。这其中的原因梭罗虽未直接陈说，我们却也不难从他的看法中加以推断。
一种抵抗行动，只要它是非暴力的，就和一般性的意见表达没有本质区别，梭罗自己拒缴人头税的行动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虽然主观上把它视为一种严肃的政治独立，但对于所有旁观者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意见表达，无异于参加一次请愿或集会游行，而梭罗对请愿、投票向来是不屑一顾的。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美国人，他出于道义的理由反对自己的国家发动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有良知的公民，他利用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民主权利去反对这场战争：他参加反战的集会游行，他通过报纸和讲坛发表反战言论，他在各层级的选举中支持反战的政治家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战争机器仍旧在毫不留情地向前运行，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很可惜，他已经用尽了一切合法的影响他人的方式。如果他是个识时务者，至此他就该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顺应形势，做一个问心无愧、安分守己的少数派。国家虽不会按少数派的意见行事，但他们表达这些意见的权利至少还是会受到保障。
然而这里面却包含着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幕后统治者通过手中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媒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舆论——尤其是当统治阶级内部达成某种一致、以至于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发出同一种声音，如美墨战争前夕或约翰·布朗事件中那样——少数派该怎么办？或者说，当少数派意识到，统治者可以通过操纵大多数人使异见分子永远处于少数状态，他们该怎么办？继续以合法手段表达反对意见？这不仅无助于改变局势，更糟糕的是，由于参与民主程序即意味着认可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这种参与实际上相当于赋予恶政以合法性。在此，我们碰到了美国民主的一个最奇特的悖论，即合法的、非暴力的意见表达反而可以为所谓的民主装点门面，实质上成为某种形式的助纣为虐。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梭罗这样珍视良知的人来说，可以理解剩下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支持布朗那样的暴力抵抗了。
梭罗曾对美国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废除奴隶制持怀疑态度。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他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断言：“当大多数人最终投票支持废除奴隶制时，那将是因为他们已经对奴隶制漠不关心了，或者因为在他们投票时已经只剩下很少的奴隶制可以废除了。”(“Resistance”：6)梭罗写下这段话时奴隶制正在向西和向南扩张，而国会也刚刚在南方州的压力下通过了《逃奴追缉法案》(“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梭罗持这样的悲观看法似乎是颇有现实依据的。然而，仅仅过了十年，美国的内战就已打响，而这场战争最终将在美国全境埋葬奴隶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梭罗做出上述预言时，对美国的体制和美国人的良知过于信心不足了呢？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就废奴事业进展的速度而言，梭罗的预言确实过于悲观了；不过，如果我们细究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梭罗的预言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众所周知，林肯和共和党在1860年时的竞选纲领并非废除奴隶制，他们的主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仅仅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谴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也就是说，要把奴隶制度“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让它慢慢无疾而终。这当然是南方种植园主无法答应的，因此，林肯刚刚当选，南方州便宣告脱离联邦，内战旋即爆发。就其目的而言，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或者用林肯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拯救联邦”。而废除奴隶制只是这一最高目标的一个派生后果。这时的美国人虽并非如梭罗所说“对奴隶制漠不关心了”，但在联邦分裂这个更大的危机面前，奴隶制确实只是一个次要矛盾了。
林肯纪念堂内的林肯塑像，图片源自Yandex
另一方面，奴隶制在内战前的美国虽然从表面看发展势头正健，但历史学家认为，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这种制度“从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作用变为资本主义前进的障碍”(转引自《独》：340)。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而言，奴隶制是“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从手工工场向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也起过极重要的作用”(《独》：339-340)。但在此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随着美国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却日趋严重，双方在关税、市场、西部领地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独》：339-340)这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挪走奴隶制这一绊脚石。而这也已经从战后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得到反证。换言之，奴隶制非但在道义上站不住，到19世纪中期，它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划算的买卖。
就这样，奴隶制虽然被废除了，但废除的原因却并非由于它本身是邪恶的，而是出于更急迫、更具压倒性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南方州急于脱离联邦，或者，如果当时美国还没有完成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奴隶制恐怕也不会仅因为它的道义缺陷而被统治阶级放弃。就此而言，梭罗的预言依然是成立的。
不过，梭罗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判断虽然深具洞察力，他所提出的疗救措施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退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暂时地、象征性地做到了，对于其他人却没有任何仿效意义。他的抗税行动也没有产生实际影响。而他所推崇的楷模布朗的行为却是连他自己也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他退出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实验”——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自助”(self-reliance)的实践——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行动，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所以会出现他发现的那些问题，其根源恰恰就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上。前文说过，梭罗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和对外侵略战争是“少数人利用政府这个工具胡作非为的结果”(“Resistance”：1)。美国政府之所以会被少数人控制(附带提一句，这些“少数人”正来自梭罗所说的97个失败者之外的3个成功者)，是因为对这些个人膨胀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缺乏有效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之所以会缺位，正是因为这种制约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所忌惮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充分发展造成了令梭罗厌恶的美国政治—经济局面，然后梭罗又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行动去抗议这一局面。这一悖论充分体现在《论公民的不服从》的开头。该文是以引用这样一句政治格言开篇的：“最好的政府是那种管事最少的政府。”(“Resistance”：1)而这句话稍加改动，就成了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就职演说上提出的施政原则：“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可谓极右派，梭罗则站在遥远的另一端；如果梭罗出生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里根很可能是他最厌恶的一类政客，但这两个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却出奇地一致。
罗纳德·里根，图片源自Yandex
当然，梭罗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但他还是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政治的独特窗口。在梭罗去世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一个新罗马，还会对外国、对自己的少数族裔，甚至对自己的普通百姓做出许多不义的事情。由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在做这些不义之事时至少从表面上看都是经过“多数人”同意的：歧视黑人根据的是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排斥华裔根据的是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而发动历次侵略战争也都有国会的授权。发生这些事时，正义总是居于少数地位，那么有良知的少数派应该如何行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问题，至今仍富于现实意义。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2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王涛。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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