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介绍了齐如山(1875—1962)回忆庚子事件的一些文字，并引申出结论：在文人圈子里讲了又讲的瓦德西和赛金花的浪漫故事并无其事，赛金花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有意编造出那么一段情缘。在读者眼里，那位德意志第二帝国贵族元帅的行为仿佛丝毫不受军纪约束，赛金花绝对料想不到，德军设有等级荣誉法庭，军团指挥官藉此约束下属军官，专门惩罚不算违法但有损荣誉的不端行为。身为统帅，自当比一般军人更珍惜名誉。清末大臣戴鸿慈、端方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在德国前后参观访问多达四十余天，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军人。端方回国后任两江总督，全面推行新政，成绩斐然。他对德国军界人士印象尤佳：“德国军人尊贵固由于职任重于人，学问优于人，风规品格清高于人，然亦由国人尊崇之，敬礼之，优异之所致兹。”端方为整肃军纪，甚至提议参照德国设军事裁决所，即前面说的荣誉法庭：“德国军律行之于裁决所，分上、中、下三级，专理全国军人狱讼，法制至密，感应至神。”戴鸿慈和端方出访时结识了一些随团的“洋员”，他们中间有人曾在德军服役并积有多年训练中国军队的经验，向中方使臣建言献策，也是分内的责任。

齐如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民俗的活字典，还因收藏各种京剧资料闻名。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在曾纪泽等人的奏请下创办同文馆，当时学洋文普遍遭人小看，政府不得不优待学生，每月发三两膏火银，另有饭食住处，稍有成绩，再增发银子。赏人读书，自然有士子为银钱而来，结果看似良好的动机却败坏了学风。光绪中叶，报名进同文馆的年轻人渐多，齐如山入馆就学，还是由翁同龢“交派”的。庚子之祸袭来后，齐如山和德军后勤官梅星打过交道，他讲出一个常人料想不到的清廉故事来，同时也隐去一些自己“做生意”的关键细节。

一次，齐如山做中介为“德国粮台”购得一批木材(不知如何开价)，德方付清货款(不知经他手后商家实拿多少)，再给他一笔“利钱”，即他的劳务费。齐如山按照本地惯例，取出部分交还梅星，算是回扣，不料对方说：

早些时候德军劣迹斑斑，安顿下来行为模式变了。对梅星来说，暗中收受这笔钱，等于欺骗自己的军队和国家，诚实做人，本不必多言，他却要这么直截地表白出来，甚至刻意强调德国公务员的职业修养，暗示两个国度、两种地理环境下存在道德文化差异，便是心照不宣的鄙夷了。因此，读者听他夸耀齐如山为“有道德的人”，有点刺耳。齐如山见他一介不取，不免感慨：“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而“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这句话，引出齐如山对晚清官场弊端的议论：“总之我国的官员，是时时刻刻忘不了他那个官，可是他忘不了的，不是他那官的责任，而是他那官的虚荣。大概都是想，我是官，我怎么可以借它弄几个钱；没有人想，我是官，我应该做这官应做的事，说起来真堪浩叹。”《水浒传》里的杨志押太湖花石纲赴京交纳，过黄河时遭风打翻了船，四处躲藏避难，蒙赦后备好“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不料竟被林冲拦截。金圣叹在“勾当”二字后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犹可也；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古今一叹，岂止为杨志痛哉！”过了许多年，《孽海花》称外地官员到京城寻找门路，身上带的，不是从上海采办来的东西洋奇巧玩具，就是一二十万两的银子。几百年来贪腐者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先投资，再渔利，形成沉疴宿疾，于是齐如山说的现象就比较普遍。

庚子事件后，德国将所有开支费用列入索赔细目。幸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在1917年不顾南方国民党分离势力的竭力反对，宣布加入协约国参战，最终赢得战胜国地位，停止向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支付庚子赔款。

近日翻阅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读到《海滨半日谈：纪念田中玉将军》，发现文章十分耐读，可用作叙事分析的范文。1935年10月12日上午，胡适在《大公报》上看到“前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上将军韫山”的讣告，想起自己和逝者田中玉(字韫山，1869—1935)的一段因缘，当晚挥笔写就这篇短文。文中所述与齐如山笔下他“做生意时代”与梅星交往的片段形成对比。这也是一个清廉故事，不过正反角色颠倒，在买卖中诚实不欺的主人公是讲述者田将军自己，受教的配角则是一位德国人，田将军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恩师”。

田中玉将军像，图片源自Yandex

据胡适自述，1924年夏，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租了房子避暑，邀他去玩，他就高高兴兴去海边住了一个月。胡适不久前(7月3日)为警厅禁卖《胡适文存》致函国务总理张国淦，盼望不要闹什么笑话，此时一边消夏，一边为他正在编辑的《词选》撰写词人小传。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款即将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管理并支配这笔资金的董事会已大略筹组就绪，定在9月正式成立。胡适是庚款学生，早在1913年1月的《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过《赔款小史》一文，所附的《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叙述扼要，条目清楚，可见他早就在惦记着这笔资金的合理使用。现在两位好友正有要事得商议、规划，一旦社会上的贪腐习气侵入庚款管理机构，中国的教育事业就更加无望了。他们虽不会游泳，但是几乎每天都带着救生圈去海边洗海水浴，在沙滩上晒太阳。某日早上，一位“满腮大胡子的胖子”站在水里跟胡适打招呼(《海》：591)，原来他就是前山东督军兼省长的田中玉将军。一年前，临城(今枣庄薛城区)铁路上发生劫车案，危及众多外籍乘客生命，田引咎辞职，现在“居闲始自遣”。田中玉在督军任上与胡适有一面之交，当天下午他就登门拜访胡适和丁文江，送了两幅体现他文化修养的对联，接着再倾谈往事，尤其是自己的身世。胡适追摹十一年前听故事的现场：“我和在君(按：丁文江字)都不能不感觉他的诚恳，我们都很静肃的听他谈下去。”(《海》：591)田中玉是临榆县(山海关)人，此前不久捐资在本地办学。前一日，这家中学开学，田亲赴典礼致辞，大谈生平故事。第二天他还在担心那班学生辜负他的苦口婆心，仍憋了满肚子的话，不说难受。上午在海边偶遇两位见多识广的大学者，实在运气，捱到午后，写罢对联，他就急着要向他们讲一段自传，以尽演说的余兴。胡适这时插写一段：

尽管田将军神情真挚，“不会是编造出来的假话”这样不大客气的措辞，还是表明听者将信将疑。“极愿意听”，本也不必明说。田自述的第一段和清末民初“政治正确”的参军动机对不上，驱散了胡适和丁文江心中部分的疑虑与警觉：

为了“三四两银子的膏火”去学陆军，就像齐如山所描写的那类学生老爷报名入同文馆学外文，性质相同，并不丢脸。1885年3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天津武备学堂，培养陆军人才。过了一两年，这家学堂在开平、山海关和威海等建有炮台处设立分校，称“随营学堂”。田中玉上的是山海关分校，专业为炮科。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王士珍和冯国璋等人在晚清的中国军事改革和中华民国头十几年的政治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

青岛山炮台(又称俾斯麦炮台)遗址，图片源自Yandex

田将军真率得可爱，接着讲他家里穷，在学堂里格外用功，考得如何出色，屡次得奖，奖金也最多，毕业时成绩全学堂第一：“老师都说：‘田中玉，你的功课太好了，我们总得给你找顶好的差使。’”(《海》：592)好差使“总不见来”，终于等来了。学堂里有一位叫萨尔的德国老师最看重他，知道他等着钱养活一家子，就叫他帮改卷子，赚点小钱。不久这位老师被袁世凯调到小站做教练官，推荐田中玉也加入新军。从此田中玉在军队里渐渐高升，“很得着上司的信任，袁世凯派我专管军械的事务”(《海》：593)。军械必须采办，这是不是“顶好的差使”？下面的引文就是田中玉讲述的他和德国教师做军火生意时他自己的德言懿行。齐如山结识的德国军需官“一清如水”，没有采购拿回扣的恶习，而田中玉述说的德国老师萨尔(以及他身后的德国军工企业)却相信“经手钱”的铁律，只有被自己中国学生的爱国心打动了，才明白何为清廉。

文章总共三千多字，很少引人注意，即便读者浏览一遍，一般也不会去品味叙述和转叙过程中的微妙语气。《海滨半日谈》既是回忆中所得，不免带有记述者整理加工的痕迹，甚至可能在细节上出错，这清廉故事必定是略微变了点形的，但是大致不差。引文第四段是否合乎逻辑，读者自应做出判断。文章刊出时，在北戴河同做听众的丁文江还健在，胡适复述的田中玉原话，应该基本上经得起唯一见证人的检验。丁文江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当年(1935年)12月去湖南考察粤汉路一带的煤矿储量和开采状况，在衡阳一家宾馆煤气中毒，因抢救失当于1936年1月5日去世。《独立评论》第二个月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傅斯年称他“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胡适在《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中写道：“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20年之后，胡适了却了他的心愿——写完十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

丁文江先生纪念邮票，图片源自Yandex

胡适和丁文江果真相信田中玉的清廉故事吗？是的。在这特殊的记念时刻，“我们相信他说的是一段真实的故事”。然而，隐含的情绪也流露出来，遮也遮不住：“他抓住了我们不放，要我们做他的听众，听他眉飞色舞的演说他这一段最光荣的历史。”田将军讲完自己的事迹大概就起身告辞了，让两位主人去敷陈义理。他急于宣讲自己的清风正气，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理？两位听者之间的反应无从探知，也许他们背上汗涔涔的，为自己做不到“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而羞愧，久久不语，最终相视而笑；也许他们另有所思。比照田中玉这位山东枭雄的生平事迹，胡适暗中或有怀疑，但死者为大，宁信其有。文章最后一段是胡适的感想与追思，读来意味深长。

田中玉功成名就之后在家乡建祠堂，造牌坊，光宗耀祖。除了田氏中学，他还捐资兴办一系列小学。胡适在北京都是租房住的，田将军的寓所，现在保存完好的还有两处。“田中玉公馆”在秦皇岛山海关区，是一栋气派的三层德式建筑，占地广阔，列入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处在天津和平区营口道，建造时间稍晚(1922年，海滨偶遇的两年之前)，也是一栋三层楼房，总面积一千七百多平方米，规模比田公馆小，但是主入口四根巨大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撑起五六米高的门廊，气度不凡。据闻，田将军的后人早已将他留下的家产捐出，造福社会。胡适和丁文江泉下有知，必然极口称道。

田中玉公馆，图片源自Yandex

这个清廉故事，也不妨从德国视角来解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聘任的那位德国教官成了故事讲述者的帮衬，他本想同自己的高足“通同作弊”，再三感动于学生报效国家的大志后才减去他的经手费，自己那份也放弃了。看来这位“恩师”萨尔先生脱离军队后彻底抛弃了昔日德国军人的荣誉感，企图以不正当手段销售德国军械。但是经手费不会在价目单上另列，萨尔先生和他学生的清廉，口说无凭，不能求证于账目。这就是为什么田将军不断言说的原因。

《海滨半日谈》是急就章，胡适不会去查考三四十年前训练新建陆军的德国军官中是否确有萨尔其人。据张华腾、汪永平几年前考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受聘的德国教官共六位，群体特征明显，每一位都工作踏实，认真负责，受到中方高度评价，但是没有一位姓氏为萨尔。在六位德籍教官中，魏贝尔(重炮兵弹药储存长)和祁开芬(重炮兵中士)履历相似，都曾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后转入新建陆军。魏贝尔在袁世凯新建陆军中的职责是“查验军械兼德文兵官学堂总教习，管带新军工程营”。他既然熟谙军械，后来入职军械公司也很合理，也许他就是田将军口中那位善待穷人家孩子的德国“恩师”。魏贝尔立身行己，有口皆碑。袁世凯委以重任，签订合同后向督办军务处汇报：

胡适复述这个清廉故事，最容易出差错的就是那位德国老师的名字，他是否将魏贝尔误记为萨尔？田中玉的清廉故事如果让魏贝尔来评点，只怕后者没有兴致来提供辩诬的德国版本。有“绅士从不解释”一说，这位军人“总教习”更不屑为自己辩白吧。然而，真相却比笔者想象的更复杂。

近日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白莎的《“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读后深感“小心求证”之难。一是笔者错怪胡适了，他居然正确记下了那位德国教官的姓氏；二是德国当时为了与英法等国竞争，推销军火时也可能留下变通的余地。

白莎 《“俾斯麦的使团”》，图片源自Yandex

19世纪70年代中期，淮军就曾聘用德国教官。中法战争(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期间，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获李鸿章批准，招聘德国军官。虽然这是在普法战争之后，德方还是不想刺激法国，应聘通过的30名德国军官均非正式在编。他们从1884年11月至1885年上半年分五组到达中国，1884年12月抵达的第二组军人中，有一位陆军炮兵军士Franz Schaller，姓氏Schaller译成削尔，也写作沙尔，官阶为“弁”，他以德国教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到1898年。这一组共四人，由原陆军炮兵少校李宝带领。显然，削尔或沙尔即田将军的“恩师”萨尔。德国军官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军士则不然，一般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削尔就出生于药剂师家庭。(参见《使团》：49)远赴中国从事报酬丰厚的军事培训，对他是很有吸引力的。白莎这部著作追寻了德国教官的行踪，以下是削尔在华工作经历(本文作者略有添补)。

削尔初到中国，先在大沽负责炮兵培训，1886年调旅顺口，指导士兵演练重型海岸火炮，1889年曾被代理克虏伯等大公司业务的礼和洋行聘用。1890年至1894年，削尔重组山海关炮兵学校，并且担任首席教官。学校最初有46名学生，削尔设计出一套为期两年的课程将他们培养成教官，授课内容包括火炮知识、中文、数学、炮兵学理论、德语和绘图，每个月三次小考，每三个月一次大考。田中玉上武备学堂，想必就是在这段时期。削尔领导下的炮兵学校最著名的学生是“北洋三杰”之一王士珍，田中玉是王的直属部下。1894年夏，甲午战争爆发，年末李鸿章派遣削尔前往驻扎在朝鲜边界的中国军队担任侦查员，后又回到山海关。1896年削尔转往唐山开平和天津芦台培训聂士成将军的军队，1898年4月调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教英语、数学和物理，1899年3月离任，同年赴威海卫在“由英国人管理的中国人连队”任教员兼翻译(《使团》：281)，待遇优渥，任期三年。通过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削尔已是中国通了，闭着眼睛也能绘出渤海湾沿岸的山川地形和军事设施。1904年，削尔去天津德租界担任技术职员，1906年初再次受雇于礼和洋行，陪同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政治，由美国再往欧洲十余国，在德国访问时间最长(详见《使团》：278-282)。出行前，“礼和洋行请求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向外交部推荐削尔”，推荐人包尔曾在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科教书，一度是克虏伯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和商务代理，此时新任德国某著名船厂的主管，包尔称削尔是“一位在与中国人交往方面特别娴熟、个人品行高尚的人”。(《使团》：282)

克虏伯炮，图片源自Yandex

削尔陪同戴鸿慈、端方出访，笔者发现重要旁证。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中两处提及的“洋员沙洛”即削尔，绝无疑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二十五日考察团在丹麦哥本哈根，上午出门参观博物院前，“分遣温秉忠、姚光顺、唐元湛、善明及洋员沙洛(Schaller)往观船厂、奶油制造厂。沙，德国人，能通京语，自柏林随来，礼和洋行所委招待员也”。戴鸿慈在此写明沙洛的德文姓氏，这是他的精细之处。使团二月十三日就到达柏林，四月三十日考察结束，晚上在那不勒斯登船，即将穿越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回国。中国驻意大使及随员、留学生均来道别，“随员冯祥光、岳昭燏、洋员沙洛并送行舟次”。这位“洋员”既“能通京语”，与使团成员相处一个月以上，一定是交流无碍。这次外交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安排是二月三十日戴鸿慈、端方率部分使团成员(不含沙洛)觐见德皇，递交国书的同时呈送威廉二世八件礼品，第一件为“北洋秋操图一册”。这应该是一本带德文说明和图示的影集，呈现的是1905年10月下旬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的北洋六镇新军的“秋操”场景。那次“秋操”是清末首次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展示了德国军制和装备，阅军大臣为袁世凯和铁良。演练前新军会唱起《大帅练兵歌》，曲调借用了我们十分耳熟的德皇威廉练兵曲。呈送秋操图册也是对参与其事的在华德国军事教官的一种褒奖，沙洛虽不在现场，必定已经听闻这件礼物，他大概率会出现在影集中，甚至还可能参与了图册的制作。

1906年田中玉的“恩师”回乡时，已将二十一二年前普通炮兵军士的身份远远抛在身后。但是削尔没有随戴鸿慈、端方考察团一起回到中国，他理应休一个长假。读者从白莎著作获知，削尔数年后又出现在南京：克虏伯公司的档案里还存有一封他的信，1910年10月2日发自南京，收信人是已回德国的包尔。这时削尔对中国军政界上层人物几乎了如指掌，他惋惜清军的巨大开销收不到实效，语气悲观：“在前一年，军队毫无进步，即使人们想要建立禁卫军这类无用之物。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禁卫军是由第一、四、六师的旧人组成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配备火枪和火炮，但已有将近200万两白银被挥霍掉了。”(《使团》：297-298)究竟如何“挥霍”，不必明说，包尔也猜得到——不少银子已进了私囊。削尔即使屡发怨言，还是希望看到有能人“挑起大梁”，“提振其同胞的战斗意志”。(《使团》：298)笔者推测，端方在考察政治时与削尔频频接触，产生好感，出任两江总督后仍与他有所往来，削尔还是服务于礼和洋行销售德国军械，昔日的学生田中玉只是他的客户之一。

包尔大致与削尔同时来华，他在1890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天津武备学堂德国军事教官的开销，其中包括购买马匹、雇佣马夫和仆人的费用。仆人购物时少用多报的现象被他察觉到了。白莎转述：“每个仆人都会利用一种被他们视为自己权利的‘除息’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他们会在置办货物、购买生活用品时，想方设法为自己搞点小钱。”(《使团》：64)代人购物时私下图好处，这种陋习在方言里有丰富的表达方式，如杭州话称之为“打落头儿”(把找来的零头落入自家腰包，也写作“打绿豆儿”)。部分官员为国家办事，乘机占便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削尔回顾自己在中国效力的经历，隐隐产生失败感也不足为怪。德国的炮兵部队装备到了清军手中“水土不服”，效能大打折扣。战斗力无法平移，削尔和他的同胞深有体会。火炮、弹药车、储藏车等等都需要牵引，一个炮兵分队至少必须饲养134匹军马，这些马匹不加特殊训练，就无法上战场。中国的马政历史悠久，但是引进德式炮械的初期，落后的驯养方式拖了军事现代化的后腿。据李鸿章光绪三年的《创办克鹿卜炮车马乾片》，炮队每三匹马雇一名马夫，并未悉心组织一个专门饲养、护理马匹的团队。炮队经费是一次性的拨款，容易被指挥官和责任人揩油挪用，这也暴露了财务制度的弊端。德国公使馆参赞克林德早在1885年就私下批评李鸿章亲兵营里的炮队管理不善：“兵营指挥官获得了一笔养护马匹的总款项，他可以任意花费此钱，无须详细的报账清单。从这一体系中，指挥官可以捞取一大笔钱来增加其收入，因此不愿意将护理昂贵的马匹工作转让给他无法驾驭的专业团队。”(转引自《使团》：101)制度缺陷导致马匹喂养不得法，牵引乏力，加之人工夯实的黄土道路经不起碾压，雨天路况更差，炮队的作战能力远不及预期。

面对整个腐败的管理体系，削尔无可奈何，但是他欣赏个别高官虚心就教的态度，与他们相处融洽：“在我所认识的较高级别中国官员中，叶志超是唯一具备明智见解并且愿意学习的。他能在练兵场上足足站立三个小时，亲自监督、鼓励士兵操练，这样的提督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使团》：279)即便如此，削尔透露给包尔一个秘密，后者在日记里记下了：“连这位有着明智见解的将军也每年将5万—6万白银装入自己的腰包，比如通过裁减兵员的办法。他得到的是每个营编制500名士兵的拨款，但在最好的情况下，营里只有240人。通过减少骑兵部队的马匹配给量或者压缩士兵的粮食定量，他还能获得额外的收入。”(《使团》：279-280)虽然这里的细节未经核实，时任直隶提督的叶志超以及他手下的将官、粮台还是有吃空额、克扣军饷之嫌。凡此种种，事出有因，削尔见得多了，也是漠然置之，他或任何其他德国教官都无能为力。

照白莎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位想要较长时间留在中国工作的人来说，容忍和加入那种按照欧洲尺度来衡量可谓十分腐败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使团》：214)。有些德国教官无法容忍这种风气，他们往往不会续聘，能留下来的，即使从内心深处厌恶普遍流行的腐败，也会试图理解造成这种腐败的环境和原因，顺势而为。白莎以不少篇幅讲述了德国皇家海军鱼雷少尉马泗的成功。1884年5月，广东购买了两艘伏尔铿造船厂的鱼雷艇，当年年底，在鱼雷和水雷分队任职的马泗随艇来到中国，这时张之洞已被正式任命为两广总督。马泗在新近创建的黄埔水鱼雷局任“水鱼雷教官”，负有建造和管理水雷、鱼雷仓库的职责，与他同来中国的另一位“工程师军官”欧披次则“主持和筹划防御工事，各类防护设施、港口封锁和布置水雷”。(《使团》：202)这两位军官对广东沿海防卫设施的建设都立下了功劳。1887年张之洞在黄埔创办水陆师学堂，两人同去任教，但是他们之间似有嫌隙。马泗工作能力极强，中方通过他购买了两个项目的设备材料。1890年，欧披次以欺骗罪将马泗告上法庭，并且向主管部门提出将马泗开除军籍的要求。据说，马泗从哈科特公司订购了价值50万马克的螺旋桩以供在黄埔架设水上封锁装置使用，并为此获得3%的佣金。欧披次的指控被驳回，读者不免怀疑，德国军方因种种现实考量降低了道德标准。德国海军部一年前称马泗“不谋私利地为德国争取订单活动”(《使团》：208)，现在会不会在与中国的军火贸易上采用变通的手法？白莎写道：

白莎这段文字并非定论(仅仅是“很有可能”)，但揭示了一个“通同作弊”的现象：马泗自己拿取一笔佣金，还向负责这笔交易的中方人员支付经手费，严格说就是行贿。按照现在商贸交易中的反贿赂法，马泗应承担法律责任，白莎却将贿赂解释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给予与接受、保护与效劳属于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石。为什么要让单枪匹马的某位外国教官来加以改变？”(《使团》：216)问题提得不错，但是这种理解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输送视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作者与齐如山笔下的德国后勤官梅星一样信奉“道德地理学”，认为私利永远高于公益乃是中国人的道德地基。白莎为马泗提供的入乡随俗辩词，实质上忽视了中国也有廉政的传统以及移风易俗、自我更新的能力，同时也忘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对教徒的警示——人有堕落的天性，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马泗与1889年出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相处融洽，他夫人古斯特尔甚至在1893年11月底陪同李瀚章的二夫人将李家在两广聚敛的财产(十个箱柜的白银和一个箱柜的黄金)从广州带往上海，沿途各关卡一律放行。行李箱未受检查，原因竟是马泗夫人的外国人长相！(详见《使团》：223)一年多以后李瀚章就告老还乡了，马泗得到的回报是高薪续聘(参见《使团》：224)。这位“水鱼雷教官”学会了“妥协的艺术”，在推动德国对华军火贸易的同时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为了与英国和法国同行竞争，为了在远东继续扩大影响，德国军工企业的促销手段肯定是多样的。合同上不会明文规定按照一定比例发放佣金，然而将经手费打入报价单则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不能苟同的是白莎认定中国的人际关系倾向于损公肥私，还为此作了一番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阐释。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任印度总督华伦·黑斯廷斯受弹劾，政论家、美学家埃德蒙·伯克指控他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时指出，黑斯廷斯的辩护者有一整套繁复的说辞，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同样的行为，其道德含义在亚洲和欧洲是完全不同的：

朱庆澜（1874-1941），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图片源自百度

中国文化本身是动态生成的，不然怎么出得了朱庆澜那样廉能的疆吏和“最恨贪污”的丁文江？即使在光绪年间的官员中，也有异样的人物，如驻德公使李凤苞。他在订购德国铁甲舰“定远”“镇远”后，朝中官员指控他靡费巨款，侵吞几十万两银子。李鸿章奉旨调查，回报查无此事，但是李凤苞头上中饱肥私的阴影久未散去。好在南京图书馆存有一份合同抄本，上面竟订立反商业贿赂的条款，间接还李凤苞清白。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姜鸣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了1881年1月8日签署的《中国驻德大臣李与德国士旦丁伯雷度之伏尔铿厂两总办订定铁舰合同》，该合同带一附件：

现在中外大公司为防止雇员个人行贿或受贿，都会在合同样本中列入反商业贿赂条款，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合同就带有反贿赂的附件，还是有点料想不到。姜鸣判断，这一条款应当是外方的要求，不太像为了向李凤苞行贿而设置的伪装，由此再推断：

穆易在为钱德培《欧游随笔》和李凤苞《使德日记》合排本写的序言中猜测，李凤苞被弹劾，或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有干系。赫德曾向李鸿章推荐两款英国巡洋舰，李鸿章请李凤苞酌情定夺。李凤苞与德国海军部门商议后认为英舰设计有缺陷，价钱也贵，转而向德国定购后来备受争议的济远舰。赫德暗中不满，或许会散布不利于李凤苞的流言。那么，在中国居住时间甚至超过马泗的削尔，他代理销售军械时是否严格遵守反商业贿赂的约定？到了清末民初，还有那样的附件吗？

“济远”军舰（左）和“定远”军舰（右），图片源自Yandex

李凤苞是崇明人，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他年轻时就研习西学，在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等处任过职，擅长测绘之学，很受李鸿章赏识。严复那批学生赴英，李凤苞是一路同行的监督。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十七日李凤苞奉旨署理出使德国大臣，十月初离开驻英使馆赴柏林就任。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民族统一，德国称霸欧陆，当时德国的克虏伯大炮和毛瑟枪，“为各国之冠，故能雄视欧洲”。光绪四年已有四位中国军人(“四弁”)在德培训，李凤苞在一则日记(十一月十三日)里记载了一位德国军官的建议：

李凤苞使德期间仅留下三个月的日记，但看得出来，他热心参观工程器械和军事装备，了解到德国军人在武备学堂读书多年，考选严格，“武弁均能测绘”，而当时的清军却多文盲，军容军纪无法相比，非借助外力不能振作。李凤苞升任公使后，商借德国营官一事就从速推进了，人数由一员增至三十员。清廷财力有限，却投入重金，与应聘军人签订了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合同。

田中玉的“恩师”在这历史语境下参与了中国军队的早期现代化和晚清新政。辛亥年端方在“保路运动”后期遭部下杀害，头颅被割下来请赏。但北洋军队里萨尔应该是广有人脉的，估计他会留在中国，依旧服务于礼和洋行，静观世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主要国家深陷杀戮的泥潭，深重的苦难在等待着战争初期屡屡告捷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