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英国文学-文化史。近期发表的论文有《王尔德式反抗：〈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的个人主义、艺术与爱尔兰》（载《外国文学》2024年第3期）。本文为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启动计划项目成果。

内容提要 在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社会，拳击赛事的全国流行与报刊业的迅速发展互为助力，促使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身兼拳击爱好者与相关报刊忠实读者的双重身份，拳击赛事报道亦随之成为大多数英国民众获悉拳击圈最新动态的主要渠道。这些赛事报道在形塑读者阅读感受的同时，为拳击运动建构出一套完整的书写体系，其后暗藏的不仅是各大报刊体育版块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回应，亦是相关撰稿人以此为切入点，对英国国民身份的内涵与外延有针对性的探索。

关键词 英国报刊 拳击赛事 阶级融合 国民身份 拿破仑战争

1788年，英国小镇奥迪厄姆（Odiham）举办的一场拳击赛事成功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在24年后被赛事报道记者皮尔斯·伊根（Pierce Egan）写入拳击发展史：

如伊根所言，自民间拳击比赛首次于1681年被《清教信使报》（The Protestant Mercury）报道以来，该项赛事在英国社会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但由于贵族支持不稳定、比赛场地不固定、缺乏知名拳击手等原因，拳击在18世纪末期以前尚未形成全国流行的态势。直到汉弗莱斯与门多萨崛起的18世纪80年代，拳击才彻底“获得追捧、赞助和支持”，而伊根对该赛事的回顾正巧点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拳击赛事的复兴恰逢报刊业的迅速发展。

皮尔斯·伊根，图片源自Yandex

自1750至1801年，全英报刊的年总发行量从730万份增至1600万份；地方性周刊的数量从1760年的35种增至1780年的50种；诸如《晨报》（The Morning Post）、《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泰晤士报》（Times）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报刊纷纷在18世纪末期问世。继创刊于1792年的《体育杂志》（The Sporting Magazine）之后，《贝尔的伦敦生活》（Bell’s Life in London）、《贝尔每周通讯》（Bell’s Weekly Messenger）、《皮尔斯·伊根的伦敦生活与体育指南》（Pierce Egan’s Life in London and Sporting Guide）等体育类期刊接连出现。报刊业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读者群的扩大。以德尼斯·奥布莱恩（Dennis OʼBryen）在1782年的调查为例，伦敦报刊的日销量为2.5万份，若以每份报纸被10人阅读计算，仅伦敦地区的阅读群体便可达25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拳击赛事的复兴，为吸引更多订阅者，不论是综合性还是体育类报刊都将拳击赛事作为重要报道内容。1800至1819年间，《泰晤士报》刊登了58篇拳击赛事的专题报道，伊根、文森特·道林（Vincent Dowling）、约翰·巴德科克（John Badcock）等因此成为职业撰稿人。《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新杂志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等一些文学类期刊也会不时对重点赛事予以品评。《伊根每周速递》（Egan’s Weekly Courier）声称可在印刷完毕的次日邮寄至距离伦敦200英里的任何地方，《世界报》（The World）更以在比赛结束六小时后便可刊登胜负结果而自豪。

《布莱克伍德杂志》和《新杂志月刊》

图片源自Yandex

以专业性与时效性为典型特征的体育赛事报道经由职业撰稿人对往来回合的创造性再加工后，不仅可为无法到场观赛的民众提供现场感和拳击圈的最新动态，而且形塑了英国民众作为拳击爱好者与某一报刊忠实读者的双重身份。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可以说，当焦急等待报刊送达的各地民众或囫囵吞枣或字斟句酌地阅读同一份拳击赛事报道时，他们也被不同程度地纳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作为读者的他们却确信数以万计的本国民众正与自己共享相似的阅读体验，而这一“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更是经由报刊定期发行的不断重复，使身处其中的读者“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就此而言，这个想象世界背后所囊括的不仅是各大报刊对拳击赛事的书写品评，亦是相关撰稿人以此为切入点，对18、19世纪之交英国国民身份的内涵与外延的有针对性的形塑与探索。

1800年英国议会围绕禁止民间斗牛的议案展开辩论，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等诸多议员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议案最终未获通过。两年后，该议案被重新提上议会辩论议程，温德姆再次激烈反对，并促成该议案的二次否决。在法国大革命后英法正式交战的18、19世纪之交，温德姆战争大臣的身份以及议会对禁止斗牛议案的两次否决或可反映英国官方在战时对于部分对抗性体育赛事的支持立场，而这一立场也在温德姆的推动下延伸至拳击领域。在1809年给友人的信中，温德姆表示：

为什么我们夸耀本国军队在塔拉韦拉、维梅鲁和马伊达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却不去鼓励能够激发相似情感的活动和爱好？对于观看里士满和马多克斯拳击对决的三千名观众而言，观赛与获悉作战结果所产生的想法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二者的展示情形……推崇英勇与大胆，还是温和且女性化的大众娱乐活动所产生的效果难道不会有很大不同吗？

温德姆显然从赛场与战场相似的对抗性中看到拳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对民众情感的潜在引导作用，而“英勇与大胆，还是温和且女性化”的区分亦在对民众予以定向引导的同时，将拳击定义为培养男子气概的有效手段。如果说身为战争大臣的温德姆从宏观角度为拳击赋予塑造战时民族特性的政治意涵，那么以伊根为代表的拳击赛事撰稿人更像是在微观层面将温德姆的观点转化为具体的书写实践。在将此前的赛事报道集结出版的五卷本《拳击热潮》（Boxiana）中，伊根不仅在第一卷开篇便点出“拳击是将英格兰人的情感汇于一处的完美方式”（他常将英格兰与英国这两词混用），更是在第二册中大段引用上述温德姆公开出版的信件。在此创作理念的指导下，诸如“尽管大雨如注，他们似乎感觉不到寒冷，很是享受彼此间的对抗”、“大雨如洪水般冲到了看台……观众艰难地承受着风雨猛烈的冲击……但两位拳击手似乎拥有狮子般强大的内心，站在彼此面前，丝毫不在意正在下着的暴雨”等不畏艰难的拳击手坚持在赛场上与对手、与风雨搏斗的桥段常出现于伊根对赛事的报道中。

《拳击热潮》，图片源自谷歌图书

伊根将狂风暴雨作为拳击赛事的书写背景，拳击手拥有狮子般强大内心的战士形象也在特定的恶劣环境中愈加凸显，报道中艰难承受着风雨猛烈冲击的观众同样为读者示范着合格的观赛礼仪。与此同时，鉴于英国不少有识之士将1783年在美作战的失败归因于女性化的柔弱特质在男性群体中的蔓延，对男子气概的培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被一再强调。如此，被有意塑造出的拳击手与观众的坚韧形象恰巧与英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对男性化特质的推崇相暗合，而被定义为“防止女性化特质削弱英国民众传统优良品格”的拳击也将于无形中引导英国民众成长为有能力对抗法国敌军的英国勇士。

除拳击手与观众共处恶劣环境的隐晦暗示外，更为直接的“反法”元素同样被伊根融入拳击赛事的报道中，用作“将英格兰人的情感汇于一处”的催化剂。对于杰克·兰道尔（Jack Randall）在赛场的表现，伊根写道，“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兰道尔是那个伟大的军官，他运用战争的艺术，以卓越的战术击败了对手”；在杰姆·霍金斯（Jem Hawkins）参与的对决中，伊根同样以军事化的语言风格对其防守盛赞道：“霍金斯像为找出敌军的软肋而敏锐地扫视着敌国地图的威灵顿公爵一样，精准而冷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姿势与动作，以便使出拳更有效。”赛场如战场，收录于《体育杂志》的民谣《看场拳击赛》（“A Boxing We Will Go”）直接把拳击赛事中假想的敌人与期待的胜利唱了出来：

我们都想要打倒在地的人是

那个自命不凡的矮个子国王

保留些仁慈看他倒地咆哮吧

在这宽敞广阔的拳击赛场上

对波尼做个表示轻蔑的手势

波尼，这个令人讨厌的名字

我们将畅饮，快乐地生活着

并用拳击来提振我们的名望

不论是引入战争元素的赛事报道还是讽刺拿破仑的“反法”民谣，都将经由阅读与传唱，内化为英国民众将拳击作为国家战斗实力展现的集体无意识。恰如民谣中反复出现的“我们”一词所暗示，这些与温德姆的呼吁形成互文关系的赛事书写也由此被视为英国民众在一致对外过程中趋于联合的重要助推力。随着拳击赛事逐渐成为英国民众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生活日常，不少综合类主流报刊常常将赛事与战事报道作为重要内容刊登于一处，而这些头版头条的写作风格亦颇为相近。正如伊根所言，“公开发行的日报可被视为公众品味的反映。赛事筹备情况、比赛时间、赌注状况等每一项信息都登载其上。关于赛事与选手表现的描述在长度和准确性上都可与滑铁卢战役的公报相媲美”。

主流报刊对拳击赛事相似的书写模式绝非简单的巧合。在英法交战正酣的18、19世纪之交，通过将拳击与全民武装相挂钩，并对其予以战争公报式的点评，拳击便可在官方与主流报刊的共同支持下获得“反法”标签，而其流行度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不断攀升。据统计，拿破仑战争前期（1793至1804年）全英共有126场记录在案的拳击比赛，至战争后期（1805至1815年）比赛数量以64.5%的涨幅增至359场；公众在此项运动上的开销以85.6%的涨幅从战争前期的2540基尼增至后期的17739基尼；在被统计的485场拳击赛中，有57场观众在千人以上的赛事，约占比赛总数的11%，一些顶级赛事更可吸引上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观看。与不断攀升的拳击赛事形成鲜明参照的是英国军队的迅速扩张：自1789至1814年，英国陆军从4万人增至25万人；皇家海军从1789年的1.6万人增至1812年的14万人；在1804年，被动员加入志愿兵团的民众几乎达到50万人。

拳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蹿红亦非简单的巧合。在英国社会急需扩充武装力量的关键时期，一批职业拳击手在赛场上的惊艳表现正是英国军事硬实力的具象化展现，而一场酣畅淋漓的拳击赛事无疑比数本战争动员宣传册都更具煽动性。正因如此，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拳击进一步被定位为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级体育赛事，拳击的“前史”更是被追溯至高贵的古希腊。诚如伊根在《拳击热潮》第二卷的开篇中所论：

现今，英格兰民族一次次地因其英勇和高贵的行为获得赞誉，并在各国中脱颖而出。在对此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也承认当今时代在各方面都超越以往，过去的百年堪称全世界伟大的“拳击时代”。不过，作为古代民族的忠实仰慕者，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希腊与罗马先辈对身体力量同样严苛的训练……在古希腊，拳击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被投以极大的热忱。每三年，由不同城邦组成的整个民族都会在科林斯地峡聚集，以海神尼普顿之名举办运动会……在运动会上获胜的拳击手会在慷慨的赞美声中被戴上桂冠，当他回到家乡时，他被视为城邦荣耀的维护者，受到凯旋般的欢迎。

在伊根笔下，拳击不仅被贴上区别于他国的“英国性”标签，亦作为一项新发明的“英国传统”与古希腊运动会互为参照。如此，古代拳击手在运动会上展现的男子气概与城邦荣耀便可经由历史的接续，为现代英国拳击手赋予一种基于希腊神话的古典光环，而伊根在赛事报道中的常用词——公平的（equal）、高贵的（noble）、英雄般的（heroic）——亦从侧面暗示这一精心建构的历史纽带。基于此，法国人惯用的以剑或枪作为武器的决斗则成为英国拳击的对立面，并被冠以暗杀式的（assassin-like）、非本国作风（foreign）、缺乏体育精神（unsporting）的评价。如《体育杂志》收录的民谣所唱：

法国的男性子民们拿着手枪

砰砰响几声就可以做个了断

但是英国人的双手会挂点彩

对跑掉的对手以轻蔑地嘲笑

把手枪短剑和刺刀扔到一边

这些可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

让拳击成为英国民众的骄傲

在只是“双手挂点彩”和“足以致命的武器”的对比下，英国拳击和法国决斗在道德上的高下之别不言自明。因此，与公平竞争相挂钩的拳击不仅能够在一致对外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赋予英国民众优于其法国对手的国民特质，亦可在古希腊光环的映衬下将参与赛事的民众凝聚在城邦/国家荣耀的统筹之下，通过赛场与战场的类比，英国军队终将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战胜法国的坚定信念也由此深入人心。

在《拳击热潮》中，伊根对赛场外的盛况描绘道：“对于不在现场的人们来说，首都举办的赛事……就像一部浪漫小说似的激起他们的兴趣。沿途的停车收费站挤满数百位等待报纸送达的人……报纸的销量大到就像在欧洲大陆取得重要［战事］胜利一样。”诚如地方民众如等待最新战况般对拳击报道翘首以盼的生活日常所示，报刊正是他们同时获取战场与赛场最新动态的主要来源。可以想象，当充满“反法”元素的拳击报道反复且持续地出现于各大报刊上时，隐于书写背后的预设——英国在武装硬实力与道德软实力方面都优于法国——亦将经由报刊的全国发行，内化为英国各地民众不证自明的共识，而这些都将是“让拳击成为英国民众的骄傲”的有力理由。

在18、19世纪之交，除法国的入侵威胁外，一支新出现的社会力量同样令英国社会中的不少观察家感到深切不安：

这些人和他们所从属的制度一样，都是新的，但他们的力量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渐地上涨，它包含了从社会下层升起的一切因素……工厂的劳动群众，仅仅从他们的形成来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却是崭新的，是在它的条件环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在蒸汽机与工厂制将人们高度集中起来的同时，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也在新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对应下孕育出“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的反抗性。“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面包价格、路税、通行税、间接税、‘救济费’、罢工、新机器、圈地、强征兵役劳役和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事引起的骚乱不断发生”，而“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10倍的规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一场以推动议会改革为目的的抗议活动便因其约五万人的聚集而引起地方治安官的极大恐慌，被调遣来的部队士兵进而造成至少17人死亡、600余人受伤的镇压惨剧。这场震惊全国的“彼得卢屠杀”无疑使如何有效应对自下而上的激进抗议及其裹挟的社会割裂成为英国各界热议的话题，而《布莱克伍德杂志》的撰稿人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充满激情的畅想似乎为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思路：

我们相信曼彻斯特的治安官在8月16日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愿拳击赛事兴旺，激进主义衰落……没有什么比一群英格兰人因拳击比赛聚集在一起更令人愉快了。没有煽动性的标语，没有演说家，没有国家在事后发起全面彻查的干涉。一切都交由裁判决断，没有一位教皇能够像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先生那样准确可靠。这一点在最近有关贝拉斯科和伯明翰年轻人的比赛争议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下层阶级政治敏感性日渐凸显的转型期英国社会，威尔逊笔下的拳击赛事已不仅是单纯的群众性聚集活动，更被形塑为激进抗议的有效替代。潜在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则随之转换为不具政治诉求的休闲娱乐，从而以对社会伤害最小的方式阻隔类似于彼得卢屠杀的悲剧性事件再次发生。饶有意味的是，由于1715年颁布的《骚乱法案》（The Riot Act）将12人及以上的自发性聚集界定为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活动，吸引少则数百人、多则上万人的拳击赛事在其流行的18、19世纪之交始终处于非法的灰色地带。对此，威尔逊的评论表明官方被期望的默许态度，“我们希望在英格兰治安官的授意下，比尔·吉本斯随时都能够不受干扰地组织拳击赛事”。当拳击的非法属性与官方有意无意的默许相叠加之时，拳击场便成为一个极具暧昧性的政治临界区，通过对暴力冲突隐喻式的场景再现，使自上而下的国家霸权在与自下而上的底层反抗达成象征性和解的同时，实现对底层民众的政治拉拢。

《威斯敏斯特拳击赛》（1815）

图片源自必应

或许正是考虑到拳击的大众流行度，这一运动同时被各大报刊赋予道德教化的作用。尽管真实的拳击场多是小偷、妓女与流氓的聚集地，且有相当数量的拳击手有着严重的酗酒和参与赌博的问题，但这些往往被隐去不谈；而为患病同行主动承担双倍比赛任务，将一名女佣从火场救出，拒绝为千镑报酬而输掉赛事等拳击手的高尚之举却常作为值得一提的有趣细节穿插于赛事报道之中。老牌保守派期刊《反雅各宾评论与杂志》（AntiJacobin Review and Magazine）的相关评论——“一个英国无赖在观看一场常规拳击比赛中学到的良好道德风尚很可能比他听几十次布道学到的都多”——恰恰点出赛事撰稿人选择性书写背后暗含的考量。可以说，拳击报道以其特有的展示方式创造出一种与英国民众沟通的语言，并于无形中将被期望的道德与行为准则融入该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诚如伊根援引地方治安官是否应支持拳击赛事的辩论实录所示，“拳击在整个英国，尤其在伦敦，都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教育的结果有目共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英格兰人一样以慷慨、仁爱与乐善好施著称”，而“每一位观众都如同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特别陪审员一样，确保比赛规则被公平与正当地运用”。

当报刊撰稿人不约而同地将观看拳击与教育民众相挂钩时，拳击便通过这一有倾向性的书写，将作为民众道德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爱国热情融于其中。与此同时，撰稿人将观众比作法官与陪审员的有意形塑，亦将经由比赛规则与社会规则的类比，引导更多潜在的社会规则破坏者转变为既定社会秩序的拥护者，而底层民众由此培养出的对国家和秩序的认可便能够进一步瓦解出现于群体内部的激进主义思想。颇有意味的是，似乎正是在比赛规则得以确立的18世纪，拳击开始取代决斗，成为英国底层民众解决争端最常见的方式，并作为一种被精心控制、规范和淡化的暴力形式，达成民间娱乐活动的“体育化”转变。

在18、19世纪之交，拳击不仅流行于底层民众之中，更被提升到至高地位，为英国贵族所推崇。看到商机的知名拳击手约翰·杰克逊随即开班授课，吸引了包括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内的年轻公子哥前去学习。诸如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巴里莫尔伯爵（Earl of Barrymore）等各年龄段的男性贵族大多是拳击场的常客与赛事的赞助者。《体育杂志》如此描述1807年的一场全国性赛事：“毫不夸张地说，若要提及到场观赛的贵族，就相当于把宫廷日历上约五分之一的名录都细数一遍。”将流行于底层民众的拳击运动引入上流社会或可反映英国贵族对自身形象在这一时期的重新定位。

基于此，拳击赛事报道中常常可见到不同阶级的观众共处同一空间的描写，如“公子哥和卖菜小贩粗鲁地交流，业余新手和一流的时髦人物挤在一起”等。伊根在报道中写道：“在支付完入场费后，高贵的勋爵和生活拮据的平民便都可以自在地观看比赛……中场休息时，身为议员的观众可能和朋友聊到前一晚《改革法案》在上院的成功，场地另一侧的平民观众可能为打发时间正与同伴欢快地唱着歌”，不少“上流社会人士并不因在赛场上被认出或是担任比赛裁判而感到难为情”。在伊根略带理想化的描述中，以观赛为目的的大规模聚集将社会区分予以暂时性搁置，不同阶级在特定场景下的互动往来亦建构出一个看似混乱却暗含平等的社会秩序，而作为公共领域的拳击场在为不同阶级提供接触空间的同时，并未对既定社会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拳击赛事也由此被其冠以“各阶级联合”（a union of all ranks）之名。

1819年12月，伊根再次记录了一场特殊的赛事。这场常规性的地方赛事竟因当地治安官的干预阻止使前来观赛的拳击爱好者达成跨阶级的同盟：“这次干预把贵族公子哥和街头小贩都惹恼了。后者直言，‘嘿，该死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我们只是聚在一起保卫英格兰人真正的勇气，改善我们的血统。该死的，我们和政治没关系。’”当地治安官在彼得卢屠杀过后不久对赛事的干预无疑是出于对底层民众大规模激进抗议的心有余悸，不论后者对此的回应真实与否，伊根细致到语气词的记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拳击赛事报道实则暗含拉拢底层民众的重要意图。

正如勃朗特三姐妹的弟弟同时也是拳击爱好者的勃兰威尔·勃朗特（Branwell Brontë）所言：“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痴迷于反复阅读拳击赛事的报道，写作者史诗般的语言和他们所描绘的神圣的赛事都飞进了我由想象力铸成的幻想王国。”如此，当潜在的社会秩序破坏者同勃兰威尔一样深受拳击赛事报道影响，也即当他们从关注自身处境转移至追踪赛事撰稿人精心描绘的国家级神圣赛事，并以拳击手在赛场的英勇表现为衡量尺度想象理想中的国家形象之时，一个联结各阶级的新纽带便可在阅读赛事往来回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保卫英格兰人真正的勇气”而非激进抗议更是每一位英国人都应关心的头等大事。 

随着拳击赛事的兴旺，英国各地逐渐涌现出一批为民众追捧的职业拳击手。在身份与地域的联结下，这些拳击手或在当地小有名气，或作为行业翘楚代表其所属地区在全国参赛。然而，有一位业界佼佼者的职业生涯却与大多数同行都不相同。尽管这位拳击手因其非英国人的身份饱受争议，但他仍然受到乔治三世的接见与威尔士亲王的赞助，其个人形象也被印在茶壶、海报、版画等各类物品上。此人便是犹太人门多萨。

伊根对其的评价或许可代表英国主流舆论的立场：“虽然他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种犹太人’——但他确实是典型的犹太人，拥有自己特定的信仰并引以为傲。即使对此颇有成见，那些基督徒也不得不承认——‘门多萨是一位非比寻常的拳击手！’”尽管门多萨的种族身份和宗教信仰与英国主流社会存在隔阂，但英国社会也以开放的姿态给予这位“外来者”充分的肯定。这一对异质性的接纳态度彰显出英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包容性。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以颇为赞赏的态度所论：

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权利……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地落在英国后面了。

恩格斯对英国社会政治自由的描绘同样适用于该国对外来犹太移民的态度。虽然在英犹太人仍不被允许拥有土地、不可从事一定职业或参与公共事务，但这些限制已较其他欧洲国家宽松许多，1753年英国议会更是短暂尝试将公民权扩展至少数犹太精英群体。这一有条件接纳边缘群体的态度进一步影响了撰稿人对门多萨的书写视角。尽管不少报刊对门多萨的犹太人身份予以或明或暗的攻击，但当论及门多萨作为拳击手的身形时，各大报刊都不约而同地为其贴上与其他英国拳击手相似的“男性化”与“力量感”标签。在讽刺漫画《英格兰大使及其护卫与西班牙国王的交锋》（The English Ambassador and His Suit before the King of Spain）中，门多萨进一步被描绘为对抗外敌的英勇护卫。兼具“男性化”与“力量感”的门多萨无疑符合公众对“英国护卫”/理想男性形象的想象，而这一想象在英国社会一致对外的过程中尤为明晰地表现为英国国民身份对犹太异质性的象征性吸纳。

恩格斯，图片源自Yandex

与此同时，英国主流报刊对来自美国的非裔拳击手亦秉持相似的包容立场。不少报刊撰稿人都尝试“不存在肤色偏见地赞叹赛场上的每一次非凡表现”。对此，为《布莱克伍德杂志》撰稿的威尔逊在1820年评论道：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感激克拉克森先生（Mr. Clarkson）和威尔伯福斯先生（Mr. Wilberforce），感激他们为废除奴隶贸易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莫利诺（Tom Molineaux）击倒克里布（Tom Cribb）时，所有肤色的区别都不复存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两个人——我们的心为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跳动。

威尔逊的评论恰巧暗示了拳击圈认可非裔选手背后的考量。尽管由于贸易成本攀升、奴隶暴动频发、与十三州殖民地脱钩等多种原因，1807年废除奴隶制的决定无疑在道德层面使英国从全球最大的奴隶贸易国摇身一变，成为支持全世界自由事业的人道主义国家。进而，拳击领域对非裔选手“不存在肤色偏见”的接纳便可被视为国家美德的具体体现，不论是现场观赛还是阅读报道的英国民众都将在为转变成自由人的非裔拳击手呐喊助威的过程中激发出身为英国国民的自豪感，而恩格斯所赞赏的优于“大陆上的各个民族”的政治包容性也由此获得另一处典型实证。

不过，诚如伊根所言，“体育界期望的是一位白人而非黑人拳击冠军”，为英国民众所骄傲的政治包容性恰恰以不对自身文明与种族等级的优越性构成威胁为前提。因此，尽管被象征性地接纳，在不同种族的对立下，边缘群体拳击手依然为英国社会所忌惮，而这一忌惮也进一步导致不少报刊对该群体有意无意的丑化描写：善用技巧的门多萨常被指责为诡计多端、胜之不武；莫利诺则被形容为如动物般天真野蛮。显然，边缘群体被丑化的公共形象不但能够反衬英国白人自我标榜的道德理性，更可在此对比下侧面展现出白人冠军的“实至名归”。

在英国拳击圈有条件地征招少数族裔的过程中，相较于被动接受“非基督徒”“非白人”标签的犹太裔与非裔，同处边缘位置的爱尔兰人则更为主动地强调自己“非英格兰人”的身份标签。诸如在赛后高呼“永远的爱尔兰”、随身携带绿色手帕等彰显选手本人与其出生地紧密联系的举动都被多位拳击手所实践，并得到爱尔兰观众的热烈回应，而这些选手与其英格兰同行的较量更是被数家报刊形容为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事实上，拳击圈的剑拔弩张正是18、19世纪之交英-爱紧张关系的一处缩影。正如1800年《泰晤士报》将英-爱拳击手之间的对决定义为“联合之战”（Union-Battle）所彰显的，1798年爱尔兰起义、1800年《联合法案》的颁布、1829年《天主教徒解放法案》的通过等一系列触发英-爱分离或联合的重要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报刊撰稿人对相关群体的书写。

有趣的是，不同于爱尔兰拳击手对自己“非英格兰人”标签的强调，多位报刊撰稿人更侧重于该群体的联合身份。以伊根在1824年对约翰·兰根（John Langan）的报道为例，尽管不敌来自英格兰的汤姆·斯普林（Tom Spring），兰根仍受到高度赞誉：“他不仅在爱尔兰同胞心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得到所有英勇的英格兰人以及超两万名观众的认可。”如此，得到更大范围认可的兰根便不只是“爱尔兰拳击手”，亦可被纳入“英国拳击手”的行列。在同年收录的民谣中，伊根进而将上述两位“英国拳击手”形塑为对抗外敌的有力干将：

如果那些自负的敌人胆敢登上英国海岸

他们便会像以前一样受到拳击手的教训

英国民众将聚在一起让叫喊声响彻天空

迎来我们的英雄：勇敢的兰根和斯普林

在英国议会围绕是否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展开激烈讨论的19世纪20年代，将爱尔兰与英格兰拳击手共同列为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力量所暗示的恰是以伊根为典型的主流撰稿人将爱尔兰人被联合的政治与宗教身份扩展至社会层面的尝试。尽管不完全一致，英国社会对犹太裔、非裔与爱尔兰拳击手的选择性追捧不失为笼络边缘群体的绝佳策略。接纳不同背景选手的拳击领域为极难挤进核心行业的边缘群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准入平台，而赛事撰稿人对其中能力拔尖者的认可态度亦对英国公众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引导。

从画家亨利·雷伯恩（Henry Raeburn）略带夸张的抱怨来看，这一潜移默化的引导颇具成效：“我卖司各特的肖像画，另一个人卖莫利诺的。你知道那些喝啤酒的伦敦佬品味如何：一个黑人拳击手比得上一千个杰出的诗人。那个非洲人的画像卖出了几千份，而苏格兰人的画像却无人问津。”事实上，不仅是莫利诺，诸如兰根、门多萨、比尔·里士满（Bill Richmond）、丹·唐纳利（Dan Donnelly）等多位非英格兰本土的拳击手都拥有数量众多的追随者，他们在英国民众中拥有相似的高认可度或可表明英国国民身份建构在18、19世纪之交呈现出的新动态。在此新动态下，主流报刊对上述边缘群体暗含极强政治目的的书写正是英国社会在这一时期有针对性地扩展其国民身份外延的典型实践。

1841年，撰写赛事报道多年的文森特·道林在其对过往比赛进行梳理的《拳击界》（Fistiana）一书中颇为感慨地表示：“回顾那些拳击巨匠在其巅峰时期的日子，再将他们与现在占据此位置的一代人相比就会发现，拳击赛事正在走向衰败。没有多少强大的拳击手敢于主动发起挑战，可能也没有多少选手的名字会流传于世。”道林的担心不无根据，除拳击手乏善可陈的比赛表现外，拳击赛事的数量亦在19世纪20年代后大幅缩减（1816至1850年仅有61场记录在案的赛事），曾作为拳击赛事主要受众的底层民众也在不断缩减的公共假期与工厂纪律的规训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传统的体育活动换成了较为恬静的爱好……他们现在痴迷于养鸽子、养金丝雀和种郁金香”。与之相应的便是拳击赛事报道在各类期刊的锐减。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报道里，对拳击的批驳终于不再被淹没于近乎一边倒的赞誉之声中。曾经备受追捧的拳击如今多与“野蛮的”（barbarous）、“不文明的”（uncivilized）、“非基督教的”（unchristian）等词汇相关联，《星期六杂志》（The Saturday Magazine）直呼“拳击赛事令人高兴地在这个国家消失殆尽”，《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则更为严谨地表示，“拳击仍有一些支持者，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够拥有更好与更明智的想法”。

《荷兰人山姆与梅德利的拳击赛》（1810）

图片源自必应

随着社会风尚在新时代的逆转，身为“野蛮时代”遗老的乔治·博罗（George Borrow）只好将其对拳击衰落的哀叹写进半自传体小说《拉文格罗》（Lavengro）中：

我曾知道一个时代，两位知名拳击手之间的对决几乎被看作一项国家事务。成千上万的人，不论高低贵贱，从早到晚都在琢磨这件事，直到这一重大事件尘埃落定。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人们会说，感谢上帝终于如此。我想说的是，法国人仍住在海峡的另一侧，并且仍将目光投向我们这边。在拳击盛行的时代，一个英格兰人能匹敌两个其他民族民众这样的说法绝非虚言，如今听起来就像在吹嘘，毕竟现在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时代了。

博罗的哀叹或许可作为以报刊报道为表征的英国社会主流舆论对拳击所持态度发生转变的一处注解。在18、19世纪之交，拳击天然的暴力属性使其成为拿破仑战争期间武装全民的绝佳方式，而对其暴力属性的精心控制与淡化则进一步促成该运动的“体育化”转变。作为一项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事，拳击不仅为英国各地、各阶级、各族裔的民众建构出一个坚实的“体育共同体”，更为这一共同体赋予独特的“英国性”内核。然而，拳击的兴衰发展注定与英国国内外局势的激烈变革相互交织。当外敌入侵的威胁不再，英国国民身份的内涵与外延被重新界定，在英国民众日益受到道德宗教与社会规范的规训之时，这项曾掀起全民观赛狂潮的赛事项目便因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休闲活动的期望而走向衰落，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成为上一代英国民众所共享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