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布克奖获奖小说《舒吉·贝恩》一方面从底层家庭的视角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苏格兰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去工业化之后的人-地关系状况，另一方面在审视地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了城市底层重构“地方感”的可能性。小说通过质疑城市复兴计划的逻辑，试图唤醒城市底层的自主意识，呼吁他们争取市民权利，以重获地方归属感。小说对格拉斯哥城市发展史的道德追问，对地方感与传统、个体能动性、城市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探究，展现出小说家在城市去工业化问题上的严肃思考。

关键词 《舒吉·贝恩》格拉斯哥  去工业化  “地方感”

2020年，初入文坛的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1976—）以小说《舒吉·贝恩》（Shuggie Bain）获得布克奖，成为继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苏格兰作家。斯图尔特出生于苏格兰著名的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底层市民家庭，一路在困苦中挣扎，后得以到纽约求学，最终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这些坎坷的经历后来成为其创作的灵感来源。《舒吉·贝恩》以他的家乡格拉斯哥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1981至1992年间城市底层家庭经历的情感冲突与心理创伤，富于浓重的自传色彩。小说刻画了底层人民难以摆脱的生活困境，审视了困境形成的客观原因，并探索了改变命运轨迹的可能，藉此回应并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最为显著的变革，即城市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与《舒吉·贝恩》，图片源自Yandex）

从工业革命到一战时期，造船、钢铁、火车机车制造构成了格拉斯哥的支柱产业，在鼎盛时期它享有“英帝国第二大城市”“帝国工场”之称。去工业化进程中，各种资源从基础产业转移，机器大生产受到限制，过时产业、高劳动力成本产业和具体产业区重新布局，这对于格拉斯哥是尤为残酷的考验。数字揭示了这座城市断崖式的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格拉斯哥一些区域的男性失业率高达38%以上，到1994年仍超过25%，2003至2007年，城市居民的整体寿命比同样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居民的整体寿命低15%，以贫困、酗酒、心理危机为突出特征的“格拉斯哥效应”（Glasgow effect）由此闻名。

林康恩以“半衰期”（half-life）描述去工业化进程留下的沉重且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退，但依然具有效力，无法直接抛在脑后或置之不理”。这也意味着以去工业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要直面几个问题：如何看待逝去的工业化历史，如何面对当代的去工业化景观，以及如何呈现新的经济秩序下社会底层面临的困境。林康恩提出，这类文学作品的价值之一就是以受去工业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为主角，凸显这一群体如何在抗争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以此对抗那些贬抑工人阶层文化的公共叙述。考威、西斯考特、海尔、路易斯等研究者则关注去工业化后长时段的历史趋势，包括空间关系、文化政治、劳工组织、城市景观的改变以及老工业区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避免一味地对工业主义的历史表示感伤，那些以“崇高美学”的理念对工业时代的遗迹做“博物馆式的”文化重构的做法往往会脱离实情、遮蔽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也就是说，以去工业化为题材的小说需要关注的对象包括错综交织的历史关系，底层群体的生存样态，以及隐藏其中的文化权力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凯尔曼、格雷（Alasdair Gray）为首的本地小说家十分关注格拉斯哥的衰败萧条与社会底层的精神压抑，凯尔曼在《公交售票员海恩斯》（The Busconductor Hines，1984）中描写了小人物的无助和生活的枯燥无趣，格雷在作品中直言格拉斯哥“除了失业、酗酒和跟不上时代的激进抗争以外，什么都没有”。在斯图尔特的《舒吉·贝恩》中，舒吉的家庭生活与工业时代、去工业化进程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舒吉的祖辈是典型的格拉斯哥劳工阶层，舒吉一家起初在格拉斯哥最典型的贫民区借住，后来阴差阳错搬进了衰败的工业矿区。舒吉一家与去工业化进程之间既有联系又非完全卷入的状态，使这部小说可以用一种间离视角来观察底层人被裹挟在城市的空间变革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之旅，去工业化进程对底层人的城市归属感造成了何种后果。显然，这些观察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问题。 

（詹姆斯·凯尔曼与《公交售票员海恩斯》，图片源自Yandex）

位置（location）、场所（locale）、“地方感”是人-地关系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概念。位置指的是带有具体空间尺度的方位；场所是“社会交往的物质环境”（material setting for social relations），包括建筑、街道、公园和一个地方当中其他“能被识别和触及的内容”；地方感的基础是人的主观体验，这既源于地方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了人们受地域环境激发而生的情感情绪，这些情感情绪可能是个体的，也可能为群体所共有。地方感对于个体与社会群体都有重要的意义，人文主义者重视地方感给予人的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认为它提供了一种“根脉感”（rootedness），通过无意识的“意图性”成为人的存在感的核心，构成人定位自身的坐标。段义孚以“恋地情结”（topophilia）形容人通过情感联系建构的人-地经验，这种经验集合了文化、社会、环境等特征，通常包括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等层面。然而，地方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始终处于“不同表征所产生意义”的对立斗争之中。

《舒吉·贝恩》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的转型与复兴为背景再现了城市底层人的地方感的消逝。小说的叙述以主人公家庭的搬迁轨迹为主线展开。重组家庭的舒吉父母带着三个孩子仓皇寻找容身之地，最终挤进了格拉斯哥观景山社区（Sighthill）的外祖父母家，这里塔楼林立、空间狭窄、环境破败，很多居民整日以打牌酗酒消磨时光。舒吉的母亲在十六层楼狭窄的房间中倍感压抑，忍不住从窗口探出身，“刹那间她彷佛在飞翔”。正因为渴望拥有更大的空间，一家人相信了父亲名为改善居住条件、实则借机抛弃家庭的谎言，以为可以搬去一个有“前院”和“花园”的新居，到了以后才发现，新居位于被遗弃的矿区（Pithead），这里道路狭窄，尘土飞扬，周边是泥煤灰的沼泽地，街道尽头的矿坑占据了整个地平线，矿区的底层住宅区（Schemes）里，各家各户被同样的白色晾衣绳和灰色的晾衣杆分割开来，一片惨淡沉寂的景象。在矿区生活了近八年后，舒吉与母亲、哥哥满怀期待地通过市政廉租房置换项目再次搬迁，来到了格拉斯哥东区（East End）。东区的街道两旁有了基础生活娱乐设施，但住宅楼密密麻麻连成一体，只在街角才有些许空隙能看到蓝天；就像身处“陷入沙石的山谷”一般，楼前的绿地少得可怜，每寸绿地上都挤满了孩子。

观景山社区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城市贫民窟清除计划的产物，十座二十层的塔楼容纳了七千多居民，基础设施严重失修，社区以犯罪案件频发闻名，种种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整治，可以说从始至终象征着格拉斯哥不愿面对的顽疾。舒吉家在东区的住处曾是格拉斯哥的帮派聚集之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专门为社会底层划出来的“福利新区”，实际上是城市复兴计划借助资本对土地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英国的城市复兴计划依靠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和“地产驱动”模式，格拉斯哥也不例外，可以说，为了摆脱去工业化之后以暴力、酗酒、贫穷著称的负面形象，格拉斯哥比其他城市更急切地想要推动城市文化发展。当时格拉斯哥设定的目标是建设“文化城”，让“格拉斯哥更美好”（Glasgow’s Miles Better），市政投入了巨额资金发展旅游、文化艺术产业，包括兴建皇家音乐厅和苏格兰会展中心、举办节庆赛事等。据官方统计，1989至1990年，到格拉斯哥参加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美术馆艺术活动的人数和游客数量大幅增加。1990年格拉斯哥被评选为“欧洲文化城”（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ECOC），格拉斯哥文化节主办方期待，“当格拉斯哥被视为一个卓越的文化城，相关旅游业就会发展——就业就会增加”。按照这一规划，格拉斯哥不再作为工业生产中心而存在，而将成为苏格兰的文化名片，以文化产业刺激消费、促进繁荣。然而，如雷尔夫所言，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和刻板化的城市规划会导致地方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这意味着强加于城市的景观、对流动性的偏执追求、城市美学的主题公园化、奇观化、博物馆化和未来化会导致地方的文化特性日益模糊，变成无地方特色的千篇一律。同时，城市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又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地方涵义的感受与理解截然不同，对于被隔绝在城市发展之外的社会底层，人-地关系失调的“无地方性”显得更加残酷。小说中的矿区几乎被彻底遗忘，舒吉的母亲到市中心参加“戒酒会”结识的朋友竟都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处所在。小说写道，“丛林一般的棕色芦苇”肆意向新规划的住宅区侵蚀，彷佛“要把矿工们的容身之地夺走”，矿区唯一的火车站也因缺少经费被长期废弃，从格拉斯哥开往爱丁堡的列车疾驰而去，掠过矿区这片“荒原”，“将矿工们与整个世界分隔开来”，“形成一道看不见的边界，永远都不会停下”。

城市复兴计划的机械、刻板导致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存在感，事实上，在这样的计划中，底层人犹如电脑程序处理的任务项目，无法决定自身命运。“中产阶级的市政人员和城市规划者以为有了新的市镇和廉租楼就能面貌一新，犹如‘神来之笔’。加点绿地和蓝天，城市的种种问题就会消失。”现实却并非如此，小说认为将底层家庭从旧房移到“新居”，“希望能与以往不同，带来前景和大发展”，实际“太残酷，过于斯巴达式”。舒吉一家的搬迁经历成了底层人在城市里找不到任何归属感的隐喻。他们或许在刹那间会有一丝“安静、平和的幻梦”，但始终无“家”可归。有研究者发问，艺术文化活动到底能不能促进城市的变革？对于缺乏任何明显途径摆脱失业、贫困的社会底层，艺术文化活动的意义何在？就格拉斯哥的变革而言，斯图尔特的看法与地理学家哈维的观点存在相通之处，那就是，以文化艺术为名打造的城市革新项目是一种“转移注意力、让人愉悦的狂欢节面具，面具背后的社会问题却得不到关注”。小说中有这样一处细节：旧货商送给小舒吉一盒肮脏的气球，告诉他上面印着当时最响亮的城市口号——“格拉斯哥更美好”。舒吉“尖锐地”反问了一句：“比什么时候更好？”如果说地方认同和依恋总是基于共同塑造的文化符号和共同接受的文化理念，那么小说表现的则是相反的图景：社会底层在去工业化进程中除了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还在文化名城的建构过程中受到进步主义修辞的挤压和排斥，无法建立对于地方的认同。

早在1935年，苏格兰散文家缪尔（Edward Muir）就在游记中指出格拉斯哥并不是一个典型苏格兰城市，这里人口密集，混杂了高地人、低地人、爱尔兰移民，城市面貌完全是工业主义的产物。工业主义传统是这里最重要的地方历史积淀，在20世纪后期，包括凯尔曼在内的格拉斯哥作家、艺术家加入了一个以“工人城”（Workers City）为名的团体，抗议城市商业资本对文化话语的操控。他们提醒人们不应忽略工人阶层的文化传统，强调“这个城市属于它的人民，而不是属于那些只在乎能从格拉斯哥榨取多少的政治匪徒和大资本家”，并且相信工人阶层传统中“曾经激发生命力的火花能在当下重新焕发力量”。

《舒吉·贝恩》却不认为工业主义传统可以“重新焕发力量”。小说讲述了舒吉一家十二年间的生活，其中一多半是在工业时代落幕后的矿区里度过的，这里随处可见工业时代的遗迹——矿坑、矿渣山、沼泽。矿区是两代矿工的家园，很少有新面孔来这里居住，舒吉一家搬进“新居”时，厨房里还晾着前住户的衣服，“僵在那里有些年头了”。这里的生活尴尬又窘迫，从前的矿工和家属除了领取微薄救济别无收入，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因为“矿区这么多年已经完蛋了，在这儿没什么活可做了”。邻居教舒吉一家用别针开锁，从电表里掏出投进去的硬币，让他们了解“骗人和到超市顺手牵羊”是“必要的作恶（necessary sin）”。矿工们休闲的酒馆如今成为绝望的男人们逃避生活的场所，他们宁可亏欠家用也要将救济金挥霍在那里。女人们挣扎着养育孩子，每天困在拮据生活里做着“身为母亲的算术题”，在日常酗酒中“脸成了过时发型与厚厚妆容的博物馆”。矿区里家庭暴力蔓延，侵犯女性与儿童的案件屡见不鲜，情感背叛更是生活常态。已被边缘化的老工业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都迫切需要改变，需要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秩序与社群联系，但小说并不认为工业主义的历史传统能帮助人们重构对该地的依存感与认同。

时过境迁，矿区人体会更多的不是留恋和追忆，而是难以抹去的创伤。提起当年的矿区事故，人们依然唏嘘不已：井下甲烷爆炸“将他们全都吞没”，“一些孩子失去了父亲”，舒吉家的邻居詹姆西从前负责矿上的升降梯，“是个帅小伙”，但在火灾中严重烧伤。矿区里整日闲逛的青少年对工业大生产时代没有任何感情，与舒吉年龄相仿的孩童对矿区的盛景没有什么记忆，也谈不上什么憧憬，大生产年代留下的洗煤机如今成了霸凌弱者的工具。在矿区，工业时代的遗迹从来不是被缅怀的对象，而是逐渐成为人们收集废品换钱的场所，矿区与大生产时代残存的各种联系都越来越稀薄。在一个不乏象征意味的片段中，舒吉的哥哥为了攒学费盯上了矿坑电缆里的铜线，被巡逻员发现后困在泥石流一般的矿渣山里难以脱身。他很清楚自己如果被逮到根本交不起罚款，于是仓皇逃跑，逃跑中他将巡逻员打成重伤，矿区因此失去了最后的守护者。大卫·伯恩指出，工业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身份的组成部分”，是矿区工人认同自我和矿场的基础，去工业化之后，人与机器、人与工业景观的关系都已迥然不同，相关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再支撑人们对地方的情感认同。

去工业化影响的不只是矿区，还有整个格拉斯哥。舒吉的父亲是个出租车司机，在接送乘客的过程中他发现，“城市正在改变，从人们脸上就能看出。格拉斯哥正在失去它的意义”，他听说撒切尔首相不再需要“诚实的工人”，未来需要的是技术、核动力、私人医疗，“工业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河畔的造船厂和铁路公司曾经象征着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力，如今只留下枯骨残骸，“在城市里如同腐朽的恐龙”。更重要的是，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抗争的力量在去工业化时代已不复存在，工人失去了集体抗争的能力。格拉斯哥人最引以为豪的克莱德河畔曾是工人运动最为兴盛之地，有“红色克莱德河”之名，如今却成了底层人的葬身之所。从父辈开始就以开渡船为生的船夫救起那些“默默地有意跌入河中的人，他们原本并不想被救起”。一位女乘客向舒吉的父亲倾诉自己的无助，她的丈夫在炼钢厂工作了二十五年后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却只拿到三个星期的工资，她的丈夫问工厂主自己今后怎么养家糊口，工厂主“连眼都没眨”就无情地回答，“到南非碰运气吧”。去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她的儿子也将面临失业的残酷现实，她不知该向何种力量求助以应对时代的变革，只能不断重复：“他们应当在格拉斯哥工作，吃妈妈做的饭。”

（克莱德河，图片源自百度）

《舒吉·贝恩》揭示的问题，当代学者也在同步进行实证研究。丽贝卡·玛德金对格拉斯哥的地标克莱德河畔地区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多次改造对该地区的建筑与设施“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与城市工业主义记忆相联系的整体物质形态被不断抹去”。拉夫·里尔特对老工业区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格拉斯哥市政府和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化历史都相对淡漠。进入新世纪，格拉斯哥的自我宣传倾向于塑造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城市的魅力，突出生活时尚风格，由此在城市话语中构建了一种“线性的成功故事”，以昔日的暗淡衰败反衬当下的耀眼发展。在新的进步主义语境中，工业化历史很多时候是与“暴力、酗酒、狭隘的足球意识”相联系的，与“经济衰退、社会不平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同义，是这座城市的“耻辱”（stigma）。

地方感与历史传统紧密相连，但时间的延续并不能构成地方感这种“经验”的“性质与强度”，“人们回顾过去有各种原因，但共同之处是获得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保护（城市历史）的热情源于需要有形物体支持身份意识”。当今许多地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工业化的历史文化究竟是一种沉重负担，还是可贵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代表，抑或是一种资源，能与其他批判“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展开更多的行动。斯图尔特的小说指出了地方传统在当下的局限，让我们认识到在城市复兴的过程中，社会底层并不必然能通过恢复旧有的传统框架而重获地方感。这是一种看待“地方”的非本质主义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地方不再是一种“表现本真性、稳定的本体性的存在”，它的典型特征是“开放与变化，而不是划界与不变”。

有研究者认为，格拉斯哥最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凯尔曼在20世纪后期城市复兴中的一系列抵抗实践与理念都着眼于城市的不平等机制，旨在“向公众揭示权力关系的运作过程”。斯图尔特与凯尔曼不同，在《舒吉·贝恩》中，斯图尔特一方面剖析了城市复兴背后各种机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他更倾向于捕捉一种推动生活不断向前的希望。小说中舒吉的母亲是家庭命运的主导者，尽管不能带领一家人走出困境，但她身上有种足以点燃希望的可贵品质，正是通过对这种品质及其影响力的刻画，斯图尔特探讨了底层个体作为“行动者”的可能性。

衰败的矿区里大多数贫民虽然活着却浑浑噩噩，似乎对无望习以为常，女人“头发像蓬乱的猫”，穿着邋遢的裤子，踩着男人的拖鞋，孩子们满脸煤灰，“嘴边留着晚餐红色酱汁留下的几圈印记”。罗德威讨论“感官地理”（sensory geography）时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感知或许很大程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但那并不是一种机体反应（physical reflex），身体与头脑的感知是在环境中逐渐习得的，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感知是一种文化反应。”矿区居民的感官体验与反应源自去工业化之后失去生机的环境，他们被地方环境同化，变得消极冷漠。舒吉的哥哥绘画时鸟瞰矿区，他想：“如果这片住宅是经过设计的，那这个设计者是个多么吝啬的人啊。设计图里的铁皮汽车呢？农场动物呢？像带刺的海珊瑚一样蓬蓬松松的绿色草丛呢？”看着山下穿黑夹克的矿工们，他心中纳闷：“设计者是不是不喜欢彩色的、愉快的人物构像？”舒吉的母亲阿格尼丝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矿区环境的影响，不但没能戒酒，反而更沉迷于酒精了。她酗酒成瘾，“喝起伏特加就像喝自来水”，每到周一就将领来的三十八镑救济金全部用来买酒，即使孩子们还饿着肚子。年幼的舒吉不得不照顾醉酒的母亲，整日提心吊胆以至于每到下课回家的时候就会腹泻。但小说同时也刻画了阿格尼丝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在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是妆容精致地“从坟墓里爬出来，昂着头”，头发上抹着发胶，脚上穿着系带高跟鞋，身上披着漂亮的大衣。在矿区其他女性眼里，她就像搬来这里住的“英格兰女王”。

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视野下，个体通过各种经验与地方形成情感纽带，“经验由感受和思想结合而成”，要形成对一个地方的完整体验，“需要调动所有感官且经过大脑积极的反思”，从外部审视它，从自身经验反思它。在斯图尔特看来，底层个体可以调动日常的感官体验和认知去创造当下环境。舒吉的父亲把妻子与孩子们扔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矿区一走了之，他想彻底毁灭阿格尼丝，阿格尼丝却顽强地创造了一种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独特生活：她不忍看到邻居女孩终日头发脏乱，就找机会“捉到”她，帮她梳成齐整的样式；她在炎炎夏日把邻居家废弃的冰柜搬到后院，冲刷干净以后注满水，让舒吉潜在里面享受清凉；她鼓励跳舞时受到邻居孩子嘲弄的舒吉，“如果我是你，我就接着跳”“别让他们得逞”。这部以晦暗为基调的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亮色就来自阿格尼丝种在街角花园的玫瑰，尽管这些玫瑰是她带着舒吉从主干道的绿化带里偷偷挖来的。小说写道，“曾裸露着黄土、长着齐腰深的野草的那一小块地现在是五颜六色的鲜花摇曳的海洋”，大片盛开的花朵“在肮脏的矿区甚至显得有些太惹眼太招摇”。这或许就是地方感变得可见的一种方式。

（凯温格罗夫艺术博物馆，图片源自百度）

斯图尔特认为城市底层始终有着一种具有活力的主体意识。小说对舒吉外祖父的描写虽然不多但生动鲜活。他是克莱德河畔的驳船装卸工，只手空拳能以一敌六，年轻时他带着妻子辗转三次公交车去参观格拉斯哥有名的凯温格罗夫艺术博物馆（Kelvingrove Hall）。在参观华丽的展馆时，妻子感到衣着与环境不太相配，表现得十分局促，他却大方坦然，“就像来自格拉斯哥西区繁华的拜尔斯路上的医生”。虽不宽裕，但他仍要妻子把每天等候自己下班的小女儿打扮得又漂亮又干净，妻子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他却从中感到莫大的快乐与自豪。这样看来，阿格尼丝的感受力与创造力是一种代际传承，而舒吉显然也继承了这种感受力和创造力。在少年舒吉眼中，阿格尼丝“辅导不了算术作业，有时饿着肚子还吃不上她煮的热饭”，但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能让人迸发出勇气与信心，即使受人嘲笑也想坚持不停地舞下去。阿格尼丝身边那些麻木的女人在鄙视她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邻居考琳平日里将阿格尼丝的言行视为十恶不赦，最终却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其葬礼的人之一。参加戒酒会的女人希望自己“能像阿格尼丝那么心灵手巧”，羡慕她“会装饰屋子”，称赞她“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小说并不认为阿格尼丝具备反思时代的能力，只是借她暗示想象力、创造力乃是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联想到斯图尔特的成长经历，他成为一名设计师很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感染，而他也因此相信个体对环境的改造能力。如同社会学家玛尔所说，“对于生活在工业废墟和城市衰退中的人来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去想象可能的变化，去重新构想地方都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才能帮助人们相互交流，面对挑战和环境的局限，同时寻求不同的出路与可能”。

怀着对工业区下一代生存前景的焦虑，《舒吉·贝恩》将目光投向青少年——受去工业化影响最显著的群体之一。小说中“原本有望子承父业的年轻人现在已没有未来”，少年们无所事事，在街头闲逛打斗，用恶作剧激怒疾驰过矿区的列车司机，因为只有在轰鸣的汽笛声中“他们才感到被世界看到了，感到还活着”。舒吉与这些少年格格不入，他不喜欢足球和冲撞型游戏，也不会说脏话或欺负女生，因此不断受到同龄男孩的恶意嘲弄与欺凌。同父异母的哥哥利克忍不住让舒吉表现得“更男性化”一些，还教训他“生活这么难，男孩性格太温和怎么行”。与舒吉母亲交往的前矿工尤金甚至把一本翻烂了的《苏格兰球队史入门》当作宝典送给他，希望他“更像其他小男孩一样”。于是，舒吉努力记住各球队的胜负结果，在芦苇丛里按哥哥的建议练习“正常”走路。舒吉身上不乏斯图尔特自己的影子，小说将舒吉塑造为一个在艰难生活中以坚韧的意志努力成长的少年并不仅仅为了肯定自立自强的道德品质，更是为了拓宽甚至改变“硬汉”的定义。

格拉斯哥是一座以“男性气概”为标签的城市，自20世纪早期就形成的帮派文化和重工业生产的氛围使“硬汉”成为格拉斯哥男性的标准形象，成为一代代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追求的理想自我。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格拉斯哥东区大量具有暴力性质的帮派对年轻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认为加入帮派能让自己更具硬汉气质，更彰显反叛、独立、抗拒权威的个性。此外，威利斯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英国中部工业基地工人家庭的身份代际再生产时，发现工人阶层的青年往往落入“陷阱”，对劳动分工怀有性别偏见，想当然地认为体力劳动更能展现男性气概，这种想法显然落实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身份召唤。舒吉这个与格拉斯哥传统男性形象截然不同的少年让我们认识到，要在去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秩序中争取归属感和生存机会，人们必须克服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在斯图尔特看来，底层青年应该抛弃从小被灌输的刻板的性别印象，寻求更多元的职业选择，从而阻断底层身份“不断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被再生产”的循环。就像舒吉的哥哥利克，他心灵手巧，酷爱绘画，在外面独自创作时“平时紧张得快耸到耳朵的肩膀才会放下”，但他在艰难的生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梦想，最终收到了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也意味着他突破了底层青年的职业宿命。

根据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青年文化往往可能形成一种反对或抵制主导文化的态势，以文化抵抗“象征性地解决”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冲突，比如贫穷、失业等。斯图尔特更希望底层青年的文化选择能主动融入主导文化，以小说对方言和标准语之关系的处理为例：哥哥告诉八岁的小舒吉，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更努力，首先要注意语言，“小男孩不应该像老妇女那样讲话”，阿格尼丝对舒吉的发音有更严格的要求，她从舒吉发音的唇形入手，要求他严格按标准英语拼读元音，避免格拉斯哥方言的发音方式。舒吉一家虽也讲脏话，但大多使用规范的语法，舒吉甚至是学校里唯一能够区别“May I”和“Can I”两种句型的孩子。这似乎与斯图尔特对格拉斯哥方言的珍视有些矛盾，因为斯图尔特一贯将方言视为格拉斯哥最独特的传统，他曾感慨凯尔曼获布克奖使方言在文学殿堂终于“有了合理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拉斯哥方言一直被视为卑贱与陈腐的语言，不能登大雅之堂。苏格兰诗人摩根就指出，作家们不愿使用方言就是厌恶甚至害怕显得流俗和粗野。格拉斯哥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莱奥纳德（Tom Leonard）对于这种偏见十分愤怒，他指出语言会排斥他者，导致“共识基础上本应实现的普遍在场”（an agreed universal present）为拥有权力的人所独占。斯图尔特是赞成这种观点的；要求底层青年掌握标准语或许可以视为他希望底层青年发挥主动性，挑战被排斥的文化地位，争取一种完整的“在场”。

（埃德温·摩根，图片源自百度）

从改变劳动分工的刻板印象到利用标准语调和与主导文化的关系，斯图尔特表达了对阶层冲突的清醒认知。小说提到，格拉斯哥的环城绿地里既有被遗忘的新建贫民区也有最高档的酒店与私人俱乐部，“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不喜欢相互对视”。他在访谈里也坦陈，作为当今最大的文学读者群，中产阶级读完描写边缘阶层的小说后还是会“回到担心燕麦奶的生活中去”。因此，他提出的文化选择方案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必要的策略，就像社会学家伊森所言，即使城市在不断生产新的边界，“陌生人”和“局外人”依然可以利用各种与市民身份相关的策略去获得政治主体身份。因为地方是“物质环境、意义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包含可见的斗争与隐形的权力关系，本就是“始终以实践方式在斗争与重新想象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地方归属感并非只是一种情感需求，对底层市民而言，它还有强烈的争取政治、经济地位的意味。小说对这一层意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哈维所诠释的“城市权利”的要义，城市权利不仅仅是个人或群体“争取城市资源”的权利，更是人们“按照自我的愿望改变和改造城市，同时重新创造自我”的权利。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文化为名的发展战略依然是格拉斯哥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红色克莱德河畔”的港口地区已成为典型的商业、住宅和购物休闲之地，城市革新的商业化运作与社会底层的生存需求始终处于斗争之中，要真正恢复城市底层的地方归属感仍须时间和行动。研究者常用“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区别看待去工业化历史的两种倾向，前者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的空缺”，后者“更多地涉及过去之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指出新的可塑性”而不热衷“重建被称为家园的神话式地点”。《舒吉·贝恩》属于后者，它以去工业化之后的城市复兴与底层家庭的困境互为叙述的表里，重构了20世纪后期格拉斯哥的地方记忆，重构的意图不在于追忆过去疗愈创伤，而在于反思地方传统的当代意义。小说洞察到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复兴与社会底层的情感归属之间的联系，试图立足于现实和记忆捕捉重构人-地关系的潜在力量。小说设想了以感知、审美构建地方感的可能，却并不“感情用事”，而是冷静地探讨改变劳动分工、争取城市权利的可能，这显示出小说家斯图尔特对苏格兰去工业化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