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洲裔英国流散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身兼多重角色。他既是小说家，又是文学批评家，长期在肯特大学任教并担任著名后殖民文学刊物《旅行者》（Wasafiri）的副主编。迄今，除十部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外，古尔纳还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随笔，主编过两卷《非洲文学论文集》（Essays on African Writing，1993，1995）及《剑桥萨尔曼·拉什迪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lman Rushdie，2007）。此外，古尔纳曾多次接受访谈，在学术会议及各种文学活动中发表演讲，不断反思自己的创作与研究，同时对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和文化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些形式各异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与古尔纳的小说文本形成了参照和互动，可以视为后者的“副文本”，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古尔纳的文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古尔纳和他的文学世界。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图片源自Yandex）

从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开始，这种“来自一个地方，却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的状况”便成为古尔纳的创作主题。可以说，“离别”和“记忆”二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古尔纳作品的关键所在。

出生地桑给巴尔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关于过去的想法》（“An Idea of the Past”，2003）一文中，古尔纳曾提及桑给巴尔的历史和文化风貌。这个位于东非海岸的小岛貌似一个地理上的“小空间”，但作为印度洋世界的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跨国和跨文化特征的“大空间”。这个空间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国际性的，来自三大洲的文化C在这里交汇杂糅，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斯瓦西里文化。十八岁之前在桑给巴尔的成长经历是古尔纳背负一生的文化行囊。1963年12月10日，英国结束桑给巴尔的保护国（Protectorate）地位，宣布其独立为苏丹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并留在英联邦内。1964年1月12日，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领导的桑给巴尔革命（Zanzibar Revolution）推翻了苏丹政权，成立桑给巴尔共和国。同年4月，桑给巴尔与位于东非大陆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但保持高度自治。卡鲁姆（Abeid Karume）政府上台后实行高压政策，对原来的统治阶层（阿拉伯、印度等少数族裔）进行残酷迫害，导致两万多人被杀害，大量难民外逃。阿拉伯裔的古尔纳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为了躲避迫害，“离别”成为他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抵达英国几年后，古尔纳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并逐渐意识到“记忆”对其写作的重要性。在自传性随笔《写作与地点》（“Writing and Place”，2004）一文中，古尔纳说道：

我意识到我是根据记忆写作的，那段记忆是多么生动，多么令人难以抗拒，它与我在英国最初几年里那种奇怪的失重状态的生活是多么的遥远。这种陌生感强化了一种生活被抛在身后的感觉，一种人们被随意而轻率地抛弃的感觉，一种我永远失去了一个地方和一种存在方式的感觉。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的是那种失去的生活，那个失去的地方和我对它的记忆。

随后，古尔纳展开了对记忆的讨论，并将其与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联系起来。一方面，移民经历使作家对他离开的地方和社会有了更加敏锐的观察，得以不受社会约束地说出真相；另一方面，记忆容易出错且充满情感，因此作家在描述记忆中的事物时容易失去平衡。在古尔纳看来，关于距离的两种普遍观点并没有捕捉到移民作家的复杂现实：

这两种观点——距离是解放性的，距离是扭曲的——都是在简化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真理的痕迹。我的整个成年生活远离我的出生地，在陌生人中定居，现在无法想象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怎样生活。……因此，我在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怀抱中是无法写作的，也许从任何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对任何作家都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是在英国，在一种疏离状态中写作，而且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来自一个地方却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的状况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创作主题，不是作为我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之一。

对古尔纳而言，他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之一，是如此多的陌生人流离失所来到欧洲。因此，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关注。”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它以断裂而非线性的方式呈现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认识。正如拉什迪所言，记忆提供的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或“回想的碎片”。同时，不同的记忆者会因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事件提供不同的记忆版本。作为表现记忆和塑造现实的形式，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重新描述一个世界是改变它之前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尤其是当国家把现实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开始扭曲现实，改变过去以适应当前的需要时，艺术（包括记忆小说在内）对另一种现实的创造，就变得政治化了。米兰·昆德拉写道:“人类与权力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作家和政治家是天生的对手。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形象塑造这个世界；他们为同一块领土而战。小说是拒绝官方、政客版本的真相的方式。

与拉什迪的说法相呼应，古尔纳也非常认同记忆的力量。2021年12月7日，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古尔纳特别强调了官方历史的片面性，记忆对移民的重要性及其在挑战强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作为从创伤经历中逃离出来的人，古尔纳认为记忆的力量难以抗拒：

我们的历史是片面的，对许多残酷行径保持了沉默。我们的政治是种族化的，直接导致了革命后的迫害，父亲在他们的孩子面前被屠杀，女儿在她们的母亲面前被凌辱。我生活在英国，远离这些事件，但内心却深深为它们所困扰。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与生活在那些仍在承受其后果的人们中间相比，我更加难以抗拒这些记忆的力量。……我怀疑这是那些从创伤中逃离出来的人的负担之一，他们发现自己安全地生活在远离那些被遗弃者的地方。

面对强权者简单化的历史叙事，古尔纳认为把那段个人记忆保存并记录下来是自己作为一个流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正在发生。一段新的、简化了的历史正在被建构出来，试图通过改变甚至抹杀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构过去以适应当下的现实。……有必要拒绝这样的历史……多年后，我走过我长大的小镇的街道，目睹了事物、地方和人的退化，他们……害怕失去对过去的记忆。我们有必要努力保存这段记忆，写下那里发生的一切，找回人们赖以生存并借此认知自我的那些时刻和故事。有必要写下沾沾自喜的统治者们企图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的那些迫害与残忍行径。

（《天堂》与《海边》，图片源自Yandex）

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记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作品在时间上涵盖前殖民、殖民、后殖民三个时期，在空间上跨越非洲、欧洲和亚洲三个大陆。其中既有对延续数百年的非洲奴隶制、印度洋季风贸易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欧洲殖民统治的“后记忆”（post-memory），如《天堂》（Paradise，1994）、《海边》（By the Sea，2001）、《抛弃》（Desertion，2005）、《来世》（Afterlives，2020）等，又有20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独立后政治动荡引发的创伤记忆，如《离别的记忆》、《崇慕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或译《赞赏沉默》）、《海边》等。在《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多蒂》（Dottie，1990）、《崇慕沉默》、《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砾石心》（Gravel Heart，2017）等作品中，这些记忆常常与非洲移民及其后代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古尔纳的流散经历使他获得了“既在内又在外”的双重视角，能够在近距离检视英国的同时回看非洲故土。他的小说既反思历史，又触碰现实，通过记忆书写及其与现实的互动，为边缘群体发声，重塑了一种小写的历史（history），与官方的大写历史（History）形成了对抗。

写作离不开语言载体，但后殖民作家在写作语言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以肯尼亚作家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子弹征服肉体，语言征服精神”，而抵御这种精神征服的唯一途径是放弃殖民者的语言，坚持本民族的语言创作。另一派以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为代表，认为用英语写作能够有效地使后殖民文本进入到殖民者的文化体系中，因此只有掌握好这门语言，从语言内部进行爆破，才能重新夺回权力、摆脱奴役。后殖民作家在掌握这门语言的同时，必须对其改造并重组，才能创造出一种抵抗的文化，使其言说超越征服和统治的疆域，实现抵抗与颠覆的目的。相比之下，阿契贝的观点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响应。例如，拉什迪指出：“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按照英国人的方式来使用英语，而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图去改造或重塑它。尽管我们这些使用英语写作的人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态度上是暧昧的……我们的内心有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对英语的占领或许是实现我们真正自由的过程。”与拉什迪相似，众多后殖民作家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杂糅（hybridization）等策略，把英语改造和重塑为不同于“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或“大写英语”（English）的各种“小写英语”（englishes），并以此作为他们写作的工具。

（提安哥与阿契贝，图片源自Yandex）

古尔纳也是英语写作的支持者。在其主编的《非洲文学论文集》（第一卷）的引言中，他反驳了提安哥的观点，指出非洲作家对英语的使用“取代了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殖民文化的关系”，挑战了“帝国主义叙事”，“颠覆和抵制了欧洲的歪曲话语”，并称赞尼日利亚作家奥克里（Ben Okri）的作品通过注入约鲁巴口头文学（Yorubaorature）的叙事形式重塑了英语小说。古尔纳更是英语写作的践行者。他以英语为书写工具，把自己的多元文化背景纳入其中，创造出了一种“杂糅”的英语文学。例如，在其代表作《天堂》中，古尔纳将前殖民时期的斯瓦希里复调文学形式与欧洲成长小说融合，以《古兰经》中“苏拉特·优素福”（Surat Yusuf）为原型，讲述了主人公优素福被奴役的故事，并“编织了一个关于《天方夜谭》《亚历山大浪漫史》、欧洲帝国主义旅行叙事、斯瓦希里语口述编年史和伊斯兰奇迹文学的密集的互文网络”。

对古尔纳而言，选择英语作为创作语言既是个人成长经历的产物，也是现实的需要。在《写作与地点》一文中，古尔纳回顾了自己成长为一名作家的经历。虽然母语是斯瓦希里语，古尔纳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是英国殖民教育，母语对他的影响远没有英语那么大。此外，他还从“清真寺、古兰经学校、街头巷尾、家庭以及自己杂七杂八的阅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桑给巴尔的书店和图书馆很少，古尔纳在移民英国后才得以广泛阅读，并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在英国，阅读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慢慢地，英语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宽敞的房子，以漫不经心的好客，款待着写作和知识。这也是一种学习写作的路径。我相信作家是通过阅读来写作的，在积累、沉淀、共鸣和重复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能让他们得以书写的语域。”阅读从莎士比亚到奈保尔的英语文学经典，为古尔纳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在《学会阅读》（“Learning to Read”，2015）一文中，古尔纳指出：“写作必须让我们以一种陌生的方式看到熟悉的事物，这使得对显而易见的真理的挑战成为可能。正是在英语中，我学会了这样阅读。”同时，语言的选择必须考虑现实的需要。在题为《阅读世界——从普遍化转向承认差异》（“Reading the World：Moving away from Universalising to a Recognition of Difference”，2018）的演讲中，古尔纳指出：“语言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但不幸的是，语言并不总是可行的，因为说这种语言的人很少，也因为政治现实。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些语言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文学创作、科研和教学使用的语言。如果你是一种较小语言的读者或作者，你的语言可能会被边缘化。”

与加勒比作家塞尔文（Samuel Selvon）选择使用特色鲜明的“克里奥尔英语”（creolized English）或交替使用“大写英语”和“小写英语”相比，古尔纳在对英语的改造上明显没有那么激进。总的来说，他使用的还是较为标准的英语，这使其作品更容易理解和翻译。从出版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视为在文学市场的中心位置争得一席之地的战略性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由于古尔纳的作品涉及多元、混杂的文化背景，他的行文中常常夹杂着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德语等语言的词汇和句子，面对英美出版商要求把它们用斜体标注出来或另外提供词汇表的作法，他毫不妥协地予以拒绝：“他们总是想让异域的看起来像异域的。我的回答是不，不，不。”应该指出，古尔纳选择使用英语写作对他的成功大有裨益。作为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语言，英语可以帮助作家获得范围更大的读者群和更多的获奖机会。迄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五位非洲作家中，除埃及的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用阿拉伯语写作外，其他的几位，如尼日利亚的索因卡（Wole Soyinka）、南非的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库切（John M.Coetzee）也都无一例外地使用英语。

（索因卡与戈迪默，图片源自Yandex）

作为文学批评家，古尔纳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等地区的后殖民文学。他对非洲早期英语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

早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部分文学评论如《〈马蒂加里〉：一张抵抗的传单》（“Matigari: A Tract of Resistance”，1991）和《论沃尔·索因卡的小说》（“The Fiction of Wole Soyinka”，1994）中，古尔纳就对提安哥和索因卡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简单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尽管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声称非洲小说是一部民族寓言，古尔纳却认为寓言倾向于打破界限，模糊经验，致使某些经验被视为整个民族的普遍经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提安哥把土地征用当作所有肯尼亚人的殖民经历，古尔纳指出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在殖民时期的肯尼亚，土地征用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在发生土地征用的地方，其规模也不像基库尤人的那样大。”

在《关于过去的想法》等文章中，古尔纳指出，阿契贝、索因卡、阿尔马赫（AyiKwei Armah）、提安哥等作家的历史书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构建了他们认为对非洲历史有用的叙事。他认为这些反映前殖民地非洲社会的“粗糙”（crude）的作品刻意建构了同质而和谐的过去，意在为独立后非洲新政府的身份政治服务：

把前殖民地社会描绘成有点小麻烦，但基本上运行良好的作法有些粗糙。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独立前后，面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这种表述方式出现了。……前殖民时代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新民族主义者或新非洲政府来说非常有用，他们会说,“每一个长得不像我或我们的人都是陌生人……”许多非洲社会，例如乌干达和桑给巴尔，已经以此作为驱逐和迫害的借口。所以，“谁属于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一个非洲人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像我”的人，而不是对这个地方享有某种公民权利的人。

在提安哥等作家的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一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即恶魔般的欧洲殖民者和天使般的非洲被殖民者，因此，所有的社会弊病都应该归因于殖民历史。在古尔纳看来，这种美化前殖民社会、丑化欧洲殖民者的简单化作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略了非洲社会的复杂现实：“在许多情况下，不稳定的社会之间要实现共存必须进行协商，而这些作品显然简化了协商的复杂性和困难。没有什么地方比我长大的东非海岸更复杂的了。所以我想，‘这根本不是真的’。”

与提安哥等作家笔下非洲大陆的同质性不同，古尔纳认为有必要呈现东非海岸社会的复杂性，揭示这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带来的充满了矛盾的历史遗产：

我认为有必要书写一个实际上支离破碎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破碎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运行。只是它会以不同的方式运行。……所以我想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是支离破碎的，但仍然有一些接近公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东西。我试图指出，不同社会之间如此复杂的平衡行为——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来袭时沿海地区如此脆弱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已经处于全面紧张状态。这个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残酷，连它自己都无法解释。虐待妇女，虐待儿童，虐待那些你认为软弱的人。……我并不是简单地说，“看，在欧洲殖民时期之前，它是这样运行的”，而是，“看，它是多么艰难地尝试着运行，看看它必须做些什么来让自己运行。”……如果不展现之前事情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今天的复杂性。

上述对非洲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在古尔纳的小说中得以形象化和具体化。在《离别的记忆》《多蒂》《崇慕沉默》等作品中，民族主义者经常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古尔纳没有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描述为恶魔与天使的二元对立，更没有表现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在《抛弃》中，被殖民者不但对殖民者有救命之恩，二者之间还发生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在《离别的记忆》《天堂》《崇慕沉默》《海边》等作品中，古尔纳强调了东非沿海地区的异质性及其在印度洋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呈现了一个广阔的跨文化互动空间。例如，在《崇慕沉默》中，面对白人医生把黑人同质化的歧视性描述，无名的叙述者通过内心独白予以了回击：“我不是非洲裔加勒比人，或任何类型的加勒比人，甚至与大西洋没有任何关系——严格来说，我是个印度洋小伙子，穆斯林，正统的逊尼派。”这段独白一方面暴露了医生的无知，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叙述者的非洲身份与刻板印象的不同。这种对非洲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区的存在的强调不免让人联想到吉尔罗伊（Paul Gilroy）提出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概念的局限性。正如《天堂》等作品所示，殖民前的非洲历史并非同质，东非沿海与内陆的经历有着显著差异。数个世纪以来，欧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早已导致该地区种族、文化和民族差异的模糊。基于对东非海岸、大陆和岛屿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古尔纳提倡后殖民时期的跨国归属感，他既批判西方帝国主义，也反对非洲文化民族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一种折衷的立场。

尽管古尔纳常被视为一位后殖民作家和批评家，他对“后殖民”和“世界文学”这样的术语始终保持警惕并拒绝用此类标签来定义自己：“我不会用这些词语中的任何一个。我不会称自己为某某类型的作家。事实上，除了我的名字，我不确定我还会叫自己什么。……我不希望简化自己，我是那种复杂的人。”

与对非洲文化民族主义的批评相似，古尔纳认为“后殖民”太过笼统，缺乏对具体性的观照，带有同质化特点。在《想象后殖民作家》（“Imagining the Postcolonial Writer”，2000）一文中，古尔纳首先肯定了“后殖民”一词的积极意义，指出“这种分析结构在概念上是后结构主义的，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真理、真实性甚至是固有文化认同的挑战”；与之前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和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等概念相比，用“后殖民”来描述非西方文学（non-Western writing）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而，后殖民研究对地方知识的重视不足导致了后殖民经验的同质化，这与它试图挑战的殖民文化中的同质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殖民建构的神话之一是被殖民领土及土著人的同质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具有复杂的不可知性……通过接受这种同质性的神话……被殖民作家含蓄地遵循着同样的同质性。除了宣扬“半东方的乏味和专制”这样的殖民修辞外，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到尼日利亚北部。……提安哥把肯尼亚历史叙述为对基库尤人的剥夺以及他们与掠夺土地的欧洲定居者之间没完没了的斗争。在这两种叙述中，都存在着源自历史叙述的结构，这些历史叙述是由帝国主义话语建构的。就尼日利亚来说，帝国主义话语将北部的穆斯林视为东方专制；就肯尼亚来说，它只关注欧洲人在这里定居的后果。

在文章结尾，古尔纳指出，简单化和同质化是后殖民研究的弊端，但如果充分考虑到这种局限性，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方法：“如果与欧洲殖民主义的遭遇是谈论文化的定义范畴，那么这种遭遇的特殊性是至关重要的。后殖民批评范畴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而且倾向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生产同质化的非历史叙事。这意味着作为方法，它远不及理论的高度。不过，在我看来，它仍然是一种值得拥有的方法。如果我们对其研究范围的局限性保持清醒，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它。”

（萨义德与巴巴，图片源自Yandex）

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和巴巴（Homi Bhabha）关于流亡和文化差异的阐述，无法反映古尔纳小说世界中社会现实的极端复杂性。在萨义德看来，流亡意味着与自己的根、土地和过去隔绝。与萨义德的假设相反，古尔纳笔下的许多人物都缺少这种原始的归属纽带，与他们所属的文化格格不入，感到无家可归，迫使他们选择离开的因素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例如，在《离别的记忆》中，主人公哈桑惊呼，“独立三年后，显然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未来”。又如，《天堂》的主人公优素福无法忍受与阿拉伯富商阿齐兹“叔叔”之间的门徒/奴隶关系，最终选择逃离并成为德国殖民军队中的一名土著士兵——阿斯卡里（Askari）。同时，通过将作品情节置于桑给巴尔的历史语境中，古尔纳的小说展示了东非海岸社会多元混杂的国际化特征。一种超越巴巴理论的多面杂交性，事实上在欧洲殖民历史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除对“后殖民”的反思外，古尔纳也对“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世界”一词是傲慢和狭隘的，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地方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歌德于1827年首次提出的这个术语，是出于殖民统治要理解其他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的需要，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欧洲，因此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假定了西方的中心地位，并预期世界会从对西方的开放中获益。这是殖民主义的遗产。……世界文学和后殖民主义都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削弱地方的重要性，将实际经验同质化，模糊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者。我们必须要问，地方如何超越其自身的限制？我相信，考虑到地方的情况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并预见到构成世界性的要素会发生改变，我们必须从普遍化转向承认差异。简言之，一旦我们拆除了“世界文学”的欧洲中心结构，它就有可能过时。

对古尔纳而言，相较于“世界文学”，能体现地方性的表述方式更可取。在他看来，“来自全球南方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Global South）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并非全球文学，而是南方文学：“有一种假设是矛盾的，即你可以保留‘世界文学’的概念，然后仍然拥有一些不是‘世界文学’的东西——何必麻烦呢，为什么不干脆称之为‘南方文学’（literature from the South）呢？”古尔纳的观点突出了“地方性”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多个“世界”和“中心”的存在。在他看来，文学领域的“南南对话”有助于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对文学创作和批评造成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推动形成与“北方”经典（canon）具有同等价值的“南方”经典，其关注点将聚焦“南方”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与“北方”无关。

面对“后殖民”“世界文学”等产生于欧美知识界的概念，古尔纳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质疑这些说法的合理性，反思它们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在古尔纳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与平衡。创作经历不断丰富和完善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而作为批评家的理性思考又反过来促进了他的创作，二者相得益彰。

作为作家，古尔纳的文学世界既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桑给巴尔多元、混杂的文化土壤和作为难民流亡英国的人生经历，为他提供了具有跨国和跨文化特征的独特视角，使他的视野从东非海岸延伸到印度洋之外的广阔世界。他的小说作品以悲天悯人却又不乏诙谐幽默的笔调书写殖民历史、后殖民身份、种族关系等严肃话题，毫不妥协地批判殖民主义的余孽，同时深切关注着身处大陆和文化鸿沟中的移民的命运。

作为批评家，古尔纳以冷峻犀利的目光审视非洲文学，深刻剖析了在提安哥等非洲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同质化和简单化问题。他深谙后殖民理论，但意识到这些批评话语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的缺陷并与之保持了距离。他的各类非虚构文本对记忆书写与历史重塑的关系及后殖民写作中的语言选择等话题的探讨，对非洲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及“世界文学”的反思与超越，对简单化和同质化的排斥，对异质性和地方性的强调，均体现了古尔纳对前殖民—殖民—后殖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殖民历史、后殖民身份、后殖民写作等重要命题的思考，彰显了一个后殖民知识分子深切的责任感与敏锐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