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日《上海书评》的“编辑在读”中介绍了海豚出版社的《螺君日记》一书，特别提到“萧乾旅英被TLS报道的新闻”。《螺君日记》1940年8月8日记：“阅伦敦《泰晤士报•文艺副刊》，藉悉萧乾已抵英伦，并演讲中国文学之新动态。”很好奇当日的“中国文学之新动态”如何，我通过Gale在线期刊库查到了1940年4月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对萧乾访英的报道，现翻译照录如下：

 

　　来自中国的消息：

 

　　中国著名作家萧乾先生来到英国，在本周笔会俱乐部的午餐会上演讲，主席是杜白瑞（Bonamy Dobrée）先生。他说在中国，英国文学比任何其他欧洲文学都要有影响，而其中又数维多利亚时期和乔治王朝时期最为重要。中国人对当代英国作品一无所知，心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跟克拉丽莎•哈洛的年代（Clarissa Harlowe是十八世纪作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主人翁）相去无几。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作家的作品开始有了全新的中文译本。中国人开始阅读莎士比亚、哈代和康拉德，他们的书渐渐比本国作品更为畅销，直到日本侵略者强行要求大家读通俗畅销读物。今天，尽管饱经苦难，中国文学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依然是遗憾多过仇恨；它见证了企图用空袭来摧毁文明的徒劳尝试（这方法是从欧洲学来的）；它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应用科学的价值，无可否认的是，日本是其中的翘楚。

 

 

　　螺君（毕树棠）当时为《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编译外国文坛消息，有清华图书馆的便利可以看到各种外国文艺报刊。萧乾也是副刊编辑，旅英学习还兼任《大公报》驻英战地记者，时常参加笔会俱乐部的聚会活动。在1941年为纪念泰戈尔的一次聚会上，他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圈的名小说家E. M. 福斯特。福斯特对来自东方的萧乾很感兴趣，两人保持通信数年，福斯特并未隐瞒自己的同志身份，而萧乾也心知肚明地写些中国古代帝王的断袖之癖给他看。

 

　　纽约大学的帕特丽西娅•劳伦斯教授写过一本《莉丽•布瑞思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和中国》，讲到过福斯特和萧乾的友谊最终破裂的经过。萧乾说五十年代福斯特曾让自己的前男友斯普洛特跟随英国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探望萧乾，而萧乾害怕惹祸上身，无论如何不敢见斯普洛特。到了“文革”，红卫兵把福斯特以前写给他的八十多封信付之一炬。而劳伦斯去剑桥国王学院的现代档案馆翻检，也没有发现福斯特私人保留的萧乾来信。萧乾认为是自己不肯见斯普洛特之后，老先生一气之下把他的信都撕了。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