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写的是两男一女从青年时代到耄耋之年的不称心的爱情故事。痴情的少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美丽的少女费尔米娜•达萨堕入爱河，难分难舍。但是20岁时没有能够结合，因为他们觉得都太年轻了。再说，费尔米娜的父亲也从中作梗，她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感情，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爱情发生了动摇。后来她嫁给了殷勤多情、名声显赫的医生乌尔维诺。阿里萨得知后不胜痛苦，竭力寻欢作乐，试图渲泄心中的苦闷，想用其他女人取代费尔米娜在他心中的位置。但是他对那一段纯洁、真诚的爱情始终寝寐不忘。而费尔米娜婚后虽然与乌尔维诺生下一儿一女，生活却毫无幸福可言。阿里萨坚信最终会重新得到费尔米娜的爱情，所以一直不娶，耐心等待乌尔维诺死去。半个多世纪后，乌尔维诺医生在81岁那年不幸跌死，年已76岁的阿里萨和72岁的费尔米娜得以重续旧情。这一对老人此刻像年轻时那样卿卿我我，柔情蜜意。但是遗憾的是，二人仍然没有喜结连理，因为他们觉得年岁太老了。阴差阳错，有情人未能成眷属。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缓慢的节奏描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爱情和生活的波折，生动展示了老人心态上的变化和情感上的矛盾。作为老人，面对爱情、衰老和彼此的关系，其心理和情感是与年轻时代截然不同的。正如作品中写的，费尔米娜和乌尔维诺“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不顾谁，否则他们一刻也活不下去。”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她，都说不清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建立在爱情还是舒适的基础上。”她虽然发现丈夫情绪变化无常，记忆力衰退，常常睡梦中哭泣，但是她没有把这一切看作是迅速老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反而认为是返老还童的表现：她也没有把他当作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看待，而是把他当成了孩子。他的举止也的确像个小孩：夜里起身故意弄出各种声响，气得她忍不住责骂：“这个家，最倒霉的就是不让人睡觉。”为了浴室里没有放肥皂一事，两个人居然争吵了三四个月。在生活中，他们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冲突和纠纷。他们痛苦地看到，多年的争吵仅仅加深了彼此间的仇恨，这一点使得他们不寒而栗。结果弄得一对夫妻只得分室而居，同桌进餐却互不讲话。
在作者的笔下，费尔米娜的爱情是深沉的、迟疑的。乌尔维诺医生死后，阿里萨断绝了同其他女人的来往，一心一意地爱费尔米娜，其热烈程度不亚于当年。费尔米娜却犹豫不决，矛盾重重，面对阿里萨的热切渴望和积极主动的追求，她一再用不冷不热的话回答：“我别无他求，我已经72岁了。”“我不知道老见面有什么意思。”情况总是这样：他向前进，她却设置障碍。有一次他想吻她，她马上躲开他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尽管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但她依然怀念去世的丈夫，觉得“没有比她丈夫更好的丈夫了。”阿里萨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真诚的表示，才使她摆脱了一切负疚感，心甘情愿整夜陪着他，握着他的冰冷的手，直到天亮。由此可见，要想使一位老人的心中重新燃起爱情之火是多么困难。
小说对爱情的描写突破了转统的模式。它不是仅仅描述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爱情和各种爱情产生的不同后果。其中有少男少女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私通的爱、遭到拒绝的爱、露水夫妻的爱、胆怯的爱、性爱、不快的爱、礼貌的爱、放荡的爱、远方的爱、老人的爱、蠢人的爱、霸道的爱、传教士的爱、杂技演员的爱、不育的爱、偶然的爱、失望的爱、疯狂的爱、理智的爱、死后的永恒的爱等等，唯一缺少的是同性恋式的爱。但小说中也顺便指出这是一种变态的爱。而诸如此类的爱的结果便是爱的厌倦、爱的斗争、爱的衰老、爱的间歇、爱的遗忘、爱的变形、爱的死亡、爱的谨慎、爱的礼仪、爱的妒忌、爱的骗局、爱的不忠、爱的淋病、爱的恐惧、爱的胜利、爱的背叛、爱的醒悟等等。小说所展示的爱情形式之繁多、爱情内容之丰富，使之不愧为一部爱情专著和关于爱情的教科书。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谱写多声部、多色彩的爱情之歌的时候，他是把爱情作为人生的中心和人生的价值来表现的。为此作者在书中反复描写爱情的功能和重要性：由于爱情，寡妇觉得生活有了希望，有了乐趣；由于爱情，姑娘们看到了幸福和欢乐；由于爱情，老年人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勇气；由于爱情，成年人为鲜花和花露水的芳香而陶醉；由于爱情，世界充满了生气，大自然生机盎然，轮船破浪前进；由于爱情，孤独人不再孤独，郁闷者不再郁闷；而为了爱情，一个男人居然等待一个女人达半个世纪之久；为了爱情，他不思饮食，不想欢乐，宁肯以身殉情。在作者看来，人生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将是莫大的缺憾。他曾经说他写这本书就是“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但是仅仅用爱情小说这个慨念来概括作品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小说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表现了其他也很重要的问题。如大男子主义、时代的流行病霍乱、党派之间的斗争等等。
大男子主义是一种封建主义意识，是家庭中的专制主义。其典型表现就是男女不平等：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女人只能忍辱屈从。乌尔维诺和费尔米娜的关系便是如此。她总是觉得自己过的是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她的家庭是她丈夫为他自己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帝国，她丈夫是这个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她丈夫之所以爱她，并非为了她，而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比如一日三餐，每餐必须按时，饭菜必须可口。如果问他喜欢吃什么，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回答说：“随便”。瞧，一个多么冷淡、寡情、傲慢、无礼的丈夫!如果不合他的口味，他会把饭碗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平等相处和相爱是多么困难。其实，乌尔维诺从结婚的时候起就不爱她，他娶她不过是虚荣心作怪，不过是为了找一个社交用的花瓶，再就是为了找一个照顾他、服侍他、为他穿衣、做饭、洗澡、消遣的女佣人。
费尔米娜的父亲洛伦索•达萨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信徒。他的这种意识表现在对待女儿的婚事上。为了和高贵的门第攀亲，他竭力阻拦女儿同身世卑微的阿里萨来往，同时劝说阿里萨就此止步，说什么女儿的婚姻是父亲的事情，应该由父亲来安排，不必同女儿商谈。逼得女儿把砍刀放在了脖子上。他是个多么粗暴、无情的封建家长！为了阻挠女儿的婚姻，他先把他妹妹赶出家门（因为她同情侄女，热心撮合侄女同阿里萨的婚事），害得她孤苦无依，死在他乡。随后他把女儿带到乡下，割断女儿同阿里萨的联系。对这种蛮横无理的大男子主义行为，作者怀着极大的义愤说，“这是绝对愚蠢的。”
作品描写的霍乱之患是触目惊心的：“传染病霍乱，在11周之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死亡记录，而这场霍乱的第一批牺牲者是猝然倒毙在市场上几个水坑里死的。”“霍乱流行的头两周，公墓就已人满为患。尽管把许多不知姓名的显贵人物的枯骨迁进了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个墓穴。没掩盖严实的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水汽，使大教堂里的空气变稀薄了……第三周，圣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廊下尸体都堆不下了，一直堆到杨树林里，后来只好把比杨树林大两倍的教堂大菜园改成公墓。在那里，人们挖了深葬墓穴，准备分三层堆埋死者……然而后来，连这种办法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堆满了死人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一脚踩下去就渗出恶臭难闻的血水。”霍乱在黑人中间传染得更厉害，因为黑人最多，也最穷。
总之，不断蔓延的霍乱构造了一场真正的大灾难，死亡人数难以计数。哥伦比亚地处热带，位于多飓风的加勒比海之滨，是一个多灾多难、多病多患的国度。这些灾患是哥伦比亚的现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关心的问题。所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天灾人祸是其重要题材之一。如在《百年孤独》中，他描写了集体失眠症和健忘症带来的灾难和把马孔多镇卷走的飓风，《家长的没落》描写了由于独裁者进行大屠杀、遍野的尸体腐烂而引起的一场真正的瘟疫等。
党派之争和内战是哥伦比亚历史的重要内容。自由党和保守党是官方承认的两个大党，两个对手。两党之间的斗争和战争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战乱一直未停。”“这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又有席卷全国的趋势。政府宣布在加勒比海沿岸几个省实行军事管制，从下午六点开始宵禁。骚乱不断发生，军队犯下了种种镇压罪行。”诸如此类的议论和描述，在小说中不时出现。“在这个国家，一次一次地制定新宪法，一次一次地制定新法律。每三个月发生一次新战争，可我们仍然处在殖民地时期。”战争为人民带来的不是进步和安宁，而是落后、动乱、灾难和死亡：“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漂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鹰。先漂过的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有脑袋；后来漂过的是一具小女孩的尸体，那蛇发女妖般的头发在轮船荡起的水波中一浮一浮的。他始终不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
党派斗争、内战和暴力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向注重的题材，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他之所以对这一题材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他关心祖国的历史、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处境，试图借助艺术形式唤起人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其次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从外祖父口中听到过许多关于内战的神奇故事，其中有不少是他外祖父亲身参加的战争。他把战争写得像神话故事，读来使人感到神奇之至，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把历次内战都神话化了。”
二
博采众长，不拘一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单就作品的风格而言，他认为，一部小说的风格不是现成的，但是可以调查研究，努力寻找最适合某一主题的风格。风格是由主题和时代的精神决定的。如果风格选择得不合适，就不能表现作品的主题和时代精神。《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主题是爱情，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情。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反复阅读了十九世纪欧美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法国作家的。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始终让你感动的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一书的女主人公阿尔诺夫人的遭遇。当我意识到我脑海里酝酿的故事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时，我便打算用后期浪漫主义的结构和手法，把它写成就像是19世纪写的那样，而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就是福楼拜。于是我就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整本书就像一架完美无缺的机器，没有一点纰漏。《情感教育》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是反面意义上的帮助。根据我的记忆，福楼拜不仅在该书中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对那个时代也做了准确的描述。他为这一部情史制造了对法国历史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时刻的气氛。于是我想知道对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处于火山爆发一样形势下的加勒比海地区的我这本小说来说，如何才能做出与《情感教育》一书同样的安排和处理。结果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发现这本书和《包法利夫人》不一样，它有纰漏。一方面是作者叙述的爱情故事，另一方面是作者引用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史料、结构支离破碎。福楼拜没有能把两者成功地揉和在一起。重要的是我想学习十九世纪小说的结构，以便能在二十世纪以同样的顺时叙述法来写我的小说。这种手法效果很好……我们小说家看别人的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它们是怎样写的，为此我们把它们翻个个儿，拆下里头的螺母和螺丝，把所有的零件摆在桌上。一旦发现它们是如何写的，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教益，即知道了别人是怎样写作的。我们小说家都是作品结构的探根寻底者。就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反复研读了上世纪的一些小说。”[1]
经过对法国19世纪小说的反复阅读和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为这种小说选定了19世纪小说广泛采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在叙述形式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用的基本上是顺时叙事法。小说在第一部分描述了乌尔维诺的棋友之死和乌尔维诺的婚后生活后，在其余的五部分中，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米娜的纯洁无瑕、如诗如梦的初恋，乌尔维诺追求费尔米娜并与之结婚的情景，阿里萨的失望心情和纵欲寻欢，费尔米娜婚后生活的不快和孀居的孤独，
阿里萨耐心点燃费尔米娜心中的爱火、双双终于相爱如初。通篇小说读来，如顺水行舟，沿河而下，中间没有故事的颠倒，不会使读者产生零乱、突兀的感觉。故事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有条不紊、完整清晰的。
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划突出地表现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小说人物众多，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职业。在作者的笔下，每个人物的性格各有特点，决不雷同。乌尔维诺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年轻时他曾去巴黎进修内科和外科。“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他是最受姑娘们青睐的单身汉。他酷爱新文学，不断从巴黎寄新书来。他还是个棋迷，每次都要下到最后见分晓，并且常胜不败。作为医生，他医术高明，单看外表就能断定病人得的是什么病。由于制止了霍乱的流行，他赢得广泛的称赞。在爱情上，他思想浪漫，充满激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对貌美纯真的少女费尔米娜一见钟情，想方设法征服了她，和她结了婚。但是“他心里明白，他并不爱她：他娶她是因为喜欢她那股傲劲儿、她的沉着和她的力量，同时也因为他的一点虚荣心。”他出身名门望族，血统高贵，当然妻子也应该貌美出众，“只要他妻子是加勒比地区最漂亮、最幸福的人，他就知足了。”这就是说，他结婚不过是为了把妻子当摆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是在他刚刚结婚时一位朋友就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朋友的话不幸言中。那是一位黑白混血姑娘，身材苗条，皮肤细嫩，性情温柔，甜似蜜糖，异常性感，名叫芭芭拉•林奇，28岁，刚离婚。他以看病为名，纠缠她，终于满足了他那不能克制的情欲。他这种负情不义的偷情使妻子愤怒不已，骂他们是一路货色。一向傲慢自负、目无余子的乌尔维诺不过是个道貌岸然、轻浮不羁的伪君子。
他妻子费尔米娜本是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妇生下的独女，母亲死后由姑妈抚养。结婚时“她一点也没考虑她的追求者的英俊外貌，他的祖传的财产，他少年得意的荣誉，以及他的任何一点实际美德，只是因为担心错过机会：她眼看要满21岁了。21岁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一点使她慌了手脚。”结婚之后她却发觉她成了这个错误家庭的囚徒。婆母的刁难，小姑的愚昧，使她不能忍受。她发现自己竟然嫁给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凭自己家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她过的是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日子。只是为了珍惜轻易得到的优越地位、不愿意让人嗤笑和横遭讥讽，她才决心忍受一切。”她总是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的幸福帝国的君主。她必须听从他的驱使，执行他的命令，饭菜必须可口，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上不能有斑点，鸡肉上不能有一根毛儿。他真是专横到了极点。随着年岁的增长，彼此愈来愈不理解，为了鸡毛蒜皮般的小事也要争吵不休。直到年老她也没过上一天真正幸福、真正有爱情的日子。在她的一生中，只有少女时代和孀居后才感受到过爱情的愉快和幸福，即她同当初的情人阿里萨的恋爱和重逢后的相爱。
阿里萨是个独子，母亲经营一家小百货店，父亲是有名的船主，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创建者之一洛河伊萨。父亲去世后他辍学进邮局当学徒。送电报时遇见了费尔米娜，一见倾心，从此他神魂颠倒，如醉如痴，把爱情诗抄下来送她，每天晚上到她的住宅外拉小提琴曲，还写了一封长达70页的情书。但是他的求婚却遭到她父亲的拒绝，并且不准他再登家门。得知费尔米娜同乌尔维诺结婚后，他心灰意冷，百无聊赖，不时出入花街柳巷，寻欢作乐，先后和622个女人厮混，女人的名字记满了他的25个本子。但是费尔米娜的倩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把她夺回来。不久后他在事业上走了红运：被任命为航空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他有了地位和财富，不再是被人蔑视的穷光蛋、可怜虫了。乌尔维诺死后，他感到有可能得到费尔米娜了。他给她写了132封信，表示他的真诚和热情，终于得到她的理解，他们重新相爱了。显而易见，阿里萨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痛苦的，在精神上经受了漫长的痛苦和巨大苦闷。在一切以金钱、地位和人情势利为转移的社会里，这样的人物屡见不鲜。阿里萨不失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特点。如阿莫乌尔医生和女佣人忠贞不渝，默默相爱；罗伦索自卑自弃，一心向往上流社会；费尔米娜的姑妈埃斯科拉斯蒂卡心地善良，愿有情人成为眷属；特雷西托寡妇遭受过损害，希望儿子发迹，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就是阿里萨猎获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女人也性格各异：阿乌森西娅已做祖母，依然无所顾忌，敞开大门接客；黑姑娘卡西亚妮既年轻漂亮，又精明强干；诺丽埃佳虽然被人遗弃，仍然春风满面、欲火炽烈；纳萨雷特的遗孀虽不是情场老手，却充满了温情；亚美利加天真无邪，年幼无知，过早地落入色鬼之手……
在描写人物时，作者善于运用形象化的手法描绘他们能反映其精神面貌的身体外貌。如对年迈的费尔米娜的描写：
“费尔米娜穿一件齐臀的又宽又松的丝绸衫衣，戴一条长长的、绕了大小六圈的真珍珠项链，穿一双只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穿的高跟儿缎子鞋，年龄已不允许她经常打扮。对一位可敬的老太太来说，时髦的华丽服饰已不太合时宜，但穿在她身上还是合适的。她的身材修长而挺拔，一双富有弹性的手还没有一块老年斑，粗硬的头发闪着蓝钢般的光芒，在面颊两侧对称地剪得整整齐齐。”[2]此时的费尔米娜已经72岁，既未束胸、束腰，也没有故意将臀部垫高。她这样穿戴，不但使身体的各部分自由自在，而且呼吸也很舒畅，此外这样也显示出她的高雅、端庄、勤奋和活泼。总之，她的身体外貌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位老年妇女应有的面貌和风韵。
小说的上述现实主义特征，决定了它和作者的《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等作品在风格上的截然不同。它没有美女升天之类的神话故事，没有大雨连下数年数月之类的奇异现象，没有像瘟疫一样广为传染的健忘症，也没有独裁者干的那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小说的全部描述是严肃的、克制的，对爱情、死亡、老年、霍乱和战争的描写是现实的、郑重的。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朴实、通俗、生动、真实，而不是扑朔迷离、荒诞离奇。如果说仍然存在魔幻现实主义描写的话，那也是局部的，对作品的整个风格来说并无代表性。不过了解一下作品的几处魔幻描写，还是有意义的：
1.“一天夜里，电厂的锅炉爆炸，声音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个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废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小教堂里栖身。”[3]
作者的想像力之丰富令人惊叹。类似的描写曾在作者的小说《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出现。那是描写手枪落地走了火，子弹穿透墙壁，飞越广场，击碎了教堂里的石膏神像。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借助夸张来渲染事故的严重性，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2.费尔米娜喜欢闻自己的和家人的衣服，凭气味决定衣服该不该洗。此外她还用嗅觉判断生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一天早晨，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里叫嚷起来，原来她三岁的儿子不见了。他们找遍各个角落，哪里也找不到。她却像鹰犬似地转了两圈，竟在衣柜里找到了他。丈夫惊得目瞪口呆，问她怎么知道孩子在那里。她回答说：“衣拒里有一股屎味儿。”还有一次，她依次嗅了丈夫的外套、坎肩、衬衣、裤子、内裤、袜子和绣着字的手帕，发现每件衣物都有一种他们多年共同生活中没有过的气味儿，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体特有的味道：女人的气味。她立刻断定，她丈夫有了外遇。经过查问，她丈夫不得不供出那个女人的名字：芭芭拉•林奇。
3.有一次，费尔米娜收到一个黑布娃娃。布娃娃的衣服精美绝伦，卷曲的头发用金丝做成，放倒时眼睛会闭上。她睡觉时让娃娃躺在她怀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她从梦中醒来时，发现布娃娃越长越大：原来的衣服已经遮不住屁股，鞋子也被脚撑破。她感到毛骨悚然。此外，这个布娃娃究竟是谁送给她的，也是一个谜，直到她结婚后生儿育女也不知道，一想起此事她就浑身发抖。
参考文献：
[1] 加西亚•马尔克斯：《爱情是可以虚构的》，1986年2月23日。
[2]《霍乱时期的爱情》，1987年，中译本，第25页。
[3]《霍乱时期的爱情》，1987年，中译本，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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