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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世界主义的精神根基:福斯特的《霍华兹庄园》

作者:张楠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近来,在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与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常借用世界主义理论来阐释文本。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现代作家E.M.福斯特往往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位。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的特有形态在《霍华兹庄园》的呈现,本文尝试揭示该小说如何展现了世界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和精神根基,并以此探讨福斯特的自由世界主义人文理念与阿诺德、密尔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与异同。

  关 键词:E.M.福斯特/《霍华兹庄园》/世界主义/社会有机体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詹姆斯·乔伊斯的世界主义思想”(16YJC752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楠(1978- ),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文化思想史、美学与批评理论等,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深谙人类道德心理的政治家》(载《读书》2015年第8)等。

 

  在近年来的欧美学界现代主义研究中,E.M.福斯特(E.M.Forster)是较少受到关注的现代作家之一。这一状况当然和他的长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与风格有关:在他的六部小说中,有四部出版于爱德华时代,包括《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以及《霍华兹庄园》(Howards End,1910);实际上完成于1914年的同性恋题材小说《莫利斯》(Maurice)在他于1970年去世的次年才以遗作形式出版。惟有《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创作于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其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颇具实验特色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刚出版不久,它们共同将现代文学的形式创新推向新的高潮。相比之下,福斯特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和情节设置仍带有明显的传统小说的特征,似乎和现代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早期作品甚至堪比他最喜欢的作家简·奥斯丁的“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关注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特定社会阶层的成见及道德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①现代主义学者麦克尔·列文森指出,“福斯特既不像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那样属于厚重的爱德华时代作家,也不像乔伊斯、伍尔夫、福特和路易斯那样属于精简的现代主义作家。虽然他也像后一群体那样,认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变迁必定会改变艺术手法,但他却从未能对传统文学形式进行有计划的攻击”②。戴维·梅达利在阐述福斯特作品所呈现的与现代主义文学所共有的一些主题和焦虑时,则认为福斯特尤为关注现代性对传统生活和情感认知方式的冲击,并把他的创作风格称为“不情愿的现代主义”③。

  近年来,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进一步导致福斯特边缘化。在新的现代主义研究框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及其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借助世界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阐明现代主义作家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创新以及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联合形式或共同体的想象,反思并批判帝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④这些研究更多地将世界主义当作一个规范性概念,强调超越地域和疆界的世界视野和胸怀、伦理价值和情感态度以及植根于世界主义理念之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架构。⑤福斯特的小说虽不乏跨文化维度,却因为它们对英国社会生活风貌的精雕细琢,鲜有被纳入世界主义理论分析范式进行讨论。本文拟通过解读《霍华兹庄园》对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特有形态的刻画,探讨世界主义的复杂内涵,认为从世界主义这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小说,既有助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文学批评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

  一、“漂泊的文明”与“无根世界主义”

  《霍华兹庄园》常被定位为“英国状况”小说(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这一题材的作品以描述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英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为主。例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就认为,《霍华兹庄园》的核心主题是英国社会主导地位的归属问题。⑥根据这一分析思路,小说中的霍华兹庄园不单是一处居所,更是英格兰本身命运的象征,而主人公施莱格尔姐妹和亨利·威尔考克斯及其子女的重重纠葛则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背景下英国文化智识阶层和信奉物质至上的富有中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⑦在小说结尾,玛格丽特、海伦以及海伦与列奥纳德·巴斯特的私生子——一个跨越阶级鸿沟的结晶——拥有了庄园的所有权,尽管霍华兹庄园面临着伦敦所代表的现代生活中腐蚀力量的威胁,但玛格丽特和海伦终于在庄园中永久地安顿了下来,生前穷困潦倒、一心向往在文化体验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列奥纳德虽不幸离世,他的孩子却得以在庄园的平静生活中自由成长;因此,这一结局寄托了福斯特对英国社会向着文明和平等这一方向发展的期望。

  特里林的解读勾勒出了文本的情节张力和叙事轨迹,他对《霍华兹庄园》饱含深意的结尾的剖析也启发了众多新的批评思路,而结合小说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重要主题的展现来深入探究福斯特的文化和社会理念,则可以发掘出文本中更多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内涵。“世界主义”无疑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既可描述伦理道德层面的价值体系,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哲学构建,还与文化心理和情感认同密不可分,其多重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侧重。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思想,第欧根尼拒绝将某个特定城邦视为自己的归属,而自称为“世界公民”,这被认为是最早明确表达世界主义信念的说法之一。对“世界公民”的追求,一方面体现为对超越民族地域的价值和利益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营建有助于“世界公民”成长的世界政府和国际秩序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这两方面在启蒙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展。⑧

  启蒙理念强调理性、同情心、道德感以及审美想象力等品质,这奠定了启蒙价值体系中反对阶级等级、主张个体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反对偏见和仇外情绪、寻求和平与人类团结等世界主义核心要素。同时,这些核心要素又成了一些启蒙思想家从世界主义的视野出发探讨国际关系和司法理论的重要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康德,他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跨越国家的世界联盟这一构想,但这一联盟并非旨在消解国家的内部主权,而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之上,并在不断扩大交流的基础上得到巩固。⑨然而,法国大革命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催生了十九世纪狭隘激烈的民族情绪,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意识形态逐渐弥漫开来。随着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和帝国资本的不断扩张,经济和市场逐步跨越国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个体的文化认同、阶级差别和矛盾、民族国家的利益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更为错综复杂。这一早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引发了诸多探讨世界发展规律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批判以及他们对“国际主义”的构想和实践。相较于启蒙时期以人性论和道德哲学为思想根基的世界主义,作为世界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演变形式的国际主义更加注重世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形态。

  福斯特在《霍华兹庄园》中描绘了两种既相关又不同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威尔考克斯所推动的世界范围的物质扩张与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跨越国家的文化态度。玛丽·埃利斯·吉布森从世界主义这一主题解读了该小说,但她忽略了施莱格尔姐妹对世界主义的反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仅提及狄比·施莱格尔所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难免会成为物质世界主义的附庸,因此,吉布森在其分析中很快就将“世界主义”等同为了“殖民主义”。⑩

  事实上,在该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弟三人和威尔考克斯父子虽然在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上格格不入,但却都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玛格丽特在感叹伦敦生活的动荡不定时,将“世界主义”描述为一种无根的社会存在,并指出这种发展趋势导致自然(nature)和人性(human nature)的背道而驰:“一个漂泊的文明在伦敦初露端倪,它正在深刻地改造人性,并且给人与人的相处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严峻的压力。在世界主义中……我们将无法从大地得到任何帮助。树木、草地和山川只会沦为景观,而它们曾经对人的性格施加的约束力将不得不借助爱来完成。”(11)面对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必然的归属关系,连施莱格尔姐弟这样处在优越的经济与社会阶层中的人也因住处改建而被迫搬迁,贫苦大众的命运则可想而知。小说的叙事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主义”的铺路人正是亨利·威尔考克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他依靠帝国贸易在非洲等殖民地聚敛财富,“用几瓶杜松子酒就从当地人手里买下了大片森林”,坐着汽车到处穿梭,“总是马不停蹄,希望成为大地的继承者”,并自以为在把“祖国的美德传播到海外”;可事实恰恰相反,他其实是“一个破坏者”,他的扩张野心也许会实现,但“他所继承的世界只会是一片灰暗”(see Howards:226-227,258)

  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世界主义”不仅与帝国主义紧密捆绑在一起,还对文明的发展具有毁灭性。相比之下,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世界主义”则更多表现为个体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偏好,其含义与影响也更为复杂。施莱格尔姐弟虽出生在英国,但父亲是德国移民,该外族背景使他们被贴上了与外来分子语义相近的“世界主义者”这一标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在表达对施莱格尔姐弟的反感时,曾愤愤地宣称“德国来的世界主义者让[]忍无可忍”(Howards:83)。“世界主义者”所包含的这层带有地域和族裔歧视的偏见,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保守社会观念的一种延续。乔治·艾略特对此也有所描写,在其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霍尔特》中,主人公之一哈罗德·特兰塞姆年轻时曾离开英国,到土耳其士麦那从事商贸和金融,并在那里生活了15年。当他重返家乡时,他被当地的托利派保守分子及其拥趸视为“放纵的世界主义者”,理由是那些在英国之外生活多年的人往往不仅信仰缺失,而且“性情随意,总想篡改大不列颠的社会机制,而罔顾正是那些机制让大不列颠从万国中脱颖而出”。(12)

  就广义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这种狭隘的地域偏见与十九世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脉相承;而就《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具体社会氛围来看,在“世界主义”与文化归属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智识阶层本身尚且存在分歧,这在小说中体现为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态度差异。弟弟狄比虽自称“世界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智识精英,独自沉迷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对文化的地域根源不以为意,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和身边的人也漠不关心(see Howards:129)。他更像是一个对生活冷眼旁观的看客,虽具有审美鉴赏力,却没有任何担当精神。因此,泛智又唯美的狄比和信奉实用主义的亨利·威尔考克斯看似对立,实则相同,都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亨利·威尔考克斯的生存哲学是残酷的弱肉强食,认为“穷人的确贫穷,这让人遗憾,但也只能这样,文明在向前发展……非说谁要对此负个人责任,那简直是荒唐”(Howards:154),狄比也对各种弱势群体不屑一顾,只拥有“冰冷的文化”(Howards:247)。小说通过对他们的嘲讽和批判,揭露了两者所分别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态度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

  施莱格尔姐妹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则有更多反思,对“无根世界主义”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敏感。当她们迫不得已要在伦敦重觅住所时,海伦感慨道,他们的父亲“战胜了自己血脉中的德国人”,在英国扎根生活,但其实他们并“没什么真正的社会关系纽带”;玛格丽特则进一步强调,英国人性格中脚踏实地的特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总比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坚实可靠(see Howards:128-129)。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始终相信个体间的亲密情谊最难能可贵。玛格丽特的观察视角和思考判断被福斯特赋予了更多权威性,她不仅道出了小说的卷首格言——“只消联结!”,还表达了该核心观点所寄托的社会理想:“只消把平淡和激情联结起来,两者都会得以升华,而人类的爱也会达到顶峰。别再生活在碎片当中,只消联结,猛兽和苦僧都会因丧失生存所需的孤立隔绝而不复存在。”(Howards:150)

 二、手段与目的:阿诺德文化理念的欠缺

  1910年,爱德华七世去世,爱德华时代也随之结束,同年出版的《霍华兹庄园》中浓厚的怀旧氛围和对英国社会何去何从的焦虑,无疑反映出小说对时代变迁的回应和思考。(13)小说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个哲学问题的求索,体现为对马修·阿诺德文化理念的运用。小说借玛格丽特之口指出,小说的中心主题“联结”建立在一种世界观基础上,这种世界观让人“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将人生的瞬息和永恒融为一体,并毫无怨愤地与他人联结,直至人类彼此情同手足”(Howards:215)。这里的措辞和思想都指向阿诺德的社会理念,在一首《致友人》(To a Friend,1848)的诗中,阿诺德表达了对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的境界的向往。(14)玛格丽特所强调的超越阶级和地域等因素的社会平等,也是阿诺德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阿诺德的文化政治思想中,最直接而迫切的意图或理想是在英国营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为在工业主义主导下的英国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日益加剧,自由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沦为随心所欲的借口,这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肆意妄为不仅导致社会滑向混乱无序的状态,也遏制了社会的内在活力和进步空间。在阿诺德看来,英国当时的各个阶级——贵族、中产和工人阶级(分别被他批评为“野蛮人”、“市侩”和“群氓”),均局囿于自身利益,既缺乏对社会公益的关切,也无法胜任使人信从的领导地位,因此,他强调超然于个人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这样的国家体现着“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在行使职权时则着眼于“社会全局利益”。(15)

  然而,阿诺德主张的国家权威并非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国家”和“权威”均与他倡导的文化观和个体完善理念密不可分。阿诺德明确指出,国家这一概念的确经常被当作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国家本质上是由“每个完善个体形成的集合”,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我们在普通自我中无法找到坚实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文化指引我们在最圆满的自己中寻得其根基”,摆脱自身狭隘偏见和不断完善自我的智识追求则体现为“反思的能力、深邃的思想和理性的光辉”,它们能帮助抵御无序状态的国家权威(see Culture:88-101)。在其关于文化和批评的诸多论述中,阿诺德反复重申,要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克服束缚思想自由的阶级和民族狭隘性,尤其是自我封闭的英国特性。虽然在具体论证时他所关注的是西欧这一文化地理区域,但在他的核心理念中,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必须容纳并延续“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和思想”(16)

  《霍华兹庄园》中施莱格尔姐妹的跨文化身份以及她们对这种身份的自觉,与阿诺德的文化融合主张遥相呼应。另外,小说和阿诺德思想的相通之处还表现为对物质手段和文化目的之间复杂关系的巧妙刻画。玛格丽特在描述理想的人生观念时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缺失了孕育这种观念的土壤:“要想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现代生活已不太可能,她选择了全面透彻,而威尔考克斯先生则显得镇定自若,他从不关心那些神秘莫测或个人私密的事物”(Howards:131)。玛格丽特很清楚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物质实用主义的缺点和局限,然而不同于妹妹海伦对物质生活的一味批判,她的态度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文化和智识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的承认,在她看来,“某一天,比如在千禧之年,也许不再需要[威尔考克斯]这样的类型。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从那些自以为——可能也确实是——更明智的人士那里获得一份尊重”(Howards:131)

  虽然小说强调在“物质主义阴云”笼罩下的世界,施莱格尔姐妹及其所代表的智性柔光“也许会像星星一样闪烁其中”(see Howards:23-24),但小说的叙事者也指出了威尔考克斯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他们的实干和进取心为纯粹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他们开拓物质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和坚毅也弥补了文化智识活动柔弱的一面:“这个世界恐怕会变成一个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处所,如果它全由施莱格尔姐妹这样的人构成的话。”(Howards:23)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考克斯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常被解读为一种“社会和解”,如芭芭拉·罗斯克朗斯就将其理解为“福斯特试图通过融合资本主义的头脑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将权力和情感联结起来”(17)。但是,罗斯克朗斯未能注意到这种“社会和解”的短暂性及其更深远的价值指向。事实上,小说对物质手段/物质追求和文化精神之间关系的细腻呈现,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论述:被拟人化的文化“承认对财富的谋取乃至工业主义大肆发展的必要性,并愿意接受这些发展可能会惠及未来这一观点;但与此同时,文化也坚持认为身陷其中的一代代工业家……只能是通向未来的牺牲品”(Culture:72),因为“文化的用途在于通过它关于完美的精神标准,帮助我们明白财富无非是物质手段而已……财富仅仅是一种工具……[文化]可以避免未来变得庸俗不堪……虽然它无法拯救当下”(Culture:65)

  如果说施莱格尔姐妹体现了阿诺德笔下的文化使徒形象,在文化熏陶中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慢慢散播文学、艺术以及理性的“甜美与光亮”,那么威尔考克斯们在小说的结局中则像阿诺德所哀叹的“牺牲品”。在故事结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因为列奥纳德·巴斯特的死而被判入狱三年,亨利·威尔考克斯也与之前判若两人,承认“我要崩溃了——我完了”(Howards:266),不仅成为玛格丽特的附属品,而且几乎处于彻底瘫痪的状态。在施莱格尔姐妹最后的对话中,海伦纳闷亨利·威尔考克斯为何总一蹶不振地待在屋里,并问玛格丽特他是不是病了,玛格丽特的回答意味深长:“不是病了,是永久性疲惫。他奔忙一生,却对生活视而不见。他那样的人一旦对生活有所会意,就会不知所措。”(Howards:268)小说的结尾充满了牺牲和献祭的丰富意象:最后一章开篇便描写了霍华兹庄园的一位农工在一片大草地上割草,“在嗡嗡作响和清香四溢的草叶中转来转去,划出一个个逐渐收窄的圆圈,直至草地神圣的中心”;紧接着,海伦警告他当心“婴儿被割草机切成两半甚至碎片”;尔后,施莱格尔姐妹想到列奥纳德似乎只是生活的牺牲品;最后,海伦兴奋地喊着“大草地已刈完”,干草充实丰盈(see Howards:267-273)。从死亡转向生机,这与现代主义作品常用的神话传统有所呼应(18),与牺牲意象相对应的是小说结尾的阿诺德式“甜美与光亮”:令海伦欢欣不已的干草的象征意义尤为耐人寻味,透过海伦的视角,叙事者描绘了干草束“由酢浆草、红白黄色的三叶草、凌风草、雏菊杆及苇草组成”,这些植物不只具有审美的丰富性,而且还在干枯后开始散发出“甜香”的气味(see Howards:269-270)。这一牺牲意象不仅呼应了阿诺德对物质追求的代价的论述,对洞察力和审美力的强调也可以说体现了阿诺德关于文化理想目标的观点。

  但是,倘若认为小说最终将施莱格尔姐妹刻画成了不折不扣的胜利者、将她们的成功表现为与她们的文化价值格格不入的人物的消亡或崩溃的话(19),那就是对《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社会理念的误读。小说以海伦的感叹结尾,她的措辞和语气都表现出了小说复杂的基调:在她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干草的大丰收既可被理解为“前所未有”,也可意味着“永不再有”(see Howards:267,273)(20);前者孕育着对未来的希望,后者则表明这一丰硕收获仅仅是昙花一现,前景似乎黯淡无望,而施莱格尔姐妹所承载的“甜美与光亮”作为社会生活的目的也难免受到质疑。以此反观小说的人物和主旨,可以发现其侧重有别于阿诺德偏重个体修养的文化理念。

  阿诺德认为文化应该是一种对完美的“普遍追求”,并强调“个体在奔向完美的跋涉中必须携他人同行,一以贯之地尽其所能来扩充涌向完美的人潮,否则个体自身的发展也会受挫,并羸弱不堪”(Culture:62)。由此可见,阿诺德是在个体层面上阐述了其关于超越民族边界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的实践方式,因此“每当阿诺德试图引入超越自我之上的概念时,自我总会换一种面目出场”(21)。尽管阿诺德承认与文化追求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性,但在他的表述中,这种社会存在却游离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群生态和人际关系之外,他“似乎无力以具象化的方式解释社会互动……[而他的文化理念中]唯一的关系,存在于单个主体和那些必须被控制、平衡或者英勇面对的力量和处境(包括内在和外在的)之间,其中缺乏的是主体之间乃至公共场域的对话和交流”(22)

  福斯特通过微妙的文学笔触,反映出了阿诺德式文化理念所缺失的社群生活依托。《霍华兹庄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突出了文化精神的传递所倚赖的空间。和自然与大地紧密相连的住所在小说中尤为重要,施莱格尔姐妹曾经居住过、后来在城市化改造中被拆除的威克姆寓所,就被赋予了一种既与她们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又超越其文化主义局限的力量:“这所房子始终充满了人性,且未曾将文化误认为目的。”(Howards:206)小说也通过其核心所在——霍华兹庄园,在呈现一种具体的社群关系的同时,勾勒出了世界主义人文理想实践所必需的社会生活载体。

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有机体

  将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阿诺德式自由人文理想与社群体系相结合,既是《霍华兹庄园》“联结”主题的精髓,也是小说力图重建现代性条件下世界主义精神根基的关键。小说不仅呈现了世界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丰富内涵,其对自由理念和社群关系的独特刻画也为当下围绕世界主义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新的注脚,这体现为一条非常重要但却尚未被充分论述的线索,即,小说所描绘的施莱格尔姐妹的文化世界主义所包含的自由主义观念与二十世纪初影响日增的“新自由主义”(23)思想的异同。

  福斯特将自己视为“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的遗老”,他欣赏那个时代所践行的“善行和义举”,也认同其“人道精神和智识兴趣,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较少种族偏见,相信个体千差万别且本应如此,并真心相信社会进步”等价值理念。(24)福斯特描述的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强调国家在对抗市场失灵、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代表论著《自由主义》(Liberalism,1911)的作者霍布豪斯将自由主义的发展梳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的重心是追求个体的政治、经济和公民权利自由,其反抗对象为宗教和国家体制中的专制力量,该阶段自由主义的特征是“一场解放运动,通过清除各种障碍,为自由、自发和充满生气的活动开启通畅无阻的渠道”(25);第二阶段则关注社群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实现,个体自由开始向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目标靠拢,该目标的实现越来越需要借助国家来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通过法律约束和社会控制来取得社会和谐。当然,霍布豪斯也强调道,“真正的和谐”不只意味着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更是“积极意义上的支持,是为每位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同时这种发展不只允许也会促成他人的发展”(Liberalism:62)

  麦克尔·列文森和保罗·珀皮斯等学者曾指出,福斯特的旧式自由主义人文理想与强调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并认为小说《霍华兹庄园》最终在个体自由价值和社会经济秩序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选择了前者。(26)这种解读捕捉到了福斯特对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个体精神的推崇,但忽略了他对“新经济与旧品德”联结的必要性的强调(27)以及小说在对这一联结进行探索时所表现出的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一些契合。在霍布豪斯看来,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振兴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方式之一,是进一步强调个体身份的社会属性以及个体的社会责任。其中,“社会有机体”是联结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概念,它包括两个侧重点:一方面,社会生活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另一方面,个体生活如果脱离了社会群落就会面目全非。霍布豪斯强调道,“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对进步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机械手段的问题,而是对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能量的解放。好的社会机制应该提供让这种能量自由流动的渠道,同时又不为能量自身的充溢所阻塞,这种自由让社会结构充满生机,并不断扩充和升华着智识生活”(Liberalism:66)

  霍布豪斯思想体系中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与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理念以及阿诺德的自我完善主张,虽各有侧重,却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包括斯特凡·科林尼在内的一些学者已指出,密尔和阿诺德都曾借鉴过德国哲学思想中“自我塑造”(Bildung)这一重要概念,并以其来阐述个体成长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28)此外,阿诺德与密尔都在各自的论述中突出了现代生活的高度机械化倾向对个体成长的抑制和对社会有机组成的侵蚀。阿诺德对机械崇拜的批判构成了他的文化和社会理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看来,这种盲目崇拜不仅反映了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也压制了人的内在潜质的自由充分发展,进而损害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密尔也对社会的机械化趋势如何阻碍人的心灵成长进行了相似的反思:“人性不是一台根据既定模型建造、然后按部就班工作的机器,而是一棵树木,它需要成长和全方位的伸展,这是它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内在活力所决定的。”(29)

  以密尔这段话来观照《霍华兹庄园》中的“山榆树”意象,可以发现,小说用“山榆树”来形容英国社会的本质,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包涵着丰富的历史和思想内涵。玛格丽特第一次参观霍华兹庄园时,望着窗外枝繁叶茂的山榆树,曾体验到一种瞬间的顿悟:霍华兹庄园就好像英国社会的缩影,而山榆树则蕴藏着勃勃生机,在自然的滋养中自由成长。透过玛格丽特的沉思,小说描述道,山榆树代表的“不是勇士、不是爱人、不是神祇”,而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公共精神:“树木守护着房子,根基强壮且富有开拓力,而最顶端的枝梢却又柔软温顺。”(Howards:166)

  山榆树所扎根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庄和屋舍,其实质“既非[传统]贵族也非[现代]城郊”,而是带着“一股自由的韵味”,玛格丽特甚至思忖道,“倘若自主选择的话,这片土地会投票给自由主义者”(Howards:215)。因此,在福斯特精巧的画面和构思中,“自由”既不是威尔考克斯式自由放任的物质利益追求,也不是狄比式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艺术态度,更不是与社群生活脱节的抽象理念和价值体系,而是建立在“霍华兹庄园”所象征的社会有机体之上的精神特质。

  当我们将福斯特的小说置于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演变这一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中来审视时,“霍华兹庄园”显然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怀旧田园主义”的一个符号象征,小说所包含的社会理想也不能被化约为以英国旧式“乡村美德”来拯救现代工业都市的种种痼疾(30)。从最初在威尔考克斯们主导的物质世界主义中漂泊无定,到最终在霍华兹庄园安居扎根,与海伦、海伦和列奥纳德的孩子、艾弗里太太、汤姆和他的父亲等庄园农工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和谐的社群里平等相处,玛格丽特深感越来越“了解自己,并对自我成长有了基本的把握”(Howards:223)。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强调,自由的核心在于社会个体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的实现则需要通过“拓展思维和视野,唤醒想象力,调动仁爱和充沛的情感,强化并扩大理性的把握”(Liberalism:63)

  虽然《霍华兹庄园》结尾中模棱两可的基调似乎反映出福斯特对新经济秩序与旧自由理念的融合这一可能性的怀疑态度,虽然在物质无根世界主义的侵袭面前霍华兹庄园也许显得有些脆弱,但作为具有世界关怀的自由精神的土壤,霍华兹庄园依然丰沃,将帮助“有根世界主义”(31)萌芽与生长。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所承载的阿诺德式文化理念,无疑更全面透彻地阐述了“成长”的丰富内涵及其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群落的恒久价值;然而,只有在作为社会有机体缩影的霍华兹庄园中,在这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得到了充分展开并实现的社群里,自由、成长和文化理念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兹庄园》无疑为世界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和参考。

注释:

  ①See Randall Stevenson,"Forster and Modernism",in David Bradshaw,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9-222.

  ②Michael Levenson,Modernism and the Fate of Individuality:Character and Novelistic Form from Conrad to Woolf,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78-79.

  ③David Medalie,E.M.Forster's Modernism,Basingstoke:Palgrave,2002,p.1.

  ④See Douglas Mao and Rebecca L.Walkowitz,"The New Modernist Studies",in PMLA,123.3(2008),pp.737-748.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著述还包括:Susan Friedman,Planetary Modernisms:Provocations on Modernity across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Mark Wollaeger and Matt Eatough,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Rebecca L.Walkowitz,Cosmopolitan Style:Modernism beyond the 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Melba Cuddy-Keane,"Modernism,Geopolitics,Globalization",in Modernism/modernity,10(2003),pp.539-558; Jessica Berman,Modernist Fiction,Cosmopolitanism,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⑤关于世界主义理论的代表著述包括:Martha C.Nussbaum et al.,For Love of Country?:In a New Democracy Forum on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ed.Joshua Cohen,Boston:Beacon,1996;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eds.,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Jacques Derrida,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London:Routledge,2001:Kwame Anthony Appiah,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6; Seyla Benhabib et al.,Another Cosmopolitan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蒂姆·布兰农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批评了世界主义所掩盖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see Tim Brennan,At Home in the World:Cosmopolitanism No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⑥See Lionel Trilling,E.M.Forster,Oxford:New Directions,1982,p.88; see also Paul Peppis,"Forster and England",in David Bradshaw,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Forster,pp.47-61.

  ⑦小说中人物的社会阶层差异有其时代的特殊性,按照特里林的分析,小说的主人公们同属于英国中产阶级(当然,这里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弹性相当大的概念):根据收入状况,身为小职员的列奥纳德·巴斯特处于最下层,富有商人亨利·威尔考克斯位于最上层,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施莱格尔姐妹居于二者之间(see Lionel Triling,E.M.Forster,p.88)

  ⑧托马斯·斯勒雷特详细描述了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see Thomas.J.Schlereth,The Cosmopolitan Ideal in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Its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Ideas of Franklin,Hume,and Voltaire,1694-1790,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7),德里克·希特则对世界主义思想脉络中世界政府构想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阐述(see Derek Heater,World Citizenship and Government:Cosmopolitan Idea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St.Martin's,1996)

  ⑨艾伦·伍德曾全面分析过康德的政治思想和世界主义理念在当下的影响(see Allen Wood,"Kant's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in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eds.,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pp.59-76)

  ⑩See Mary Ellis Gibson,"Illegitimate Order:Cosmopolitanism and Liberalism in Forster's Howards End",in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880-1920,28(1985),pp.106-123.

  (11)E.M.Forster,Howards End,ed.Douglas Mao,New York:Longman,2010,p.20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2)See George Eliot,Felix Holt:The Radical,London:Penguin Books,1995,pp.108-109.

  (13)小说标题“Howards End”中的双关语可谓意味深长,除了表示空间意义上的霍华兹庄园,“end”还可暗含“终结”和“目的”之意。

  (14)See David Bradshaw,"Howards End",in David Bradshaw,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Forster,p.172,n.21.特里林关于阿诺德和福斯特的专著也阐明了两者的思想渊源(see 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5; see also Lionel Trilling,E.M.Forster)

  (15)See 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in Stefan Collini,ed.,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8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in Stefan Collini,ed.,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p.50.阿诺德对英国社会现状的关切和批判,始终是他反思现代性中弥漫的物质和机械崇拜的有机组成,他对现代生活中人的总体境况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人性自我完善的需要与可能的孜孜追求,则体现出了他思想中更为宽广的世界主义视野。关于阿诺德的世界主义理念、方法和智识性情的深入剖析,详见Amanda Anderson,The Power of Distance: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etach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91-118

  (17)Barbara Rosecrance,Forster's Narrative Vis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118.

  (18)See Douglas Mao,"Afterword",in E.M.Forster,Howards End,p.281.

  (19)See Wilfred Stone,The Cave and the Mountain:A Study of E.M.Forst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275.

  (20)海伦的原话是:“It'll be such a crop of hay as never.”西蒙·迪尔灵指出了其中“as never”在时态上的模棱两可(see Simon During,Against Democracy:Literary Experience in the Era of Emancipation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2,p.120)

  (21)David J.Delaura,Hebrew and Hellene in Victorian England:Newman,Arnold,and Pater,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9,p.77.

  (22)Amanda Anderson,The Power of Distance: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etachment,pp.117-118.

  (23)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有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盛行的以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Neoliberalism(也译作新自由主义)

  (24)See E.M.Forster,Two Cheers for Democracy,New York:Harcourt,1951,p.56.

  (25)L.T.Hobhouse,Liberalism and Other Writings,ed.James Meadowcrof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6)See Michael Levenson,Modernism and the Fate of Individuality:Character and Novelistic Form from Conrad to Woolf,pp.87-88; see also Paul Peppis,"Forster and England",p.48.

  (27)See E.M.Forster,Two Cheers for Democracy,p.57.

  (28)See Stefan Collini,Public Moralists: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1-103; see also Edward Alexander,Matthew Arnold and John Stuart Mil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29)John Stuart Mill,The Spirit of the Age,On Liberty,The Subjection of Women,ed.Alan Rya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p.87.

  (30)See Daniel Born,"Private Gardens,Public Swamps:Howards End and the Revaluation of Liberal Guilt",in Novel:A Forum on Fiction,25(1992),pp.141-159,p.156.

  (31)包括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在内的当代学者已提出“有根世界主义”这一重要概念,探讨人文理想与对具体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情感之间的耦合关系(see Kwame Anthony Appiah,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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